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塔军魂：我在西安的无线电报务员生涯回忆

锦绣山河（李成曙）

　　1971年的春天，秦岭山脉还裹着几分残冬的寒意，宝鸡市东口的工建205团团部电台内，电波声伴着春风此起彼伏。4月的一天，我和滨海籍战友刘修龙背着背包，怀揣着沉甸甸的期待，从这里出发，登上了前往西安的火车——我们即将参加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通信站组织的无线电报务员训练队，开启为期半年的专业培训。那时的我们还不知道，这段旅程不仅会让我们掌握一门守护“无形战线”的过硬本领，更会在记忆里刻下一段与战友、与电波、与小雁塔相伴的滚烫岁月。

2022年，李成曙（右）和刘修龙（左）在江苏省滨海县国际大酒店宴会厅内合影留念。

　　一、 初识“西办”：军级单位的通信使命

火车驶入西安城区，城墙根下的老槐树刚抽出新绿。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总后勤部西安办事处（简称“西办”），是当时总后下属的四个军级办事处之一，另外三个分别是白城、太原、重庆办事处，机关驻地在西安市友谊西路甲字1号（后改为91号）。彼时的“西办”，管辖范围横跨陕、甘、宁、青、新、藏、豫七省区，麾下不仅有青藏兵站部、灵宝、西安、宝鸡、安康四个师级后勤基地兵站，还有1972年成立的格尔木至拉萨输油管线工程指挥部（五三零工程指挥部）这样的重点单位，更有9所野战医院、23座战略物资储备仓库、13个汽车团、3个工程团、7个军马场等，全办指战员和职工加起来超过7万人，管理的兵站、运输线长达3000多公里。对我们两个刚从团级电台出来的年轻战士来说，“西办”的规模和使命，让我们既敬畏又充满干劲。

徐正忠战友重返西安游览时在西安办事处机关办公楼前留影

　　报训队的承办单位是“西办”通信站，这是一个承担机关通信联络任务的正营级单位，驻地藏在西安著名的小雁塔院内，大家都习惯叫这里“南大院”；而“西办”机关则在一路之隔的“北大院”。走进通信站，青砖灰瓦映着小雁塔的飞檐，严肃的军营氛围里多了几分历史的厚重。通信站的编制清晰明确：收信台、发信台负责无线电通信，通信排管有线电话接转和机要文件递送，架线排承担线路架设与维护，修理所则保障全站乃至全办通信设备的完好。其中，收信台和发信台的任务最关键——既要和北京的总后勤部、兰州军区等上级机关保持联络，也要与重庆、太原办事处等兄弟单位互通信息，还要覆盖下属五个兵站（兵站部）和部分直属团队，每一个电波信号的收发，都关系着后勤保障指令的畅通，容不得半点差错。

西安办事处通信站的营房

　　二、报训时光：从“七八个码”到“百码过硬”

报训队的领导和教员，是我们专业路上的第一批引路人。队长沈永生是1964年入伍的湖南籍干部，话不多但做事极认真；教员邹顺明（1965年入伍江西籍）和尹克学（1966年入伍山东籍）则像兄长一样，手把手带我们入门。39名学员来自“西办”下辖的各个单位：灵宝、西安、宝鸡、安康兵站，还有部分直属团队的电台，大家的籍贯遍布江苏、湖北、河北、陕西、四川等省市，我和刘修龙是江苏滨海老乡，此外还有胡明贵、刘文相、高松、黄开新、蓝希树、高瑞宝、瞿政国、潘友国、蔡银舫、陈国平、李华光、张文亮、严三花、文润、徐雪清、马太风、黄本庆等战友，虽然很多人后来的名字在记忆里渐渐模糊，但当时一起趴在课桌上练抄报、一起在电键前比速度的场景，至今仍清晰如昨。

