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⑨《卢布狂想曲》小说

圣龙小说

第九章：狂欢夜与呕吐物

　　安全屋位于莫斯科南郊一栋赫鲁晓夫楼的三层。这种1950年代批量建造的五层板楼曾经是苏联工人阶级的骄傲，如今墙皮剥落、管道老化，住着老人、移民和那些付不起市中心租金的人。这间公寓是瓦列里通过建筑公司关系“借用”的——房主是他表哥，去索契疗养三个月，钥匙就留下了。

　　房间里的气味很复杂：陈年烟草味（尽管房主声称已戒烟十年）、煮卷心菜留下的微酸气息、还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来自卫生间总也干不透的墙角。家具是标准的苏联样式：沉重的木质餐桌、人造革沙发已经开裂露出海绵、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风景画——白桦林和湖泊，像是对某种从未存在过的田园牧歌的怀念。

　　此刻，餐桌上摆着的不是食物，而是钱。

　　八个IKEA蓝色购物袋被倒空，紫色钞票捆堆成一座小山。不是整齐的金字塔，而是随意的、坍塌的堆积，像暴风雪后铲到路边的雪堆。灯光下，五千卢布的紫色显得格外浓烈，几乎发黑。

　　他们围坐在桌边，没有人先开口。墙上那个老式挂钟的秒针走动声格外清晰：嘀嗒、嘀嗒、嘀嗒，像是某种倒数。

　　安德烈第一个动。他拿起最上面一捆，解开白色捆扎带，开始数。动作机械，面无表情。其他人看着，然后也加入。没有人说话，只有钞票翻动的沙沙声，像一群巨大的昆虫在啃食纸张。

　　数钱花了四十七分钟。最终数字写在从厨房撕下的一页日历背面：

　　总额：142,375,000卢布

　　比预计多了六百三十七万五千。

　　比陆建军声称的一亿三千六百万多了六百三十七万五千。

　　多出来的钱散落在旁边：一些零散的五千卢布钞票（从破裂袋子里掉出的），几捆一千卢布面额的（显然不是陆建军的钱），还有三捆欧元——每捆五千欧元，总计一万五千，不知从哪里混进来的。

　　“解释。”卡马斯说，眼睛盯着那堆欧元。

　　“银行VIP室可能有其他现金，”瓦列里推测，“经理的备用金，或者其他客户的存款。我们装袋时太匆忙，混进来了。”

　　“或者陆建军撒谎了。”达吉斯坦说，“他带的本来就不止一亿三千六百万。”

　　“或者，”伊戈尔推了推眼镜，声音很轻，“这些钱……本来就不该在那里。”

　　所有人都看向他。

　　“什么意思？”米沙问。

　　“这些新钞。”伊戈尔拿起一捆五千卢布，指着边缘的序列号，“你们看，号码是连续的。不是银行流通的旧钞，是直接从印钞厂出来的。通常这种钱只会出现在两个地方：央行金库，或者……某些特殊部门的行动经费。”

　　房间里突然安静了。挂钟的嘀嗒声再次凸显。

　　“你是说，”卡马斯慢慢地说，“我们可能抢了……自己人的钱？”

　　“我不知道。”伊戈尔放下钞票，“但如果是，他们会追查得更彻底。”

　　荒诞感像冷气一样从地板缝隙里升起来。他们抢了一家银行，结果可能抢到了联邦安全局或其他部门的黑钱。这就好比偷车贼偷了一辆警车——罪行之外，还加了层讽刺。

　　安德烈打破了沉默。“不管来源，钱已经在这里。现在的问题是：谢尔盖在哪里？他车上有三个袋子，按平均算，大约五千二百万。如果他带着钱消失……”

　　他没有说完。不需要。

　　“他会回来吗？”米沙问，声音里有一丝希望——或者说是对人性最后的信任。

　　卡马斯笑了，声音干涩。“回来？带着五千二百万？你知道五千二百万能买什么吗？能买十辆好车，能买郊外一栋别墅，能让你在泰国海滩上醉生梦死五年。他为什么要回来？”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米沙坚持，但声音越来越小。

　　“团队？”卡马斯指着桌上的钱堆，“团队会因为这东西诞生，也会因为这东西死亡。这是物理定律。”

　　安德烈举起手，制止了争论。“不管谢尔盖是否回来，我们必须先决定这些钱的分配。”

　　“按原计划？”瓦列里问，“平均分？”

　　“原计划是基于一亿三千六百万的七人分配。”安德烈说，“现在总额变了，人数也可能变了。”

