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叨说叨…（随笔）

秦岭土豆

上年纪了，看着孙女孙子，往事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那些旧时光，值得拥有，值得回味，更值得细细咀嚼。闭上眼，仿佛就能走回去，脚步轻了，心也年轻了。多想再小一点啊——孩童时，无忧无虑，吃了便玩，玩了便笑，哪有什么烦忧？那时节，游戏简单却乐趣无穷。跳房阶，便是我们最热衷的玩意儿。用粉笔或瓦片，在地上画四个方格，两头留出门，叫“门”。两人便可开玩。先将瓦片丢进第一格，然后单腿跳跃，脚踢瓦片依次过格，从另一门出去，途中支撑腿不能落地，落地即输。一来一回，踢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母亲见了总唠叨：“跳房阶，费鞋帮子！”可不是？鞋帮磨破，鞋底也磨穿。那布鞋底，是母亲用袼褙一层层糊好、晾干，在煤油灯下一针一针纳出来的。麻线是她用拐子绞的，鞋面也是亲手裁缝。纳一双鞋，常熬到夜深人静，我们姊妹早已睡熟，她还在灯下穿针引线。煤油灯忽明忽暗，灯苗摇曳，手指戴着顶针，针过不去，便用顶针尾顶。那针，她唤作“老婆针”——这名字从何而来，已无从考证，大约是她自己起的吧。

母亲是个极勤快的人。纳被子、缝衣裳，我们姊妹穿的每一件衣，冬天的棉袄棉裤，都是她在那昏黄的煤油灯下，用“老婆针”一针一线缝出来的。灯光晃晃悠悠，映着她低垂的脸，也映着岁月的静默与坚韧。那时节，她在西街集体食堂上班，头戴白圆帽，腰系白围裙，捏着粉条豆腐包子放进鏊子，一层层码好，浇上面水，盖上锅盖。片刻后淋点油，再一焖，香气便从锅缝里钻出来，弥漫整个食堂。姚师傅常笑着递来两个水煎包：“来，尝尝你娘烙的，香得很！”母亲听了，只是抿嘴一笑，眼角的皱纹里都盛着满足。

母亲还会炒凉粉，做炒面，那可是正经拿工资的差事，多少人羡慕不来。那个年代，城里人叫“居民”，乡下人是“农民”，身份分明。我们家是居民，吃粮得凭粮本，去西关二食堂对面的粮店购买。递上粮本，工作人员一看人数，粗粮细粮便从漏斗哗啦啦泻下。我提着布袋接住，只听“噔噔”几声，粮粒落袋，卡住的碎末也敲几下按钮抖干净。灌油更讲究，用升子量，一升正好一斤，油顺着漏斗流入壶中。那时买粮要粮票，分省市票和全国票；扯布得布票，灌煤油得油票。我家老屋上房的墙上，还挂着一瓶煤油，装在秦川酒瓶里——那酒俗称“绿棒槌”，纯粮酿造，八百里秦川人最爱，行酒令时喊得震天响。我小妹子曾在商县酒厂工作，年年带回成箱的丹江大曲，也是粮食酒，酒糟喂猪，猪吃了格外上膘。我家年年养猪，年底由大用架子车拉去屠宰场，验成三等，换些油盐钱。交猪前总得喂饱一顿蛮青糊糊饭，有一回猪半路拉了，只得拉回去重新喂，再送去——日子虽苦，却也踏实。

父亲在西关二食堂当大厨，还兼着财务，一手毛笔字写得苍劲有力。那时兴写大字标语：“反修反帝反封建迷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父亲样样在行。他起早贪黑，天还黑咕隆咚就出门上班。他在商县最高的两座楼里工作：丹江饭店和服务楼。暑假时，我去丹江饭店打过工，那里的叔叔阿姨都待我亲。天天有大席面，省里、中央领导来了也住这儿。我曾拿着会议发的电影票、戏票，去商洛区戏院看《屠夫状元》《龙江颂》《铡美案》《红灯记》《江姐》，一场才一分钱。中心广场那座毛主席塑像前，人山人海，红旗招展。

头发长了，父亲递我一张工农兵理发票，白纸黑字，一角五分钱。我从西关往东走，到十字路口，三食堂对面，一间门脸，门楣上挂着“商县工农兵理发店”的白牌子。店里空无一人，我推门进去，递上票。一位四十多岁、中等个子的师傅接过，仔细看了一眼，小心放进抽屉。我坐上那张发黑泛白的椅子，围上白里透黑的围裙。他拿起推子，“嗡嗡”地推起来。墙上挂着长方形水银镜，旁边是台盆，镀锌水箱连着水管。他用黑麻布擦刀，镜中我的头发渐渐成了“盖盖头”。理完，他让我坐小凳上洗头。水从镀锌桶下流出，他一边冲，一边用猪胰子搓揉，手指在头上轻轻划拉，温水淋过，舒服极了。擦干后，他用剃刀刮鬓角，刀锋游走，嘴还吹了吹刀刃。最后抖下围裙，我的理发便结束了。

我走出店门，踏上台阶，拐进东新华书店，踮起脚尖：“阿姨，拿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书厚得像块砖，九角钱。她盖个印，我接过书，一路翻着，脚步轻快地往西关老家走。月光洒在巷子里，虫鸣四起，尿窑子的气味混着夏夜的风。场边那棵重苔柿子树，叶子哗哗作响，仿佛也在低语着岁月。

后来居转农，我们家也去西关三队场房分粮。手里攥着窄窄的分粮手册，站在人群里，借着房梁上马灯的光，听人喊：“鲁志贵？”“在！”“地主娃娃子，一家五口不劳动，还分粮？哼！”我低头看着分到的一堆苞谷，嫩粒一捏，汁水溅脸。别人的玉米老实饱满，我们的却干瘪难掐。我让弟弟守着，自己拾了半笼，挑上水担，穿过巷子街道，爷爷的咳嗽声在风里断续传来。窑里一盏煤油灯，搁在锅台上，昏黄的光晕笼着一家人。

“嫩苞谷多不？”大姐问。

“净是嫩的，明早你煮。”

我把苞谷倒进院里，又转身去场房担下一担。天上月亮亮堂，夏夜漫长，风过树梢，往事如烟，却从未走远。

如今我坐在床边，手里还缠着毛线，像当年母亲纳鞋底那样，一圈一圈，不紧不慢。两个小孙儿睡得香甜，红格子毯子盖到下巴，一只小狗蜷在脚边，另一只趴在床沿打盹。火炉里的火苗轻轻跳动，映着墙上贴满的奖状——那是孙女的三好学生证，孙子的绘画比赛一等奖，还有儿子从外地寄回来的荣誉证书。扫帚靠在炉边，碗里还剩半口热茶。

我低头看着手中的毛线，忽然笑了。这毛线是孙女从学校带回来的手工课材料，说要给我织条围巾。她织得歪歪扭扭，像小时候我跳房阶时踢飞的瓦片。可她认真得很，一针一针，像极了母亲当年在灯下纳鞋底的模样。

这世道变了，粮票布票早成了老古董，煤油灯也换成了电灯，可有些东西，一直没走。比如一家人围炉而坐的暖意，比如孩子熟睡时那股奶香，比如长辈看着晚辈长大时，心里泛起的那阵酸甜。

我轻轻放下毛线，掖了掖孙儿的被角。窗外月光依旧，树影婆娑，仿佛还回荡着跳房阶的笑声，和母亲那一声“费鞋帮子”的嗔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