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角的日子》

彭堡岁月

彭堡岁月·第四章·第一节·家的力量

有时候，我们散在天南海北的各个角落，像被风吹散的种子，在陌生的土壤里扎根生长。白天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转，夜晚在各自的小小空间里喘息。牵挂缩成了小小的方块——在视屏里，在电话里，在一声“吃了没”的问候里。

年关将近的时候，这种牵挂开始发酵膨胀。

先是母亲在电话里的絮叨：“今年能回来不？家里新腌了腊肉，院子里还养了几只土鸡。”语气小心翼翼，像怕惊扰了什么。然后是父亲——这个词在我舌尖打了个转，又咽了回去。父亲已经不在了，电话那头只有母亲，和满屋子的寂静。

“回来要给爷爷奶奶上坟，”母亲轻声说，“太爷太奶的坟头也得添土。你爸的坟……我去看过了，草长得高。”

我握着电话，想起父亲在世时，总是在母亲说完后接过电话，声音沉沉的：“路上注意安全，不要赶。”如今，这声音只能在记忆里回响了。

城市的街灯一盏盏挂上了红灯笼，超市里开始循环播放喜庆的音乐。这些信号像无声的集结号，在每个游子心里掀起波澜。可我忽然觉得，这些年味离我很远，又很近——远的是那份完整，近的是那份必须回去的责任。

公司里的年轻人开始抢票——飞机票、火车票、高铁票。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像心跳。有人抢到了，欢呼一声；有人没抢到，默默刷新页面。开车回家的人们开始检查车况，轮胎、机油、防冻液，后备箱慢慢被塞满——给父亲的酒，给母亲的围巾，给侄子的玩具。

我的后备箱里，给父亲的酒永远少了一瓶。

南方的、北方的、东边的、西边的，无数条线开始向一个个叫“家”的点汇聚。我的那条线，另一端系着彭堡，也系着一座座沉默的坟茔。

母亲们也在忙碌。

彭堡的炕，早在腊月二十三那天就重新盘过了。母亲蹲在炕洞前，小心地添着煤块，火苗映着她花白的鬓角——这些年，白得越发多了。“得把炕烧热些，”她自言自语，“孙子回来睡，城里娃不经冻。”顿了顿，又补一句，“你爸在的时候，最会把炕烧得匀。”

炕席是新编的，散发着麦秆的清香。被褥晒了又晒，蓬松得像云朵。父亲的被子还叠在炕角，母亲一直没舍得收。

她记得每个孩子喜欢的吃食：老大爱吃洋芋擦擦，得多备些土豆；老二喜欢羊肉臊子面，得去镇上买新鲜羊肉；小女儿最爱吃她蒸的油饼，胡麻油炸好了，白面也磨好了。“你爸爱吃我烙的饼，”她对着空屋子说，“外脆里嫩，他能吃三张。”

厨房的柜子里，慢慢堆成了小山——自家做的粉条，邻居送的豆腐，集上买的干货。冰箱再也塞不下任何东西。可母亲总觉得不够，总怕孩子们在外面亏了嘴。

父亲不在了，但那些父亲们做的事，还得有人做。我把院子的灯泡换成了更亮的，检查大门门栓时，发现门轴有些锈了——父亲往年都会提前上油。摇椅的一条腿松了，我找来工具修好，坐在上面试了试，吱呀声和记忆中一模一样。

每天傍晚，我会替父亲去村口站一会儿，抽一支烟，望着那条通向远方的路。不说在等谁，但我知道我在等什么——等一个再也等不到的身影，等一句再也听不到的叮嘱。

思念是有形状的。

它像一枚巨大的磁铁，以彭堡为中心，辐射向千山万水之外。在写字楼加班的深夜，在工厂流水线的间隙，在学校实验室的灯光下，在工地脚手架的高处——总有一个瞬间，心会被猛地拽一下。

那种力量如此强大，让三十小时的硬座变得可以忍受，让堵在高速上的焦躁得以平息，让机票的价格不再那么刺眼。行李箱轮子滚过地面的声音，像是归途的鼓点。可我知道，有些归途，永远少了一个迎接的人。

终于，村口开始热闹起来。

第一辆车开进来时，狗先叫起来，然后是孩子们的欢呼。车门打开，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出现。“爸！妈！”这一声呼唤，穿越了三百六十五天的距离。

我的车开得慢了些。进村时，看见几个堂兄弟已经回来了，正站在路边抽烟。他们看见我，招手让我停下。“回来了？”“回来了。”“先去上坟吧。”

于是后备箱里的祭品先被取了出来——纸钱、香烛、酒、水果。我们一行人默默走向村后的坟地。路上经过老屋，门开着，母亲站在门口，朝我们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坟地在半山坡上，冬天的黄土裸露着，枯草在风里摇晃。爷爷奶奶的坟挨着，太爷太奶的坟在旁边，父亲的坟最新，墓碑上的字还清晰。我们烧纸，点香，倒酒，磕头。纸灰被风卷起，像黑色的蝴蝶。

“爸，我回来了。”我在心里说。

没有回应，只有风声。

村庄苏醒了。炊烟在每家每户的烟囱上升起，比任何时候都浓郁。炒菜的滋啦声，鞭炮的噼啪声，孩子的笑闹声，大人的寒暄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就是年的声音。可我知道，我家的炊烟里，永远少了一味柴火的气息。

