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莫伸老师的交往

孙天才

我是1981年认识莫伸的，掐指算来，已有45个年头了。

那时，我才19岁，刚从西安铁路运输学校毕业，分配到宝鸡电力机车段工作。我有个师傅叫杨西平，是北京知青，在延安插过队，读书很多，也发表过一些小说和剧本。杨西平话语不多，但人非常真诚。每到礼拜天，他总是拉着我去他家吃饭。他和莫伸很熟。

那时，莫伸的小说《人民的歌手》和《窗口》在全国影响很大，已调到西安铁道报社工作，但家还在宝鸡，每周来回跑通勤。这样，一个刚跨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就有了与莫伸认识的条件和机会。

记得第一次见面是在杨西平家中。春节刚过，地上还有红色的炮屑，天上飘着雪花。从上马营到斗鸡台，莫伸是骑着自行车来的。他穿着一件黑呢大衣，围着一条方格围巾，高高瘦瘦，戴着一副眼镜。因为在西安上学时，受社会上文学热的影响，我也喜欢读点文学方面的书籍。那时，他的《人民的歌手》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窗口》也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成电视剧，这两部小说的连环画本我也看过。所以，初次见到莫伸，就像今天一些年轻人见到当红的歌星影星一样，心情十分激动。

从他们（还有宝鸡铁一中的语文教师余明忠）的交谈中，我知道这位很有社会影响的作家，曾经在秦岭山区一个叫十二盘的村子下过四年乡，后又在宝鸡东站做了七年装卸工。装卸工在铁路上是最脏最累的工种。一列拉煤、拉货的火车有几十节车厢，那些装卸工要一筐筐地将煤灰、煤块装到车上，又要把这样那样的货物从车皮上卸下来。那时，还没有现代化的装卸机械，天热的时候，往往要光着上身扛上扛下。无法想象，就是这样一个瘦弱的肩膀，从事着那样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一干就是七年。但一个人外在的柔弱，并不妨碍其内在的坚刚。他白天在货场装卸煤碳、木材、粮食，而晚上却坚持读书、记日记、写作。

那天，他们说了许多话，就像过年走亲戚一样热闹。至今能清楚记得的是，当谈到文学创作时，莫伸说，他从下乡的时候，就坚持写日记，这种习惯极大地锻炼了他的笔力。他说，如果说他在文学上还取得了一点成绩的话，那都是踩着那些日记本一步步地爬升的。

生命是一种进阶，踩着自己的日记本一步步地走向成功，这句话影响了我的一生。

正是从那时起，一个不满20岁的文学青年也就学着这个作家的样子，坚持晚上读书、记日记了。宝鸡市经二路原来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那时，工资很低，一个月37块钱，但又想多买几本书，我就只能挑那些简装的薄一点的书本，像《李白传》《杜甫传》《刘禹锡传》等（那时的人物传记都不长，不像现在一写就是一大本），包括莫伸早期的作品集《宝物》也是那时买来的。

年轻时血气方刚，我当时给自己定的任务是：一周读两本书，每天写一篇日记。记得有一次，母亲从老家来宝鸡住了几天。晚上，我用报纸遮住台灯看书。母亲醒了，催我说：“娃呀，不敢再熬了，明天还要上班哩。”我悄悄地躺下，待母亲睡去，又悄悄地爬起来，因为那天的日记还没写完。说实话，自从那次与莫伸见面，每当想起一个瘦弱的装卸工，在烟尘弥漫的货场累了一天，晚上还要趴在灯下咬牙写作的情景，我就觉得那个人也应该是我。

