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婚

夜，宁静

锁婚

文：裕杨锦和

一九七七年的盛夏，太阳毒得厉害，晒得田埂上的土地都裂了缝，一道道像老汉脸上的皱纹。我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裤脚沾着泥，后背的汗衫早被浸得透湿，贴在身上黏腻得难受。刚放下锄头直起酸痛的腰，二妹就像一阵风似的跑过来，喘着粗气，声音撞在燥热的风里：“姐，村里姑奶奶要给你说亲！”

我愣在原地，手里的锄头“哐当”一声砸在地上。心里咯噔一下，只觉得那些关于青春的、轻飘飘的念想，瞬间被一个沉重的圈，牢牢箍住了。我想都没想就摇头：“我不嫁。”可我知道，这话轻飘飘的，没什么分量。父母亲因为没有儿子，早就盘算着给我招个上门女婿，撑起这个家。谁让我是长女呢，生来就好像带着一份甩不掉的责任。

见面那天，是个晌午。门前的土路边站着两个男人。一个驼着背，手里攥着水烟筒，呼噜噜抽着，烟圈一圈圈飘上天，是父亲的远房表亲，也是这次的媒人。另一个垂着头，戴着顶泛白发黄的遮阳帽，帽檐压得低低的，一条灰色的裤子打了一圈又一圈的补丁，裤脚卷着，露出干瘦的脚踝。他脸色苍白得像没见过太阳，半天不吭一声，便是那个被介绍给我的相亲对象。

母亲凑过去，上下打量着那个沉默的男人，皱着眉转身对驼背表亲说：“她老表，这小伙子怎么蔫蔫的，看着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

驼背表亲放下水烟筒，嘴角咧开，露出一颗包着金边的大金牙，在日头下闪着光——那是那个年代最扎眼的时髦。他的嘴像漏风的筛子，絮絮叨叨：“表嫂，你是说什么话，你不知道，他这阵子拉肚子，还没缓过来呢。”

母亲没再多问，拽着我的衣角往屋里走，压低声音说：“儿啊，这是给你选的上门女婿，养路队的工人，铁饭碗。父母早逝，无牵无挂，五个弟兄都在外地闯荡，他是最小的，大家都叫他小老五。”

我回头望了望那个男人的侧脸，帽檐下的脸看不清神情，只觉得心里像压了块湿泥，沉甸甸的，闷得慌。总之，是不喜欢的。

我开始拼命反对。我总觉得，女人这辈子，总得嫁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人，往后的日子才有盼头，才有滋味。可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平日里说一不二，他的威严压得人喘不过气；母亲则带着老一辈人的固执和霸道，硬是把这段我不情愿的婚姻，钉在了现实的板上。他们说我不懂事，说养路队的铁饭碗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前程；说上门女婿能给家里添个劳力，撑起门户；说他无牵无挂，往后就没有姑嫂妯娌的是非争吵。那些话像一根根细针，扎在我心上，疼得厉害，可我偏不认命。

下半年的田埂上还留着枯黄的稻茬，地里的庄稼还没收完，父母的催促就像催命的鼓点，一声声敲在我耳边：“赶紧跟五哥结婚！别磨蹭！”我拼命摇头，眼泪淌了一脸，哽咽着喊：“我不自愿！我不嫁！”可这话像打在棉花上，软绵绵的，没人听得见，也没人愿意听。村里的人也都来劝我，说女孩子家迟早要嫁人，这样的条件是天大的福气，说我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结婚那天，我没有换新衣裳，依旧穿着那件从地里干活回来的旧衣服，洗得发白，还沾着点泥渍。看着院子里络绎不绝前来吃酒席的亲戚朋友，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眼睛哭得又红又肿。五哥却好像没看见我的委屈，他穿着一身蓝得发亮的迪卡布料衣服，在我面前晃了一圈又一圈，布料摩擦着发出“吱吱”的声响，刺得我的耳朵生疼。那身衣服，是他全部的体面，却衬得我的委屈，愈发扎眼。

新婚那晚，红烛燃到半夜，烛火跳跃着，映得满屋子都是红彤彤的。可这红，却让我觉得窒息。房门不知道被谁上了锁，钥匙也不知所踪。我坐在冰冷的床沿上，哭了一场又一场，眼泪打湿了崭新的被褥，也打湿了我往后看不到头的日子。我想不通，为什么我的人生，要被别人这样安排，为什么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姑婆就拐着她的七寸金莲来了，鞋底蹭着地面，发出“呲呲”的声响，令人心烦。她凑到床边，尖着嗓子，爹声爹气地问：“小槑，昨晚给那个地？”

一瞬间，屈辱像潮水般涌上来，从脚底漫到头顶，烫得我浑身发麻。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从此消失在人间。我把头死死埋进被子里，牙齿狠狠咬着嘴唇，直到尝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也没吐出一个字。

