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国博识中医6名医名典

大漠孤狼

大漠孤狼2026年1月6日拍摄于新疆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厅

本系列依托新疆博物馆国博展厅近期《智慧之光-中医药文化展》展出的文物照片结合展览的文字介绍，试图对中医药进行一个通俗的梳理，让读者对中医药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浅解。本节介绍中医药史上的大医名匠和中医药典籍的名篇巨制。 ▲《杏林春暖》图。

三国时吴国名医董奉为人治病，不计报酬，只要求病愈者在其宅旁栽种杏树。数年之后，杏树郁然成林。在成熟季节，人们可用谷米换取杏子。董奉将每年所得谷米赈济贫病之人，传为佳话。“杏林春暖”被后世用于称颂医家道德高尚，“杏林”也成为中医界的代称。

▲《神农氏》画像。 ▲《华佗》画像。

华佗（约公元145年-208年）名专，字元化，东汉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他熟谙方药、针灸和手术等治疗手段，诊断精确，方法简捷，被誉为“神医”。华佗发明麻醉剂“麻沸散”，首创用全身麻醉法实施腹腔手术，被后世尊为“外科鼻祖”。他还通晓养生之法，根据虎、鹿、熊、猿、鸟的动作，创制出“五禽戏”。

▲《历代先医神像》册清（公元1644年一1911年）。

《历代先医神像》为清代太医院东药房药王殿龛内供奉的历代先医神像册，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御医们将图册中缺失的图像和名签补绘修复，置于樟木匣中，仍在东药房内供奉。其中共绘有先皇像3位，左右列先医各6位，左右殿列先医各54位，共123位。

中国古代名医巨匠璨若星河，扁鹊（上图左页）苏耽（上图右页）、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是其代表性人物。

▲《历代先医神像》册清（公元1644年一1911年）。

左页为西晋皇甫谧，右页为西晋王叔和。

▲《张仲景》画像。 ▲《唐孙思邈像》。

孙思邈史称“药王”。自古以来，许多医生的家中或药店，都会供奉孙思邈，提醒自己精进医术，有慈悲之心。

▲《武梁祠汉画像石拓片》民国（公元1912年一1949年）。
山东嘉祥的武梁祠是东汉武氏家族墓地祠堂中的一座，其中遗存的画像石描绘了众多反映当时社会生活和信仰风俗的画面。此拓片对应的画像石位于武梁祠西壁第二层，刻画了11位古代帝王的形象，其中伏羲、神农和黄帝不仅被认为是开创人类历史的圣人，也被后世尊为医药的创始者。

在数千年的中医药发展历程中，医药典籍繁若星空，为中医药的后世传承留下了无可估量的智慧资产，而最早的医书源起甲骨文时代。 老官山汉简：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四川成都天回镇老官山西汊墓葬出土医学竹简920余支，约2万字。据专家解析，可分为9部医书，其中除《五色脉诊》一部之外，皆无书名，经初步整理暂定名为《敝昔医论》《脉死候》《六十病方》《尺简》《病源》《经脉书》《诸病症候》《脉数》等。此外，还有184支（含残简）组成的内容为《医马书》。 这批医简介于早期的马王堆医书和中国首部医学典籍《内经》之间，而且9部医书都和人体医学有关，既涉及病机，又有症候治疗以及针灸、脉象等，学术价值极高。有学者认为，“敝昔”即“扁鹊”的通假，这批竹简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失传的扁鹊学派医典。
▲《流沙坠简》。

自1899年至1944年，西北地区陆续出土大量汉晋简牍。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于敦煌西北长城故垒掘得西汉至晋的木简数百枚，携去伦敦。1910年，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根据其中一部分的图形进行考释，写成《流沙坠简》。这批简牍中虽然尚未发现专门的医书，但有若干医药相关内容，如治疗人、马、牛的医方残简11个，记载药物的残简4个。

居延汉简：1930年，瑞典人贝格曼(F. Bergman)在甘肃居延海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掘得西汉木简约1万枚，其中部分内容的释文被整理成《居延汉简考释》和《居延汉简甲编》，收载与医药有关的西汉残简七八十枚，其中记录了上百名患者（大多是驻边士卒）的诊治病案，内容包括患者姓名、职务，所患疾病及证候，服药情况(包括丸药、汤药和剂量），针灸，诊治日期，治愈、未愈与死亡等，文字简练，为研究古医方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
▲《武威汉简》。

1972年底，原武威县柏树公社下五畦大队旱滩坡东汉墓出土《医药简》，计木简78枚，是研究中国古代医学，特别是汉代医药学的重要资料。 这批简牍内容涵盖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三大领域。临床部分包含内、外、妇、五官等30余个方剂及诊疗方法；药物学收录百余味药材，其中20余味未载于《神农本草经》，并详述炮制技术；针灸学涉及穴位定位及针刺禁忌，体现了“辨证施治”原则的应用。简文还记载了活血化瘀治法、麻风病处方等中国医学早期成就。

