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何来“长七队”？（20260116）

郭先生

永安何来“长七队”？（20260116）

不久前，名为大越之悟（以下简称“悟”）的作者发文称，解放初期参与接管永安政权的山东南下干部队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七大队"。

但是，这与史实不符，长江支队没有成建制地派往接管永安地区。悟文引用的依据，早在2001年就被"永安`长江支队七大队’之说”的作者任曰淼自已更正了。山东南下福建的老同志们，在同一本回忆录中，否认了解放初期参与接管永安政权的山东南下老干部是"长江支队七大队”的说法。

现有的资料和逻缉分析都不支持这一缺乏根据的说法。

.............................................

（悟文如下）

....................................（悟文引用至此）

1999年，《永安解放》①一书出版三年后，由文浩编辑出版了《南下福建纪实》②一书，也说由任曰淼率领的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在苏州编为了“长江支队"的“七大队"。

在书中的第47页，编者写道：

“…一部分由任曰淼率领协同华东局从山东财经学校吸收的一部分学生，到住苏州的福建省委报到，编为“长江支队"的“第七大队”。"

上述两处的同一说法，都与史实不符。

1.山东南下福建干部七大队政委胡为新同志否定了任曰淼和文浩的说法。明确自己带领的队伍是“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七大队"。

同一支队伍的其他山东南下福建老同志均不赞同1996年出版的《永安解放》和1999年出版的《南下福建纪实》这两本书中的说法。在2000年后陆续出版的山东南下福建七大队的老同志的回忆文章，否定了这支队伍是长江支队七大队。

当2000年其他山东南下福建七大队的老同志回忆文章发表之后，任曰淼纠正了自己1996年的说法。此后，再也没有一位山东南下福建七大队老同志说解放初期参与接管永安政权的山东南下福建的干部队伍是长江支队七大队。

（1）《福州党史通讯》2001年第二期③刊登了2009年专程从北京来参加山东南下干部入闽50周年纪念大会的原七大队政委胡为新的大会发言，没有称自己在1949年与任曰淼一同带入福建的的队伍是长江支队第七大队。

文③中，编者对胡为新身份的介绍是：原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七大队政委、南下服务团第四大队副政委兼大队长；曾任永安地委书记...。

2009年10月，胡为新在向山东南下干部入闽60周年纪念大会发来书面文章中，仍没有称自己在1949年与任曰淼一同带入福建的队伍是长江支队第七大队。

胡为新的两次讲话，均不认可1996年任曰淼的说法。

（2）在2001年出版的《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回忆录》中，任曰淼更正了自已在1996年出版的《永安解放》①一书中的说法。

（1）1996年出版的《永安解放》①一书刊登了原山东南下老同志任曰淼1988年写的回忆文章（详见①第151页），其中写到“7月初，齐东、高青、益寿三个县的干部，加上山东济南商专的一批南下的学生，组成一个大队，编入长江支队第七大队，在苏州集合准备南下福建。”

这个说法，在2001年出版的《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回忆录》⑤刊载的任曰淼回忆文章中，任曰淼自已更正了（详见⑤第22页）。任曰淼将《永安解放》①一书中的提法更改为：“7月初，齐东、高青、益寿三个县的干部，加上山东济南商专的一批南下的学生，组成一个大队，编入南下干部纵队第七大队，在苏州集合准备南下福建。”

在这两本书先后出版的期间，1997年，《长江支队回忆录》出版，这本由包括山东籍老同志在内的长江支队老同志自己写的回忆录中，只有六个大队的队史，没有任何“长江支队七大队"的纪录。

（3）2000年12月，《永安文史资料》第十九辑④刊登了山东南下福建七大队政委胡为新与山东老同志王磊之合署的文章《进军接管永安纪实》。明确指出：在苏州成立的山东南下福建干部队伍的名称是新福建省委领导下的“南下纵队第七大队”。

文中写到：“1949年6月19日...根据党中央决定，以张鼎丞为书记的中共福建省委在苏州成立。省委立即着手组建进军福建的“南下纵队”。...由它统率华北、华东进军福建的南下干部和华东南下服务团学员。6月下旬，任曰淼、胡为新在沪受命：任回苏州，组建进军福建的“南下纵队第七大队”，并担任大队长；胡留驻上海，...参与南下服务团第四大队的带队任务,担任第四大队副政委兼大队长。...”