一九七八年的寒冬还没散尽，北风裹着雪粒子刮在窗棂上，呼呼作响。大儿呱呱坠地的哭声，划破了家里沉闷的空气。我开始学着抱娃、喂奶、在油灯下缝补衣裳，日子像村口的磨盘，转啊转啊，不知不觉就成了习惯。

可五哥，还是老样子。说话没个准头，直来直去得让人难受；做事像棵没长弯的树，横冲直撞，没一点分寸。遇到事，他只会斜挎着那个旧皮包发愣，眼神空茫得很。队里分粮被人克扣了，他不吭声，蹲在田埂上发呆；孩子生病发烧，他急得团团转，却连去公社卫生院的路都记不清。我咬着牙，把所有的委屈和抱怨都咽进肚子里，地里的活计，家里的琐碎，全扛在了肩上。

后来，二儿、三儿也陆续降临。三个小生命像破土而出的嫩芽，给我灰暗的日子，添了些光亮。我看着他们从襁褓里嗷嗷待哺的小不点，长成能帮着拾柴、放牛、找猪草，再到背着书包去学堂的半大孩子，心里的那块湿泥，好像慢慢被晒干了些。天，总算亮了一点。

为了孩子，我学着忽略五哥的木讷和无措，学着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寻找一份安稳。他还是不会说好听的话，却会在我下地回来时，默默烧好一盆热水；他还是不会处理邻里间的鸡毛蒜皮，却会在孩子被别家娃欺负时，第一次鼓起勇气，红着脸与人争执。那些细微的改变，像投入湖面的石子，虽没掀起大浪，却也泛起了一圈圈涟漪，暖了我的心。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乡村，土地包产到户，日子渐渐有了起色。三个孩子相继长大，各自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小日子。家里的老房子，一下子就冷清了下来。我和五哥面对面坐着，竟有些不知所措。年轻时的怨怼和不甘，早已被岁月磨平，剩下的，是日复一日相处沉淀下来的默契。他话还是少，却会记得我爱吃的咸菜，会在冬天的夜里，把我的布鞋放在火塘边烤得暖烘烘的。

有一次，我收拾旧物，翻出了那件他结婚时穿的蓝迪卡上衣。布料早已褪色，边角也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絮。他凑过来看了看，挠了挠头，脸上带着些许局促：“那时候穷，就这一件像样的衣服，让你受委屈了。”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这么多年了，他终于说出了“委屈”二字。我摇摇头，轻轻拂去衣服上的灰尘：“都过去了。”

这就是我和五哥的婚姻，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没有两情相悦的欢喜，只有一道无形的枷锁，锁了一年又一年。我曾想过呐喊，想过挣脱，可看看身边长大的孩子，看看我们渐渐老去的模样，终究还是把那些不甘，咽进了肚子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怨，那些没得到的爱，都融进了一日三餐的柴米油盐，藏进了岁月的褶皱里。

这场被命运安排的婚恋，我走着走着，就从最初的抗拒，走到了习惯，再走到了如今的安然。我曾无数次在夜里，对着漆黑的屋顶呼喊：我的父亲母亲啊，你们怎么能这样对我？可那些呼声，最终都回荡在梦里，消散在黎明前的微光里。村头的山坡上，父母亲早已静静地躺在黄土堆里，坟头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一晃，就是几十年。

如今，我和五哥都老了。大儿守在村里，二儿在外地工作，女儿也嫁去了他乡，他们各自都有了子女。偶尔，我会去二儿家小住些日子。每天清晨，我们依旧会早早起床，他摆弄饲养的鸡鸭，我擦桌子拖地，各忙各的。有时也会因为一点琐事拌嘴，可那些小矛盾，总会被孩子们的嬉笑声，轻轻化开。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腿脚也渐渐蹒跚了，可我们还是会互相搀扶着，迎着朝霞出门，踏着日暮回家。阳光洒在身上，暖融融的；夕阳落在心里，也是暖融融的。

偶尔夜深人静，我会想起当年那个站在田埂上，倔强摇头说“不嫁”的自己，心里还会泛起一丝无力回天的怅然。可转头看看身边熟睡的五哥，鬓角早已斑白，呼吸均匀而安稳，又觉得，这被锁住的一生，虽有遗憾，却也并非全是苦涩。

或许，婚姻本就不是所有都始于爱情。有些，是责任，是习惯，是岁月沉淀后，那份沉甸甸的相依为命。那道枷锁，锁住了我的青春和梦想，却也锁住了一份安稳，一份相伴到老的执念。

人生没有如果，既然选择了走下去，便只能在既定的轨道上，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20岁时的我 30岁时的五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