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城风雨几度，旧貌更胜新颜？

A老男孩

彼得罗夫·维克托·波尔菲罗维奇（Петров Виктор Порфирьевич，英文Victor P. Petrov），1907年3月22日出生于哈尔滨，后移居美国。

维克托·彼得罗夫是作家、历史学家、地理学教授、美洲俄国人历史研究学者，俄裔美国人代表会议（KPA）的创建人及活动家之一。1983年，他曾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重访自己的出生地哈尔滨，随后写下《五十年以后》这篇旅行随笔，记述半个世纪之后，故乡城市的变化。这篇随笔收录于由美国华盛顿俄美历史学会1984年首版、1987年增补版的随笔、短篇故事集《松花江上的城市》一书中，现将这篇随笔译出，以一窥一位俄侨眼中的、哈尔滨的城市变迁。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写于1983年，距今也已四十三年，即又有近半个世纪之久。文章中的老哈尔滨，其历史亦已近百年。这后半个世纪，哈尔滨这座城市又有了怎样的变化？我们保留了什么？改变了什么？下个百年哈尔滨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建设城市？赋予它怎样的文化和灵魂？请诸位思考。

*文中所有图片均为维克多彼得罗夫拍摄；文章中所有地理名称、街路名称皆为老哈尔滨建市之初之称谓。

五十年以后

53年前，即1930年，我彻彻底底地离开了哈尔滨。这五十余年来，座北满洲的首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离开它时，正值哈尔滨蓬勃发展的时期，那是刚刚走过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黄金十年，是这座俄罗斯式的城市其城市文化在中国的大地上繁荣兴盛的时代。我们很清楚，俄罗斯人的哈尔滨，没有了。

日本在1932年占领北满这一事件，给哈尔滨这座城市带来最初的、毁灭性的打击。而1945年苏联军队进驻哈尔滨，又对这座俄式城市的存续予以难以逃避的一击，随后，中国人又给这座城以决定性的打击。据一些资料显示，哈尔滨的俄罗斯人口由二十万，到如今只剩下35人，且大多是高龄人口，确切地说，是些处于半饥饿条件下的老年人。

我个人并未亲历那段天命乱世的岁月，因为我离开哈尔滨的时候，正值它光彩夺目、盛世民安，各大高校里挤满了青年学子的年代。寒冷的冬夜，每值塔季扬娜日（每年的1月25日，又称为学生节，庆祝活动包括滑冰、音乐会等。--译注）到来，整个城市响起雄浑而豪迈的大学生之歌——《国际学生歌》（《Gaudeamus igitur》，亦称《学生歌》、《国际大学生之歌》。源于中世纪拉丁文学生的传统歌曲，其名称源自歌词首句，中文译为“何不纵情欢乐”。--译注）。我们看歌剧演出、话剧表演、轻歌剧，听交响音乐会。这一切都曾发生在哈尔滨，且再也不会重现。

我们定居美洲，度过了几十年的幸福光阴。于我，在53年之后，即1983年的五月，才得以前往哈尔滨和在离开哈尔滨之后生活了七年的上海。

我前往哈尔滨的梦想终于可以实现了，想见我是多么激动地等待着与这座我出生，并度过了自己最初23年生命时光的城市相见。从北京出发，我们乘坐的是英国制造的“三叉戟”客机，但飞行员却是中国人。总体来说，其服务水准大致与之前从东京飞往北京的那趟中国航班别无二致。在飞往哈尔滨的这两、三个小时里，我们手里一直握着盛着果汁的厚纸杯或小纸杯子，没人收走它们。即便有人想把杯子还给空姐，她也不予理会。

当飞机飞临哈尔滨，我透过舷窗望出去，从鸟瞰的视角努力辨认着故乡之城，却什么都看不到。有的只是初泛绿意的田野。五月初，哈尔滨依然寒冷。

在距哈尔滨20英里远的田野间，我们的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哈尔滨机场的跑道上。

飞机停在了机场中央，一处较远的地方，并未滑行至航站楼附近。乘客们不得不

沿着摇晃的梯子走下飞机，再拖着自己的行李穿过偌大的空地，前往航站楼。这座建于1980年的建筑楼体很新，现在的人们习惯称之为“现代风格”。它的内部宽敞干净，但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洗手间脏乱不堪、无人打理。我们走出航站楼，前往巴士停车场。那里只停着一辆等待我们的巴士，再无其他车辆。向下通往巴士停车场的石阶磨损严重，许多台阶已碎裂脱落。这里看不出有维修、保养的痕迹，可这竟然是座建成连三年都不到的新建筑！