张玉琴（左）、随士琴（中）、王晓明（右）在通信站营区内合影留念。

　　报训的第一课，不是摸电键，而是“打基础”。无线电通信基本理论是必修课，调幅与调频的区别、电波传播的原理，教员们讲得通俗易懂；更重要的是政治教育和保密要求——“通信兵是首长的耳目、军队的神经”，这句话被反复强调，我们必须牢记“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任何涉及频率、呼号、报文内容的信息，都要守口如瓶。业务训练从最“笨”的地方开始：削铅笔要削得笔尖粗细均匀，写阿拉伯数字和26个英文字母要工整到“像印出来的”，因为抄报时一个潦草的符号，都可能导致指令传错。

电话班合影留念:伏蜀生(前排左一)、唐定碧(前排左二)、张昊玲(前排左三)、丛宪勤(前排左四)、李陆(前排左五)、冯旭珍(后排左一)、随士琴(后排左二)、王桂芹(后排左三)、黄和华(后排左四)、王晓明(后排左五)、张玉琴(后排左六)。

　　真正的挑战是抄报和发报。刚开始，我们从每分钟“滴嘀嘀㗳”七八个码练起，耳机里的莫尔斯电码像一串听不懂的音符，手里的笔总是跟不上耳朵的节奏，抄出来的报文要么漏码、要么错码。沈队长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慢不怕，就怕急。”他和邹教员、尹教员每天陪着我们练，发现谁的手法不对，就握着我们的手纠正；谁的速度上不去，就单独加练。发报更是个“细活”，我们学的是“新码”（短码），用的是立姿发报——这和我在205团电台看到的跪姿不一样，立姿更考验手腕的稳定性，一开始练得手腕发酸，电键按下去要么太重、要么太轻，发出的码形“不像样”。

报训队发报训练场景（照片来自于网络）

　　六个月的训练，每天都是“三点一线”：宿舍、教室、食堂。教室在通信站院子中间，西边靠窗的位置摆着一排电键和耳机，我们一人一个工位，从早到晚，耳机里的电码声、电键的敲击声此起彼伏。慢慢地，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从10码、20码，到50码、80码，最后能稳定在每分钟抄报130-140码，甚至能“压一到二个码”（接收速度比实际发送速度快）；发报也能达到每分钟110-120码，码形标准、节奏均匀。结业时，每个人都能独立上机完成收发报任务，从“门外汉”变成了合格的无线电报务员——这背后，是教员们的耐心教导，也是战友们相互鼓励、比学赶超的结果。

刘俊霞（左）、张玉琴（中）、王晓明（右）。

　　三、雁塔日常：军营生活里的烟火气与战友情

报训队的日子虽然紧张，但也有不少温暖的片段。我们的宿舍在通信站东侧靠路边的大房间里，几十个人住在一起，晚上熄灯后，常会聊起各自的家乡；吃饭在通信站食堂，当时“西办”的粮食供应是55%面粉、20%大米、25%杂粮，通信站是一类灶，每人每天伙食费四角五分钱，在部队里属于标准较低的，但比起地方上已经好很多了。每天的主食以馒头为主，顿顿离不开西安的“灵魂”——油泼辣子，红亮亮的辣椒面浇上热油，香味能飘满整个食堂，不管是拌菜还是夹馒头，都让人胃口大开；每天吃顿杂粮，比如窝窝头或“钢丝面”（玉米面压的细硬面条），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一个星期能吃上两顿大米饭、两顿肉，每次吃肉时，食堂里都格外热闹。

张玉琴（左）、张建平（中）、孔萍（右）。

　　通信站的人员构成很丰富，二百多人来自二十二个省市，大部分是男兵，也有二三十个女兵，主要集中在电话班、电传班和载波班，很多是部队高干子女。这些女兵各有各的特点：重庆籍的刘俊霞天真活泼、小巧玲珑，张建平性格豪爽、大大咧咧，孔萍有一双迷人的眼睛，电传班的马晓榆有次带着小弟弟来部队，像个“小大人”一样照顾弟弟。她们不仅工作认真，也给严肃的军营增添了不少活力。当时在食堂吃饭的，除了通信站和报训队的人，还有“西办”宣传队的几十个人，宣传队住在通信站西侧靠近小雁塔的院子里，里面有不少和我们同年入伍的江苏南京、无锡、苏州籍文艺兵，男兵女兵都有，每次在食堂碰到，都会用家乡话聊几句，格外亲切。

