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州记：舜迹水镜

鄂邑紫韵坊

我到蒲州时，正值秋末。黄河瘦成了铁青色的一条，沉沉地、无声地，从蒲津渡古渡口的残石墩下挨过去。这便是古蒲坂了，那舜帝“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的所在。《水经注》里说，“雷首，亦曰蒲山”，山是有的，却不高，只在北面天际淡淡地画一道青痕，仿佛岁月褪了色的眉黛。四下里是望不尽的平川，田畴阡陌，都收割尽了，裸露出大地本来的土色——一种温吞的、疲惫的褐黄，与天际的灰云、河床的沉沙，融成一片无边无际的萧索。这哪里像是“五弦琴歌南风而天下治”的帝都气象？倒像是亘古以来，便该是这般，岑寂着，荒芜着，将一切盛大的传说都吸进去，消化成一声悠长的、无声的叹息。

舜的故事，开头总是好的。“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那该是怎样一派熙和淳厚的古风！可眼前的历山，不过是平川上几处缓坡；所谓的雷泽，早已干涸成地图上一个空漠的名字。我寻到一处标着“舜帝村”的地方，不过是个寻常的北方村落，几株老槐，半截石磨，井台边坐着晒太阳的老人，眼神浑浊得像井里的水，映不出半点帝王的辉光。他们讲不出“慎徽五典，纳于百揆”的典故，只絮叨着今年的收成与明春的墒情。历史在这里，不是庙堂上的钟鼎铭文，而是土墙上被雨水冲刷出的模糊纹路，是农人掌心里与陶器一般粗糙的茧。太史公笔下那“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解”的至孝，那“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感召力，落到这实在的土地上，便成了风化的口碑，一碰，簌簌地往下掉粉末。

我在黄河边徘徊，看那浑水汤汤，东去不返。忽然想起，这河与舜的一生，纠葛得那样深。他“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考验他的山林风雨，许就是中条山的余脉；他命禹治水，“浚畎浍距川”，疏导的正是这黄河的支脉汾、涑诸水。功成后，舜南巡，竟“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他的一生，仿佛被这水推着，从河滨的陶者，到摄政的君主，最终魂魄也随水而去，葬在遥远的、水雾迷蒙的南方。这蒲坂，作为他建都之地，竟像他生命长河中一个短暂的、平静的漩涡。漩涡中心或许有过片刻的澄明，有过“《韶》乐九成，凤凰来仪”的盛景，但终究被时间的流水裹挟而去，只在古老的河床上，留下些传说与地名，如同水退后滩涂上光怪陆离的纹印，可供后人凭吊，却无从把握。

蒲州古城墙的夯土遗迹，就在河岸不远处。土色比周遭的田地更沉黯些，一层压着一层，紧实得如同压缩过的光阴。我抚着那粗砺的墙面，指尖触到的，是草梗、是碎石、或许还有先民无意识的指纹。这墙，可曾听过舜与皋陶、禹、稷在明堂之上的议论？可曾卫护过“方五千里，至于荒服”的帝畿？如今它只是沉默地立着，任荒草从垛口长出，在西风里瑟瑟地摇。王国维先生论词，有“造境”与“写境”之说，又说“一切景语皆情语”。此刻我眼前的，是“写境”，是这残墙、瘦河、平芜的真实；而我心中盘桓的，却是“造境”，是由《尚书》、《史记》字句氤氲出的那个邈远帝都。两境难以重合，中间隔着茫茫的、不可测的三千余年。这隔阂，本身便是一种巨大的、噬人的真实，比任何辉煌的想象都更富于历史那苍凉的肌理。

风从河上吹来，带着湿冷的土腥气。远处，一架古老的黄河浮桥（后人仿建的）的铁索，在风里发出幽微的、持续的低鸣，像是历史在睡梦中的呓语。我忽然有些明白，何以舜的故事里，“水”的意象如此挥之不去。他生于诸冯，迁于负夏，陶于河滨，都于蒲坂，崩于苍梧，一生似乎总在跋涉，总在与水打交道。水是生命之源，是文明的摇篮（如这黄河），也是阻隔、是考验、是流逝的象征。他的德政，或许正如大禹治水，不是堵，而是导，是“行厚德，远佞人”，疏导着人性的洪流，以期达到“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的平治。然而，水终究是要东流入海的，功业与生命，亦复如是。这蒲坂，与其说是他权力的顶峰，不如说是他治水（治世）途中一个重要的坝堰。坝堰或可暂蓄波澜，成就一番景象，但水终将越它而去，奔赴它永恒的归宿。

落日西沉，将最后一片锈红泼在黄河水上，旋即被暗流卷走，消失无踪。天地间复归于一色的苍灰。我转身离去，将古蒲坂的寂静留在身后。来时的那点考证的热忱，寻访的期待，此刻都被这河风吹凉了，沉淀了。剩下的，只是一种空旷的明净。舜的帝都，与尧的平阳一样，最终都非金城汤池，宫阙万千，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境”——一个由后世无数记述、想象与这片特殊水土共同铸就的、关于德治与流逝的“境”。我们访古，往往不是为证实什么，而是在这片能与古人共睹同一条河流的土地上，体认那种“逝者如斯夫”的千古苍茫，并在苍茫中，照见自身那同样在时间之流中跋涉的、微小的倒影。蒲州的风物，平淡无奇，却像一面磨砂的古镜，照不出清晰的冠冕，只映出一派浩浩汤汤的、元初的浑浊与光亮。这或许，便是历史留给我们最诚恳的、也最深邃的面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