在中国，没人提早知道会安排我们去哪家宾馆住宿，只在巴士开动的时候，我们那位年轻、乐观向上的当地导游才宣布，要带我们去位于市中心的国际饭店。进入市区后，我们可爱的中国导游说，我们正行驶在城市的中心主路上。

我悉心打量那些房舍，好辨认出街道，可房子都是新盖的。终于进入老城区，我忽然认出从前的商业学校、铁路会堂、铁路管理局的楼舍。我明白了，我们现在正在大直街上。

我们驶抵教堂广场上的宾馆。我马上注意到，广场上没有了圣尼古拉教堂。它被拆毁了，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被拆掉了。这座按照古沃洛格达风格建造的、“巧克力般”独具特色的木结构教堂，曾经让我们那么喜爱并以之为荣。教堂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巨大而突兀、种植了花卉的花坛，里面的杂草多于鲜花。的确，还是春天，鲜花尚未来得及绽放。

被拆毁的圣尼古拉教堂处的花坛

在选宾馆的问题上我很走运。我去了我在哈尔滨最想去的地方——我出生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的那个家。如果安排我们住进城市边缘的新宾馆，自然，到位于市中心的自己的家可就困难了。

正如我说过的，我很走运。我们被安排在昔日教堂广场上的国际饭店，我走下巴士最先看到的，是我出生和居住了人生头十六年的那个房子。

对面，穿过广场，我看到了大商场，庞大的二层楼房，以前叫作“莫斯科商场”。

不知为何，我出生的家和“莫斯科商场”一下子把我带到了很多年以前，那个幸福的少年时代。

如果这里还耸立着教堂，那就可以说，哈尔滨一切如故，可遗憾的是，变化还是发生了，而且是如此的巨大改变，以至于我们的俄罗斯式的老哈尔滨几乎荡然无存。

我们驶抵哈尔滨时，时辰尚早，所以稍事洗漱之后，我们立刻坐上巴士出发去游览城市。我们那位活力十足、生气勃勃的年轻导游指点着市容，讲解着。他英语流利，但......他所有的讲解都是涉及如今的哈尔滨，对于早前的、俄罗斯人的哈尔滨他一无所知。他指点着那些新盖的楼房，政府机关，这一切都建于共产主义的新中国。

当他得知我出生在哈尔滨，且在这里生活了23年时，他简直惊呆了，不停地向我打听五十年前这座城市的模样和那时的生活状况。他始终感到不可思议，过去了五十余年，我居然还记得那些老街、老屋的名字，的确，哈尔滨历史上俄罗斯时期留下来的建筑如今已寥寥无几。

我们沿着车站街从新城区驶往埠头区，途径所谓“马车跨线桥”，沿着斜纹街驶向中国大街，这里曾经是城市的商业中心，我们的巴士一直开到松花江畔。

我贪婪地凝视着辽阔的江面。松花江变浅了。岸边，从中国大街一直到松花江铁路桥，是一片巨大的近岸浅滩，看得出常年如此。也许，在通常始于每年七月中旬的季风性雨季，江水的水位会抬升，这时，浅滩也许会被江水淹没。

对面，松花江的左岸，能清晰地看到哈尔滨人熟悉的太阳岛。这是它如今的称呼。在江畔路通往帆船俱乐部的方向上绵延着相当大的公园，现在叫“斯大林公园”。在我那个年代，江岸上没有这座公园。

作者在松花江江畔

我们沿着以前的水道街返回宾馆。我们的导游提醒说，城里还有以前的俄国教堂。真的，我们看到了索菲亚教堂的穹顶，真真切切，没有十字架。我们叫停巴士，自然，我先是拍了几张教堂的照片。拍照片很困难，因为教堂周围簇拥着新建的高楼，只能透过林立高楼之间的一道缝隙拍摄索菲亚教堂。教堂是进不去的，被木板封死了。