我家的小院里，炉子烧得通红。

我们终于可以盘腿坐在热炕上，像小时候那样。洋芋在炉灰里煨着，散发出焦香。母亲在厨房和堂屋之间穿梭，一会儿端来瓜子花生，一会儿又去下饺子。我仿佛看见父亲只是不停地往炉子里添煤，火光在他脸上跳跃……可定睛一看，添煤的是我。

电视里放着秦腔，锣鼓铿锵。我们其实没人在认真看，但就是要有这个声音——这是记忆里的背景音，是“家”的配乐。父亲最爱听这段《三滴血》，如今电视机前，他的位置空着。

母亲终于坐下来歇口气，头发有些凌乱，额上有细密的汗珠。她挨个看我们，眼神像在数宝贝。“瘦了，”她说，“在外面肯定不好好吃饭。”然后起身又要去拿什么。

我拉住她：“妈，坐着歇会儿。”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像绽放的菊花。可笑着笑着，眼睛就红了。“要是你爸在……”她没说完，转过头去擦眼睛。

这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做“幸福”——不是功成名就，不是锦衣玉食，而是此时此刻，至亲都在身旁，炉火正旺，洋芋飘香。可是我也知道，有一种幸福永远残缺了，像月亮缺了一角，再怎么圆，也不是当初的模样。

年轻时，我们总想离开。离开贫瘠的土地，离开唠叨的父母，离开一眼能看到头的生活。我们以为远方有诗，有梦想，有无限可能。我们努力地挣脱，像雏鸟奋力扑扇翅膀，飞向更高更远的天。

如今翅膀硬了，飞过了千山万水，看过了霓虹璀璨，却发现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还系着彭堡的那缕炊烟。我们开始计算回家的日子，开始怀念母亲的手擀面，开始懂得父亲在世的沉默背后的深情——可懂得时，已经来不及说给他听了。

夜深了，孩子们在热炕上睡着了，小脸红扑扑的。母亲轻轻为他们掖好被角，动作轻柔得怕惊扰了梦。

我走到院子里，冬夜的寒气扑面而来，星空却格外清澈。远处传来零星的鞭炮声。我想起瓦窑堡的清水河，想起夏天在河里摸鱼，冬天在冰上滑行的日子。那些记忆里都有父亲——他站在河边看我摸鱼，在冰上牵着我的手滑行。那些记忆像河底的卵石，被时光冲刷得愈发光滑温润，也愈发沉重。

我点了一支烟。站在院子里，烟雾在冷空气中袅袅上升，像祭奠的香。

“家里永远有你的炕。”母亲突然在屋里喊着说，声音不大，却沉甸甸的。

我点点头，喉头有些发紧。

是的，无论走多远，飞多高，彭堡永远有一个热炕在等着。只是这炕上，永远少了一个人。这种力量看不见摸不着，却比任何绳索都牢固，比任何磁铁都有力——它是根的呼唤，是源的牵引，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最初密码。它让我们回来，也让我们明白，有些离别永不重逢，有些位置永远空缺。

而在所有回家的路中，最远的那条，是从心到心的距离。所幸，这条路上，永远亮着一盏叫做“家”的灯——尽管有些灯，已经化作了坟前的长明烛，在风里明明灭灭，照亮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

我抬头看天，想找一颗最亮的星。

也许父亲就在那里看着吧，看着彭堡的炊烟，看着归来的游子，看着这个永远少了一个人、却依然是家的地方。

彭堡岁月·第一章·第二节 土坯房里的星光

西伯利亚的寒流刚在贺兰山口打了个旋儿，银川便冻成了一块青灰色的铁板。零下十七度的风，是蘸了盐的鞭子，抽在脸上，先是一木，接着便是细细密密的、尖锐的疼。匆匆逃回家，甩掉裹满寒气的鞋，几乎是踉跄着扑向床铺——这城市楼房里恒温的、柔软的床。身体陷进去的瞬间，我却恍惚了。

这暖，太标准，太客气，像有刻度。它熨帖着肌肤，却触不到更深的地方。真正的暖，不是这种均匀的渗透，而是一种莽撞的、带着烟火气的拥抱。 就像……对了，就像三十年前，在彭堡那个被风雪围困的土炕上，我们脱掉父亲织的、还带着户外寒气与身体微温的“铠甲”后，一头扎进去的那个被窝。

那时的冷，是能看见形状的。窗纸被风鼓得呼呼作响，缝隙里钻进来的寒气凝成白霜，在墙角开出冰花。可一推开窑门，便是另一个世界。母亲聂彩琴，早就算准了我们放学的时辰。

炕，是早已煨好的。干燥的麦草和晒干的驴粪蛋在炕洞里静静地燃着，没有明火，只有一种深长的、土地般的暖意，从身下的土坯里一丝丝渗上来，不急不躁，烘得人骨头缝里的寒气都酥了，化了。被子是白天就被她抱到炕头“捂”着的，吸足了热量，变得蓬松而沉重，盖上来，像被一片晒透了的、厚实的云包裹住。

屋子里弥漫着一种复杂而妥帖的气息。炕洞灰烬的草木香，新拆洗被褥的皂角味，还有……炉子上，那只被擦得锃亮的黑铁炉子，正“咕嘟咕嘟”地哼着歌。炉膛里的煤块烧得正旺，炉盘上，几个洋芋被烤得滋滋作响，焦黄的皮裂开了口，露出里面金灿灿、沙漉漉的瓤，热气带着霸道的焦香，直往鼻孔里钻。那是饥饿年代最丰盛的等待。

