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贴的价值 （我的军旅生涯之九）

赵晋渝

昵称:赵晋渝

美篇号:826609

津贴这个词可能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显得陌生。津贴费是以前部队为服役士兵每个月发放的生活补贴。

上世纪70年代，国家还不富裕战士在部队服役时，吃穿都实行供给制，津贴费便成为大多数战士唯一的经济来源。

那时部队每月向士兵发放的津贴费，入伍第一年为6元，第二年7元，三年8元，四年10元，五年12元，六年20元，七年26元，八年32元……兵龄越长津贴费就越高。如果在部队能干到提干，每月的津贴就改为工资。刚提的干部为排级，部队行政级别23级，工资在52元左右。

士兵们一般都将津贴用于购买日常用品,如牙膏、牙刷、香皂、洗衣粉、信笺、邮票等生活必需品。有的战士吸烟，一月的津贴费要支出一大半。有的来自农村的战士每月不多的津贴费还要寄往家乡，津贴费的作用在战友们的心中就显得特别地厚重。

同年入伍的东北兵王德清来自沈阳市东陵区白塔公社小羊安大队,家里世代农民。能来北京当兵每月还有一点津贴对他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入伍几年后他第一次探亲。当得知家乡所在的大队因生产需要急需购买一台拖拉机，正四处奔波到处凑钱时，他慷慨解囊将平时攒下的津贴全部送到了生产队大队部。探亲回连队后王德清也没有声张。一封生产队的表扬信才将事情的真相揭开。

这件事在当时可算是拥军爱民谱新曲，军队支援地方建设的典型事例。部队大力宣传他的事迹，他也成为连队的重点培养对象。王德清后来顺利提干留在了部队。

这件事的本身确实解决了生产队的燃眉之急，而为之他所得到的回报是他没有想到的。

津贴的价值作用通过他的行为使他的人生得以改变。

　　我的军旅生涯中没有遇到也不会遇到王德清那样的事例。我当时的思想水平也没有那么崇高。我对津贴的使用与战友们一样，只是对每月几元钱的分配有所不同。对津贴所能产生的价值是在以后回忆部队生活时偶然悟到的。

记得入伍那年，父母亲四处奔波圆了我当兵的梦想。离家从戎时刻，母亲还真有点舍不得，临行前母亲悄悄塞给我10元钱，那时10元钱一般的家庭能过上一星期。我恭敬的接过钱小心的揣进了内衣口袋。揣着10元钱就是揣着父母的寄托，在去部队的路上我没打算用它。一到部队第一件事就是将这10元钱存进了部队附近的农村信用社。

每当看着存折就象看到了母亲的身影，让人心里踏实。

攒钱这个习惯是从小在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养成的。那时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省吃俭用银行存钱的习惯。在我上小学时，从家里到人民小学校的路上有一家小人书摊，每天中午上学路过此店，我都要用母亲每天各发给我们兄弟两人的两分钱在小人书摊坐下看一、两本连环画。

那时，书摊的连环画都是将封面揭下粘在墙上并编上号码，想看哪本就给书摊掌柜说号码，每看一本收一分钱，厚的收两分钱。学校附近还有不少小贩卖麻糖和纸糖的，一两分钱的零食也够在路上享用了。弟弟天生好动，有吃零食的习惯，有时不看书就拿去买零食吃。我有时没有时间看书，就将零花钱攒起来。我们兄妹过生日，母亲一般会给我们兄妹煮一个鸡蛋再发两三毛钱让我们自己去买喜欢的东西作为生日礼物。小孩在那时能得到几毛钱是再兴奋不过的事了。每当生日临近，我们都搬起指姆数天数，盼望生日这天一人独享一个鸡蛋和接受父母礼物的幸福。

记的一次弟弟过生日当拿到母亲给的生日零花钱后就赶紧跑到上清寺百货公司玩具柜前用2.50元钱买了一把早已心仪的铁皮小手枪。妹妹是将生日零花钱买一些女孩喜欢的扎发辫用的五颜六色的塑料胶线，自己与小伙伴手工编些小动物玩。

　　我每次拿到生日礼物后，首先去书店打一顿“牙祭”看两三本连环画，剩下的银子就丢进了存钱罐，过不了多久存钱罐里就攒了好几块钱。看见邻居小孩吹口琴我心里也痒痒，于是就用自已日积月累攒下的钱买了一把3元多的口琴。用自己的攒钱能力换来的“硬件”终于可以与邻居小孩共讨演奏技巧了。弟弟在旁边可着急了，他通过主动做家务又经常在母亲面前软缠硬磨，最终母亲没有挺住弟弟的攻势，于是弟弟也有了一把口琴。

我攒钱尝到了甜头，以后我攒的零花钱就有了短期计划。

弟弟很聪明，经常主动给父母擦皮鞋。看弟弟擦鞋水平不断提高，不比在外面擦的差，母亲干脆规定擦一双皮鞋奖励两分钱。这下弟弟的劲头更大了，擦鞋水平突飞猛进，连亲戚来家里串门都要弟弟擦鞋。我也有我的办法，到处收集用完的牙膏皮、广柑、橘子皮、鸡毛、鸭毛、废旧报纸，攒够了就拿去卖钱。那时一个牙膏皮能买两分钱呢。