刘俊霞（前排中）、瞿政国（后排左）等战友们在小雁塔风景区内合影留念。

　　1971年6月，正是陕西农村的收麦季，通信站组织我们报训队全体学员去西安市南面的长安县帮老百姓割麦子。三天的劳动，每天顶着大太阳弯腰割麦，晚上回到宿舍，腰酸背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也就是在那时，我们才知道，当地农村很多家庭每天只吃两顿饭，相比之下，部队的生活条件已经很优越了。更有意思的是，割完麦子回来后，我们的手整整一个星期不能摸电键——一碰到电键就发抖，根本发不了报。后来才明白，报务员的手是“吃饭的家伙”，不能过度劳累，这看似“娇气”的规定，其实是多年实践总结的科学经验。

电传班七姐妹合影留念

　　1971年10月，报训队结业。通信站黄建映主任、王锦堂教导员，还有沈永生队长、邹顺明教员、尹克学教员，和我们全体学员一起合影留念，那张黑白照片，至今还被我珍藏着，照片里的每个人都穿着军装，脸上带着刚结业的自豪。结业后，我和刘修龙、胡明贵、刘文相、蓝希树、高瑞宝、瞿政国、潘友国、蔡银舫、陈国平、李华光、张文亮、文润、徐雪清、马太风、黄本庆等人被留在了通信站收信台；高松、黄开新、严三花等战友则回到了原来的部队电台。离别时，大家互相叮嘱“多联系”，虽然那时没有手机，很多人后来再也没见过，但那份战友情谊，却一直记在心里。

1971年10月报训队结业时全体成员合影留念。前排右四:沈永生、前排右五:黄建映、前排右六:王锦堂、前排右七:尹克学、前排右八:邹顺明、三排右四:李成曙（作者）。

　　四、 收信台岁月：电波背后的责任与坚守

留在收信台后，我们正式开启了报务员生涯。当时的收信台台长是李长庚，河南人，1959年入伍，为人严谨，对我们这些新学员很照顾。收信台分成四个分队，分队长分别是仝有利、岳发才、沈永生、申展民，邹顺明、尹克学、冯在先等干部报务员，还有王新才、郑立新、董达强、张银先等老战士报务员带着我们。我一开始被分到沈永生队长的分队，后来调整到仝有利分队长的分队，四个分队轮流值班，每班六个小时，24小时不间断值守。

前排左起:邹顺明、李长庚、曹承华、岳发才、薛建国。

二排左起:张思彦、谭长信、沈永生、张银先、戈平洋、张可文。

三排左起:郑立新、冯在先、董达强、吴国峰、靳忠其。

　　收信台的工作，责任重大。我们的联络对象分“对上”“对下”两类：对上主要是北京的总后勤部电台（主台），还有兰州军区警报台，以及白城、太原、重庆办事处电台（属台），我们和这三个办事处电台与总后勤部电台组成一个联络网，每天定时收发报文，传递后勤保障指令；兰州军区警报台则需要24小时不间断监听，一旦收到警报信号，必须第一时间向领导报告，容不得半点拖延。对下则要覆盖“西办”下属的师级单位：灵宝、西安、宝鸡、安康兵站，西宁兵站部，五三零工程指挥部等，我们是主台，它们是属台；还有工建204团、205团等直属团队，单独组成一个联络网。每天值班时，报房里通常有五六个人，报文多的时候，电键声、耳机里的电码声此起彼伏，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报文少的时候，才能在定时联络的间隙稍微休息一会儿，但也不能离开岗位，要随时准备接收突发报文。