“棉裤在砖头底下压着，平平展展的。”母亲的声音总是平稳的，带着抚平一切毛躁的魔力。那两块青砖，被炕头的余温暖着，压着我们第二天要穿的棉裤。一夜过去，僵硬笨拙的棉絮会被压得服帖，穿起来又暖和又利索。每一个细节，都被她安排得恰如其分，像棋盘上落子，笃定而充满温情。

我们姊妹三个，挤在暖烘烘的炕桌前。桌子是旧的，漆皮斑驳，却被母亲擦得能照见煤油灯跳动的火苗。一人捧一个烫手的洋芋，两手倒换着，吹着气，迫不及待地咬下去，烫得直吸气，那股混着焦香与甘甜的暖流，便从喉咙一路滚进胃里，驱散了最后一点寒意。然后，摊开作业本，铅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炉火的哔剥声、窗外隐约的风声，交织成一支安详的夜曲。

电，在那个年代是遥远的奢侈。我们的光，来自一盏厚重的玻璃煤油灯。灯罩被母亲擦得晶莹剔透，火苗在灯芯上稳稳地坐着，晕开一团橘黄色的、毛茸茸的光圈。这光圈不大，刚好笼住炕桌和我们几个毛茸茸的脑袋，将窑洞无边的黑暗与寒冷，温柔地拒在外面。

作业写完了，倦意袭来。我们挤在炕上，缠着母亲：“妈，讲个故事。”母亲便放下手里正在纳的鞋底——那用旧布一层层裱糊、再用麻绳一针针穿透的“千层底”，粗糙却无比坚实。她就着那盏煤油灯，开始讲《九头妖怪》。她的声音不高，带着西海固方言特有的、泥土般的韵律，将那些古老而神奇的妖怪、善良而勇敢的放羊娃，娓娓道来。故事里的惊险，被窑洞的暖意和她的声音包裹着，变得不再可怕，反而成了通往梦乡最奇妙的阶梯。妖怪的狰狞，在母亲平稳的叙述里，化成了守护我们酣眠的屏障。 我们的眼皮越来越沉，故事的声音渐渐飘远，混合着麻绳穿过布底时“刺啦刺啦”的、令人安心的声响……

等到我们沉入黑甜的梦乡，均匀的呼吸声响起，母亲才会重新拿起她的鞋底，凑近那盏灯。火苗将她低头的侧影，巨大而安静地投在身后的土墙上。针，引着长长的麻线，在她手中一起一落，带着一种单调而坚韧的节奏。那“刺啦”声，是夜晚最深沉的心跳，是贫穷岁月里，她用沉默和耐力，为我们编织的、通往明天的路。 鞋底很厚，针常常需要顶针的助力才能穿透，每一针都扎实，密实，像她对我们未来的期许，不华丽，却要能踏过最崎岖的路。

如今，我有无数盏灯，明亮如昼，却再也照不出那样一圈毛茸茸的、充满故事的安全感。我有各种取暖设备，恒温恒湿，却再也烘不热记忆里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混合着洋芋焦香与麦草灰烬气息的妥帖。

那个没有电的夜晚，我们拥有的，是一土坯房的星光——煤油灯是最大的那一颗，炉火是温暖的那一颗，母亲眼中映出的光点是慈爱的那一颗，而我们熟睡中的梦，是冉冉升起的新星。它们的光芒微弱，却足以照亮一整个童年，并在往后的每一个寒冬，持续为我供暖。

窗外，城市依旧在零下十七度的严寒里沉默着。我蜷在现代化的温暖被窝中，闭上眼，仿佛又一次触摸到炕席的温热，闻到洋芋焦香的诱惑，听见母亲纳鞋底时，那一声声“刺啦——刺啦——”，穿透三十年时光，依旧坚实，依旧温暖。

瓦窑旧址的土壤

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个地方。没有清晰的边界，只有一片被时光浸透的赭红色土地，空气里悬浮着草木灰烬的微尘，和一种类似陈年陶土的、厚钝的腥气。那气味醒来后还在鼻腔里萦绕，带着体温的暖意，眼眶便毫无征兆地湿了。我管这片地方叫——瓦窑旧址。它在地图上或许早已湮灭，却是我全部乡愁的坐标原点。

为什么是这里？为什么泪水总与这片焦土般的记忆相连？闭上眼，答案便从土地深处浮起。那赭红色，不是天生的，是经年累月的窑火舔舐出来的颜色，是汗水、雨水与黏土反复交融沉淀的肤色。我仿佛能看见，祖父佝偂着背，将一车车新挖的湿黏土推向窑口旁边的雨棚，汗水顺着他古铜色的脊梁沟壑淌下，混入土里，又被烈火锻烧成瓦片上一抹永恒的、油润的光泽。父亲的身影则更清晰些，他正和村里的男人们一同出窑，新烧好的青瓦还烫手，他们用特制的木叉，将瓦片一块块传递出来，码成齐整的瓦墙。空气灼热，他们的脸庞被火光映得通红，手臂上的筋肉绷紧、舒展，像土地上最坚韧的藤蔓。劳作间隙，他们就蹲在窑边喝水，粗瓷碗里的水晃动着，倒映着同样晃动的天空与窑火。没有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和瓦片偶尔碰撞的清响。那是一种与土地角力后、心照不宣的沉默。这沉默，连同汗水的咸涩、泥土的腥气、火焰的燥热，都被烧制进了这片土地的肌理，也烙进了我的血脉深处。它不是愁，是一种比忧愁更沉实、更滚烫的东西，是根系对土壤本能的、潮湿的眷恋。

