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飞文学梦想，留住岁月星光

逆流而上

　　续明亮/文

在段纯续家，堂哥续继明是我们这一辈老兄弟的文学引路人。我还是少年，长我几岁的继明哥，买回一套鲁迅著作单行本，自己读完后，就分给我和小我几岁的堂弟续云亮。其实我俩也读不大懂，只知道是好书。继明哥还给我俩讲《秋夜》里“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妙处。后来我俩都把书据为己有，再也没还回去。续海亮是云亮的胞弟，年纪更小，也跟着云亮翻看这些书，耳濡目染，也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直到今天，他还珍藏着有继明哥签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呐喊》与《彷徨》《且介亭杂文》。

说起海亮，总不免心头沉重。幼小的他便遭受了命运的残忍：正做针线活儿的母亲，没防备三岁的他扑进怀里，针尖一下戳瞎了他的右眼；第二年他又患上小儿麻痹，一场高烧差点夺去他的小命。到处求医，他总算度过鬼门关，双腿却落下严重残疾，只能“歪戳戳”——坐在小板凳上挪动身子，哥哥姐姐背着他上完了初中。初中毕业后经过顽强锻炼，在人们眼里不可能再站起来的他竟能拄着双拐行走了，又凭着写作才能被镇政府录用为兼写材料的话务员，开始在报上陆续发表通讯报道，很被领导看重。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学改变人生的力量。

上世纪八十年代，继明哥和云亮弟相继踏入仕途，也就渐渐放下了文学。倒是我和海亮，趣味格外相投，常凑在一起聊文学、换杂志看。那可是文学的黄金年代，各类文学杂志遍地开花，好作品更是一篇接一篇冒出来。《黑骏马》《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橛柄韩宝山》《西线轶事》《红高粱》，这些作品就算过了这么多年，想起来依旧觉得有滋有味，海亮还经常向我推荐王蒙的小说，他那时特推崇意识流。

有一回，我从海亮那儿借来一本《雨花》，上面登着汪曾祺的《异秉》。那时我们对汪曾祺还很陌生，我读完却忍不住拍腿叫好，还杂志时又专门提到它。海亮问：“这篇到底好在哪儿？”我那时是语文老师，便按着分析课文的路子跟他说：“语言平实有味，故事也吸引人，从这里扯到那里，从店铺写到人，从鸡毛蒜皮扯到家长里短，你猜不透他要讲啥，可读到结尾，心里豁地一下就亮了。结尾特别好：陈相公和陶先生，偏挑不是解手的时候不约而同往厕所跑，看着好笑，细想又有点心酸，读到结尾，你再回想全篇，真的是耐人寻味！”海亮听完，立马说他得好好再读一遍。直到现在他还常提这事：“真是好！你要不点拨，我还真品不出这内里的道道儿。”他甚至认为这是汪曾祺最好的小说，比《受戒》都好。

海亮重度肢残，文学是他的精神寄托，能给他带来不少快乐。有一次，我借给他一本茹志鹃的小说集，见他爱不释手，便说：“这书送你了，慢慢看。”那时候，报纸上偶尔会登些名家小说，我只要见了，就收好给他送去，他都如获至宝。他常年订着《世界文学》《人民文学》《小说选刊》这些杂志，我借阅总怕给他弄脏。有一回，我正和他坐，单位一位女同事来给他送还借阅的《小说选刊》，说：“夜里电褥子着了火，我先急着抢救你的《小说选刊》……”

海亮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写小说，甚至在征婚启事里，都特意写上“立志小说创作”。我那时心里却犯嘀咕，不知道该不该鼓励他。他重度残疾，生活圈子本就窄，缺少生活阅历，对写小说来说，实在是“先天不足”。我暗地里琢磨：要是他写来写去总没个名堂，会不会钻牛角尖，陷进去出不来？思来想去，只能委婉劝他：“把写作当个爱好就好，别太执着，该撂就撂开。”他沉吟着说：“我不敢想太多，这辈子，只要能正式发表一篇小说，就心满意足了。”可我还是想：万一一篇都发表不了，过于执着的他，能不能承受住失落和挫败？

海亮的文学追求吸引了陕西姑娘朱小兰，让他喜结良缘，这更是人们想不到的。后来海亮因身体原因没法上班了，便在家专心写小说。我也调到了县城工作，两人见面的次数渐渐少了，但他总会把一篇篇习作转给我看，那时他很注重我的意见。从那一篇篇小说里，我明显感觉到他的进步。不久他的小说就登上了省报刊，而且不止一篇，还出版了一本小说集，《中国青年报》《三晋都市报》都报道了他的创作事迹。我打心眼儿里为他高兴，他这是凭着一股子执念，真真切切圆了自己的文学梦啊！

日子一晃就过去了，我年纪大了，对小说也渐渐没了往日的兴致。再和海亮相聚，我们不再谈论文学，只喝酒，聊些家长里短的琐事，对他后来又写了些什么，我也不再过问了。前几年，偶尔听说，他当选了县作协副主席。最近，听说他又要出一本小说集，便找他要了电子书稿来读。他说：“你是最懂我的人，这序，得你来写。”我欣然应允。