9月中旬，任曰淼、胡为新原率渤海三县的南下干部。又‘合二为一'了。”

胡、王文章④中称来自山东高青、齐东、益寿三个县的南下干部在苏州编为“南下纵队第七大队”，而不是“长江支队七大队”。

（4）2001年，由山东南下福建老同志自己编写的回忆录《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回忆录》⑤中，任曰淼更正了自已刋登在1996年出版的《永安解放》一书中的同名回忆文章中使用“长江支队七大队”的说法。书中所有山东南下老同志没有一人认为自己的队伍是“长江支队七大队”。

书中，老同志题词的落款分别是：任曰淼------南下干部纵队第七大队长；

胡为新---南下干部纵队第七大队政委。

《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回忆录》的扉页写明了这支队伍的前身：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华东财办南进总队。

《回忆录》（⑤）的编委，绝大多数都是山东南下福建干部纵队七大队的山东籍老同志。

七大队组成之一的高青县的回忆文章写道：

已参加接管上海的山东高青、齐东、益寿三县的大部南下干部撤离原接管单位…编为福建南下干部纵队的第七大队。

来自山东省立商业专科学校的七大队老同志王磊之、王仁茂、赵东平回忆道：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华总三大队校友…大部被编入暂住苏州的“华东南下纵队”第七大队，…

来自益寿县的七大队符春三等四位老同志回忆道：

…渤海区南下干部三支队第三大队的领导和各县干部队伍做了较大的变动，…益寿，高青，齐东三个县的干部重新组建三大队，任曰淼同志任大队长，胡为新同志任大队政委。不几天后，一部分，县区主要干部由胡为新政委带领，参加上海组成进军福建的南下服务团的工作；任曰淼大队长带领一部分南下干部到苏州组建南下纵队第七大队；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提到：部分同志调到南纵司令部供给处工作…调到南纵司令部供给处工作的益寿县干部住进了西藏路福州路口的福州旅馆6楼。

这里所说的南纵司令部，与本文后面提到的，长江支队一大队领导智世昌等老同志、三大队领导贾久民等老同志在各自的回忆文章中提到的：华东局决定成立华东纵队，统领进军福建的华北、华东南下干部队伍的说法相互补充印证。

来自华东工商干部学校的原七大队的周作彰等三位老同志回忆道：

…华东局决定由胡为新、任曰淼率领的干部大队（齐东、高青、益寿）三个县还有山东济南商专一个中队和华东财委抽调部分人员等，编为南下纵队第七大队。

这本在1998年《永安解放》一书出版三年之后，由山东南下福建七大队老同志自已写的回忆录中，包括七大队政委胡为新在内的所有老同志，没有一个认为自己所在的七大队是长江支队七大队。

在书⑤中，任曰淼（首任永安专署副专员）、胡为新（首任永安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两位老同志在《山东南下干部进军福建接管永安纪实》一文的“建七大队”一章（详见⑤第4、6页）中，叙述了七大队的来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第三大队...的高青、齐东、益寿三个县的南下干部在上海解放前即按照华东局的通知，另组建一个大队，由任曰淼任大队长，胡为新任政委，归华东财办领导...当接管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后，组织上又决定将任、胡所率领的三个中队340名南下干部，继续随军南下福建。...

（1949年）6月19日，以张鼎丞为省委书记的中共福建省委在苏州成立。随后，省委组建南下干部纵队，统领华北、华东南下干部随军入闽，…南下福建干部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华北太行，太岳南下干部4000多人；一部分是华东山东南下干部1000多人；一部分是华东南下服务团2000多人…；山东南下干部组建第七大队，负责接管第七专署（永安）…。七大队干部来源：一部分是山东渤海的齐鲁、高清、益寿三个县的南下干部，齐东120人，高青120人，益寿100人，共340人，这是主体；一部分是山东省立商业专科学校的干部、学员64人，华东财办从山东调干20人，华东工商干校20人；还有从华东局调来一个医务所八人。总共452人。大队建制：大队部设组织、宣传、供给三个股，...”

上述④、⑤文章中关于在苏州“省委组建南下干部纵队，统领华北、华东南下干部随军入闽”的说法，与《长江支队回忆录》中老同志的回忆相印证。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南下干部七大队组建时下设的三个股级机构与长江支队及六个大队、各中队、小队的组织机构建制与层级完全不同。长江支队各大队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军分区…。

从几本书出版时间来看，胡为新、王磊之两人发表在2000年12月出版的《永安文史资料》上的文章，比任曰淼1996年发表在《永安解放》一书中的文章晚了四年，胡为新是山东南下干部纵队七大队政委（王曰淼任七大队大队长），王磊之也是同一支队伍的山东南下老干部，因此，该文章的说法更为可靠。

由此看来，任曰淼本人在2001年出版的《山东南下干部回忆录》中，更改了自己在1996年出版的《永安解放》书中的说法，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一一之前说错了。

