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书中的时代印记

早晨的光辉

——从祖辈的书信中追忆祖辈

在数字信息时代，我仍觉得上世纪用笔书写的家书更显珍贵。它们不仅承载着特定历史背景下每个家庭的喜怒哀乐与时代印记，更透过笔迹传递出独特的历史温度，成为我们追忆先辈的珍贵凭据‌。

由于我与祖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甚少，因此在我退休以后，每有机会搜寻到家中祖父的书信，就如获至宝，然后对字迹和文言词组如同考古般地学习、研究、分析一番，从中汲取人生中的精神养分。

如今，我面对五十多年前祖父致其胞弟（叔祖父）的家书和四十多年前祖父平反昭雪的上书，笔墨之间真实流露出祖父当年时代特殊背景下生活处境的艰辛与精神坚守；面对四十多年前叔祖父寄给我的《五字箴言》，是祖辈做人使命的浓缩，深感祖辈对后代的责任寄托。

我父母的老家均在泰州。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们考入大学后便离开家乡。六十年代初，即我五岁那年，父母携我们兄妹三人回老家探亲，那是我记事以来第一次与祖父母团聚。听父母说，我在婴儿时期，祖父母曾来重庆照料过我，但在我记忆中毫无印象。七十年代末，父母参加宝钢工程建设，全家迁往上海。父母原计划在新住房分配后接祖父母来沪团聚治病，不料他们却在此之前先后病逝。没想到，我与祖父母的首次记事相见竟成了永别，遗憾终身。‌

祖父王子京（曾用名王镐），出生于农历1904年9月7日，排行老三，实为家中长子。‌我曾祖父于光绪八年中副举人，后任京师教官，却因不愿仅服务于官吏子弟而对寒门学子置之不理。他深感教育应普惠平民，遂于光绪廿九年辞官返乡，先后获准创办“泰州简易学”及“泰州如男女子学堂”，在曾祖母的内助下推行平民教育。‌祖父自幼深受曾祖父教育理念熏陶，青年时代便与曾祖父一道精研韵学，后著成三十万字韵学著作；1937年，祖父就职于江苏省立苏州瓷工科学校；‌1946年，祖父与接受中国民众教育创导者、著名教育家俞庆棠的邀请，前往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任教。该校以“教育为公、面向大众”为宗旨，与曾祖父“教育普惠平民”的理念一脉相承。祖父在此倾注心血，将音韵研究与民众教育结合，亲自手工制作“拼音盘”教学导具，为平民子弟提供简明易懂的讲解，深受师生敬重；祖父热爱家乡，解放初与其胞弟为支持泰州文化建设，将家中累世珍藏的古钱币两箱及相传十三代四百多年的匏樽以及古琴、古扇和古书等文物捐赠给了泰州博物馆；1957年因韵学研究取得成绩，受聘为泰州市政协委员。

在曾祖父母的家风教育和熏陶下，我祖父与其胞弟自幼手足情深，都喜爱用旧体诗创作。叔祖父在诗中曾这样描述他与胞兄的少年时代:“抛书捉雀随兄后，搦管成文在弟先”；对胞兄青年时代传承父业、钻研音韵学:“五书能续知兄健，家兄子京继父志”；对胞兄所著三十余万字的音韵著作在文革期间被毁:“发奋著书卅万言，半生心血荡无存”。

虽然祖父与其胞弟都喜爱旧体诗，但在文革时期，祖父的命运远比在上海的胞弟更为坎坷——他未能亲身体验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未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后的新政策，更失去了在古稀之年再次焕发青春的机会。

文革期间，1968年底，祖父因旧体诗在政协刊物发表而获罪，实则源于对“地覆天翻”等词的过度政治解读。这种文字狱式的迫害，让本为歌颂新社会的《千秋岁·忆苦思甜》沦为“反革命”言论。

祖父的这首词为《千秋岁·忆苦思甜》，从家庭生活的变化歌颂新社会。原文上阕描写旧社会日常的艰难困苦：“忆苦抱琴奏，弹不尽，胸中有。饔飧常不继，备历艰辛久，尤痛事，先人作古无援手。”下阕通过描写家人的精神面貌与钻研成果，展示社会新变化:“地覆天翻后，生活侵优厚，慈母健，期颐寿，孔怀兄弟乐，玉树齐芳秀，音韵学，年年著述多成就。”这本是一首新旧社会对比、赞美新生活的词，硬将“地覆天翻”解读为篡改毛主席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写下的“天翻地覆慨而慷”诗句，并将“生活侵优厚”曲解为“美好生活被侵夺”。文言“侵”字表“渐进”义，“侵优厚”即“渐趋丰裕”，与“地覆天翻后”形成时间递进逻辑，精准刻画六十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家庭物质与精神的复苏，硬解读为“美好生活被侵夺”。最终，祖父因这首词被定为“反革命”，蒙冤入狱三年。从此，家中祖上所有藏书及祖父所著三十万字的著作，均被一扫而空，祖母为此患上精神分裂症。