我们在哈尔滨的时间十分有限，总共只有三天，我自然是尽可能多地利用这个机会，以找寻这座城市昔日的痕迹。

第二天，要带我们全体人员去参加官方组织的游览活动，参观现代中国所取得的轻工业成就，我告假说，我要独自一人出去看看，准确点说，去找寻昔日哈尔滨的遗迹。在街上没办法打到出租车。只能从宾馆打电话预定。我们的导游在我的请求下为我订了辆出租车。我跟他解释说，我先要去墓地，去看一看还剩下什么，然后会去市里以前叫“马家沟”的地方。在马家沟，教堂街的尽头，也就是纳杰日金斯卡雅街开始的地方有所小房子，我们家就曾住在那里。后来，在父亲退职以后，我们不得不搬离教堂旁边的家。

司机是位又可爱又伶俐的、年轻的中国小伙子。他像所有哈尔滨人一样，既不会说英语又不会讲俄语。和他解释什么只能用汉语。需要提及的是，如今在哈尔滨，我们年轻时代的那些知名的区划已经没有了。如今既没有新城区、埠头区、马家沟、老哈尔滨，也没有军营、军医院、沙曼、关达基耶夫卡、阿列克谢耶夫卡等等诸如此类的各式小城区。所有这些地方，如今已融合成一座名为哈尔滨的庞大的都市。现在，这座城市被划分为若干新城区：北部、南部、西部等等。如果我没有搞错，总共有七个城区。

因此，当我说想去马家沟的时候，压根儿没人知道那究竟是城市的哪个地方。

我先乘着出租车去了公墓。我知道中国人拆毁了墓地，所有的墓碑也都运走了，用来建设各类建筑工程。墓地原址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片宽阔的公园。他们非要把公园建在原来墓地的地方不可，目的就是要彻底抹去昔日俄罗斯式哈尔滨的一切痕迹。其实，可以在任何地方建公园，墓地前后都有足够的空间，可他们却决定干脆把墓地夷为平地。

我们驶近这片曾经的墓地，当我远远地看到上方耸立着钟楼的墓地的石头大门的时候，禁不住激动不已。当然，如今已经没有了钟声，这道石头大门今天也成了通往公园的门户。一踏进大门，我便看到了眼前矗立的墓地教堂。教堂上了锁，显然空无一人。

我记得，父亲和祖母的坟就在教堂左侧不远处。我朝那边走过去。脑海中努力回忆着墓地的确切位置，可终究还是无法分辨。如今那里长满了灌木、树林和青草。远处隐约可见几张长椅。

新墓地的教堂（关闭）

回程的路上，我在大直街路旁的老墓地停留下来。我看到那里立着一座带有东正教十字架的小教堂。这最有可能是乌克兰东正教堂。六个月前，教堂移交给了当地的中俄东正教社团。

这座教堂，按照现今通常的说法是“在用的”。旁边的另一座教堂是新教教堂。我顺路走过去。教堂开着门。我在那里认识了牧师和一位负责人。他们觉得和这个新冒出来的美国人相识很有意思。他们说不来英语。我们用汉语相互解释。我打听到东正教堂的开放时间，原来只在周日。我还得知，新教教堂有三百名本堂教徒。

接下来，我们驱车前往马家沟。幸运的是，我这位年轻的司机曾经听他奶奶说过，有个叫马家沟的地方。当然了，他不知道教堂街。我问，教堂还在吗？结果，还真在。

“拉我去教堂！”我对他说。“我们到那儿再说！”

确实，马家沟的阿列克谢耶夫教堂就耸立在那里，没毁掉。它现在也是挤在四周新建的大楼中间。没法拍下它的整体。我先是拍它的上半部分，再拍下半部分。这时就可以从这里辨认周围了。教堂立在以前的教堂街上，这条街现在有了新的中文街名。我告诉司机，带我去教堂街尽头。那里便是新马家沟的纳杰日金斯卡雅街的起点。我们开到街角，我们曾经的家所在的地方。我们住在这儿的时候，房子深藏在稠李树丛当中，在绿意盎然的小庭院的深处。我已经认不出这个地方了。这里被一堵高高的木栅栏围着，我们的房子不见踪影。树木已被砍伐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肮脏低矮的小棚厦。整条街也变得面目全非，狭窄、肮脏，路面没有铺砌，街两旁还是那些低矮简陋的棚屋。曾经，这里都是整洁干净、充满生机的俄式小屋，家家户户掩映在绿荫葱茏的庭院之中。然而，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马家沟的圣阿列克谢耶夫教堂