又是一个寻常的周末。我牵着儿子元清的手，走上了一条杂草半掩的土路。“看，儿子，”我指着前方那片已长满野蒿、只余几处残垣断壁的空地，“这里，就是瓦窑旧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在这里干活。”儿子抬起稚嫩的脸，大眼睛里满是好奇，也有一丝懵懂。他看到的，或许只是一片荒芜的野地，几只惊飞的麻雀。但这不重要。我蹲下来，抓起一把泥土，赭红色的细粉从指缝间簌簌落下。“这土，你爷爷的手捏过，太爷爷的脚印踩过。”我开始讲述，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地底沉睡的魂灵。讲窑火如何彻夜不息，映红半个村庄的天空；讲出窑时那扑面而来的、夹杂着尘土的热浪；讲如何凭敲击的声音判断瓦片烧得好坏；讲一块青瓦从泥土到屋顶，要经历怎样的淬炼。儿子似懂非懂地听着，时而蹲下摸摸土块，时而跑去追一只蚱蜢。我知道，这些故事对现在的他，就像远处的山影，模糊而遥远。但只要种子播下了，总有一天，会在他的生命里遇到雨水，然后悄然萌发。

我站起身，环顾四周。风穿过蒿草，发出呜呜的声响，像岁月的叹息。当年热火朝天的窑厂，如今成了儿子探索自然的乐园。他在残垣间奔跑欢笑，把一块形状奇特的碎瓦当宝贝捡起来给我看。那一刻，我忽然了悟：父亲和祖辈们在此地的劳作，意义早已超越烧制屋瓦本身。他们用最原始的体力，与最本真的材料，在此处进行着一场沉默的“创造”。这创造，不仅给了我们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更在无意中，为后代塑造了一个精神的“场域”。这里曾经熔铸的坚韧、耐心，以及对土地深沉的理解，如今化作了无形的养分。它们赋予我的儿子一种懵懂却真实的“思考”——关于事物从何而来，关于时间如何改变一切，关于他的根脉深深扎在怎样一片坚实的土壤里。

爱，原来是这样传递的。它不需要洪亮的宣言，甚至不需要完全的理解。它就像这瓦窑旧址上的泥土，一代人用血汗浇灌它，使它肥沃；下一代人，哪怕只是无意间走过，鞋底也会沾上它的气息，生命里便有了不一样的底色。我带着儿子来这里，讲述父辈的故事，不是在重复过去，而是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交接仪式”。我把从这片土地上汲取的、那份沉甸甸的温暖与力量，连同所有的记忆与情感，像传递一块最坚实的基石，轻轻放在他未来人生的地基上。

夕阳西下，给这片旧址镀上一层柔和的金光。儿子跑累了，偎依在我身边，手里还攥着那块碎瓦。晚风拂过，带来远方炊烟的气息。我握着他小小的手，心里一片澄明宁静。

这片土地，曾用窑火照亮亲人的脸庞，用泥土塑造家族的脊梁。而今，它正以荒芜的怀抱，接纳新一代的奔跑与欢笑，并将在无声中，继续给予他们沉默而强大的滋养。这份源自土地、经由汗水酿造、最终化为精神血脉的爱，就是这样，如阳光普照，代代不息，温暖着每一个从它之上走过的灵魂。瓦窑的火早已熄灭，但它锻造的温暖，永不冷却。

信纸上的群山

又是深冬。整理旧物时，一叠泛黄的信纸滑落，摊开在尘埃浮动的光柱里。我俯身拾起，目光撞上那熟悉的字迹——“尊敬的镇党委领导您好”。落款是：樊永福。2006年12月26日。

父亲的笔迹，比他平日写家书时更加用力，每一横、每一竖，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刻进纸里，透着一股濒临绝望边缘的、最后的庄重。墨色有些化开，许是冬日屋里呵出的热气，也或许是……泪水。我屏住呼吸，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下去，仿佛第一次认识这些汉字，第一次认识我的父亲，樊永福。

“我名樊永福，现年五十……患上了胃癌，已丧失劳动能力。”

五十岁。那的我，二十六岁，在山西大同的大学里，为钢筋混凝土的计算公式焦头烂额，对电话里父亲总是“一切都好”的嗓音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樊永福”这三个字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符号，正在被一种叫“癌”的病，一寸寸侵蚀、瓦解。信纸上的“胃癌”二字，像两颗烧红的铁钉，灼痛我的眼睛。我的父亲，那个能扛起两百斤麻袋、能在田垄间从日出走到日落的西北汉子，在信里，对自己用了一个词：“丧失”。

“妻子聂彩琴，四十八岁，多年饱受风湿病折磨……家中仅六亩地……为了孩子的学费，我们四处借贷，欠下四万余元。”

数字。冰冷的、滚烫的数字。四万，在那个年代，在西北的农村，是一座足以压弯脊梁的巨山。信里，父亲像一个最严谨却又最悲苦的会计，将家庭的“资产”与“负债”逐一陈列：病痛，是资产；土地，是资产；三个读书的子女，是资产，也是最沉重的“负债”。他把生活的棋盘翻开来，上面没有一颗活棋，全是绝路。但他依然写得清晰、工整，甚至保留了那份面对“领导”时，一个老实农民小心翼翼的、近乎卑微的格式。这种格式化的“陈述”，比任何嚎哭都更让人心碎。他把尊严叠得方方正正，连同这如山铁证，一同呈上，只为换取一点“继续治疗”的可能，换取一点“重拾生活的信心”。

