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命

丘山雨田

我们生在六七十年代的这帮奔六奔七的人，大部分人在童年、青年时，都穿过哥哥姐姐穿小的旧衣。如今步入中老年，我们竟又穿起儿女淘汰下来的衣服。

厚的棉衣物套在身上，作为里衬，不讲花色，不分新旧，只要合身便好。尤其是六七十年代，那时中国人穿衣从无“时装”一说，衣服只为遮体御寒，别无他用。我甚至记得，曾穿过姐姐们传下来的兰花布棉袄，蓝底白花，洗得发白，穿在身上却暖在心里，最外层套一件蓝色的确良褂子，算是变成了男孩装，一穿就是一冬天。前几日，老伴把儿子丢下的冬衣一股脑儿塞进我柜子，换洗时我稀里糊涂换上，竟觉着格外舒坦。

今日忽有所悟：我们那代人穿衣，只看破不破，该不该补丁；儿女这代人穿衣，却论过不过时、喜不喜欢、颜色季节搭配、配不配心情，讲究太多，衣物很多。于是，儿子淘汰的衣物于我而言，反倒成了宝贝。穿在身上，竟比新买的感觉还舒服、还踏实、还美滋滋。或许真如人说——我们这一代，天生“穷命”。

小时候家里穷，可同伴同学们谁也不觉得苦，穷乐。家家户户都差不多，谁家也没多富裕。写作文时，最常写的便是听祖辈讲“万恶的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受地主剥削。而如今，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吃得饱、穿得暖，争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话年年写，句句真，心里也真信。但我们上学时还是盼放学盼放假，无论寒暑假，再长的假期，总感觉假期短，过得快，还没有玩够，玩得不过瘾就开学了。哪像现在的孩子们天天的学习压力，就没有个盼头。

现在我们这辈中老年人是中国最有钱的一代人，上面八九十岁的老一辈，生活在农村没有社保，生活在城里退休的工资也不高。下一辈人学制长，内卷的厉害，一定还要读什么硕士博士，不管什么士，都是学生，就算是在读博士生也勉强护住自己，哪有什么钱？因此相比之下我们是最富裕年龄段的人群，但从小节俭惯了。

我们不是真穷，而是把“珍惜”二字刻进了骨子里，把“知足”当作最朴素的幸福。

我的童年与青年，在河北正定县南部的“河南片儿”度过，距县城30里，一个叫吴家营的偏远小农村。那时还是计划经济，生产队尚存，父母每日出工，队长派活，会计记分。男劳力一天十分，女劳力九分，新下学的半大人五六分，更少，但吃得多，有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一说，工分就是劳动的计量单位，是年终按劳分配的依据。生产队养牛马作畜力，大队才有一台拖拉机，驾驶员是村里人人羡慕的“技术员”，地位堪比今日的工程师，令人羡慕。我记事起，集体经济已不似从前那般“一大二公”，有的是大生产队拆成小队，小队再分成生产小组，直到1983年，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地，农田分产到户，随之农村经济悄然松绑，左的风气渐退，西风压倒东风，改革开放也陡然开始。

自那以后，吃饱饭才不是问题，我家也开始尽多地养鸡养猪。养猪为了杀年猪，养鸡为了鸡下蛋，我家是把鸡蛋一颗一颗地攒在瓦罐里，多了便卖几个，换油盐酱醋；少了就留着给老人孩子过生日时吃。记得小时候收鸡蛋也是很有获得感，很享受的家务劳动。不知道母鸡是怎么进化的，小鸟在窝里下完蛋，藏着掖着，悄悄的，生怕别的动物发现搞破坏，但那时的农家母鸡下完蛋，就咯咯哒地叫个不停，好像是向主人邀功。现在电视剧里都很少见公鸡打鸣，母鸡夸蛋的情景了。

那个年代，讲究多子多福，大部分家庭里都多子，三四个稀松平常，七八个也常有，生日没有人统一记，全靠自己惦记。临近那天，早早提醒父母，就盼着那一碗清汤面，外加两个荷包蛋，美其名曰“长命百岁”。没有青菜，便从墙根摘几片野苋菜；没有肉末，只在汤里滴两滴香油，香气四溢，便是人间至味。那面条，是老母亲用不多的白面亲手擀的，真正的手工面。那时所谓的挂面，很是少见，绝对是个稀罕物，我二姨家会做挂面，也是手工的，但工序繁琐，费时费力。平日父母没有时间做。有时家里从供销社买点挂面，一两包，都是留着走亲戚时才用，我们孩子见了，也只能眼巴巴地馋着。如果哪个孩子过生日能吃上挂面，那可是父母双倍的认可和奖赏。一定需要自己孩子在本年度有什么特殊的成绩给家庭挣了光。尽管那时孩子多，其实父母对每个孩子取得成绩都记着呢，只是平时忙，没有及时奖赏而已，合并到生日一块办，有个惊喜也有个仪式感，更多的是对其他孩子的鞭策与鼓励。

那时的白面不是从超市买的，而且自家田地种得麦子换得，到面粉厂换面也有讲究，有全麦面，二八面，三七面，四六面，其中二三四是出麦麸的比例，四六面出得麦麸最多，出得白面也最精细，白馍也是一种稀罕食物，现在天天白馍也一点不觉得稀罕了，相反麦麸含量最高的全麦面变成了国家级健康食品，当时可是最难吃成色最黑的面。那时蔬菜少，相对收入也贵，农村只有过年才能吃上比较全面种类多蔬菜，平时家里都是野菜、红薯叶子当辅食来补充维生素。现在又过回去了，在城里超市里野菜成了最贵的菜，也是我们这些中老年人最抢手的菜。

我家老院子院子宽敞，除了鸡猪，还养羊、鹅、兔子，父亲甚至还养蜂，以至于我都有了蜂毒免疫力，被蛰不肿。鸡鸣鹅叫，羊咩蜂舞，院子像个小小的动物园。邻居常抱着孙子来瞧热闹，孩子们拍手欢笑，我们则习以为常。八九十年代，父母那时还是年轻老人，年年喂猪，为了好养，通常喂俩只，过年时，杀一卖一。令我记忆深刻的是过年杀猪时，年迈的父母请村里年轻人的去猪圈捉猪，弄到集市上去集中宰杀，这是个“大活”，父母也从不小气，杀完一定会当场给几斤冒气的鲜肉作为奖励，或者到腊月二十七煮肉日，请他们几个尽饱大一吃炖。

我家煮肉这天，一定会非常热闹，父母早早在当院支起借来得大灶头，老爹准备足干柴，大灶大锅整猪地煮一天，猪头要浑着煮，因为老娘要上猪头大“供” ，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只记得灶火汹涌，火苗舔舐着锅底，火星四溅，滚烫的肉汤翻着油花，吐着大大的气泡，香气四溢。街临四舍，不管是否一家子，寻着味儿，不请自来，也不客气，徒手扯上一块，蹲在一旁，嘴里吸溜着，来回倒着手，还时不时地还用嘴吮一吮沾油的手指。

那些年，日子虽紧，却从不寡淡。穷有穷的活法，苦有苦的滋味。我们这一代人，把“穷”过成了日子，把“命”活成了坚韧。如今回望，那不是潦倒，而是扎根；不是卑微，而是踏实。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穿旧衣吃粗食，却活得真实、热气腾腾——这，或许就是“穷命”的另一种荣光。

美好，带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