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又学起了竹笛、二胡并从此喜爱上了音乐。

习惯的养成在于坚持的重复和细节的关注。

每次连队发津贴除了买些日常生活必需品外，部队要求战士们从自身做起养成节省的习惯。我虽然生长在城市，家庭的经济基础也很殷实，但入伍后我将节省的习惯带到了部队，每月都把余下的津贴放进了存折。在这点上农村来的战友都感觉我不象城市兵。他们认为城市兵一般都有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用完了就向父母要，我的行为至少使他们的这种看法有所改变。

我对自己抠门有时到了战友不可理解的程度。写信用的信封是将用过的旧信封翻面粘好再用，手纸也常用较柔软的旧信笺纸代替，就连脸盆我也只有一个，洗脸、洗脚都是它了，平时生活从不买零食。6元一月的津贴一年算下来是72元，在入伍一年后存折上就有了60元。扣除母亲给的10元，当兵第一年就攒下了50元，平均每月用不到两元钱，这在战友中算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随着几年部队军旅文化的熏陶和知识学习、学习业务技术的良好氛围影响，我深感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重要，我渴求知识的欲望十分强烈，将每年增加的大部分津贴用在了购买图书和订阅专业杂志上。在那个无法根据自己兴趣爱好读书的年代，我涉猎的图书只好五花八门来者不拒。我与战友们商定购买各自最喜欢的书籍看完后再进行交换；购买认为有价值的图书自己收藏 ；通过一切可能的机会向别人借阅“过路书”。除了每月必存的部分外，我将有限的津贴用到了极致。

津贴在我的合理支配下体现出知识的价值。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购书经历值得回味。

那是1977年初夏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向连队请假后坐车来到了王府井大街为自己和战友购买东西。下午当我路过王府井新华书店时，只见书店门前的人行街道上排着好几排长队，我十分敏感的想到了肯定在卖什么新书，赶紧几步凑上去。

呵！原来书店正在集中销售再版的世界名著。这可是中国北京最大的书店在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出售世界名著。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让我给碰上了。我暗自庆幸赶紧看准了最短的队伍排在后面，开始了大量的购买。一会儿，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狄更斯的《艰难时世》，莫泊桑的《羊脂球》，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一并收入囊中。还有一套三册的《一千零一夜》正准备购买。当队伍马上就要排到我时，冷不丁一摸口袋。

.“遭了！”“钱不够了！”

翻遍了军装的口袋留足了回部队的车费（市区到部队坐车要一个多小时），要买下这套书还差两毛钱。

“怎么办？”

我无助的四处打望。

“要是能碰上一个熟人该多好哇！”

当我搜索的目光停留在队伍隔我两三个人之前的一位年青人身上时，直觉告诉我的请求他不会拒绝。我鼓起勇气走到他的面前，冒然的向他打了个招呼，嗫嚅着说明了用意。年青人明白地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了一元钱塞在了我手里，十分大方的说：“不用还了”。

我又是点头又是谢谢！

原来这年青人怀里也抱着刚买的一大垛书。共同的爱好使我们消除了陌生感。

我入伍后弟弟妹妹还在学校读书。几年后弟弟响应号召去了农村插队，妹妹升入初中。作为家里的长子虽然远隔千里，但我也时常牵挂着他们。妹妹喜爱看书爱好文学，我便经常为她寄去一些关于文学小说、诗歌集之类的书。一次县城的新华书店专门来连队摆摊售图书，我一口气买了十几本书。《中美关系》《各国概况》《联共布党史》《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读报手册》《半导体电路》《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维修基础》《海岛女民兵》《西沙儿女》和一些文学图书等。我将妹妹喜欢的书籍寄回了家。

第一次探家是在1975年的春节前。当时弟弟正在农村插队。那时的农村各种信息来源十分闭塞更谈不上文化娱乐活动，这对成天与地球打交道的知识青年来说是十分痛苦的。我琢磨着为弟弟做点什么。那时全国几乎所以家庭都在为拥有三转一响努力（三转：缝纫机、自行车、手表，一响：收音机）。收音机不是可以为弟弟带去一份快乐吗？

对！就收音机吧！

于是我将攒下的津贴为弟弟买了一台价格在52.00元的国产名牌半导体收音机，作为当兵五年后兄弟再次相见的见面礼。

可高兴之余却因疏忽带来遗憾。

由于我对入伍后的第一次探家太过于兴奋，以至于在去北京火车站的汽车上连同挎包一起掉在了车上，给弟弟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1975年的重庆买什么东西都要凭号票。临近春节虽然政府千方百计为市民筹备了一些过节的商品，但在那个商品匮乏的年代仍是杯水车薪。我与战友张兴华一同探亲商量着给各自的家庭带回点什么。