▲帛书《脉法》。
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药文献帛书《脉法》，是古代医家传授弟子应用的一种医学教材。此书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出人体气与脉关系的古医籍，并且确立了虚实补泻的概念，即用“补”来治疗虚证，用“泻”来治疗实证。书中提倡的“寒头暖足”，在养生保健方面也有重要意义。 ▲《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元（公元1271年一1368年）。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全面阐述中医理论的经典著作，系统总结了中国古代传统医学的实践经验，论述了人的生理、病理、疾病以及“治未病”和疾病治疗的原则及方法，标志着中医学从单纯的临床经验积累发展到了系统理论总结阶段，揭示出中医学的生命观，确立了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和认知方法，其构建的理论体系和医疗模式至今仍在运用，是世界医学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好见证。
▲《周子太极图説》拓印件。
▲《存真环中图》（复制品）。

北宋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杨介著成《存真图》一卷，后增加十二经脉之图，合为《存真环中图》一书，于次年刊行。其中，“存真”指脏腑，“环中”指经络。此书对人体从咽喉到胸腹腔的脏腑作了详细的解剖描述，成为当时及后世生理解剖学图著的主要参考依据。

▲《尊生图要》（影印本）。 ▲《尊生图要》（影印本）。
文徽明（托名）撰《尊生图要》共二册，将明代及以前的中医脏腑解剖及经络知识系统地表现出来，手绘彩图和书法精美秀逸，文字内容也很丰富。
▲《本草纲目》清（公元1644年一1911年）重刊。
《本草纲目》由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撰，汇集16世纪之前中国本草学的精华，创建了独特的药学体系，是古代本草按自然属性分类的最高成就。《本草纲目》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世界药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誉为东
方药物巨典。
▲《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明（公元1368年一1644年）。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全面论述了人体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及针灸等内容。《灵枢》着重讲解经络、腧穴、针具、针法及治疗原则等。《黄帝内经》还涉及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数学等方面，因此被誉为“以生命为中心的百科全书”

▲《注解伤寒论》明（公元1368年一1644年）重刊。

张仲景，名机，生活在东汉末年，著有《伤寒杂病论》。此书是以论述外感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医学典籍，系统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此书一度散佚，后经王叔和等人收集整理校勘，分编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

▲《广瘟疫论》清（公元1644年-1911年）。
▲《鼠疫杂志》民国（公元1912年一1949年）。
▲《难经》。
▲《注解伤寒论》明（公元1368年-1644年）。
▲《脉经》明（公元1368年-1644年）。
▲《针灸甲乙经》明（公元1368年-1644年）。
▲《金匮玉函经》清（公元1644年-1911年）。

《金匮玉函经》与《伤寒论》同书而异名，是比北宋校刻《伤寒论》更早的一个传抄本，接近原书在魏晋时期的面貌。

▲《肘后备急方》。

葛洪（公元283年一363年），字稚川，著有《抱朴子》等。他编纂的《肘后备急方》是中国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有世界医学史上对天花的最早记载。其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对屠呦呦研究员研发青蒿素给予了重大启发。

▲《诸病源候论》。

巢元方，隋朝医学家，奉旨编纂了《诸病源候论》。此书又名《巢氏病源》，是一部系统论述临床各科疾病的病因病机和症状体征的理论性专著，涉及内科、五官科、外伤科、妇产科、小儿科，提出许多新的创见，对后世医学发展有很大影响。

▲《备急千金要方》。

孙思邈编撰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合称《千金方》，集唐以前诊治经验之大成，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其中《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成书于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内容包括医学伦理、本草、临证各科等，共计232门，合方论5300余首。

▲《外台秘要》清（公元1644年一1911年）。

王焘，唐朝医学家著，撰成于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汇集了初唐及唐以前的医学著作，为中医学文献的整理创立了范例，弥补了《诸病源候论》“有论无方”的缺憾，使理论研究与治疗方药全面系统地结合起来，被《新唐书》誉为“世宝”。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全世界第一部由官方主持编撰的成药标准，收录了宋朝官办药局（先后称医药和剂局、太平惠民局等）所保存的制剂处方，共788首，目前临床常用的霍香正气散、四物汤、逍遥散、牛黄清心丸等均出自此书。 ▲《素问玄机原病式》。

刘完素，字守真，“金元四大家”之一，主张火热论，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化火”为外感和内伤疾病的主要病机，故在治疗中多用寒凉药，后人称之为“寒凉派”。《素问玄机原病式》成书于金朝大定二十一年（公元1181年），认为医学“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