在返回宾馆的路上，我们从以前的И. Я.秋林百货商店旁边经过。它如今是头号的国营百货商场。我指着商场对司机说：“百货商店”。他则开心地点着头说：“秋林”。我极为惊诧，他竟知道这老称呼。显然，日常生活中保留了这个名称。我为这半天的乘车旅行支付了两个半美金。

后半天我徒步走遍了新城区。首先拍了教堂广场上我们以前的家。然后去了秋林商场。商店看上去还不错，橱窗里，商品琳琅满目，可商店旁边的人行道就骇人了。街路破烂不堪，有些地方已经塌陷，有的地方磨损严重，而且明显从未修整过。要是走在这条人行道上，就不得不盯紧脚下，可别崴了脚。从前，秋林商店旁边曾摆放着长长的椅子，长椅后面是茂密的灌木丛，灌木丛将长椅与街道隔开。傍晚时分，人们，主要是年轻人、情侣们坐在长椅上闲谈。街边人潮涌动，大家既展现自己，也欣赏他人。

如今，那里什么都没留下，没有长椅，也没有灌木丛，只剩下坑坑洼洼、满是凹痕的水泥人行道。秋林商店后面是一排小店铺，不再是从前那些奢华的，橱窗流光溢彩、货品丰盈的商店，而是些逼仄的、烟熏火燎的小铺子。我沿着新市街朝着埠头区的方向走过去。左侧还是从前的电影院“吉干特”。右边是“敖连特”电影院。这两座建筑仍作为电影院在使用着，放映的是中国电影。再往前走，右侧便到了德国“西门子-舒克特” (Siemens-Schuckert) 公司以前的大楼。

返回大直街，我决定沿街从老墓地，经教堂广场，一直步行到这条街尽头的前商业学校。我说过，老墓地如今只有在用的东正教教堂，墓地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多层住宅楼。街的另一侧曾经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波兰天主教教堂。我没找到，显然是拆除了。我也没寻见路德会教堂。

离秋林商店不远，下面的入口通向地下洞窟般的城市。它是作为战时地下掩蔽所而兴建起来的。如今是一些商店甚至还有旅店。

漫步于大直街上，让人心情沉重、愀然不乐。这条街已经彻底变得面目全非了。曾几何时，绿茵华盖的树木排列在大直街的两侧，干净、坚固的别墅式洋房齐齐整整地绵延在绿荫下，那多是身居要职的铁路员工的住所。洋房掩映于满眼榆树与白杨树的庭院深处。现今，这一切烟消云散。庭院已被砍伐殆尽，别墅洋房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兵营式的两层或三层楼房。大直街上，除了尚存的几幢气势恢宏的政府及铁路管理局的大楼，俄式老哈尔滨已无处寻觅。在这些老建筑当中，能看到那座曾作为中东铁路护路军司令部的楼房。如今，那里成了工人们的住宅。楼里面，每个房间都挤住着一户人家，他们住在那儿，在那儿用小炉灶做饭。我往里面瞧了一眼，墙壁被烟熏得黑乎乎的，没有粉刷；窗户上方挂着洗得发白的衣物。

再往前，大直街的右侧仍然是铁路管理局的那栋大楼。楼前高大的基座上，是毛泽东的巨型雕像。

我在城里一个花坛都没见到。声名显赫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沃斯特罗乌莫夫曾经用花园装扮了整个新城区，这些花园中都有花团锦簇的花坛。如今，这些都不见踪影。街左侧，我认出了铁路会堂的建筑。曾几何时，这栋庄严雄伟的建筑有精美的门廊和宽阔的阶梯。可如今，楼体似乎沉降了，看上去老旧不堪。会堂门前装点它的花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垃圾，确切地说，是一座垃圾山。显然，是一直无人清理的垃圾。我在那些建成不久的多层住宅楼前见过这样的垃圾山。房屋建好后，建筑工人转而去建新的楼房，似乎是让其他企业的工人来处理这些垃圾。再前行，走到街道右侧、昔日的商业学校楼前。我上学的时候，这里还曾是我后来就读的法学院。法学院都是傍晚授课。看起来，现在这里是所学校，我看到不少孩子，一群群学生聚集在楼前。

哈尔滨商务学校

我以参观国家博物馆来结束自己日程满满的一天，博物馆设在“莫斯科商场”里面。这里曾是东省特别区研究会陈列所，如今是国家博物馆。博物馆的规模不大，类似于现代地方志博物馆的样子。馆内设有多个展区，陈列着各种野生动物标本。其中，巨型满洲虎和巨型野猪的标本尤为引人注目。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考古发掘展品，尤以不久前在满洲地区出土的一具恐龙骨架为最。

