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梁永安 启 蒙 初 年

峨眉夜话

　　小学在庙堂里。

那庙叫“双河庙”，老得仿佛从清末就蹲在临江河畔，青砖缝里沁着湿气，墙皮斑驳如老人手背的筋络。屋脊高耸，灰瓦叠叠，飞龙走兽静伏其上，鳞爪微翘，经年沐雨，釉彩剥落处泛出哑光，脊兽背上却悄然生出绿苔，细绒绒的，还夹着几茎不知名的小草，在风里轻轻摇曳。瓦槽早被岁月与草籽填满，春深时竟有野雏菊探出淡黄的头来。

大殿改作了礼堂。神龛空了，香炉撤了，只余下梁柱间幽微的暗影与木头沉甸甸的呼吸。正中搭起一方讲台，台子是用土夯磊的，边缘砌着庙墙拆来的旧砖，台面抹了一层掺着碎瓦粒的石灰。背墙上挂着伟人的画像，还有他的谆谆教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是我们仰望世界的起点。

老师们在裙房办公，粉笔灰混着陈年檀香，在窄窄的廊道里浮游；而教室，便见缝插针地散落在庙堂四周：南边两间新砌的平房，土坯墙抹着薄薄一层石灰，窗框是木格的，没有玻璃，糊着半透明的牛皮纸。学校是完小，六个年级，十二个班，挤在这方古旧与新生交缠的院落里，书声便也带着瓦缝里的风、泥土的腥、还有杏仁核壳裂开时那一声细微的脆响。

　　一九六二年八月底，暑气未消，蝉声嘶哑。母亲牵着我的小手，穿过祠堂斑驳的仪门。我穿一双纳底布鞋，脚趾头在鞋尖微微拱着，手心汗津津的，攥着母亲粗布衣襟一角。报名处摆着一张长条桌，老师戴着圆框眼镜，正低头登记。我踮脚往桌上瞅，墨汁未干的字迹洇开一小片蓝晕。

“几岁了？”老师抬眼问。

“六岁！”我抢答，声音又亮又急。

母亲轻声补了一句：“只差四个月就满。”

老师摇头，笔尖顿住：“不到龄，明年来吧。”

我愣住，喉咙里忽然堵住，眼眶一热，突然蹲下双手死死抱住那冰凉粗粝的桌腿，脸贴着木纹，呜呜哭起来，肩膀一耸一耸，像只受惊的小雀。老师却笑了，不是讥笑，是眼角漾开细纹的、温厚的笑。她俯下身子，从桌屉里摸出一把杏仁核——褐色的、皱缩的、带着泥土余味的硬壳果摊在掌心，递到我眼前：“数数看，有几个？”

我抽噎着松开桌腿，指尖沾着泪，一颗一颗去拨弄。它们凉而微涩，棱角硌着指腹。“一、二、三……”我数得极慢，舌头打绊，却不敢错，数到二十，仰起脸，鼻涕悬在人中。老师点头，又抓出一大把放在桌面上，更多，更乱，堆成一座小小的褐色丘陵。“再数。”

我埋下头，屏住气，手指在壳堆里翻找起点，重新开始：“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数到六十九，数完最后一颗，盯着老师，眼神里亮着企盼。老师伸手，轻轻按了按我的头顶，说：“留下吧。”

我破涕为笑，可那笑还没绽开，鼻涕便倏然坠下，拖出一道亮晶晶的弧线。母亲慌忙掏出一块洗得发软的蓝印花手巾，边角已磨出迅速为我揩净。我羞得耳根发烫，垂着头，盯着自己沾灰的鞋尖，心里却悄悄种下一根刺。上学后，我衣兜里必揣一方手巾。不是为擦汗，不是为抹泪，是为入学后防那点猝不及防的狼狈，防它再从鼻尖滑落，滴在崭新的课本上。

　　班主任老师姓叶，三十来岁，师范毕业，衣着素净而妥帖，蓝布衫配墨色长裙，发髻低挽，一枚银杏叶形的发卡别在耳后。她说话声音极轻，却字字清亮，如檐角风铃被微风拂过，又似溪水滑过青石。每每念起课文，像在吟唱一支温润的谣曲。我坐在第二排，个子小，仰头看她时，总见她唇边浮着浅浅笑意，目光落在我身上，便如春阳照进窗棂，暖而从容。于是，我总抢着举手，手举得高高的，生怕那点微光被前排身影遮住；每次被老师点到，心就跳得快些，答得也格外认真。表扬的话不多，可她点头时眼波一漾，我就觉得整堂课都亮了。

　　家离学校好几里，黄泥路弯弯绕绕，春日沾露，秋日扬尘。开学头一个月，我迟到了三次。第三次站在教室门口，脸烧得滚烫，全班目光如细针扎来，我垂着头，盯着自己磨破边的布鞋尖，连呼吸都放轻了。放学后没敢回家，蹲在校门口槐树下哭了一场。第二天便缠着母亲买闹钟，是那种老式的绿壳发条钟，沉甸甸的，上满弦，它便“嘀哒、嘀哒”走起来，像一颗不肯停歇的小小心脏。从此，天光未明，闹铃一响，我便立马翻身起床，顺时再轻轻一拧发条，那清脆的“咔”一声，仿佛把整个清晨都稳稳托住了。再未迟到过。

二年级学造句。一次用“难过”造句，我写道：“村外的河很宽，没有渡船，很难过。”叶老师俯身看我的本子，袖口掠过纸页，带起一缕淡淡的皂角香。她轻声说：“‘难过’是心里不好受的感觉，不是河水皱眉头呀。”我怔住，随即脱口而出：“今天没把‘难过’这个词的句子造好，挨了老师批评，心情有些难过。”她眼睛一亮，竟轻轻拍了下我的肩：“一点就透，有悟性！” 那话音一落，我心里甜滋滋的。我低头看着铅笔字迹，忽然觉得“难过”二字在纸上洇开了，不再涩，反而软软地暖了起来。自那以后，我特别喜欢语文课，成了我日日盼着的时辰。

那时，父亲在七八十里外的一个国企工作，一年回不了几趟家。信，是家里最郑重的往来。我学会造句不久，母亲便把写信的事交给了我。她并非不会写——她幼时读过私塾，毛笔字端秀如兰，只是她更愿看我伏在煤油灯下，咬着铅笔头，一笔一划把日子拆开、揉碎、再拢成句子。我不懂格式，便翻出父亲寄来的信学着：开头是“父亲大人”，接着问好，再把母亲讲的柴米油盐事、田里稻穗抽了几寸、我考了多少分、新得了几张奖状……都编进句子里。写完，念给她听。她倚着门框，手里纳着鞋底，针线穿过粗布，发出细微的“嘶啦”声，听罢只微微颔首，便算过了关。我便郑重装进牛皮纸信封，用饭粒细细擂湿封口——黏稠、温热，像把心事悄悄糊牢。再工整写下收信地址、姓名，贴上八分邮票，趁上学路上，踮脚把信塞进水口场邮所那只绿漆斑驳的信筒里。“咚”的一声轻响，仿佛把童年里最郑重的牵挂，投进了远方的风里。

　　如今回望，那盏煤油灯、那枚银杏发卡、那台嘀哒作响的闹钟、那封被饭粒封住的信……它们早已不是旧物，而是我文字最初的胎动。叶老师未曾教我修辞章法，却以声音为引，以耐心为壤，让我懂得：语言不是纸上的刻痕，而是心跳的回响，是欲言又止时喉头的微颤，是把心事熬成句子，再轻轻投向世界的勇气。原来，执笔可以写心，墨香能染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