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⑩《卢布狂想曲》小说

圣龙小说

第十章：陆建军的非理性维权

　　法律是俄罗斯人发明的迷宫，专门用来困住像陆建军这样的外国人。

　　这个认知在他坐在彼得罗夫卡区内务分局硬塑料椅子上的第四十七分钟时，变得无比清晰。接待他的是一名中尉，约莫三十岁，制服肩章上有少许头皮屑。他面前的办公桌上摆着三台显示器、一个吃了一半的奶酪三明治，还有一本翻到中间的侦探小说。

　　“所以您是说，”中尉用圆珠笔敲击着记录本，语速慢得像在数钱，“今天上午十点左右，在阿尔法银行彼得罗夫卡支行，有六到八名身穿便服的男性，自称联邦金融监管局人员，拿走了您……多少钱来着？”

　　“一亿三千六百万卢布。”陆建军重复第三遍。他特意少说了六百万——万一他们找回来一部分呢？总得留点谈判空间。

　　“一亿三千六百万。”中尉写下数字，笔尖戳破了纸张，“现金？”

　　“现金。”

　　“装在……”

　　“麻袋里。中国粮油麻袋，二十个。”

　　中尉抬起眼睛，第一次真正地看了看陆建军。那眼神不是怀疑，也不是同情，而是一种纯粹的、职业性的不解——就像兽医看到一只会说话的狗。

　　“您带着一亿三千六百万现金，装在二十个麻袋里，去银行存款。”中尉逐字复述，像在念荒诞剧台词。

　　“是的。”

　　“为什么不用银行转账？或者至少用运钞车？”

　　“因为……”陆建军卡住了。怎么解释？解释灰色清关？解释现金交易逃税？解释在俄华商二十一年来形成的生存本能？这些真相像一堵透明的墙，横在他和这位中尉之间，双方都看得见对方，但永远无法真正接触。

　　“因为方便。”他最终说。

　　中尉点点头，在记录本上写下：“受害者称携带巨额现金系因‘方便’。”然后他问：“这些自称金融监管局的人，有出示证件吗？”

　　“有，但很快。”

　　“描述一下。”

　　“塑料的，有照片，有徽章……我没看清细节。”

　　“他们说了什么？”

　　“说我的钱涉嫌洗钱，要带回去审查。”

　　“您反抗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们……”陆建军斟酌用词，“看起来很专业。”

　　“专业。”中尉写下这个词，在下面画了两道线，“像警察一样专业？”

　　“更像军人。”

　　笔停了。中尉抬头，眼神变得锐利了一瞬，随即恢复平淡。“您能描述一下他们的特征吗？身高、体型、口音、任何显著特征。”

　　陆建军努力回忆。那个领头的，花白头发，眼神冰冷。那个年轻人，脸色苍白，手在抖。还有那个袋子——蓝色的，印着黄色IKEA标志，底部破了，钞票撒了一地。

　　但他没说袋子的事。这太荒谬了，说出来连他自己都不信。

　　“平均身高一米八左右，体型健壮，俄语标准，没有口音。”他选择最中性的描述，“行动迅速，配合默契。”

　　“像特种部队。”中尉低声说，更像自言自语。然后他合上记录本，“林先生，我们会立案调查。但由于涉案金额巨大，且涉及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此案将移交上级部门处理。请您留下联系方式，有进展会通知您。”

　　“需要多久？”

　　“调查需要时间。”中尉站起来，表示谈话结束，“您知道，莫斯科每天发生很多案件。”

　　陆建军知道这句话的潜台词：你的案子会进入档案堆，排在持刀抢劫、毒品交易和家庭暴力后面，慢慢积灰。

　　他走出警察局时，莫斯科的天已经黑了。雪又开始下，细密的雪花在街灯的光锥里旋转下落。他站在台阶上，看着街道上车流如织，行人匆匆，世界照常运转，仿佛他刚刚失去的一亿三千六百万不过是河床上被冲走的一粒沙子。