“我们的住房已成危房，房顶的檩条断裂三根……我们已无处借贷，不得不停止化疗。”

我的指尖，颤抖着抚过“危房”和“停止化疗”。我仿佛看见那个冬天，父亲蜷缩在那间随时可能坍塌的土屋里，寒风从墙缝、从断裂的檩条间呜呜灌入。他刚做完胃切除手术，身体里空了一大块，伤口在阴冷中隐隐作痛。化疗的副作用让他呕吐、脱发、虚弱不堪，但比身体痛苦更深的，是“无处借贷”的绝境。他写下这些句子时，该是怎样一种心情？那不再是一个父亲在保护他的雏鸟，而是一只重伤的雄鹰，在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雏鸟推出即将倾覆的巢穴，哪怕自己坠入深渊。

信的最后，是债务清单：农业贷款、信用社、亲友借款……总计六万二千元。每一个数字后面，都是一个不眠的夜晚，一副愁苦的面容，一声沉重的叹息。这清单是一份判决书，宣判了一个家庭的极限；也是一份求救书，投向茫茫人世最后可能的光亮。

我放下信纸，胸口堵得发慌，视线早已模糊。时光倒流回2006年那个同样寒冷的冬日。父亲拖着病体，执意要带我去邻村“提亲”。他的脸颊深陷，眼窝像两口枯井，唯有目光里，还燃着一点倔强的、属于父亲的火苗。那时我年轻而愚蠢，满心想着实习、工作、立业，觉得成家是遥远的事，竟以“时机未到”搪塞了过去。我看到了他眼中火光骤然黯淡下去的瞬间，像风中最后一点烛芯，倏地熄了。他只是点点头，没再说话，转身走回屋里，背影佝偂得像一株被霜打透的老高粱。

后来我才明白，那不是一次简单的提亲。那是他，在生命进入倒计时之时，拼尽全力想为我完成的最后一桩“人生大事”。他想亲眼看到他的长子“立”起来，哪怕只是雏形；他想为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再寻一根可能的支柱；他想在离开前，亲手为我扣上人生最重要的一颗纽扣。我的拒绝，掐灭了他最后一点关于“圆满”的念想。这份迟来的领悟，成了我心底一根永久的刺，每一次触碰，都是绵延十八年的钝痛。

然而，父亲的这封信，这封浸透着绝望与挣扎的求救信，最终没有石沉大海。它像一粒被巨石压住的种子，在黑暗里等待。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扶贫的政策如春风化雨，一点一滴浸润了干涸的土地。社会的善意、亲朋的援手、我们兄妹三人咬着牙的不屈……诸多力量，终于在这绝境的裂缝里，撬开了一丝生机。

我们真的慢慢走了出来。还清了债务，翻盖了新房，我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妹妹成了家，弟弟也有了安稳的工作。生活，似乎真的给了这个曾经濒临破碎的家庭，一个温煦的后续。

我拿起笔，铺开新的信纸。墨是新研的，带着光泽。我依照父亲当年的笔迹，一个字，一个字，重新抄写这封信。我不是在模仿，我是在用我的指尖，重新走过他当年在纸上留下的、那些沟壑纵横的足迹。每一笔落下，都仿佛能感受到他书写时手臂的颤抖，听到他压抑的咳嗽，看到他望向窗外的、茫然而又不甘的眼神。

抄写的过程，是一场无声的对话，也是一次沉重的洗礼。我终于读懂，这封信里，没有一个字是真正的“哀求”。它是一个战士在倒下前，交出的最后一份战报；是一个船长在船将沉没时，发出的最后一道指令；更是一个父亲，用他最后的生命能量，为他所爱的人们，标定出的、那条通向生存的、最低矮却也最紧要的隘口。

他将群山般的苦难，浓缩成几页薄纸。不是为了让我们背负，而是为了让我们铭记——铭记来路之崎岖，铭记生命之坚韧，更铭记那绝境中依然不肯熄灭的、爱的火光。

信抄完了。我放下笔，望向窗外。银川的灯火已次第亮起，温暖而安宁。我将父亲的原信与我抄写的那一份，并排放在一起。旧的纸张枯黄脆弱，新的字迹墨色犹润。

父亲，您看到了吗？

您当年刻在信纸上的那些“山”，我们一座，一座，都翻过来了。不是抹平，是翻越。您用生命最后的重量，为我们压平了最初那段最陡峭的坡。而现在，我们带着您那份“重拾生活的信心”，走到了更高、更远的地方。

那封求救信，不再是苦难的证明。它已成我们的家书，一部用绝望书写希望、用绝境奠基未来的、最厚重的家书。它将被我永远珍藏，提醒我，也提醒我的子孙：

我们来自何处，我们因何而站立，我们又该，走向何方。

糖厂旧址旁的守望

银川的冬，风里已带了细沙的粗粝。我站在满城街糖厂旧址旁，脚下是新铺的人行道砖，平整，坚硬。十八年了。父亲，您离开我们，竟已十八个秋天了。

这片地界，如今叫“金凤区满城街”，高楼像庄稼一样一茬一茬长起来，玻璃幕墙反射着过于明亮的西北阳光，晃得人有些恍惚。可我知道，在那些光鲜的轮廓之下，一定还埋着1994年的车辙，碾着干结的泥块，混着甜菜那股子生腥的、带着土味儿的甜。

