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莎：小弟

五哥放羊

小 弟



文/ 刘维莎



我的小弟，一米八六个头，戴着文弱的方框近视镜，身上肌肉却不少，胸前练出了六块瓦。他身高还不足一米时，我们就一起四处闯荡了。

那一年他三岁，我五岁，我未经父母同意，私自带他去离家近二里地的东沈合社，看柜台里的玩具和小汽车。我正看在兴头，他忽然不见了。原来他一时找不见我，自己跑掉了。我吓得不轻，那可是我们家的老疙瘩呀。后来听母亲说，他边跑边哭边喊：“丢啦！丢啦！”却还是自个儿找到了家。

他六七岁时，我们姐俩有一次去中山公园玩，在一个喷水池旁边，被一个正要表演的老头吸引住了，一群人把他围在中间。

那老头又高又胖，秃脑壳，大圆脸，鼻子好像被啥东西压扁了，不见鼻孔，只见三个小肉瘤，说话鼻音很重，嘶哑难听，围观的人却奉若神明。有个组织者高声说：“王老先生要请我们大家伙儿吃西瓜啦！”

掌声响起来，小弟兴奋坏了，那可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哦。但那大胖老头只是用怪怪的假嗓唱着关于西瓜的小调，还翘起兰花指，迈着女步，右手上的大蒲扇从左胳肢窝里伸出去，一扇一扇，哪来的真西瓜？

表演结束，大胖老头在前呼后拥中十分陶醉地离开，小弟这时跑到路边，也要上演他的节目了。他用拇指和食指尖捏住自己的鼻子，向那神圣的偶像做起鬼脸儿。这下可犯了众怒，大胖老头和追随者们都咆哮着冲过来，他撒腿便逃，速度破了自个儿的百米纪录，不然一顿胖揍是躲不过啦。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们随父母下乡“走五七”，小弟在村里的小学读书。一个寒冷的冬日里，他苦中作乐，就拿我们家养的捕鼠小猫“狼狼”寻开心，用秫秸做成老农耕地用的犁杖，套在小狼狼身上，还用一块布给狼狼做了个头巾，并在它脖子上配了个小铃铛。小狼狼戴着全部行头跑个不停，一蹶哒一蹶哒地想把行头甩掉，逗我们笑个不停。那套袖珍犁杖做得非常逼真，乡亲们见了都叫好。

思想文化贫瘠年代，那几个“京剧样板戏”成为人们业余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各个村子都有自己的文艺宣传队。我的父亲抗战时曾登台演过曹禺的话剧，朗诵过鲁迅的作品，身上的文艺细胞在小弟身上得以传承。小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拉京胡，刚开始听着像杀鸡，可架不住他痴迷，架不住他死磕，渐渐地上了道，越拉越带劲。他还能字正腔圆地唱《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的唱段，尤其是童祥苓那段高腔：“穿林海跨雪原”，在十里八村老有号了，成为文艺队里的台柱子。

七十年代初，父母因故需要离开一段时间，我家的乡间住房比较偏僻，他们便在临行前嘱咐小弟，你是男子汉了，要保护好姐姐和这个家。他自此天天在屋外园子里操练，旋风脚打得噼啪作响。虽不正规，却绝非花拳绣腿，可惜一直不见歹人出现，他那套武林功夫也没得施展。

再后来，他在村里当上了民办教师，教低年级的音乐，美术，高年级的语文，政治。有一次他感冒发烧，几个孩子结伴来家看他，还在地里搂了一捆柴禾作为礼物。一个穿着家做布鞋露着脚趾头的孩子告诉我们，同学们老喜欢刘老师了，特别爱上他的唱歌课和画画课。

几十年一晃儿过去，小弟渐成名牌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硕士，电视台的高级编辑，著名作家、评论家。他创作的一大堆文学作品读来都蛮有意思，在省里及一些市地开过的几十堂文学讲座，也广受欢迎。

重新审视、反思少年时代同“样板戏”、文艺队、老电影的密切关系后，他写了一本角度和文字都很独特的非虚构文学《记忆鲜红》，出版后好评不断，甚至被一些大学选做学生阅读书。省里文学界聚会，他也是不可缺少的活跃分子。我看过一个视频，在一个联欢场合，我的小弟端坐镜头正中，很带专业范儿地拉着一把京胡。琴音如水，如火，如呜咽，如飞马。几十年功夫和深爱全在他手上和心里。

当年哪，因为他和我二哥一样戴着眼镜，身材高大，人们见到他，时常要问：“你是弟弟还是哥哥？”去年的一天，我在我们小区遇到一位邻居，他告诉我：“报纸上登了你哥写春节的一篇文章。”我笑着纠正他：“那是我小弟写的！”

前排自左至右：我，小弟。后排自左至右：姐姐,外甥女，姐夫，母亲，父亲，二哥，二嫂。（摄于1978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