从外观上看，莫斯科商场的楼体还算不错。看似不久前用黄色颜料粉刷过。可建筑内部就难以描述了。墙壁发黑、破旧不堪，上面油漆剥落、斑斑点点。我琢磨，这些墙壁上次粉刷，恐怕还是在俄国统治时期吧。窗框也多少年没上过漆了，油漆脱落，有些地方甚至整块掉下来。窗户上的挂钩和插销都是老式的，俄式的，靠一颗小钉子或螺丝固定着。地板铺着磁砖，有些磨损严重，破碎松动。那些被撬掉、本应铺上新磁砖的地方，竟用白色腻子糊上了。

第二天还是细致游览市容。清晨，我和我们团组一起前往埠头区，再从那里乘快艇前往太阳岛，参观那里的康复疗养院。需要说的是，太阳岛如今已焕然一新，设施完善。岛上铺了石板路堤，宽阔的台阶从路堤一直延伸至江岸。从江堤出发，一条主干道通向岛的中心；我们沿着主干道右转，进入一条侧街，那里便是疗养院。疗养院的房舍建于五十年代，当然，谈不上奢华，但总体来讲保持得还算干净，尽管整个环境显得相当简朴。值得一提的是，这家疗养院的医疗设备十分齐备。

在几间独立间隔的病房里，能看到不少照顾患者的人。其中有医生、护士、按摩师等各类人员。康复室里摆满了各种康复器材。疗养院院长热情地迎接了我们，还在接待室为我们递上茶水。他欢迎今年首支来哈尔滨的美国团队。当有人告诉他，我出生在哈尔滨，这次是回来探望自己的故乡城市的时候，他更是热情洋溢地表达欢迎之意，且长时间地双手握住我的手不放。

太阳岛上的江堤

日间，我再次离开团队，漫步于城市之中。我打算去埠头区，从新城区的教堂广场出发去埠头区，是一段相当长的路程。我应该说，车站街唯一令我愉悦的印象，是街上保存下来那几栋由俄国人建造的宏伟而精美的建筑。诚然，其间这里、那里零星出现一些新建的房屋，但这些新楼规模宏大，丝毫不影响整体观感。当然，当你踏上车站街伊始，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广场左侧的莫斯科商场。它后面是几栋崭新的大型建筑。随后，右侧依次是俄罗斯-亚洲银行（应为华俄道胜银行。--译者注）的一组老建筑群，更远处、同样位于右侧的，便是名闻遐迩的中东铁路理事会大楼，我惊喜地发现，在这栋楼的对面，是昔日茶商奇斯佳科夫的老宅，楼顶还是从前的穹顶。

随后便是火车站，它令人心情沉重。在原来独栋火车站的位置上，现在是由一栋室内连廊连接着的左右两栋火车站站房。车站前方那个远近皆知的、带花坛的沃斯特罗乌莫夫街心花园消失了。如今那里是停满了机动车且行人熙来攘往的广场。这座曾经居住过二十万俄罗斯人的城市，如今有二百万人口——都是中国人。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中国人，见不到一副欧洲人的面孔。

我从火车站走向埠头区，踏上跨线桥，这还是那座建于1926年的跨线桥，在城里出现机动车之后，从前狭窄的“马车跨线桥”被更宽阔的、适用于汽车运输的新桥所取代。

通向中国大街的斜纹街已完全无法辨认。街上新建的都是三、四层的楼房，是工人住宅。这些楼房都是兵营式的同一风格。

我感觉，中国大街是唯一还可以察觉到俄罗斯建筑影响力的遗迹，它从前是埠头区的主要商业中心。中国大街上的所有店铺还都保留着当年俄国人经营时的模样。如今，它们是挂着中文招牌的中国商店，但建筑本身——那些俄罗斯风格的老式建筑还是保留了下来。

走在街上，我发现，尽管距我离开哈尔滨已有半个世纪之久，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了那栋曾经是日本“松浦”洋行的建筑。不远处是边特商店。街道右侧依然耸立着宾馆——以前名为“马迭尔”的豪华酒店。