　　第一阶段尝试：官方渠道。结果：进入迷宫，没有出口。

　　陆建军没有回家。他去了“萨达沃”商城，但不是回自己的仓库——那地方现在感觉像个被盗的墓穴。他去了三楼另一端的“中华美食城”，一家由哈尔滨人经营的中餐馆，卖锅包肉和酸菜饺子，也是莫斯科华商的非正式情报交换中心。

　　老板老赵认识陆建军二十一年。当陆建军走进来，脸色灰败如墙皮时，老赵什么都没问，直接把他带进后厨旁边的小房间，倒了一杯二锅头。

　　“说吧。”老赵自己也倒了一杯，“多少钱？”

　　“一亿三千六百万。”

　　老赵的酒停在唇边，然后慢慢放下。“现金？”

　　“现金。”

　　“在银行被抢？”

　　“被一群自称金融监管局的人抢了。”

　　老赵沉默了很久。后厨传来炒菜声、锅铲碰撞声、厨师的吆喝声，但这些声音似乎来自另一个世界。小房间里只有排气扇的嗡嗡声，还有老赵手指敲击桌面的节奏。

　　“穿制服了吗？”老赵最终问。

　　“便服，但像军人。”

　　“说俄语？”

　　“标准，没有口音。”

　　老赵喝光了杯里的酒，又倒了一杯。“建国，这事不简单。如果是普通劫匪，警察会管。如果是……内部人干的，警察不敢管。”

　　“内部人？”

　　老赵压低声音：“FSB，或者内务部特种部队。我听说过类似的事——针对我们这些用现金的商人。他们穿便衣，冒充税务或金融监管，以调查为名收钱，然后消失。钱进了他们自己口袋，但名义上是‘扣押待查’，永远没有下文。”

　　陆建军感到一阵寒意，不是来自室外低温，而是从脊椎底部升起的。“那我怎么办？”

　　老赵看着他，眼神复杂——有同情，有警惕，还有一种“早就告诉过你”的意味。“两条路。第一，认栽。就当生意亏了，重新开始。第二……”

　　“第二？”

　　“找中间人。”老赵的声音更低了，“有些‘律师’，专门处理这种事。他们认识……上面的人。可以帮你传话，谈判，也许能拿回一部分。当然，他们要抽成。”

　　“多少？”

　　“至少百分之三十。而且不保证成功。”

　　百分之三十就是四千多万。而且只是“也许”。陆建军计算着：如果拿回剩下的百分之七十，大约九千五百万，扣除律师费，可能只剩八千万左右。损失五千六百万。

　　但总比全没了强。

　　“你有联系方式吗？”他问。

　　老赵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名片：光面纸，俄文和中文双语，头衔是“国际商务纠纷调解专家”，名字是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又一个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俄罗斯仿佛有一半男人叫这个名字），电话号码是莫斯科的，但区号不太常见。

　　“别说是我介绍的。”老赵把名片推过来，“就说……听朋友说的。”

　　第二阶段尝试：地下渠道。代价：百分之三十，加上不确定的结果。

　　陆建军在餐馆角落的公用电话亭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声，专业但冷淡，问了基本情况后，让他第二天上午十点到特维尔大街一栋写字楼的办公室见面。

　　那晚陆建军没睡。他回到仓库，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看着那些原本堆满麻袋的角落。空气里还残留着钞票的气味——或者是他想象的。他打开神龛，给关公和圣母都上了香，但香燃尽后的灰烬没有给他任何启示。

　　第二天上午，他来到那栋写字楼。十八层，视野很好，能看到莫斯科河。办公室装修得很专业：皮沙发，实木办公桌，墙上挂着法律学位证书和与各种官员的合影（照片里的人都笑得官方而疏离）。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第三个）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西装笔挺，头发用发胶固定得一丝不苟。他听完陆建军的叙述，手指交叉放在桌上。