（5）2023年，22年前编写《永安解放》一书的同一单位及主编人员再次参与编写了《永安解放纪实》⑥一书。书中刊载的任曰淼与胡为新合署的回忆文章《接管永安纪实》（节选于⑥），已经将在《永安解放》一书中称山东南下干部七大队为“长江支队七大队”的说法更正了。

在该书的《后记》中，编委写道：“本书是在原内部出版的《永安解放》和《永安剿匪纪实》两本资料书的基础上，…补充完善后重新编辑完成的。…我们认为，写史和考证史实的责任尽量不要留给后人，当代党史工作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应对历史、对后代作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详见⑥第344页）

在上述这些出版物所载的回忆文章中，亲历南下福建过程的山东老同志，对“七大队”这一支队伍不是“长江支队七大队”的事实认定上消除了分岐。

2，认为接管永安政权的山东南下干部是“长江支队七大队”说法的依据之二，是现存于福建省档案馆的《长江支队南调干部登记表》⑦。

这更是一个误判。

经查阅：

（1）这份档案是1949年4月30日由（山西省）岳北地委组织部编写的。此时，后来进军福建的长江支队六个大队已经于4月24-25日出发。进军福建的山东南下干部七大队还未组建。

认为山东南下福建干部七大队是长江支队七大队的主张者，把这一档案的时间4月30日看成了6月30日。（详见⑨《今日头条》2025年2月5号，刋载的江右郎君《驰骋东南战福建一一郑春田回忆长江支队第七大队（上）一文。）

（2）名册中的大队领导分别是：李振华、湖北黄安人、1938年入党、团级、军事干部；鲁 风、广东东莞人、1938年入党、团级、军事干部；郝德祥、上海人 、 1939年入党、营级、军事干部； ......

四位大队领导全部是来自部队的军事干部。

山东南下干部七大队队长任曰淼（曾用名王靖宇、原山东齐东县县长）与政委胡为新（原山东齐东县县委书记）两人的名字不在这份名册中。

（3）岳北地委组织部的这份档案中的七大队共220人，其中：

大队部，31人；

四中队，51人；

五中队，62人；

第五中队学生76名。

这220名队员的藉贯分别是：

四中队：河北、广东、江苏、山东、安徽、浙江、福建泰宁、河南、广西、江西；

五中队：上海、河北。

档案中备注：五中队这76名学生参加工作时间均为1949年2月。

这份档案名册中的姓名、人数和人员构成，与山东南下福建干部七大队完全不同。

显而易见，这个七大队与胡为新、任曰淼率领的山东南下干部七大队没有交集。

引用这份档案来证明接管永安政权的山东南下干部是“长江支队七大队”，纯属张冠李戴。

至于档案中所指的长江支队七大队何来何去，则另当别论。

3，接管福建的南下干部队伍除了中共华北局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之外，还有华东局补充的来自华东的其它队伍。显然，长江支队是一支包容兼蓄的队伍，它不排外。

（1）在《长江支队队史》（《长江支队回忆录》第23页）一文中写道：“六月初，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温仰春来苏州…传达了华东局四条指示：…二、因接管福建干部不够用，从华东再抽调一批干部随长江支队进福建；…兴塘边是长江支队进入福建的最后一站。张鼎丞、梁国斌等同志率领华东的一批干部在兴塘边同长江支队汇合。张鼎丞召开了地委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正式宣布中共福建省委组成后，宣布南下区党委的建制撤销，还确定了长江支队所属的六个大队入闽后接管的地区。…”此处，没有提到七大队。

2）原长江支队第一大队领导智世昌、王炎在《第一大队南下福建记行》（《长江支队回忆录》第43页）一文中写道：“…（苏州待命期间）华东局把准备进上海的一个中队编为第一大队第六中队调给一大队。第六中队是由南下干部纵队第一大队第十中队孟津、陈若愚，华东大学学员六十余人；华东局二部委一大队四中队一分队贾秉劲、原鲁山等三十余人；还有周潮楠，张格心带来的三十余人组成，共一百二十七人。” 确有一整支华东干部队伍编为长江支队一大队六中队。

（3）原长江支队第二大队领导侯林舟、赵毅、郭亮如在《从岳北到闽北》（《长江支队回忆录》第64页）一文中写道：“在苏州时，从华东地区分配来一批南下干部，充实了我们一些中队的力量。这些同志年轻，朝气蓬勃，有江苏人，也有山东人。”