1998年，时隔17年，我在宝鸡电力机车段做党委副书记，而莫伸也早已从西安铁道报社调往西安电影制片厂做了专业编剧和导演。他执导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名之《东方潮》，是较早反映国有企业改革题材的。但没有想到的是，他把拍摄主景地选在了我所在的单位。这中间，需要协调场地、安排群众演员，还有一些具体的后勤配合工作。人生无处不相逢。就这样，我与莫伸有了“第二次握手”。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夏天，他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还是那样高高瘦瘦，但那副眼镜后面的目光更坚定和深邃了。《东方潮》的男一号是廖京生，曾主演过电影《生死抉择》等，在剧中饰演“厂长”。女一号是左翎，曾主演过电视连续剧《情满珠江》等，在剧中饰“工程师”。西安话剧团的智一桐是《半边楼》等影片的主角，在剧中饰演一位“副省长”。拍戏间隙，莫伸和几个主要演员常在我办公室聊天，吃西瓜，有时晚上也在一起餐叙，那种谈笑风生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1999年，我调到原西安铁路分局党委办公室任副主任，似乎日夜都有忙不完的事情，与莫伸的联系少了些。但我与他的内弟在一个机关工作。从希耀那里，我知道了他的长篇小说《年华》《尘缘》，也知道他写了京九铁路、大秦铁路，还执导了《郭秀明》《支书和他的媳妇》等多部影视剧。从铁路装卸工走出来的莫伸，深知社会底层的艰难，也对他们有着朴素、深厚的感情，他善于从普通人身上挖掘人性的光芒。他说：“这些平凡的生活和日常起居，却含着让我们汗颜的内涵，它远比艺术家虚构的故事更加曲折复杂，也更让人震撼。”此后，他还邀请我们在西影厂的小影院看过试映的《古路坝的灯火》。

有一年春节，我去家中拜访。说话间，不停地有电话打来。我知道，除了西影厂的专业编剧、导演外，他还兼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并深耕着报告文学和散文的创作。在客厅的书柜中，我看到许多闪光的奖杯和烫金证书，有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中国电视金鹰奖、夏衍电影剧本奖等。那天，我提了沉甸甸的一捆书回来，有《岁月留痕》《危情》《远山几道弯》，还有他新出版的《一号文件》。《一号文件》是他花了两年多时间，拄着木杖在田野上走出来的。60万字的一部大书，如一块厚重的砖头。他们那个院子矗立着一棵高大的松树，有风吹来，那些哗哗飘动的枝叶，也如鹰翅在光炫中振飞。

后来，我们又有一次聚会，是在他任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之后。有所不同的是，那一次，他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还准备了课件和范文。他的认真、儒雅、睿智、谦诚，让我似乎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飘着雪花的夜晚。

他说，生活的积累是完成一件作品的重要支撑，没有生活沉淀和生活积累的作品是很难立起来的，纵使勉强立起来了也是轻飘如絮的。他说，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应该精雕细琢，包括每个句子，都应该保证它的艺术含量，都应该具有鲜活坚实的质感。文辞要反复挤压，干货要多，水分要少。他说，作者在写作时，一定要考虑读者的感受，不能给读者制造人为的阅读障碍，要多用朴素的日常生活语言。他说，好文章是写出来的、改出来的，也是咬牙删出来的，对文章要狠下心来做减法。他说，小说创作关键是生活的积累，要更多地注意人物的塑造、故事的构筑、细节的运用……

多年来，我一直称莫伸为老师，这是发自肺腑的尊敬。但更令人感动和温暖的是，他还是一位好大哥，好兄长：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

记得2012年11月的一天，莫伸老师召集了一次聚会。时间是他定的，由福生兄组织张罗。因为送女儿出国去机场，那天我去得晚了些。可当我推门进去的时候，房间的灯突然熄灭了，福生兄推着一个点燃蜡烛的蛋糕小车，大家一同唱起了生日歌。可能是时间上的一种巧合，而福生兄又知道我生日的日期之故吧，我有何德何能面对这样隆重的场面？在吹蜡烛的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还有一次，是在我感到生活困顿的时候。写作与工作之间那种夹缝中生存的苦恼，还有写了多年却未能有新的突破的那种思想的煎熬和折磨，曾屡次让我产生了想放弃的念头。莫伸老师安慰我说：天才，其实你现在的状况是很好的，能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几篇文章，这要放在80年代是了不起的事情。你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相对较高的平台上能更进一步。坚持，长期坚持下去，只有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才能对得起你曾经吃的那些苦。

还有一件令人难于忘怀的事。在我两次申请加入中国作协却未能通过后，我想找他和贾平凹老师作为推荐人。当时，他在广州女儿那，千里之遥，但他没有任何推辞，很快就写了推荐意见，充满了对一个学生的殷切关爱。我想，之所以在第三年能够顺利通过，实现了我平生的夙愿和梦想，这与他的举荐和一直以来的鼓励是密不可分的。

这就是我和莫伸老师四十余年的交往。点点滴滴，都刻在心里。受之如饴，却无从回报。唯有加倍学习努力，以不辜负他的期望。唯有深深的感恩和祝福，才会安妥我心中的亏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