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原因的思考

卢少奇文集

<p class="ql-block">伟大领袖毛主席曾指出:“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最可宝贵的。”人不仅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更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只要有了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创造不了的奇迹。然而,当前我国正面临低生育率的严峻挑战。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政策导向、思想观念、婚姻家庭结构、经济压力、意识形态、文化变迁以及理论研究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亟需我们从战略高度深刻反思与系统应对。</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曾在地铁站见过一位年轻妈妈,一手抱着熟睡的孩子,一手拖着沉重的行李箱,在早高峰的人流中艰难穿行。她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眼神却透着一种近乎倔强的平静。那一刻我忽然明白,生育从来不只是统计数据的增减,而是无数普通人用肩膀扛起的生活重量。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犹豫: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不是不愿生,而是害怕一旦生育,便无法给予孩子应有的生活品质,也无法守护自己的人生节奏。</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对人口正增长重要性的认识不足,是导致低生育率的重要根源之一。人口增长具有双重属性:其积极面在于激发社会活力、拓展市场空间、推动生产力发展;“有数量才有质量”的理念有助于提升整体国民素质与创新能力。然而,长期片面强调人口带来的资源压力,尤其在资源配置失衡地区放大其负面影响,使部分决策者陷入认知误区,忽视了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导致政策导向偏移,生育基数持续萎缩,最终引发生育率断崖式下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前些年我去一所中学做讲座,课后有个女生笑着问我:“老师,如果大家都少生孩子,以后学校会不会关门?”语气轻快,像是玩笑,可我心头却一沉。这代年轻人早已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少生合理”的观念。从“只生一个好”到“生不生都行”,几十年间,国家话语对生育的引导悄然转变。曾经“光荣妈妈”的称号不再响亮,取而代之的是“独立女性”“自由选择”的赞歌。这些价值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社会只鼓励退出而不激励进入,生育便逐渐变成一件“需要理由”的事,而非“顺其自然”的人生阶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对“一对夫妻应生育两个子女”这一基本生育目标的认知缺位,进一步加剧了人口结构失衡。长期以来,过度强调人口的消费属性及其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推行严格的限制性生育政策,导致家庭普遍只生一个孩子。这不仅使总人口增速骤降,更直接催生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攀升,年轻劳动力日渐稀缺。随之而来的是养老负担加重、生育支持能力减弱、生活压力剧增,给适龄婚育青年带来沉重的经济与心理负担,形成“低生育—高负担—更低生育”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经济活力与社会可持续发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去年冬天,我在小区楼下碰到一对老夫妻,正费力地推着婴儿车遛娃。一问才知道,孙子刚满一岁,儿子儿媳都在加班,带娃的任务又落到了他们肩上。老爷子苦笑着说:“我们这把年纪还得顶上,不然小两口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这画面让我想起许多家庭的真实处境:生育不仅是母亲的事,也不只是夫妻的事,它是一整个代际系统的承重结构。当年轻人被房价、教育、职场竞争压得喘不过气时,谁还敢轻易迈出生育这一步?</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传统生育观念的弱化,也在深层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多子多福”“儿女双全”“传宗接代”等曾深入人心的家庭伦理与文化心理,在现代政策调控、教育导向、经济压力与个体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逐渐淡化。曾经支撑人口自然增长的价值体系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个人自由、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新型婚育观。这种转变虽具时代合理性,但若缺乏积极引导,极易滑向生育冷漠,削弱人口再生产的文化基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前几天刷短视频,看到一个年轻爸爸拍的vlog:凌晨三点,他坐在客厅沙发上喂奶,眼睛困得睁不开,嘴里还念叨着“明天还有个会”。评论区一片共鸣:“这就是我不敢生的原因”“看着就累”。可笑的是,我们一边在社交媒体上为这样的父亲点赞,一边在现实中对生育退避三舍。我们赞美付出,却不愿承担代价;我们感动于牺牲,却不想成为那个牺牲的人。这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当养育一个孩子需要倾尽所有,谁还能轻松地说“再来一个”?</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国家层面的生育支持政策力度仍显不足。过去一段时期的人口政策未能充分预见到低生育率的长期风险,导致当前育龄青年面临高昂的住房、教育、医疗与育儿成本。尽管近年来陆续出台鼓励生育措施,但补贴范围有限、支持力度薄弱,难以有效缓解家庭的实际负担。缺乏系统性、可持续的激励机制,使得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引导作用微弱,无法在短期内扭转生育意愿低迷的局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性解放思潮的蔓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育与婚姻、家庭的责任联结。性作为成年人的基本权利,理应与爱情、婚姻、生育义务、事业担当和情感忠诚紧密结合。虽然性自主是个人自由的体现,但若脱离责任约束,放任无承诺的性关系泛滥,则易导致婚育脱钩、家庭不稳定、生育意愿下降。唯有倡导健康、负责任的性文化,强化婚姻制度对生育的支持功能,对背离社会主流价值的非婚生育或随意性行为予以必要规范与引导,方能在心理与制度层面重建多胎生育的社会认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理论研究、报纸杂志、电视网络平台等媒体宣传,以及干部选拔、文艺创作、教育体系等领域,必须将人口增长有机融入其中,形成全社会共同发声、协同发力的良好格局。唯有如此,才能全面扭转人口负增长趋势,改变当前低生育的困境,真正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使我国的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民族复兴伟业。</p><p class="ql-block">卢少奇</p><p class="ql-block">2026年1月18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