李长庚（前排右二）、申展民（前排右四）、张银先（后排右一）、刘修龙（后排右二）、瞿政国（后排右四）、陈国平（后排右五）等收信台战友们在小雁塔风景区前合影留念。

　　我们到收信台时，正好是“913”事件之后，收信台的报房已经全部搬到了通信站新建的两层营房楼地下室——这座楼是工建205团八连施工的，当时八连也住在小雁塔大院内，就在通信站营房西侧。八连里有不少我们滨海县一起入伍的老乡，夏天西安气温常达三十八九度，我们在教室内训练时，常看到老乡们顶着烈日，抬着二三百斤重的砖头，顺着木脚手架的梯子往二楼爬，汗水把军装都湿透了，黑汗直流，看着就让人心疼。我没事的时候，常会去八连找老乡聊天，可惜现在很多人的名字都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个来自六集公社的陆姓老乡。

西安办事处通信站当年我们住过的两层楼房，现在已经拆除了一半，还剩一半。

　　楼房建好后，我们的宿舍也搬到了新楼：一楼是报房、电话班机房等工作室，还有女兵宿舍；我们收信台男兵住在二楼，我和仝有利分队长等四个人一间房，四张床铺，我睡在靠门口的那张。报房里铺着木地板，每个星期要打一次蜡，几乎没有灰尘；夏天有吊扇降温，冬天有暖气取暖，宿舍里也有暖气——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工作和居住条件，已经算是非常好了。

仝有利（前排中）、冯在先（前排左）、文润（前排右）等收信台战友们合影留念。

　　在西安的日子里，除了工作，我们也有一些休闲时光。星期天可以去市区参观，西安的钟楼、电报大楼是必去的地方，我还在钟楼和电报大楼前拍了照片留作纪念；报训队也曾组织我们集体参观碑林、大雁塔、临潼华清池、长安长宁宫等景点，西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我们也常去散步，感受这座古都的历史韵味。我在西安还有不少滨海老乡：徐正忠、陈菊、陆从旭、赵九怀等三十个人分到了“西办”机关，有的当首长警卫员，有的在警卫排值勤，赵九怀在管理处做内勤；还有我果林公社的老乡王尔富，和我在新兵连一个班，后来调去了323医院炊事班。没事的时候，我常会去他们那里串门，用家乡话聊聊天，说说部队的生活，聊聊家里的情况，老乡之间的情谊，成了异乡军营里的一抹温暖。当年到果林公社接我们入伍的新兵排赵祥生副排长，1971年2月退伍后在西安某机械厂工作，也曾专门到通信站来看过我，问我在部队的适应情况，让我心里暖暖的。

李成曙（作者）在西安市钟楼前留影

　　五、特殊经历：小花园放羊与韩振纪中将的教诲

1972年夏天，通信站安排我去位于西安市郊区小寨的发信台院子放羊，为期一个月。发信台院子又叫“小花园”，里面有六幢“将军楼”，住的都是总后勤部和“西办”退休的老将军。其中，就有曾任新四军三师参谋长的总后勤部原副部长韩振纪中将一家。韩副部长的警卫员是我们滨海老乡，我没事的时候，常会去他家串门，一来二去，就和韩副部长熟悉了。

韩副部长当时已经七十岁了，头发花白，但精神很好，为人和蔼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他常和我聊天，问我家里的情况，问我在部队的训练和工作。有一次，我跟他说起我老家是江苏滨海县，父母亲在县蚕桑场工作，大伯父李志顺、二伯父李志民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新四军，大伯父1942年在射阳县四明战斗中牺牲，二伯父1943年在滨海县八滩王桥战斗中牺牲。没想到，韩副部长一听，立刻来了精神，对滨海的东坎、八滩、大淤尖等地名如数家珍，还详细跟我说：“打四明战斗的是新四军三师八旅二十二团，打八滩王桥战斗的是二十四团，那时候战斗打得艰苦啊！”听着老将军的讲述，我仿佛穿越了时空，眼前浮现出父辈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场景，心中对先烈的敬意愈发深沉，也更加明白自己作为军人的责任——守护好前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和平。

