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散记）

秦岭土豆

我的童年，是在一种无形的紧张与压抑中度过的。并非危言耸听，也非故作悲情——爷爷的地主成分，像一道沉重的烙印，深深投射在我幼小的生命里。作为“孝子贤孙”，我自十三四岁起，便学会了谨言慎行，每一句话都如履薄冰，生怕一字之差，招来祸端。耳边从未有过片刻安宁，“地主娃娃子，吃豆芽芽子”的讥讽如影随形。久而久之，竟也见惯不惊，仿佛那便是我命定的日常。

早读课上，我总是一马当先，高声诵读《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老三篇被我背得滚瓜烂熟，字字入心，句句入魂。那不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更像是一种自我救赎的仪式——用领袖的声音，覆盖我血脉里的“原罪”。我真心相信，只要表现得足够忠诚，便能在这片土地上，堂堂正正地抬起头来。

“打你这地主娃娃子！”一声怒喝，伴随着三记清脆的耳光，猛然抽在我脸上。外班一个男生，毫无征兆地动手，打得我眼冒金星，头脑空白。我愣在原地，没有哭，也没有喊，只是默默承受。那一刻，爷爷的话在耳边回响：“庆娃，凡事想开点，忍气吞声，忍气吞声！”他抽着旱烟，胡子一翘，眼神浑浊却深邃。我记住了，也学会了——在这世道，低头，或许才是活下去的智慧。

“成份高，不在出身，总在政治表现。”这句出自《毛泽东选集》的话，成了我心头的灯塔。我一遍遍默念，像念咒般将它刻进骨血。我告诉自己：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灵魂早已与旧时代割裂。只要我足够努力，足够忠诚，便不该被过去的阴影吞噬。

记忆中最清晰的一幕，是商师附小的一次集体劳动。各班将积攒的粪肥装进笼筐，挑上金凤山，为麦地施肥。我咬紧牙关，挑着沉重的担子，走过王八十沟的陡坡，气喘如牛，却不敢落后一步。那时的教育，讲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我，只想用汗水洗刷身份的污名。

终于登上山坡，粪堆如小山般倒在麦田边。我望着那一片绿油油的麦苗，不由脱口而出：“这麦子，还是绿绿的，咋熟得这么慢？”话音未落，组长曹应奋冷冷瞥我一眼，脸上写满不悦。我心头一紧，却未深想——一句寻常的观察，怎会掀起波澜？

班会上，班主任魏建民严肃宣布：“今天讨论鲁国庆同学说的一句话——‘麦子长不高，熟不了’。”我心头一震，立即举手：“我先发言。”我清了清嗓子，目光扫过同学与老师，声音坚定：“我对这句话做百分之百的检查。我说的，只是实话。麦子确实绿，确实矮，穗子一捏，全是清水泡。这难道不是事实？我并无半点诋毁毛主席农业学大寨之意。”

我顿了顿，随即亮出我的“宝剑”：“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共产党人最爱讲实话，只有少数人讲不行，还要全党同志都知道。’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作风！”教室里鸦雀无声，连针落地都听得见。我心中明镜似的——曹应奋叫魏老师舅舅，哪有不偏袒之理？但我已无所畏惧，只求问心无愧。

我继续道：“毛主席还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爷爷是地主，可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说的，只是眼睛看见的，手摸到的。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可实话实说，何罪之有？”我据理力争，声音在山间回荡，仿佛要穿透那层层压抑的云。

最终，魏老师挥了挥手：“好了，散会。”我如释重负，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夕阳斜照在金凤山的麦田上，那片绿油油的麦子，依旧沉默地生长着——如同我那未曾屈服的童年，在风雨中，一寸寸，艰难地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