　　“林先生，您的情况我了解了。”他的俄语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柔和腔调，“这确实是一起……复杂的案件。涉及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案金额巨大。不过，好消息是，既然对方冒充的是金融监管局，说明他们至少希望维持表面合法性。这意味着有谈判空间。”

　　“谈判？”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渠道，向可能涉及此事的人员传递信息。表达您愿意……谅解，并希望拿回部分资金的意愿。通常，这种情况下，对方愿意返还百分之四十到六十，作为‘误会澄清’的补偿。”

　　“那剩下的呢？”

　　“剩下的，”律师微笑，“就当作……学费。学习在俄罗斯做生意的成本。”

　　陆建军感到一阵恶心。学费。一亿三千六百万的学费。

　　“需要多久？”他问。

　　“几周，也许一两个月。这类沟通需要谨慎，不能急。”律师向前倾身，“我的服务费是追回金额的百分之三十五，预付百分之十作为活动经费。如果失败，预付部分不退。”

　　又是百分比。陆建军觉得整个世界都在用百分比榨干他。

　　“我需要考虑。”他说。

　　“当然。”律师递过名片，“但请尽快。时间越长，钱被分散洗白的可能性越大。”

陆建军离开办公室，站在特维尔大街的人行道上。雪已经停了，但天空依旧阴沉。他看着街上穿梭的豪华轿车，看着那些从高档商店走出来、手里提着购物袋的人们，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疏离感。这个世界有它的规则，但他永远是个外来者，即使二十一年也没能真正进入。

　　他决定尝试第三条路。

　　通过一个做建材生意的福建人，他联系上了莫斯科某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不是黑帮——在俄罗斯，黑帮这个词太粗糙了。他们是“企业家”，经营“安保”“物流”和“纠纷调解”业务。

　　见面的地点在郊外一个汽车修理厂，和安德烈他们排练的地方惊人相似，只是这里还在运营。空气中弥漫着机油和焊接金属的气味。一个光头男人接待了他，手臂上纹着双头鹰——不是官方那种，是狰狞版的，鹰眼血红。

　　光头男人叫维塔利，话不多。他听完陆建军的叙述，抽了口烟，缓缓吐出。

　　“FSB的人，”他说，不是问句，“阿尔法或者信号旗，退休的或者现役的。”

　　“你能帮我拿回钱吗？”陆建军问。

　　维塔利笑了，露出镶金的门牙。“林，你知道我们做什么生意吗？”

　　“听说……你们能解决麻烦。”

　　“我们解决商业麻烦。债务纠纷，合同违约，竞争对手……太烦人。”维塔利弹掉烟灰，“但我们不解决国家麻烦。尤其是FSB的麻烦。”

　　“他们抢劫——”

　　“他们‘执行公务’。”维塔利打断他，“就算不是，只要他们穿着那身皮，或者曾经穿过，他们就是系统的一部分。你懂吗？系统不会自己审判自己。”

　　“所以没办法？”

　　维塔利沉默了一会儿。“有一种办法。如果你知道具体是谁，有证据，我们可以……传递信息。让他们知道，有人很不高兴。也许他们会感到压力，吐出一点。但这很危险，对我们，对你。”

　　“多少钱？”

　　“不按百分比。”维塔利说，“一口价，五百万卢布。预付。不保证结果。如果失败，或者我们觉得太危险，钱不退。”

　　又是预付。又是不保证。陆建军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所有的路都通向同一个终点：付钱，等待，可能失败。

　　“我考虑一下。”他说。

　　“尽快。”维塔利站起来，“不过林，给你一个免费建议：有时候，认输比继续打更聪明。你中国人不是有句话吗？‘破财消灾’。一亿三千六百万，消的灾不小了。”

　　第三阶段尝试：灰色地带。结果：同样的死胡同。

　　陆建军回到自己的仓库。三天来，他见了警察、律师、中间人、地下商人。每个人都给他希望，然后又用百分比、预付金和不保证戳破希望。他像是掉进了一个俄罗斯套娃：打开一个，里面是更小的一个，再打开，更小，直到最后空无一物。