　　1975年1月22日的北京火车站。

在由远至近的各个站台边停躺着一列列开往全国各地的列车。其中一列火车车厢的中部白色的指示牌上标着北京—重庆的红色字体。这是一辆即将从北京开往重庆的9次特快列车。

早上7点多钟，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上早已是人声鼎沸，人头攒动。在停靠9次特快列车的站台上只见两个身穿空军棉军装的战士右肩上托着用军用背包带捆扎在一起的两个沉甸甸的大提包，急匆匆的向列车前端走去。

看他们走路的姿态就知道是训练有素的军人。

他们有说有笑的神态丝毫也感觉不出肩上的提包有多沉。

这是两位回家乡重庆探家的空军老兵，其中一位就是我。

两天后的早上7点多钟重庆火车站。

两位老兵的父母们在嘈杂的车站出口处伫立多时，他们踮脚翘首希望在出站的人流中第一时间看到几年不见的儿子。

当父母们帮助取下老兵肩上的提包时，不竟异口同声的说：“郎个恁过重喔！”。

回到久别的家还来不及恢复五年前的记忆，我快速的打开提包将包里的东西一件件地码放在桌上时，母亲心痛的对我说：“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家里都有”。

母亲边说边整理着东西。20多斤猪肉、20多斤边油、20多斤北京义利食品厂生产的水果糖和当时最受欢迎的高梁怡，还有几大盒北京果脯。这些年货在那时无疑为家庭过年增添了喜庆的色彩，可说是锦上添花。由此引来了同楼邻居的羡慕目光。

只见母亲将大约一半的糖果放进了盛糖的铁皮桶内，打算家里留一些分给亲戚一些，余下的糖果装进了尼龙口袋，叫上妹妹一家一家邻居的串门，一会儿邻居的小孩们嘴含着糖果裤兜里揣着糖果在楼道里玩耍。邻居们纷纷来到我家向我表示问候，看看当兵五年这个邻家的男孩有那些变化。

当邻居们看见屋内桌上堆放着我带回的年货，十分羡慕的向我母亲说道：“你这个大儿子好孝顺，给家里带了这么多年货，这下你们家里过年热闹了”。

母亲满意的看看我，又十分遗憾的向邻居答道：“他的假期只有12天，正好在大年三十之前回部队”。邻居们惋惜的对我说：“当兵就是辛苦，春节都不能在家过”。

听着母亲与邻居们的对话，我若有所思：既然选择了当兵，就要在亲情与责任中做出选择，虽然不能与父母弟妹一起过春节，但这次探亲为家里购买的年货全部是我几年来在部队每月集攒的津贴所为。这也是我首次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

津贴在我的支配下体现出了亲情的价值

弟弟终于从农村回城就业了。

1977年单位上安排他去北京学习半年。弟弟来北京之前母亲就写信告诉了我，要我有机会哥俩多见面，好好陪弟弟在北京玩玩。

我当时正在北京海淀区郊外部队发信台进行流星余跡散射通信实验，离北京市区也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一到星期天我就向部队请好假与弟弟汇合。

我带他吃遍了北京王府井、东单、西单、前门、大栅栏的四川饭店，品尝了北京烤鸭。一起游玩了名胜古迹。

考虑到弟弟刚从农村回城饭量大，我又给了他50元钱和平时集的30斤全国粮票（50元在当时是一个家庭的月收入，一个人一月的粮食标准是27斤）。

津贴在我的支配下彰显出了兄弟情谊。

同学之间友谊是我十分看重的情义。

这种友情十分珍贵，它是建立在同学们不喑事故、毫无功利的年龄段基础上的纯真友情。

我非常看重这份友情，入伍后一直与同学们保持通信联系。

记得入伍没几年，我最要好同学之一的钱同学不幸得了当时要命的再生障碍性贫血，他父母和姐姐四处为他求医找药希望能使他的病情得到缓解，延续生命。

文革的年代药品匮乏许多中药在重庆根本就寻不到踪影，钱同学的姐姐便托我在北京帮忙寻找。我通过连队给养员与驻地附近老百姓的关系终于搞到了药，并在我的坚持下用自己三个月的津贴买了药寄给了应龙，但还是没有挽留住他19岁的年轻生命。

1971年3月重庆有大批的在校初中生响应国家号召去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支援边疆建设。我另一位要好的李同学也成为支边大军的一员。在我们频繁的通信中得知他渴望一双白色网球鞋，昆明根本就买不到，我毫不犹豫的送给了他一双。谭同学在重庆边远的山区酉阳插队时被大队选上了知青队的团支书，急需一些学习书籍托我为他在北京购买，我又慷慨解囊将十几本图书赠送给他。

1974年1月中国南海发生了西沙保卫战。继战士诗人张永枚以长篇抒情诗描写的西沙保卫战《西沙之战》后，又一部由作家浩然写作的长篇散文小说《西沙儿女》风靡全国，重庆广播电台每天连播，使得这本小说在重庆脱销。李同学爱好文学很想边看书边收听广播，托我在北京购买此书，我很快就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能为同学服务，能帮助同学解决一些困难，以成为我那时的自愿行为。

津贴的作用在无形之中起到了续接与同学之间友谊的桥梁，体现出了友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