（4）原长江支队第三大队领导贾久民、刘健夫、申步超在《第三大队（太行三地委）入闽历程》（《长江支队回忆录》第74页）一文中写道：“6月12日，张鼎丞来苏州做动员报告…。此时，华东局确定成立华东纵队，领导长江支队、华东纵（原文误为支）队进军福建，由张鼎丞同志总负责，王兴则任参谋长，金东新任参谋处长。在向福建出发前，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三野在上海召开了进军福建的重要会议。…三野领导陈毅说：…由张鼎丞同志负责带领华东纵队几千干部队伍，随军入闽。…（长江支队到达新塘边后），不久，华东纵队负责人张鼎丞等同志带领华东纵队一批干部（准备接受省级机关和福州市、厦门市的干部）也来到新塘边。”贾、刘、申三位老同志的回忆文章明确提到了华东纵队的相关负责人。

5）原长江支队第五大队领导马兴元、罗晶在《受命别太行、南征到闽疆》（《长汇支队回忆录》第83页）一文中写道：“在苏州，还从华东调来陈虹，鲁峰等34位同志，充实加强五大队。…在新塘边，（新成立的福建省委）又给我们增派雷绍典、金树鼎等十一位同志…” 在苏州，长江支队五大队也补充了来自华东的一批干部。

以上原长江支队领导和各大队领导的回忆文章中，在苏州驻留期间加入长江支队的华东南下干部，编入了以一、二大队为主的六个大队中。但是，没有单独编成一个长江支队七大队。

根据以上长江支队老同志和山东南下福建老同志的回忆，在苏州成立的新福建省委组建南下干部纵队，统领华北、华东南下干部随军入闽，确有其事。《永安文史资料》③刋登的山东南下福建老同志胡为新与王磊之合署的文章《进军接管永安纪实》的记叙“6月下旬，任曰淼、胡为新在沪受命：任回苏州，组建进军福建的‘南下纵队第七大队'”这一说法，真实可信。

在苏州，如果长江支队新组建了一个七大队，那么，有召开会议宣布吗？有会议记录吗？有任命文件吗？原长江支队部的领导和各大队领导，都视而不见吗？4000多位长江支队老同志没有一人有印象吗？这么一个重大的变化，在长江支队队史中不做任何记录吗？

令人不解的是，在《驰骋东南战福建一一郑春田回忆长江支队第七大队（上）一文⑨中，作者说：“长江支队1至6大队的绝大部分干部都知道有山东南下干部是“第七大队”，而第七大队的山东南下干部也都把自己认为是长江支队序列中的一员”。这一说法，不知依据的是什么？

4，从组织建制的角度看，山东南下干部七大队不符合编为长江支队七大队的规格。

长江支队的组织机构建制中：党、政、军、群机构配套完整；整个支队按照省、地、县、区四级设置。六个大队：行署专员任大队长，地委书记任政委；30个县级班子编为30个中队。县长任中队长，县委书记任教导员；105个区级班子编成105个小队。区长任小队长，区委书记任指导员。

长江支队组建时，支队部、大队部、中队部各级领导均从区党委级、地委专署级，县委县府级的在职干部中抽调。例如父亲，南下前在山西高平县任县委委员、社会部长、县公安局长；南下时，在长江支队六大队二中队任副教导员；到达福建宁德后，仍然任县委委员、社会部长、县公安局长。

而山东南下干部七大队在组建时，大队部下面只设三个股级机构，任曰淼与胡为新两位大队领导南下前的职务分别是县长、县委书记。这样的级别如果编为长江支队七大队，不符合当时的组织建制。

长江支队六个大队的领导南下前均为在职的地委、专署级干部。到达福建接管六个专署的政权时，各个大队的领导，都分别担任了六个地委和专署的主要领导。

而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七大队的大队长王曰淼和政委胡为新两人，都没有进入首任地委常委班子，也未担任首届专署主官。

永安是1950年1月28日解放的，是原福建省八个行政专署中最后解放的一个。接管永安政权的干部队伍于1949年底在福州组建，1950年1月组建完成。这支队伍由山东南下干部、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南下服务团及福建革大的干部组成。（详见《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回忆录》⑤第3页）。

永安地委首任书记王敬群手中举着的照片就是永安地委首任领导班子成员1950年1月的合影。

前排左起：林志群、周超南；

后排左起：第二左丰美、第四王敬群、第五任曰淼、第六曹俊吾、第七胡为新。

（感谢左平先生提供的这张珍贵照片。视频由豆包根据照片AI制作。）

合影照片中：

永安地委书记王敬群任职前为二十九军八十七师政委；

永安行署专员、地委常委林志群，之前任闽西北工委书记、闽西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南平军分区司令员。