　　“六个人分一亿四千二百三十七万五千。”伊戈尔快速心算，“每人约两千三百七十三万。比原计划每人一千九百四十二万多四百三十一万。”

　　四百三十一万。这个数字在空气中悬浮着。足够改变人生的数字，但也足够让人背叛的数字。

　　“但还有谢尔盖那份……”米沙说。

　　“如果他今晚十二点前不出现，”卡马斯打断，“他的那份我们六人再分。”

　　“这不公平——”

　　“公平？”卡马斯转向米沙，眼神锋利，“孩子，公平是你小时候听的童话。这里是现实。现实是：谁在这里，谁分钱。谁跑了，谁活该。”

　　米沙想反驳，但没说话。他的脸色在昏暗灯光下显得更苍白了。

　　安德烈看着这一切。他能感觉到，团队的凝聚力正在像旧墙皮一样剥落。他们曾经是战友，是彼此托付生命的人。但现在，他们是一群围着钱堆的陌生人，每个人都在计算自己的份额，警惕着身边的人。

　　“投票吧。”安德烈说，“关于分配原则。同意按实际在场人数分配的，举手。”

　　他自己先举手。然后卡马斯，达吉斯坦。瓦列里犹豫了一下，也举了。伊戈尔推了推眼镜，手慢慢举起。

　　五个人。米沙看着他们，手放在膝盖上，攥成拳头。

　　“米沙。”安德烈说。

　　米沙闭上眼睛。几秒钟后，他举起手，动作缓慢，像举起一块石头。

　　“通过。”安德烈放下手，“现在，我们需要庆祝一下。”

　　“庆祝？”米沙难以置信。

　　“传统。”卡马斯站起来，走向厨房，“每次任务结束，都要喝一杯。哪怕是这种任务。”

　　他从橱柜里找出半瓶伏特加——房主留下的，最便宜的那种，玻璃瓶上积着灰尘。又找出几个玻璃杯，在水龙头下冲了冲，没擦干就拿了回来。

　　杯子摆在桌上，围着钱堆。卡马斯倒酒，每杯倒得很满，透明的液体在杯沿微微晃动。

　　“为了什么干杯？”瓦列里问。

　　“为了我们还没进监狱。”达吉斯坦说。

　　“为了这些美丽的紫色纸片。”卡马斯举起杯。

　　“为了……”伊戈尔想了想，“为了技术成功。设备都工作了，至少大部分。”

　　所有人都看向米沙。他盯着酒杯，没动。

　　“米沙？”安德烈说。

　　“为了……忘记。”米沙最终说，声音几乎听不见。

　　他们碰杯。玻璃相撞的声音清脆短暂。然后喝酒。伏特加廉价而烈，烧灼喉咙，带来一阵暖意——或者说是麻木。

　　一杯喝完，卡马斯又倒。第二杯下肚后，气氛开始变化。不是放松，而是一种紧绷的、刻意的亢奋。瓦列里开始讲建筑工地的笑话，不好笑，但卡马斯大声笑着。达吉斯坦拿出手机，开始搜索“五千二百万卢布能买什么”，并大声念出来：“……豪华游艇还差点，但中型游艇可以……或者五十公斤黄金……”

　　伊戈尔则开始检查那些欧元钞票的真伪，用紫外线笔照水印，像个银行出纳。

　　只有米沙和安德烈相对沉默。米沙又喝了一杯，然后突然站起来，快步走向卫生间。门关上，里面传来呕吐的声音——剧烈的、痛苦的干呕，像是要把内脏都吐出来。

　　其他人停止了说话。听着那声音。

　　“年轻人，”卡马斯摇摇头，又倒了一杯，“良心太新鲜，还没腌透。”

　　安德烈没说话。他拿起遥控器，打开客厅角落那台老式显像管电视机。屏幕闪烁了几秒才亮起来，正在播放新闻频道。

　　女主播面无表情地念着稿子：“……总统在今天的国家安全会议上强调，要坚决打击腐败，维护执法机关的神圣性和纯洁性。他指出，任何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画面切到会议现场：长条桌，高官们正襟危坐，背后是双头鹰国徽。

　　“……同时，央行宣布将推出新版卢布，增强防伪特征，以应对日益复杂的金融犯罪……”

　　电视声音在房间里回荡。而桌子上，堆着1.42亿即将“过时”的旧版卢布。

　　讽刺达到了顶点。

　　卡马斯看着电视，突然大笑起来。不是愉悦的笑，而是歇斯底里的、无法控制的笑。他笑得前仰后合，拍着桌子，眼泪都笑出来了。

　　“听见了吗？”他边笑边说，“神圣性！纯洁性！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其他人没笑。瓦列里低下头。达吉斯坦关掉手机。伊戈尔停止检查钞票。