这家宾馆仍在“营业”，不过只接待中国人。为外国游客，则早已在城郊建起了全新的酒店。我走进宾馆大堂，眼前的景象与以前别无二致：干净宽敞的大厅，高耸的天花板，角落里摆放着中国独有的稀罕物——痰盂。

中国大街上“马迭尔”宾馆的入口

返回我的宾馆，我打算到莫斯科商场与海关街之间的那个小花园去走一走。这个小花园之所以让我记忆犹新，是因为一战初期，那里还是一片肮脏不堪、尘土飞扬的荒地。有一天，大家决定举办一场植树节活动。我们这些小孩子被人从教会学校领到那里，每人发一棵小树苗，然后栽到事先挖好的坑里。就这样，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这片荒地便被学生们种满了树木。几年后，这个小花园竟然变成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公园。我这次，特别想看看这座近七十年前我曾参与建设的公园。可当我看到，公园所有的树木都被砍光，公园的位置上，是几十个丑陋、肮脏的棚厦的时候，能想象我有多么大失所望吗。

至此，我在哈尔滨的两天行程也宣告结束。

第二天傍晚，我们即将搭乘夜间特快列车前往大连市（旧称大连—达尔尼）。

忘记说了，还拉着我们去了哈尔滨动物园，毋庸讳言，我们在大型满洲虎笼舍旁停留的时间最长。

据说，俄罗斯的老哈尔滨如今处于荒废阶段，人行道布满坑洼，垃圾成山，然而，我要提及一句，城市所有的街路如今都铺了沥青。再没有以前那样用鹅卵石铺设的街道了。

如果说俄罗斯人建的老城处于荒废的状态，那么现在，在城市周边，却出现了城郊居民区-卫星城，那里有新建的工厂、企业，宽阔的林荫大道两旁绿树成行，五层和六层的新型多层住宅鳞次栉比。这似乎形成了一种悖论。昔日那个“俄罗斯式”的老哈尔滨日渐荒废，树木被砍伐殆尽，花园也荡然无存；而与此同时，在新开发的城郊却铺设了宽阔的林荫大道，推行着绿化工程，各类住宅与工厂正拔地而起。

接下来的一天，我们会乘很晚的夜车离开，这样，我们全组人员还可以乘车逛一逛城市，看一看新哈尔滨的风景。我们先是被带到规模巨大的亚麻布厂，这座工厂有七千名员工，其中以年轻女性为主。

我还想再去一次中国大街，在前往大连旅行之前，再去拍些照片。此时下起了蒙蒙细雨，让我很是不爽。我们这个团组中还有大约五个人与我同行，此外还有一位中国导游，他为我们预订了一辆大巴车。我只好在雨中拍照了。

顺便提一句，导游说，石头道街有“俄式”面包卖。我们当然感兴趣，便去了那里。那是一个小摊子，就立在人行道上。导游指着货摊上堆积如山的面包说：“就是这种面包。”，中国话叫“塞克”。

我们立刻买了几个塞克，津津有味地品尝起来。这的确是我们俄国人的、哈尔滨的“塞克”。看来，如今中国话里又有了一个新词，“塞克”。至此，我们在哈尔滨的参观活动便宣告结束。

离开我的故乡之城、度过了幸福的少年时光的城市——哈尔滨，这令我无比沮丧。沮丧，是因为这座曾经是纯正的俄罗斯式的城市，如今已经是中国的城市，这里的居民大多是年轻人，他们根本不知道，曾几何时，这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这里曾有数十座俄罗斯教堂，曾有中小学和大学。而如今，一切属于俄罗斯的东西都已被摧毁，被遗忘了。

确如哈尔滨诗人阿尔谢尼·涅斯梅洛夫在1938年预言性地写到：

    亲爱的城，雄浑而壮丽，

    可终有那么一天，

    不再有人记得，

   你是俄国人亲手建起。

1983年9月16日

于华盛顿

Macrooz 译

青年时代的维克托·彼得罗夫

维克托·彼得罗夫生平

1907年3月22日，维克托·彼得罗夫出生在哈尔滨的一户神职人员的家庭（另一说为中东铁路职员家庭）。他曾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读书。1922年10月布尔什维克占据俄罗斯远东地区之后，他冒着红军如林的弹雨，穿越国境，返回了哈尔滨。维克托·彼得罗夫在哈尔滨继续接受教育，俄国中学毕业后，又取得了当地法学院的毕业证书。