地委副书记（兼）左丰美，之前任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副政委，时任福建省委委员；

地委常委、永安行署公安处长曹俊吾，之前在省公安厅任职、原山东渤海三支队三大队领导；

地委组织部副部长胡为新；之前任山东南下福建干部七大队政委；

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周超南；在苏州整队编入长江支队一大队的六中队党委书记；

永安行署副专员任曰淼；之前任山东南下福建干部七大队大队长；

胡为新与任曰淼都没有进入第一任地委常委班子（详见⑧）。

5，《长江支队回忆录》是一部忠于史实、实事求是、口径严谨的，老同志自己编写的回忆录。它的编撰经历了省内外查档、调查访问，中共福建省各级党的组织部门上下反复、多次核实的过程，怎么会将整支队伍给遗漏或者排斥在外？

1950年12月至1953年5月先后担任过永安地委副书记、书记的长江支队老领导王禹同志，是《长江支队回忆录》编撰委员会副主任，应当非常熟悉永安地区的干部情况。如果1996年出版的《永安解放》①一书刊登的任曰淼的回忆文章“编入长江支队第七大队”的说法属实，这本经省、地、市各级党的组织部门上下反复多次核实的、在《永安解放》出版第二年、1997年出版的《长江支队回忆录》，怎么会将整支队伍遗忘或排斥在外？

“2000年1月14日，胡为新同志在《历程》杂志上看到王禹同志在南下服务团纪念入闽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其中讲到：‘调来福建工作的干部，不只是长江支队和南下服务团这两路，还有从山东抽调半个地委的架子，永安地区党政班子就是这半个地委组成的。’胡为新同志看后很受感动，便给王禹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首先感谢他为这批被遗忘的山东南下干部说了公道话；然后介绍了山东南下干部进军福建接管永安地区的情况。...4月10日这封信转到原永安专署首任专员、省委党史顾问小组成员、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省顾委委员林志群同志手里，引起了他极大的关注和高度重视...”（详见④第283页）。由此，开始了《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回忆录》一书的编撰。

《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回忆录》是1997年《长江支队回忆录》发行4年之后出版的。此时，山东南下福建的老同志大都还健在，如果来自山东的南下干部七大队是长江支队七大队，亲历这一过程的老同志自己一定会澄清这一史实。

再次澄清这一历史细节，并不是否定山东南下福建干部的功绩。老领导伍洪祥在《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回忆录》一书的《序》中写道：“党中央对解放福建，不仅派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三个军的武装力量，而且还从华北、华东调来7000多名南下干部。其中：华北太行、太岳4000多人；华东南下服务团2000多人；华东山东南下干部1000多人；后来又从江苏苏南调来一批。他们来到福建，在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同福建人民一道，对国民党旧政权…进行接管。…又为巩固新政权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

山东南下福建干部的历史功绩，同样永载史册。

综上所述，认为解放初期参加接管永安地区政权接管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七大队是（或编为）“长江支队七大队”的说法，早在2000年之后，已经由山东南下福建老同志自己陆续否定了（详见③、④、⑤）。悟文称参与永安地区政权接管的山东南下福建干部七大队为长江支队七大队的说法依据《永安解放》一书，也由该书的编撰者自已更正了（详见⑥）。

二十多年之后，当事的老同志大都已离世，今人用被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更正且摒弃的旧说法一而再地反复叙事，缘何而为？能证明什么？

备注：

①《永安解放》，中共永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福建医科大学印刷厂印刷。闽新出（明）内书（刊）第0365号，1996年3月第一版。

②《南下福建纪实》，文浩编撰，福州海风出版社，1999.8，ISBN 7-80597-244-3。

③《福州党史通讯》2000年第二期，纪念山东南下干部入闽50周年筹委会编。2001年7月1日。

④《永安文史资料》第十九辑，政协永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明）新出（2001）内书第13号，2000年12月。

⑤《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回忆录》，山东南下福建干部回忆录编委会编，（闽）新出（2001）内出第22号，2001年3月第一版。

⑥《永安解放纪实》，中共永安市委组织部、中共永安市委市直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共永安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联合编写，福建人民出版社，ISBN 978-7-211-09162-1，2023年10月第1版

⑦《长江支队七大队南调干部登记表》，福建省档案馆，档号0102-001-0012-0021

⑧《中国共产党福建省三明市组织史资料，（1928年夏一一1987年12月）》，中共三明市委组织部、中共三明市党史研究室、三明市档案局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⑨《驰骋东南战福建一一郑春田回忆长江支队第七大队（上）》，《今日头条》2025年2月5号，作者江右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