　　电视上，女主播继续播报下一条新闻：“今日上午，莫斯科彼得罗夫卡街一家银行发生疑似抢劫案。据初步消息，损失金额尚在统计中。警方已介入调查……”

　　所有人的动作都停止了。

　　“疑似。”卡马斯重复这个词，笑声戛然而止，“他们用了‘疑似’。意思是他们还不确定是不是抢劫。或者不想确定。”

　　安德烈关掉电视。房间重新陷入寂静，只有卫生间里隐约传来的水龙头流水声。

　　米沙出来了。他洗过脸，头发湿漉漉的，眼睛发红。他走回桌边，但没有坐下，而是拿起外套。

　　“你去哪？”瓦列里问。

　　“出去走走。透口气。”

　　“现在出去不安全——”

　　“我需要一个人待着。”米沙打断他，声音里有种陌生的强硬。他穿上外套，走向门口，没有看任何人，也没有看那堆钱。

　　门打开，又关上。脚步声在楼梯间渐远。

　　剩下的人坐在桌边，围着钱，围着一桌没喝完的伏特加，围着电视关闭后屏幕上那一点逐渐消失的光斑。

　　“他会回来吗？”瓦列里问。

　　没有人回答。

　　卡马斯又开始倒酒。这次他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包括米沙的空位。

　　“不管他。”他说，“我们继续。为了……为了什么来着？哦，为了忘记。”

　　他们再次碰杯。但这次动作慢了，迟疑了。酒喝下去，不再有暖意，只有冰冷的液体滑过食道。

　　安德烈看着那堆钱。在昏暗灯光下，紫色钞票像一堆燃烧后的灰烬，华丽但死寂。他想起了德米特里，儿子此刻应该在医院接受晚间治疗。护士会给他读故事书，会量体温，会记录那些冰冷的数据。而他，父亲，在这里，对着一堆脏钱喝酒。

　　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不是生理上的，是存在意义上的。他站起来，走向窗户，推开一条缝。寒冷的夜空气涌进来，带着莫斯科郊区特有的气味——远处垃圾焚烧厂的烟味，雪的气息，还有无边无际的、沉重的黑暗。

　　街道上空无一人。一盏路灯坏了，间歇性地闪烁。远处有狗吠声。

　　他看见米沙的身影出现在楼下。年轻人站在路灯下，仰头看着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厚重的云层。他站了很久，然后开始走路，不是漫无目的，而是朝着一个方向：街尽头，那里有一个小小的东正教教堂，洋葱头圆顶在夜色中几乎看不见。

　　米沙走到教堂前，停下。他从口袋里掏出什么——一捆钱，大约一百万卢布，用从安全屋带出来的报纸草草包着。他左右看了看，街道空荡，然后他快步走到教堂门口的捐款箱前——一个木制的、带小斜顶的箱子，锁已经生锈。

　　他把那捆钱塞进投币口。动作很快，几乎是扔进去的。然后他退后两步，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动作生疏，但很认真。

　　做完这一切，他转身，几乎是跑着离开了。

　　安德烈在窗前看着，没有动。他知道那捆钱会带来什么后果——神父明天早上打开捐款箱，会发现一笔巨款，没有署名，无法解释。他会报警，或者不会。但无论如何，那笔钱不会到达上帝手中，只会到达某个官僚机构的档案室里，成为一个未解之谜。

　　荒诞的循环：抢来的钱，试图通过捐赠来净化，结果只是转移到另一个系统，继续它的脏污旅程。

　　他关上了窗户。

　　回到桌边，其他人已经喝得差不多了。卡马斯趴在桌上，半睡半醒。达吉斯坦在数自己那份钱，一遍又一遍。瓦列里和伊戈尔在低声讨论如何洗钱——通过加密货币，通过购买再转售黄金，通过虚假的建筑合同。

　　安德烈坐下，给自己倒了最后一杯伏特加。他没喝，只是看着杯中透明的液体。

　　电视屏幕已经彻底暗了，像一块黑色的墓碑。

　　墙上的挂钟指向凌晨一点十七分。

　　谢尔盖没有回来。

　　米沙也没有回来。

　　只有钱还在那里，沉默地堆着，像一个等待被解答的问题，或者一个等待被引爆的炸弹。

　　安德烈终于举起杯，对着空无一人的方向，低声说：

　　“为了我们。”

　　然后他一饮而尽。

　　酒很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