【随笔】从“一条鞭法”到“掘坟鞭尸”——浅聊一代名相张居正

寒峰

　　万历十年（1582年）晚夏，等不到秋风打黄紫禁城的宫墙柳，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的消息便传遍朝野。这位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主导万历新政的权臣，生前权倾天下，死后2年（1584年）却遭遇了最惨烈的清算：万历皇帝下旨削夺其所有官爵，查抄家产，最狠的是命人掘坟鞭尸，其家族或饿死或流放，昔日门生故吏尽数被牵连。而他力推的“一条鞭法”，却如一条坚韧的脉络，贯穿了明末的财政体系，成为中国变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变法的荣光到死后的悲凉，张居正的一生恰似一面棱镜，折射出封建王朝权力博弈的残酷、改革的艰难，以及人性与制度的复杂纠缠。

张居正生于嘉靖四年（1525年），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自幼便以“神童”闻名。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二十三岁以二甲第九名（殿试第十二名）高中进士，被封庶吉士入翰林院。在翰林院的岁月里，他目睹了嘉靖朝的荒怠、严嵩的专权，也亲历了庚戌之变的国耻，年轻的心中早已埋下了革新弊政的种子。隆庆年间，张居正进入内阁，与高拱等大臣共辅朝政，期间他多次上书提出改革主张，却因政局动荡未能付诸实践。直到万历元年（1573年），十岁的万历皇帝登基，李太后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联手，扳倒了内阁首辅高拱，张居正得以接任首辅之位，终于获得了推行改革的绝对权力。

　　彼时的明朝，早已不复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开创的洪武、永乐盛景。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封建制度的沉疴日益凸显：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却仍需承担繁重赋税，被迫流亡；官僚机构臃肿，吏治腐败，官员尸位素餐，行政效率低下；财政体系崩溃，田赋、徭役、杂税混乱不堪，中央财政入不敷出，边患不断却无钱养兵。用张居正自己的话说，此时的明朝已是“田野荒芜，财源枯竭，百姓流离，盗贼四起”，处于“天下之势，如敝屋漏舟，岌岌可危”的境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居正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决心，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而“一条鞭法”便是新政中最核心、影响最深远的举措。

“一条鞭法”的核心内容，是将原来的田赋、徭役以及各种杂税合并为一，折算成银两缴纳，按亩征税，简化税制，统一征收标准。在此之前，明朝的赋税制度极为繁杂，田赋分夏税、秋粮，征收实物为主；徭役则有里甲、均徭、杂泛之分，百姓需亲自服役或缴纳实物代役，再加上地方官员巧立名目的杂税，百姓不堪重负。更严重的是，地主豪强与官员勾结，通过隐瞒土地、转嫁赋税等方式，将负担尽数压在贫苦农民身上，导致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尖锐。

“一条鞭法”的推行，堪称中国古代赋税制度一次里程碑式的重大变革（沿用至今）。它将复杂的赋税简化为单一的银两征收，不仅降低了征收成本，提高了行政效率，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地主豪强偷税漏税的漏洞，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据史料记载，张居正改革前，明朝中央财政每年亏空高达三四百万两白银，而改革后，国库储备逐渐充盈，到万历十年，太仓存银达七百万两，可供政府十年之用，粮食储备也足够支用五年。同时，“一条鞭法”以银两为主要征收单位，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对于农民而言，虽然赋税总额并未大幅减少，但税制的简化和征收标准的统一，使其免受地方官员的层层盘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负担，稳定了社会秩序。

　　当然，“一条鞭法”的推行，离不开张居正铁腕的政治手段。为了确保改革能够顺利实施，张居正首先整顿吏治，推行“考成法”。他规定，各级官员的政绩都要进行量化考核，层层上报，定期检查，考核结果直接与升迁、降职挂钩。“考成法”如同一条无形的鞭子，鞭策着各级官员勤勉履职，一改此前官场拖沓推诿的风气。史载，考成法推行后，“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率大幅提升。但这种铁腕手段，也让张居正得罪了大量既得利益者。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员、利益受损的地主豪强、被剥夺特权的宗室贵族，都对张居正恨之入骨，暗中积蓄力量，等待反扑的时机。