您是在那一年来到这里的，对吗？1994年。我十四岁，还在固原的土坷垃里疯跑，想象不出银川的模样。您信里从不说苦，只说“在跑”，为一家人光阴，为我们兄妹三人越来越厚的书本和学费。后来我才从母亲琐碎的念叨里，拼凑出您在这里的图景：您和两个表哥，天不亮就从借住的地方出发，赶到这糖厂门口排队。队伍总是很长，人声、牲畜声、拖拉机的突突声混成一片灼热的喧嚣。空气里弥漫着甜菜被堆积、等待检验时散发出的，一种微醺的、近乎腐烂的甜香。

那时的您，就站在这片如今我每日必经的土地上。脚下是尘土，头顶是西北高远得有些冷漠的蓝天。您一定无数次抬头，看过糖厂那根沉默的大烟囱吧？它冒出的白烟，在风里拉得很长，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您会不会在那烟气里，看见固原家里昏暗的油灯，看见我们兄妹伏在桌上写字的小小背影？汗水从您被晒得黝黑的脖颈流下，洇湿了洗得发白的衣领。称重、验级、领钱，每一个环节都要陪着笑，说着好话，把生活的分量，连同那些甜菜疙瘩，一同放在一杆公平或不那么公平的秤上。那时您心里盘算的，大概是今天能多卖几块钱，够不够给我寄一本想了很久的《辞海》。

十八年生死两茫茫。我从未刻意寻找，命运却像一只无形的手，将我稳稳安置在这里——您当年用汗水和喘息丈量过、用希望和焦虑浸透过的土地上。我买的房子，就在这片旧址旁附近。推开窗，看不见当年的土路和烟囱了，只有整齐的街道和绿化树。可怪得很，无论多晚回家，走在路灯晕黄的光里，我心里从未有过漂泊的怯意。妻子说，这地方风水好，让人心安。我笑了笑，没说话。

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不是风水。

那是一种近乎蛮横的“圈定”。父亲，您从不善于表达温情，您的爱，是行动，是布局，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沉默的“安排”。您像一个老练的猎手，或者一个固执的农夫，早在1994年，就用您最笨拙也最艰辛的步伐，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为我圈下了一块无形的“活动场地”。您不是用笔，也不是用言语，而是用您那穿着布鞋的脚给我丈量的“磁场”，用您滴落在这里的汗水，用您眺望远方时那深重的目光，为二十多年后的我，打下了一根看不见的、却无比坚实的地桩。

如今，我每日开车或步行，经过这片已然现代化的街区。送孩子上学，去市场买菜，傍晚陪妻子散步。生活的河流平缓而具体。可总在某些瞬间——也许是夕阳把楼影拉得特别长，像极了当年糖厂投下的阴影；也许是风中偶然卷来一丝旧日尘土的气味——我会忽然停下。

我仿佛看见，就在那个街角的拐弯处，或者那棵新栽的槐树后面，您就在那里。您还穿着那件旧中山装，袖口有些磨损，背微微佝偂着，是长年负重留下的姿态。您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看着我西装革履，行色匆匆；看着我一手牵着孩子，一手提着菜；看着我的车缓缓驶入那个您当年可能连想都不敢想能拥有的地下车库。

您的目光里，没有欣慰的泪水，没有夸张的激动。那只是您一贯的眼神，沉静，甚至有些严肃，仿佛在检验我这份人生的“甜菜”是否够分量，成色是否足。可就在那沉静之下，我接收到了全部：一种确认，一种交付完成的安然，一种“这片地，我替你暖过了，现在，它归你了”的、土地般的厚重情意。

原来，您从未离开。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您在托举。

您把您的魂魄，您最后的力气，都酿进了这片土地里。它不再是当年那个弥漫着生腥甜菜味、充斥着喧嚣与讨生活的艰辛之地。它被时光发酵，被您的守望净化，变成了一味药，一味专治漂泊与无根的药，无声无息地溶进我每日呼吸的空气里，垫在我脚下每一寸道路之下。

所以我不孤独，从不。哪怕在异乡的深夜独自加班归家，哪怕面对人生中那些难以与人言的困顿。因为我知道，在我选定的这个“家”的方圆几里之内，每一寸空气，都曾被您1994年的呼吸温暖过；每一粒尘埃，都可能沾染过您当年的汗水。这里，是您用最朴实的方式，为我构筑的、最后的堡垒，也是最温暖的怀抱。

父亲，我终于懂了。您给我的，不是一笔遗产，不是一个地址。您给我的，是一个“场”。一个用您的生命能量预先温暖、标记过的“生命场”。您在这里耗尽气力，是为了让二十多年后的我，能毫不费力地在此处，获得最深沉的安宁与最磅礴的力量。

风又起了，带着凉意。我拢了拢衣襟，转身向家的方向走去。脚步踏实，心口滚烫。

我知道，您就在那个角落里，看着。一直看着。而这片土地，因您的凝视，成了我永生永世的故乡。

《土墙与仪器之间》

清水营，这三个字在2005年的宁东地图上，只是一个需要用力辨认的墨点。没有路标指向它，没有旅游大巴的烟尘惊扰它。长城坍塌的土脊在不远处起伏，像大地一道溃烂后结痂的旧伤疤。我们的“项目部”，是羊圈。夯土墙被岁月啃噬出豁口，风裹挟着羊粪末儿和千年的沙尘，自由穿堂。地上残存的干草絮，被我们扫到角落，铺上彩条布，再架上吱呀作响的行军床，就成了“技术室”。夜里，能听见土墙深处，或许还有百年前戍卒的叹息，与风吹过墙洞时呜呜的共鸣。