读着这部书稿，最先涌上心头的，是一种沉甸甸的分量，这分量全来自海亮跌宕起伏的命运。本就重度肢残的他，又雪上加霜得了脑梗。得了脑梗，他还一直在写。什么样的序言才配得上这沉重的文字？我越读越没底，只有慢慢读，细品细思。

他的小说，首先让人感到生活气息浓郁。扑面而来全是人间烟火，细节就像盛夏的树叶，繁茂稠密，让故事显得分外鲜活饱满。他写的多是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金项链》把养老问题、家庭伦理、婚姻困境，还有一个女人在这三重压力下的自我救赎，写得入骨三分，那些细节很有真实感，女主角情感的转折也很自然；《窑洞记》时间跨度大，从宅基地的争夺，到一家人的吵吵闹闹，把农村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全揉了进去；《母亲叙事曲》里，母亲用鸡蛋皮给瘫痪儿子补钙、深夜里借着月光簸麦子的细节，让人戳心；《领导》里的何乡长，用信封当手纸的随便，搀扶残疾话务员上台阶的体恤，把一个不摆谱、有人情味的领导写得活灵活现；《肖来旺脱贫记》从扶贫干部和贫困户两个角度写起，把脱贫攻坚的复杂与不易，写得有血有肉，很是真实。

而作为书名的《非常庆幸》，无疑是这部小说集的扛鼎之作，格局大、构思巧、意蕴深，展现了“基层公务员的众生相”，我愿在此重点说一下它。在我看来，这篇小说是海亮创作生涯的高峰，它在题材的敏感度、结构的复杂性和主题的挖掘深度上，都超越了其他篇目。小说以四次宴席为引子，借着饭桌上的闲聊和往事的回忆，让时空自由切换，把一个人的命运，和时代的变迁，紧紧地编织在了一起，读来引人入胜。主人公老张的形象，塑造得格外成功，他不是那种非黑即白的简单人物，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既是乡里公认的“救火队长”与“和事佬”，哪里有麻烦就往哪里冲；又谨小慎微，怕“湿了鞋”，硬是不肯当会计。他待人真诚，可也深知人情世故，狡黠圆滑，知道在体制里该怎么立身。他重情义，宴请老领导感恩，也心存委屈，执着于选举背黑锅的洗白，讨回自已的尊严。他不过是按规程给没暴露的嫌疑人办了结婚手续，却被定了“玩忽职守”的罪名，说到底，不过是检察院为了“凑数”完成办案指标。这把现实中的荒诞与个人的无辜，写得非常尖锐。老张凭着一股子勤恳、智慧，再加上那么一点点运气，总算在临近退休年龄时入编；而当年把老张送进看守所的狄检察长，临到退休却落了个“双规”的下场。就这么一笔，颇具讽刺意味地显示了“世事无常”，也把“平安是福”的主题，深化到了骨子里。 老张嘴里的“非常庆幸”，既是对自已经历拘留磨难、还差点被开除最终入编的庆幸，更暗含着一种对官场中人能安稳退休的深切感慨。这份复杂的心绪，怕是每个在基层摸爬滚打过的人，都能懂。小说因此打破了单一主题的叙事局限，是极具张力的复调主题作品，也是这部小说集里最成熟、最耐人寻味的一篇。它足以证明，海亮不只是个把世事写下来的人，更是个洞悉世事的思考者——而这份想透了的功夫，才是小说真正的价值所在。

我还注意到，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述，而“我”的原型正是海亮自己。但通篇读下来，读者几乎察觉不到叙述者“我”是一位需要依靠双拐行动的残疾人。“我”与老张、老何等旧同事的交往、饮酒、畅谈，完全是一个健全社会人的常态活动。作者有意隐去了自身残疾可能带来的叙事上的“特殊标记”，而将焦点完全集中于老张这个人物及其所牵连的乡镇官场生态、人情世故与时代变迁上。尤其耐人寻味的是，文中提到老张曾背着一位重度残疾人上楼开会——海亮说那背上的，其实就是他自己。但他在叙述此事时，客观得像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轶事，其关注点在于刻画老张的为人，而非强调被背着的“我”的困境。这种写作姿态，是一种强大的文学自信：我不需要借助残疾来换取同情分，我的故事本身具有足够的力量。他将个人的残疾体验深埋起来，转而用这双受过苦难洗礼的眼睛，更敏锐、也更慈悲地观察和呈现他所处的那个广阔的社会舞台。