张居正的铁腕、高调的行事风格，为变法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极大的保障，但同时让他树敌无数。不可否认，张居正才华超群，能力卓绝，他的改革确实挽救了濒临崩溃的明朝统治。但权力的巅峰，也让他逐渐变得独断专横，目空一切。作为万历的老师，张居正一直以帝师自居，一直把万历当成当年东宫被自己严厉教育的小朋友。尤其是万历亲政后，张居正身为内阁首辅，权倾朝野，万历仍深受其制约。张居正曾直言不讳地对万历皇帝说：“天下之事，一归于公，政令之行，谁敢不惧？”这种“威权震主”的姿态，让年轻的万历皇帝内心充满了压抑与不满。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皇帝曾因偶感风寒，想免去次日的早朝，却被张居正严厉驳回，要求他“讲学勤政，不可有一日之怠”。这种近乎严苛的管束，在万历心中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更受争议的是张居正的生活作风。他一边倡导节俭，要求各级官员“节用爱民”，一边自己却生活极尽奢华。史载，张居正的府邸富丽堂皇，远超规制，他奉旨回乡葬父时，乘坐的轿子由三十二人抬着，内设卧室、书房、厨房，沿途地方官员争相供奉，极尽铺张。此外，他还利用权力积累了大量财富，其家族在湖广地区兼并了大量土地，成为当地的巨富。虽然最后抄家时张居正的财产折合银两不到二十万两，与严嵩父子、刘谨、冯宝这些大贪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甚至令万历颇有些失望。但张居正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了污点，更是授人以柄，给了反对者攻击他的口实。同时，张居正为了推行改革，大肆提拔亲信，打压异己，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改革的推进，却也被指责为“结党营私”，破坏了官场的政治生态。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这座支撑着万历新政的“擎天柱”轰然倒塌。压抑已久的反对者们迅速发起反扑，纷纷上书弹劾张居正，列举其“擅权乱政”“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等罪状。而一直被张居正管束的万历皇帝，终于找到了宣泄怨恨的机会。他早已对张居正的“威权震主”心怀不满，再加上查抄张家时确实搜出了不少金银财宝，更印证了张居正的“贪腐”之名。于是，万历皇帝不顾李太后的劝阻，不顾张居正生前的功绩，下旨对其进行残酷清算。张居正的谥号被剥夺，官爵被削夺，家产被查抄，家族成员被囚禁，饿死多人，幸存者也被流放边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万历皇帝还下令掘开张居正的坟墓，鞭尸示众，以此发泄心中的怨恨。一代权臣，最终落得如此下场，令人唏嘘不已。

　　张居正的悲剧，并非偶然，而是封建王朝权力结构与改革困境的必然结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张居正的改革，本质上是一场维护封建统治的自救运动。他试图通过制度革新，解决封建王朝积累的矛盾，巩固明朝的统治。“一条鞭法”作为改革的核心，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简化了税制，增加了财政收入，稳定了社会秩序，为大明朝续命数十年。张居正也因此被誉为“救时宰相”。改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张居正的铁腕手段虽然推动了改革的实施，却也激化了社会矛盾，树敌过多。而他个人的专横独断、生活奢华与结党营私，不仅削弱了改革的正当性，也让他在权力斗争中失去了回旋的余地。

最为致命的是，张居正的改革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完全依赖于他个人的权威。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皇权至高无上，张居正的权力本质上是皇帝赋予的。当万历皇帝年幼时，他可以借助李太后和冯保的支持，独揽大权，推行改革；但当万历皇帝亲政后，一旦对他产生不满，便可以轻易地剥夺他的一切。这种“人治”而非“法治”的改革模式，注定了改革的脆弱性。一旦改革的主导者离世或失势，改革便会失去支撑，甚至被全盘否定。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虽因确实有利于财政收入而被部分保留，但其他改革措施如“考成法”等则迅速被废除，明朝的官场风气再次败坏，财政状况也逐渐恶化，最终走向了灭亡。

　　从推行“一条鞭法”的高光时刻到被“掘坟鞭尸”的人间惨剧，张居正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与争议。他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为濒临崩溃的明朝注入了新的活力，后人甚至赞其为明朝第一宰相；同时，他也是一位有缺陷的权臣，因权力的腐蚀而变得独断专行，最终落得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乃至被鞭尸的悲惨下场。

历史是一面镜子，张居正的人生轨迹告诉我们，改革之路从来都布满荆棘，不仅需要改革者的勇气与智慧，更需要兼顾公平正义、注重制度建设、坚守廉洁底线。只有这样，改革才能真正取得成功，才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张居正的一生，是改革者孤勇的缩影。他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即倒，用一条鞭法为垂暮的大明注入生机，却难逃“身死名灭”的结局。权柄之巅的荣光与死后门楣倾覆的悲凉，在历史长河里交织成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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