　　他坐在桌前，拿出计算器。开始计算：

　　- 认栽：损失1.36亿，归零。

　　- 通过律师：可能拿回8000万，损失5600万，另付律师费2800万（按追回8000万的35%计），实际到手5200万，净损失8400万。

　　- 通过维塔利：预付500万，可能拿回一部分（未知），可能引发更大风险。

　　所有选项都是损失。区别只在于损失多少，以及是否要额外付钱给中间人。

　　他关掉计算器。窗外，莫斯科的夜晚再次降临。街灯亮起，车灯划破黑暗。这座城市依旧运转，庞大，冷漠，像一台生锈但依然能碾压一切的机器。

　　然后陆建军做了一个决定。

　　一个非理性的决定。

　　他打开电脑，打开一个简单的文字处理软件。选了最大的字号，打了三行字：

　　悬赏

　　寻找1.36亿卢布的良心

　　联系人：林先生 电话：+7XXXXXXXXXX

　　他把这句话翻译成俄语，在下面再打一遍。然后他打开仓库角落的打印机——一台老旧的惠普，墨盒快没了，打印出来的字迹有些模糊，紫色调，像褪色的卢布。

　　他打印了一千份。

　　用裁纸机裁开。

　　然后他从仓库里找出最后一个麻袋——中国粮油，空的，破了个小洞。他把传单塞进去，背在肩上。

　　晚上十一点，他走出仓库，走进莫斯科的冬夜。气温零下八度，寒风像刀子一样刮着脸。他先走到“萨达沃”商城的布告栏，贴了第一张。浆糊冻住了，他用力抹开，传单歪斜地贴上。

　　然后他走向地铁站。在入口处的信息栏贴了第二张。

　　第三张贴在公交站亭。

　　第四张，便利店橱窗。

　　他像幽灵一样在莫斯科街头游荡，背着麻袋，贴传单。动作机械，面无表情。行人匆匆走过，偶尔有人瞥一眼传单，但没人停下。莫斯科的夜晚充满了各种广告：租房、求职、算命、性服务。他的悬赏令只是其中一张，很快就会被人覆盖，或者被城管撕掉。

　　但他继续贴。

　　凌晨两点，他来到了彼得罗夫卡街。阿尔法银行支行已经关门，橱窗里亮着安全灯。他在银行正对面的路灯杆上，贴了第九十七张传单。

　　然后他走到街对面，站在银行门口。旋转门静止着，玻璃反射着街灯的光。三天前，他就是从这里走进去，扛着麻袋，带着一生的积蓄。

　　他贴了第九十八张传单，直接贴在银行门边的墙上。

　　浆糊冻得太硬，传单的一角没粘住，被风吹得翻起来，哗啦作响。上面那行俄语在街灯下清晰可见：

　　НАГРАДА ЗА СОВЕСТЬ 136 МИЛЛИОНОВ РУБЛЕЙ

　　（悬赏1.36亿卢布的良心）

　　陆建军退后两步，看着那张翻动的纸。风越来越大，传单啪嗒啪嗒地拍打着墙壁，像一只试图挣脱的白色翅膀。

　　他笑了。声音很轻，但在这空寂的街道上格外清晰。

　　然后他转身，背着还剩九百多张传单的麻袋，继续走向下一个路灯杆。

　　雪又开始下了。细小的雪花落在他肩上，落在他头发上，落在那张被风翻动的传单上。

　　而在莫斯科的另一个角落，安德烈正从安全屋的窗口看着夜空，对讲机里传来卡马斯的声音：“那个中国人疯了。他在全城贴传单，悬赏我们的良心。”

　　安德烈没有回答。他只是看着雪，看着黑暗，看着这座城市吞噬一切荒谬，然后继续运转。

　　传单在风中翻飞。

　　雪掩盖了浆糊的痕迹。

　　夜晚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