　　由此我又想到文学创作常与作者自身经历深度绑定，残疾作家往往容易被贴上“书写苦难”的标签，仿佛其笔下只能显示自身的困顿与挣扎。但海亮的难能可贵，在于他从未将“残疾”作为写作的噱头或卖点，而是将其化为一种独特的生命体验，让他更能洞察世情的冷暖、人心的幽微。他笔下没有刻意放大的苦难，没有博取同情的叙事，只有一个“正常人”对爱情、对社会、对权利的真实思考。他以残疾之躯写作，却很少写自身、写残疾人，上一本小说集只有一篇《暗恋》，这本里有四篇，这些作品写的也并不是残疾人的苦难，它超越了“残疾视角”可能带来的狭隘，转而追求一种更广阔、更平常、也更深刻的“人的视角”。比如自传色彩浓厚的《但愿人长久》（它把我也写进去，让我真切感到了纪实的笔调，我愿称之为纪实小说），故事通过集邮这一线索，细腻勾勒了残疾话务员“我”与健康女孩陈小岸之间那段朦胧、美好又最终无果的情感涟漪。这是一个极易滑向悲情或猎奇的题材——残疾人的爱情。然而，他并没有沉溺于残疾人对爱情的卑微渴求，并没有将主人公的爱情描绘成一种对残缺生命的怜悯式补偿，或是奇观化的情感传奇，而是跳出了“被怜悯”或“抗争命运”的常见框架，用正常人的视角让笔下的残疾人“醍醐灌顶”，以清醒的自省叩问情感的本质：“我觊觎着陈小岸的爱，无异于想要勾引她沦陷到我这充满苦难苦不堪言的人生泥淖，这简直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呢！”这种反思去除了残疾人的身份，回归到爱情最本真的价值判断——无关健全与残缺，只关乎责任与尊重。他以正常人的婚恋逻辑考量自身，既见对情感的珍视，更显对他人的体谅，让残疾人的爱情叙事摆脱了悲情的窠臼，拥有了与健全人同等的精神高度。这种“去特殊化”的叙事，非但没有削弱人物的真实性，反而因其平常心而更具打动人心的力量，它告诉我们，残疾的身体同样有着丰富而完整的思想。《许愿》写的是一对残疾夫妇，丈夫王斌过六十大寿时许下的“中国挺住，打赢贸易战”的愿望，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作为脑瘫患者，他深知时代进步对残疾人的意义，却没有局限于个人的生存诉求，而是以朴素的家国情怀，让残疾人与时代同频共振。《我为什么不能买药》记录了一次在医院买药的经历，折射出的，却是残疾人在社会中的普遍境遇。小说中坐轮椅的“我”不过是想独立买一次药，因进不了“排队栏杆”，只得求助于人。有好心人帮他缴了钱，收款员却粗心大意认定他少缴了一百，在“我”与收款员争执时，众人都势利地附和收款员，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他。最能显示健全人不尊重残疾人的莫过于那个排队男人的质疑：“你确定你缴了二百多？”海亮接着写；“我不无敏感地觉得他那眼神有点儿严厉，像在审贼。作为一个残疾人，我对这种歧视性的误解早已习以为常，都懒得理了”，“我”坚持要求对账，不仅是要证明一百元的缴费，更是在讨要被这道目光践踏的尊严。收款员通过对账终于确认收了钱，但没有道歉，还是说“你这么不方便，还来买什么药”，众人也跟着附和“是啊是啊，你该让别人来买”，好像错的还是“我”：“我“应当待在“自己的位置”，不该闯入健全人的公共生活秩序，不该“添麻烦”。从文学水准来看，这篇小说以小切口切入大主题，将残障群体的生存困境、公共空间的人文缺失、人性的复杂熔于一炉。它也超越了“残疾题材”，是更标准的“社会题材”。

海亮反对把自己当做“残疾作家”，投稿时也不提“一级肢残”博取怜悯，身体的残疾没有限制他的视野与思考，他没有将笔墨用来展示苦难，反而以常人的视角、悲悯的情怀，洞察人性反思社会，让每一篇作品都成为反映人生百态、社会现实的镜子。 他以残疾之躯，写下了健全的精神世界。他写的不多，也写得慢，慢得像他拄着拐杖走路的样子，一步一步，走得稳，走得实。 这本书真正打动人的，是一个被重残困住的人，凭着一支笔，凭着一股子犟劲儿，完成了对命运的反抗。海亮在后记里把基层写作者喻为“在黑夜里等待微光”的人，又“愿文学的星空，终能容纳更多来自大地深处的、真实而倔强的光芒。”说的好！这本书真是从生活深处透出来的光，它或许微弱，却足以照亮无数在平凡里挣扎、在困顿里坚守，依然渴望写下点什么、留下点什么的人。当尘埃中开出花朵，当局限中拓出乾坤，这样的文字便拥有了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的永恒魅力。

——是为序。

2026年1月18日谨识

（续明亮，1949年生于灵石县段纯村，中学高级教师，省级语文教学能手，省教育学会认定的“山西名校长”。历任段纯县直中学、静升中学、灵石二中校长，创立的学案教学法蜚声三晋、影响全国，成为基础教育领域标志性成果。担任校长时当选灵石县十二届人大代表并连续两届担任县政协常委，履职参政。退休后返聘于孝义七中、交口一中、双池中学任顾问，助力周边县市教育提质。所著《和青年教师谈教学》凝结教育智慧，在全省教育界广受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