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底色成就了景德镇的不朽

苏仲辉

平民底色成就了景德镇的不朽

2025年12月28日晚6点多，我乘高铁抵达景德镇。刚安顿好住处，便直奔陶溪川，去逛那声名在外的陶瓷夜市。次日上午，我走进因陶瓷而喧闹的三宝村；午后，又到访中国陶瓷博物馆，品读这座城市流淌千年的陶瓷记忆。

景德镇的每一寸街巷，都浸透着陶瓷的气息。从日常必备的碗碟筷勺、大小不一的锅釜瓢盆，到花束摆件、各式花瓶、萌趣动物、小巧冰箱贴…… 琳琅满目的工艺品让人目不暇接。这里是名副其实的陶瓷世界，处处氤氲着千年不息的陶瓷文化。景德镇，无愧 “世界陶瓷之都” 的美誉。

中国是陶瓷的故乡，历史上曾有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盛名赫赫。论名头，景德镇并不在这五大之列，可五大名窑的窑火皆未能延续至今，唯有景德镇，窑火千年不熄。这背后的缘由，值得深思。

逛景德镇陶瓷市场，你也许也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无论是专业的瓷器市场，还是街边的小摊，瓷器种类都偏向实用，价格也十分亲民，是真正扎根市井的市民市场。

一位出租司机告诉我，景德镇原称昌南镇，景德镇是皇帝赐名的。我查了史料：两宋时期，各有一个地名因皇帝年号而得名，一个是宋真宗的 “景德”，另一个便是宋高宗的 “绍兴”。绍兴原名越州，只因宋高宗南逃时曾在此驻留，心生眷恋，便将年号赐作地名。而景德镇在东晋时期称 “新平镇”，因地处昌江之南，又称昌南镇。史料中并无宋真宗到访昌南的记载，也找不到皇帝赐名的官方诏令，但《浮梁县志》（乾隆四十八年版）有载：“宋真宗遣官制瓷贡于京，即应官府之需，命陶工书建年‘景德’于器底，天下于是咸知有‘景德’之器矣。” 这段记载足以说明，昌南镇更名为景德镇，与皇帝赐名无关，而与陶瓷制作有关。

翻阅史料还得知，历史上的五大名窑，烧制的多是专供皇家贵胄的 “阳春白雪”。而景德镇即便在 “官制瓷贡于京” 的同时，更多的还是生产面向民间的民用瓷器。2017 年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一件汝窑天青釉洗拍出近 3 亿港币的天价，便是明证。相比之下，景德镇的陶瓷，在身价上自是望尘莫及。

“阳春白雪” 固然珍贵，却也注定价格高昂、曲高和寡，市场受众极为狭窄。而景德镇的陶瓷，从一开始便锚定了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价格低廉，市场自然广阔。这一点，从当地独特的烧制工艺中便能窥见端倪。

景德镇堪称中国农耕时代工业文明的火种，历来都是国家的纳税大户，税负压力可想而知。旧时，朝廷按窑炉的容积征税，为了减轻负担，景德镇的窑工们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法子：将原本单个烧制的碗碟，倒扣着层层堆叠起来入窑。如此一来，同等容积的窑炉，能烧制的瓷器数量陡增四到五倍，平摊到每件器物上的税负便大大降低。

当然，这种方法也有 “副作用”—— 倒扣的碗口无法上釉，形成了粗糙的 “芒口”。可这又算得了什么？景德镇的目标用户，从来都不是追求精致奢华的皇家贵族，而是讲求实用实惠的平民百姓。价格低廉、产量巨大，才是立足的根本，这便是景德镇最坚实的市场根基。

由此，我不禁生出一个推测：北宋景德年间，昌南镇的窑炉里，正烧造着无数平民百姓用得起的瓷器。这些器物上，或许都印着 “景德年制” 的款识。口口相传间，“景德年制” 渐渐被唤作 “景德镇制”，久而久之，“昌南镇” 的名字便被 “景德镇” 取代。这虽是推测，却也合乎情理。

景德镇陶瓷业得以薪火相传的原因，自然不止这一点。比如制瓷技术的革新，以及青花、釉里红等彩绘瓷器的创烧，改写了以单色釉瓷器为主流的陶瓷史；它地处江西山区，远离中原战乱频发之地，历史上少受战火侵扰，这为窑火的延续提供了安稳的环境。诸多因素的叠加，最终使其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制瓷中心。

而从博物馆的史料中，我还读出了更深层的原因：景德镇的陶瓷业，自古就有着极为精细的分工。这恰恰暗合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趋势 —— 深化分工、流水作业、扩展协作网络、提升生产效率、推动技术创新，而这一切的最终指向，都是让产品走进寻常百姓家。

不是让皇亲贵族独享稀世珍酿，而是让平民与富豪能喝上同一种饮料；不是让少数人把玩天价瓷器，而是让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景德镇的碗碟。这种扎根平民的生命力，或许正是景德镇最聪明的地方，也是它的窑火千年不熄的终极密码之一。

苏仲辉 2026年1月5日于上海

在景德镇市随意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