我是“樊工”。一个刚从大学门槛里跨出来，一只脚还沾着固原黄土，另一只脚就陷进这更广袤荒凉里的年轻技术员。我的全部世界，缩小成一条即将在大地上剖开的伤口——2.2米直径的输水管道沟槽。图纸上的红线是文明的毛细血管，要在这亘古的荒原下延伸。我的任务是让这抽象的线条，变成大地上一道精确、笔直、符合坡降的深沟。

工具是一台老迈的黄色挖掘机，司机叫小金，话不多，眼神和操作杆一样稳。还有一台拓普康全站仪，那是我的“枪”。它精密，沉默，是我与这个陌生世界对话的唯一权威语言。每天清晨，我抱着它，像抱着一块冰。金属的冷透过衣服刺着皮肤，翻过被洪水冲刷出的深沟，爬上寸草不生的土梁。朔风如刀，刮在脸上生疼，卷起的沙砾钻进领口、袖口，和汗水一搅，成了泥。放线，立棱镜，对中，整平，读数……一遍遍重复。视线穿过仪器的目镜，远方颤抖的空气里，只有棱镜杆那个微小的红点，是我必须锁定的唯一真实。那时心里没有“建设”、“奉献”这些宏大的词，只有一个烧灼般的念头，像胃里的一把火：要在这里，在银川，扎下根，活下去。 让母亲不必再数着鸡蛋过日子，让自己那台“沾满机油的拖拉机”，能有一处不被驱赶的停靠点。

偶尔，我会在收工后，独自爬上清水营堡子的残墙。夕阳把坍塌的敌台和我的影子一起拉长，投在荒滩上，巨大而孤独。堡墙的夯土里，能摸到夹杂的碎石、草根，甚至不知什么年代的碎陶片。眼前的萧条是彻骨的：废弃的烽燧、干涸的古河道、一望无际的、只有骆驼刺点缀的褐黄色。这萧条与我何其相似——我们都像是被时代奔流的列车暂时遗忘在某个小站的行李，身上覆着同样的尘，内心怀着同样无人倾听的呜咽。

工地上，有个叫苏阳的兄长，像荒原里偶然遇到的一株沙枣树。他年长几岁，脸上有风吹出的细纹，眼神温和。他不说太多大道理，只是在我又一次因为测站被风沙干扰而焦躁时，递过来一支呛人的卷烟。有一天，他不知从哪弄来一台旧胶片相机，拉过灰头土脸的我，以残破的堡墙和西沉的落日为背景，“咔嚓”一声。几天后，他给了我一张小小的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在宁东。”我看着照片里那个眉毛头发都沾着白灰、眼神却执拗望向前方的自己，再看看这行被故意改了地点的词，喉咙发紧。那不仅是我的写照，也是我们这一群人的写照。断肠人，在宁东，在天涯。

我们是一群“断肠人”，却也是热火朝天的“赶路人”。项目经理张伟老师，像父辈一样沉默而可靠，总能在他那辆破吉普的后备箱里，变出急需的螺栓或图纸。师兄贺海刚、秦志飞，带着我摸爬滚打，在因测量争执面红耳赤后，又会共用一只军用水壶里的水。王长宁、张宝元、王志林这些名字，对应着不同的专业和脾气，却在工棚昏暗的灯光下，就着一碟咸菜讨论技术难题时，面目模糊成同样专注而疲惫的剪影。我们没有钱买手机，联络靠吼，靠提前约好的记号，靠一种在荒芜中培养出的默契。夜里，挤在羊圈“宿舍”通铺上，汗味、烟味、尘土味混杂，听着外面野风呼啸，谈论着各自渺茫却又无比坚实的未来：攒钱，买房，把家里人接出来……鼾声渐起，那些梦想也沉入每个人的梦里，仿佛触手可及。

最难忘是夜宿坟头。有一次为了赶次日一早的放线，必须在前夜把控制点引到一片山梁。完成时，星斗已满天，下山危险。我和师兄找到一片稍微背风的坡地，摊开军大衣就躺下。躺稳了，借着手电余光一看，头枕着的土包前，有半块歪倒的、无字的粗糙石头。我们谁也没说话，太累了。以天为被，以坟为枕，身下是千年不变的黄土，心里是滚烫的、属于二十岁出头的未来。风很冷，但怀里的全站仪更冷，我抱着它，像抱着一个承诺。那一夜，没有害怕，只有一种奇异的平静。仿佛在这天地洪荒之中，生与死，古与今，艰苦与希望，都被这无边的夜色和解了。我们都是大地暂时的寄居者，区别只在于，有些人已经沉默，而我们，还在用力地呼吸，测量，前行。

许多年过去了。听说清水营旁通了旅游公路，那个羊圈或许早已无存。我也早已不用抱着全站仪翻山越岭。但每当生活遇到无形的沟壑，我总会想起那段“在土里洗澡”的岁月。我不是在怀念艰苦，我是在反复确认，自己从哪里来，那最初的勇气和希望，是如何在风沙、坟茔与断壁残垣之间，被一遍遍淬炼出来的。

那时的我们，灰头土脸，一无所有，却像一群固执的土拨鼠，在这片看似拒绝生命的荒原下，顽强地挖掘着文明的通道，也挖掘着自己人生的可能。清水营的残墙会继续风化，但那个在墙头眺望的年轻人，和那群在星光下枕着坟头入睡的“断肠人”，他们的身影，却比任何夯土都要牢固地，筑进了我生命的基底。那是一种混合着尘土、汗水、机油与无悔青春的，无比坚硬的“混凝土”。