韩振纪中将（照片来自于网络）

　　在通信站的日子里，节日的会餐是最难忘的。春节、中秋、国庆的时候，食堂会多做几个菜，每张桌子上摆两瓶白酒：一瓶西凤酒，一瓶五粮液。那时候西凤酒是“三大名酒”（茅台、西凤、竹叶青）之一，名气大，但度数高，是烈性酒，我年龄小，不会喝酒，只尝了一点点，一口下去，感觉像一团火从喉咙滚到肚子里；五粮液当时还不出名，只是四川的一种地方酒，但口感纯正，喝起来很柔和，没有刺激感。1972年八一建军节，食堂还加了西安市生产的新鲜散装啤酒，听说是黄建映主任喜欢喝的，我也尝了一口，却觉得味道像“酸恶水”，难喝得直皱眉，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好笑。

郑桂琴(前排左一)、王桂芹(前排左二)、李陆(前排左三)、黄和华(前排左四)、王廷富(后排左一)、郑立新(后排左二)、王新才(后排左三)。

　　1972年五四青年节，“西办”在南大院的大礼堂组织报告会，由政治部副主任吕道生（正师级）作报告。没想到吕副主任一开口，竟是纯正的滨海腔——在千里之外的西安，听到家乡话，那种亲切感难以言表。吕副主任的报告很实在，还痛批了当时陕西地方风俗里的一些陋习，比如“大姑娘谈恋爱，只要你爱我我爱你就行了呗，非要跟人家要八百块钱彩礼干嘛”，一句话说得全场哄堂大笑，严肃的报告会也变得轻松起来。

时任五三零工程指挥部政委的吕道生（左）和其警卫员滨海老乡朱晓东（右）合影留念。

　　六、转折与离别：从西安到格尔木的心境变迁

1972年上半年，我在收信台已经工作了半年。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没放松训练，抄报速度能稳定在每分钟160-170码，最快的时候接近200码，可以压到四个码。发报也能稳定在150-160码，上机收发报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工作实绩在同期学员里算是优秀的。组织上看到我的表现，研究同意我加入共青团，当时我心里特别高兴——从上学的时候起，我就好强，每次考试都争取第一名，拿了第二名、第三名都会觉得遗憾，加入共青团，对我来说是一种肯定，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想着能好好干，争取入党、提干，在部队长期发展。

西安办事处撤销时收信台发信台部分战友合影留念:赵关正、李华光、倪志兴、王国祥、熊笃寿、宋宝学、刘天胜、黄本庆、王光全、瞿正国（前排右一）、张登宽、尹克学（前排右三）、马太风、徐立根。

　　可这份期待，很快被一封家信打破。父母亲所在单位来信说，父亲被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入团的事就此搁置。看着身边的战友陆续入团，有的甚至入了党，我心里像压了块石头，训练时的劲头也弱了几分。1973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我接到调令：和马叩长、蔡银舫一起前往青海省格尔木县五三零工程指挥部电台。

从西安的军部电台调到格尔木的师级电台，从繁华的古城到偏远的高原，再想到入团受阻的事，我心里的失落难以言表。那段时间，我常常盯着收信台的接收机发呆，曾经立志在部队长期发展的念头，渐渐被“早日退伍回家找份工作”的想法取代。直到离开西安那天，刘修龙、胡明贵、刘文相等战友来送我，说“到了格尔木照顾好自己，常联系”，我眼眶忍不住发热——原来再失落的境遇里，战友情谊也能成为温暖的光。

冯在先（前排右）、尹克学（后排右）、靳忠其（后排左）等收信台山东菏泽籍战友合影留念。

　　如今再翻出当年的结业照片，战友们的笑容仍清晰如昨。在西安的两年，收信台的电波教会我严谨，老将军的教诲让我懂了初心，老乡与战友的陪伴给了我温暖。那些关于“嘀嘀嗒”声的日子，或许有遗憾，却早已成为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印记。

江苏淮阴籍战友张银先（右）、孙立本（左）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