▲《儒门事亲》。

张从正，字子和，“金元四大家”之一，力倡攻邪论，提出“病由邪生”，主张“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用药功”，故在治疗中多用汗、吐、下三法，后人称之为“攻邪派”。《儒门事亲》成书于金朝正大五年（公元1228年），体现了张从正“唯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的思想。

▲《兰室秘藏》。

李杲，字明之，“金元四大家”之一，力倡脾胃论，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人称之为“补土派”。《兰室秘藏》成书于元朝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内容包括内、外、妇、儿临床各科，以症候为主，详论各症候的病源和治疗原则，然后根据治疗原则载列各种处方。

▲《格致余论》。
朱震亨，字彦修，号丹溪，“金元四大家”之一，力倡相火论，善用滋阴降火之法，后人称之为“滋阴派”。《格致余论》着重阐述“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医理，指出物欲是引起相火妄动、造成阴精亏损的根本原因，提出保持“阴平阳秘”，以实现防病养生。 ▲《瘟疫论》。
吴有性（公元1582年-1652年）。字艾可。他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撰成的《瘟疫论》，是世男上最早的传染国专著，吴有性在书中指出，瘟疫与伤寒有相似之处，病因，病机，治法等却迥然不间，治疗上。他创立了迭庸饮。三消饮等药剂方剂。 ▲《温热论》。

叶桂《公元1667年-1743年》，字天士。他在《温热论》中创立卫气营血的辨证纲领，他认为内外湿相合在湿热类温病的发病中起决定作用，指出湿热证的主要病位在脾胃三焦，发展变化有伤阴伤阳两种机转，并据此确立治法。

▲《温病条辨》。

吴瑭（公元1785年一1836年），字配珩，号鞠通。他于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撰成《温病条辨》，以三焦来区分温病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归纳病机转变，创立三焦辨证体系，使温病学说更加系统完善。

▲《温热经纬》。

王士雄（公元1808年一约1868年），字孟英。他对温病学说发展作出了承前启后的贡献，尤其对霍乱的辨证和治疗有独到见解，而且重视环境卫生，对预防疫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医宗金鉴》。

成书于1742年，是清朝乾隆年间由政府组织编写的大型医学丛书，堪称国家工程，由吴谦等主编，涉及伤寒、杂病、四诊、妇科、幼科、痘疹、种痘、外科、眼科、刺灸、正骨等方面，内容丰富，论述系统扼要，逐步成为全国医学教育的必读书。

▲《医林改错》清（公元1644年-1911年）。

王清任（公元1768年一1831年）著，他具有革新精神，长期从事解剖学研究，根据实地观察绘制“亲见改正脏腑图”，纠正前人的错误认识。他重视气血学说，创制了一套活血化瘀、补气活血的有效方剂，至今仍广泛应用。

▲《医学衷中参西录》。

著者张锡纯（公元1860年一1933年）。《医学衷中参西录》表明了以中医为本体，撷取西医之长补中医之短，倡导“衷中参西”的学术主张。

▲《景岳全书（公元1644年-1911年）。

明代张景岳撰。此书将问诊内容归纳为十个方面，立专篇“十问”加以论述，至今为临床普遍采用(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胸腹，七聋八渴俱当辨，九因脉色察阴阳，十从气味章神见，见定虽然事不难，也须明哲毋招怨）。

▲《察病指南》。

施发撰，成书于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此书先总论脉法，次辨明24种脉的形象和主病，最后叙述伤寒杂病等21类病证的生死脉法，及妇人病脉、胎脉和小儿病的脉法等。书中首创33种脉象图，以图示脉，形象生动，对听声、察色、考味等其他诊法亦有阐发。

▲《诊家枢要》。

此书是元代滑寿编撰的脉学著作，专论脉诊。滑寿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汇通元以前的脉学，结合自身心得，撰成此书。除介绍脉法及其原理以外，对脉的名称和形象类分条析、扼要叙述，语简义尽。

▲《敖氏伤寒金镜录》。

此书由杜清碧在南宋晚期敖继翁《金镜录》的基础上稽考增补，撰成于元代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但秘而不传。后经明代薛己（公元1487年一1559年）増注润色，收入《薛氏医案》，始得广泛流传，是中国最早的舌诊专著,确立了望舌在中医诊断学上的重要地位。

▲《舌鉴辨正》。

此书刊于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取清代王锡鑫《活人心法・舌鉴》为底本，以梁玉瑜祖传经验逐条辨驳，共择录149舌，每舌附舌图1帧，纠正了前人有关舌诊的一些讹误。

▲《四诊抉微》。

清代林之翰撰，出版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此书系统地总结了古今有关望、闻、问、切四诊的成就，加以分类叙述，是四诊合参具体应用的重要诊法书籍。

▲《图注难经脉诀》。

明代张世贤撰。此书用脉影示意图来说明脉象的“体位”及“性状”，以图为主，生动形象，体现了脉象研究从文字描述阶段转向示意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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