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北京的秋风吹过中国现代文学馆院内十三座文学大师塑像。鲁迅的眉峰依旧冷峻，巴金的眼镜片后仍是深邃的目光，而那座牵驴农民模样的塑像——赵树理先生，毡帽下的笑容似乎更亲切些。作为沁水同乡的我，每次路过这座塑像总忍不住驻足，仿佛能听见他用浓重的乡音说：“孩儿，来，喝碗咱家乡的‘米粸儿’。”这乡音起于沁河河畔的尉迟村村口，穿越八百里太行，依然在我耳畔清晰可辨。</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1949年的北平，胡同的砖缝里还嵌着旧时代的尘埃。四月的一个清晨，赵树理背着蓝布包袱经天津来到北平的西总布胡同。包袱里装着几件换洗衣物，一摞手稿，还有从山西老家带来的炒面。这位“山药蛋”派的创始人，就这样以“人民作家”的身份，在新中国的晨光中开始了他北京胡同的岁月。多年后，当我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翻阅旧档案时，偶尔看到赵树理担任中国工人出版社首任社长的文件，指尖不禁微微发颤。我这位同乡、前辈，当年是不是也在石碑胡同附近府前街的工会大楼，走过进入会议室的楼梯，在会议室用同样的乡音讨论书稿？</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北京天桥，储子营胡同的茶馆里，总有一个戴毡帽的身影挤在长条凳上。赵树理听评书听的眼睛发亮，看杂耍笑的像个孩子。他说民间艺术是“活着的古典”，要把这些土得掉渣的东西搬上大雅之堂。霞公府15号的日式小楼里，二楼廊道常传来上党梆子的唱腔，与一楼老舍先生的京韵大鼓遥相呼应。这两位文学巨匠，一个写尽了京城的市井百态，一个道出了太行山下的悲欢离合。去年我在一个展览上发现一张赵树理埋头审稿的泛黄照片，照片中稿纸的边缘隐约画些小驴、小羊，这一写作习惯，竟与我儿时在他故乡尉迟村听老人们闲侃时聊的一模一样。</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说说唱唱》杂志创刊后发行那天，赵树理亲自跑到印刷厂督印。他摸着还带着油墨香的纸页说：“这才是咱老百姓看得懂的东西。”在他笔下，小二黑结婚的故事从山西的山沟沟走进了北京的胡同巷陌，又从这里传遍了全国。那些带着泥土芬芳的文字，在古都胡同的砖瓦间生根发芽。如今，每当我路过王府井大街64号中国作家协会旧址，总会想象赵树理老师夹着稿件匆匆走过的身影。这个地方也曾经是工人出版社的办公地，后来虽然搬至六铺炕，但那里曾经是我的老乡、我的老前辈工作过的地方。</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1953年的北京宣南香炉营，赵树理老师用《三里湾》的稿费买下了这个胡同的一处小院。邻居们常见他坐在枣树下改稿，足下放着半瓶二锅头。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老师回忆，老赵来串门时总带着新写的剧本，说到兴起就手舞足蹈，把吴祖光晾在了一边。那些夜晚，大佛寺西街的月光照着两个艺术家的身影，一个唱评剧，一个哼梆子，把北方的夜唱得格外悠长。工人出版社的社史展览曾复原赵树理的办公桌，上面摆着他用过的毛笔和那顶标志性的毡帽。凝视这些物件，我仿佛看见他正用沁水城东话对年轻的编辑说：“写东西要像种地，字字都得入土生根”。</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中国作家协会的会议室里，赵树理的山西口音常常引起善意的笑声。但他谈起文学创作时，连最挑剔的评论家也会安静下来。他说写作要像农民种地一样踏实，一个字就是一颗种子。著名作家周立波先生回忆，老赵改稿时会把每个字都放在舌尖上掂量，直到找到最合适的那个。作为后来者，我也偶尔写点文学作品，当年也写稿、改稿、审稿，想起赵树理老师这种近乎固执的认真——七十年前，也许他在这栋楼里，为了一句话、一个字的妥帖反复推敲并与他人争辩或讨论。</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1962年某日，赵树理早早穿过顶银胡同来到长安大戏院，此刻上党梆子《三关排宴》正在上演。赵树理躲在侧幕，看着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专注的神情。当桃花公主唱到“你好比糖糕撒上胡椒面”时，他的手指在膝上轻轻打着拍子，眼里闪着孩童般的得意。那一刻，太行山的铿锵声调回荡在首都的夜空，完成了一次最动人的城乡对话。去年四月，我回乡参加王蒙老师在树理小镇开办的文学讲座，在尉迟村的老戏台前听见了同样的唱腔，这时候我突然明白：赵树理从未真正离开过那片土地，就像我，无论在北京生活多久，梦里总会出现沁河潺潺的水声。</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1965年离开北京前，赵树理老师把最后一笔稿费寄回家乡建水库。他站在大佛寺西街的院子里，望着住了多年的老屋，忽然对儿子说：“这些胡同的砖瓦里都藏着故事呢。”十六年的京城岁月，他把山里火热的故事带进城市，又把城市胡同的养分带回山里。如今现代文学馆的塑像前，总有人放上一束野花，像是从太行山采来的问候。我书房的书架上也永远摆着一本1980年版的《赵树理文集》——那是工人出版社为纪念这位老社长出版的，书页间还留着前任编辑批注的痕迹。</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秋风又起，我走在北京的胡同里。赵树理老师住过的地方多已难觅踪迹。但我仿佛看到香炉营胡同的枣树还在结果，大佛寺西街的月光依旧温柔。中国现代文学馆院内，那座牵驴人的塑像还在诉说一个农民作家与一座城市、与这座城市胡同的缘分。看到雕像周围平整的黑土没有一棵绿草的衬饰，这“不著一字”的留白，倒像永远流淌着一个戴毡帽的山西老汉和他带来的泥土的芬芳。他教会我们“真正的文学永远要贴着地皮”。他带着乡土气息走进京城，又让北京的胡同记住了乡土的味道。</span></p> <p class="ql-block">注：此篇所用照片除首尾两张为作者所拍外，其他选自网络。特此致谢！</p> <p class="ql-block">张榜奎2026年01月17日制作于北京</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