十年后的1978年，祖父冤案平反，昭雪后的祖父已是风烛残年。这年11月6日泰州政府派专人送来平反通知书:“前案经复查，属于错定，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此时祖父已卧床病危，闻之喟然曰: 十载沉冤，终得昭雪，是不独我个人之，幸而正义得申，是国家之幸也，如释重负，吾无憾矣。洗雪冤屈最终还是未能挽留祖父的生命，次月公历12月30日竟溘然长逝。

这封我祖父在泰州致上海胞弟的家书。应该是祖父出狱后1974年写的。如今拜读这封家书，百感交集。文革期间，我们三兄妹正值学生时代，父母担心祖父的遭遇会影响我们政治上的自卑，一直隐瞒我们。阅读此家书我才知道当年祖父母生活之艰难: 为了节约，他们曾用白盐水下饭、变卖祖上留下的家具、为新华书局抄写旧书每千字两角钱报酬。一个惜时如金，晚年仍笔耕不辍的老人，此时，为了生活居然刻无暇晷地做起了为人抄书行当。抄书生涯，正是祖父在“思想改造”名义下被剥夺学术话语权后的生存策略；信中还提及祖母的精神分裂症，以及她以每斤6分钱变卖康熙字典等工具书的悲剧。祖母精神失常前可曾是祖父研究学著的内助之贤，这些工具书本是祖父音韵学研究的基石，它的变卖，象征着一个书香门第的文化根基被时代洪流冲垮。祖父出狱后，他们的生活费主要来自父母从工资中挤出一部分给予补贴，记得那时我年龄还小，父母每月领工资后，都要在一个小笔记本上盘算很长时间，计划当月的收支，其中一栏就有“汇父母生活费”。‌家书中“是赎裘还是换酒踌躇一笑”这句看似轻松的自嘲，实则暗含生活的艰辛——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在典当赎回衣物与买酒解愁间权衡，却仍以笑容面对胞弟，这份从容源于对家庭的责任感和对苦难的超然。‌家书中这些细节勾勒出一个学者在政治风暴中维持尊严与生计的挣扎。

这封写给泰州市信访办的信，是1978年7月所写。此时，祖父期盼平反昭雪已整整等了十年。七十五岁的祖父已风烛残年，上书请求落实政策刻不容缓。从笔迹与书写方式来看，像是父亲的笔迹。也许此时祖父的身体已经无力执笔书写了；也许父亲担心祖父病重缠身，精神上再不解脱，难以承受；也许信纸上印着的斑斑水迹是书写人的泪水；也许……此信是在我祖父、叔祖父与父母去世后所见，无法进一步考证，但信中每字每句都透露出家人或祖父临终之前对“还我清白”的呐喊！

其实，父辈与祖辈之间本应留存许多家书。我小时候，常看见父母在夜晚台灯下写信的情景，但他们从不向我们兄妹三人透露祖父的政治遭遇与生活处境；直到我们长大后才明白，那是为了不让我们背负“政治原罪”。这些信件最终都被父母销毁了。

正因如此，在祖父平反昭雪之前，我们祖孙之间似乎存在一道无形的隔阂，如同一堵墙，让我们难以真正靠近。这时，叔祖父承担起了祖辈对我的关爱，他十分关心我的成长。在我下乡插队落户、参加工作和成家的人生重大节点，他都写家书传递温暖与教诲。

这是1984年我成家时，七十九岁的叔祖父将七十年代初所作的家训《箴言》十一首以家书形式书写于我。内容涵盖立志与有识、诚实与处世、交友与言行、学习与工作、生活与生命的十大维度，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人生综合素质框架，对我的成长具有多维度的引导作用。其珍贵之处在于: 既是叔祖父一生的智慧总结，也是对孙辈未来的殷切期许。正如明代大儒陈献章的格言“心田留与子孙耕”。‌

落笔于2026年1月 上海

▲祖父王子京，图为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市立第十四民众学校任校长期间。

▲我祖父王子京（右）与其胞弟王退斋（左）。1945年抗战胜利后，弟兄俩先后接受了中国民众教育创导者、著名教育家俞庆棠的邀请，前往上海从事教育事业。

▲1937年祖父王子京（中排右7）职教于江苏省立苏州瓷工职业学校时与全体师生合影。

▲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祖父青年时期与曾祖父一道精研韵学的著作。文革时期该原稿由叔祖父收藏，才免于损毁，这是我见到曾祖父、祖父仅存的唯一著作。

▲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祖父将音韵研究与民众教育结合，亲自手工制作“盘拼音”教学导具，为平民子弟提供简明易懂的讲解。文革时期该原件由叔祖父收藏，才免于损毁。

▲1963年父母（后中、右）携我们兄妹仨由成都返老家泰州时与祖父（中）、祖母（前右）、姑祖母等的合影，这是我自有记忆以来第一次与祖父祖母团聚，没想到竟也是最后一次的团聚，成为我终身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