《99元与一座城的重量》

2005年的夏天，风里还带着固原山坳里洋芋花的涩味。我把那张100元纸币对折，再对折，折成一个硬邦邦的、带着体温的小方块，塞进衬衫内袋——正贴着心跳的地方。那是母亲用半年时间积攒的，半筐半筐鸡蛋从彭堡五队摇摇晃晃挑到集市，换来的。每一个鸡蛋都曾被她的手心焐热，在油灯下仔细检查过是否有裂纹。

长途汽车在搓板路上颠簸了七个钟头，像醉汉般摇晃着，把一车人的梦都摇碎了。抵达银川南门广场时，黄昏正把高楼的玻璃幕墙烧成熔金的颜色。广场喧嚣如沸水，小贩的叫卖、公交的刹车声、流行歌曲的碎片，搅拌成一种陌生的稠密。我像一粒不小心滚入齿轮的砂砾。

报刊亭蜷缩在广场边缘，绿色的铁皮漆皮剥落，露出锈色的伤口。亭子侧边挂着块纸板，歪歪扭扭写着“公用电话”。守摊的是个中年男人，正就着台灯看一份皱巴巴的报，头顶秃了的一块反着油光。

“叔，打个电话。”

他眼皮没抬，指了指话机。我抓起听筒，手有些抖。拨号音漫长如一个世纪，终于接通。父亲的声音从那头传来，裹挟着固原山风特有的粗粝沙沙声，信号时断时续。“（爸爸），我到咧，银川好得很……南门广场，人多得很……嗯，明个就去宁东，冉韬给说好的工地，鸭子挡水库……”话很短，像电报。报平安是唯一目的。挂断时，手心一层湿冷的汗。

我把那张被体温捂得发软的100元递过去。它经过我的口袋、母亲的钱匣、收购鸡蛋小贩油腻的手指、也许还有无数其他手掌。男人接过去，对着台灯照了照水印，动作熟练得像呼吸。然后他拉开抽屉，开始找钱。

一沓零钞。他数得很快，手指翻飞：“十块，二十……八十，九十，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叠新旧不一的纸币塞进我手里。我捏着那沓钱，没动。一种奇怪的清醒攥住了我——刚才他数“九十五”之后，手指的动作有个微不可察的凝滞，像是跳过了一个数字。

我站着，钉子一样。血液在耳膜里轰响，广场的喧嚣退潮般远去。我盯着他头顶那块反光的头皮，突然用尽十七年来积攒的全部勇气，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铆出来的：

“钱，不对。”

他抬起头。我们四目相对。我的脸上，一定还烙着六盘山坡风吹日晒的红黑，眼睛里是没被城市灯火稀释过的、属于固原的执拗与愤怒——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愤怒。他看见了。他看见了这愤怒背后，是半年的鸡蛋，是母亲蹲在鸡窝前的侧影，是一个家从牙缝里刮出的全部希望。他更看见了，这个“初生牛犊”的穷娃娃，此刻没有任何可失去的，因此什么都敢掀翻。

时间粘稠地流过几秒。他没说话，眼神闪烁了一下，那是一种算计被戳穿后的虚怯。他一把抓回我手里的钱，几乎是抢过去的。重新数，这次慢了，声音也大，像是念给空气听：“……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他补上一张五十元。塞给我时，指尖冰凉。

我把钱紧紧攥住，转身没入人潮。手指还在抖，但心里烧着一团火，滚烫。那99元，此刻重如千钧。

很多年后，当我已不再需要为一张电话费计较，当我也能平静地穿行于车水马龙，那个黄昏的震颤依然会在某个毫无征兆的时刻卷土重来。它让我明白，我们这些从黄土里挣扎出来的“农村娃娃”，闯入这“缤纷世界”时，是怎样的境遇——

我们像一台沾满田间机油、突突作响的拖拉机，笨重而突兀地闯入了流线型的车河。世界的光鲜与我们无关，交响乐与我们无关，橱窗里陈列的精致生活也与我们无关。我们的发动机里燃烧的是最直白的需求：糊口，生存，让家人碗里多一勺油腥。大学校园或许给了我们一张暂时停靠的站台，却洗刷不掉骨子里的胎记。贫困是浸透衬衣的机油味，是无论走多远都如影随形的“伤口影子”。

而所谓成长，所谓“逆流成河”，就是在无数个那样的时刻，即使双腿发软，也要从喉咙里挤出那句“钱不对”。是在无尽的彷徨与无助中，死死攥住那一点点“希望依稀”，像攥住救命稻草。是知道伤疤会愈合，疼痛会淡忘，但只要看见相似的黄昏、相似的报刊亭，整个夏天就会瞬间退回到那个寒冷的底色里。

那99元，我最终极俭省地花完了，一分一厘都掂量过。它支撑我度过了工地实习最初的日子。而那份在绝境中迸发的勇气，和对世界最初也是最痛的一瞥，却在我生命中利滚利，至今仍在偿还。它让我往后的每一步，都带着固原山风的重量，走得稳，也走得硬气。因为我知道，我怀里揣着的，从来就不只是一张纸币，而是一整个彭堡家里的期盼，与一个少年在城池之下，用全部尊严点燃的、微弱的，却足以燎原的星火。

《彭堡娃娃初到银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