1930-1940年间，维克托·彼得罗夫定居在上海，在那里从事记者工作。他因懂汉、英、德语，从而就职于一家大型的商贸公司。

彼得罗夫认识很多哈尔滨“青年丘拉耶夫卡”文学联合会的成员。后来他也成为“上海丘拉耶夫卡”文学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1933年他还参与创建了“ХЛАМ”（缩写，即“画家”、“文学家”、“演员”、“音乐家”四个单词的首字母。--译注）联合团体，联合起画家、文学家、演员和音乐家这些艺术人才的团体。维克托·彼得罗夫是在中国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的，他在上海出版了自己最初的三本俄语书，包括短篇集《在美国的旗帜下》（1933年）、小说《罗拉》（1934年），这本小说讲述了年轻的俄国侨民在中国的生活；以及1937年的《在满洲。短篇小说集》

1940年，因战事及日本军队侵华，维克托·彼得罗夫移居美国。他1945年之前供职于铁路管理部门，同时为两份俄文报纸撰稿。

维克托·彼得罗夫在美国继续自己的学业。他在华盛顿获得了美国大学的本科、硕士教育，进而完成了国际关系、历史和地理专业方向的博士论文答辩。1945-1946年，他任教于科罗拉多大学所属的海军学校；1946-1965年，他在华盛顿的海军部门所属的外语学校教课，直至在该校获得教授职。

1962-1967年，维克托·彼得罗夫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苏研究院讲授地理课程。1965-1967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希彭斯堡（又译为夏普斯堡）的州立学院、洛杉矶的州立大学以及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地理课程。总之，维克托·彼得罗夫的讲习工作持续了35载。

1967-1970年维克托·彼得罗夫任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项目经理助理。

维克托·彼得罗夫是八本涉及苏联、中国和蒙古工业的英文专著的作者，他还在美国、英国、希腊、联邦德国和日本的科学刊物上发表过约100篇文章，主要议题为苏联及中国问题。彼得罗夫的一篇涉及苏联海军的文章促使美国为其相应的海军现代化拨款7.7亿美元。1962年，因为彼得罗夫在《弹箭与制导》（«Missiles and Rockets»）杂志上发表的、研究苏联航天发展的文章，美国参议院的议员们关注到美国在这一领域的落后情况，其结果是在美国开展了积极研究和开发空间领域的项目。

彼得罗夫教授的名字因出现在«Who is Who in America in 1971»指南上而被公众所知。他还是27部俄文著作，300余篇发表在俄国境外报章上的文章的作者，这些文章主要论及旅行和俄罗斯人在美国的历史。彼得罗夫的著作主要有：《罗斯堡传奇》（罗斯堡，俄语写作Форт-Росс；英语为Fort Ross，原名称作Fortress Ross。它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索诺马县，曾是俄罗斯人在美国的定居点，也是沙俄在北美洲最南端的殖民地。--译注）、《俄罗斯的哥伦布们》、《皇室侍从官》、《俄国人的美国》、《俄国舰队初到美洲百年纪念》（合著）、《上世纪初俄国人在加利福尼亚简史》等等。

维克托·彼得罗夫自1950年开始从事绘画创作，他有约30幅作品，主题是俄国风景及静物。他针对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做了很多辛苦的工作，为的是修复罗斯堡。

维克托·彼得罗夫成为KPA（俄裔美国人代表会议）成员始自1973年，他是KPA华盛顿分部主席及总部成员，在白宫和国会代表俄裔美国人。

维克托·彼得罗夫从1944年起成为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在美俄国人及美俄关系研究中心外籍研究员。因对美国和俄国社会所作的贡献，彼得罗夫的名字被记入KPA的俄美荣誉院。

1997年3月22日，当彼得罗夫九十岁寿诞之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夫妇给彼得罗夫发来祝贺，着重强调了他对国家的贡献。

维克托·彼得罗夫身边的亲属有，其妻伊丽莎白·米哈伊洛夫娜，外孙里克·图多尔斯基（其女前夫之子）。2000年12月23日，俄总统普京在彼得罗夫临终前授予他人民友谊勋章，以表彰其对北美大陆的俄国先驱者的历史之研究，以及对俄国人在新大陆的发展所作出的奉献。

维克托·彼得罗夫去世后葬于罗克维尔当地的墓地。

B.亚历山德罗夫

（В.Александров）整理

维克托·彼得罗夫著《松花江上的城市》一书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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