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贯岁月 初心如炬 --我的《电视桥》与半生求索路

画说英语 范老师

作者：范俊鸣

作者：范俊鸣，1957年生，先后供职于吕梁地委宣传部、吕梁电视台、山西电视台。担任山西电视台《电视桥》节目记者、编辑，深耕电视新闻领域二十载。1994年12月，创办5年多的《电视桥》节目戛然而止，恰逢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席卷而来，毅然投身商海历练三年，1998年辞职，与爱人一同研发英语学习新方法《画说英语》，深耕此道迄今已近三十载。

引 子

一纸嘱托，唤醒峥嵘岁月

近九旬高龄的山西电视台老台长樊茂洲，凌晨三点多发来一条长信息：他希望将三十多年前火遍全国、连续两年斩获全国社教节目一等奖的《电视桥》节目，以回忆录为主体，辅以主创人员离职后的工作生活轨迹，编撰成册、付梓成书。看到此信息，几天内连着跑了两趟老台长家，了解老人家身体状况，为什么现在才想干这件事，相关征稿细则、排版校对、出版社甄选、经费预算及原始资料收集等事宜一一加以核实。

　　因为近二十年，我曾与四五家出版社深度合作，参与编撰出版《画说英语》系列教材教辅三十多本，在出版领域积累了些许经验。听罢老台长条理清晰、思虑周全的筹划，先前的种种顾虑顿时烟消云散。

樊台长身体状况也很好，他不仅敲定了书名，还兴致勃勃地拿出一款为出版新书设计的围裙，我说很有创意，又问：“这个点子您是咋想出来的？”台长“怼”了我一句：“我还是个缺点子的”，一语出口，瞬间将我的思绪拉回三十多年前创办《电视桥》的峥嵘岁月。彼时的樊台长，堪称创意外溢、妙思泉涌的电视人典范，就连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都曾率央视知名主持人、播音员、编导团队专程赴晋考察学习。如此一段山西电视史上的辉煌篇章，若未能系统梳理、留存后世，着实是一大憾事。

近来，我因研习AI人工智能技术终日忙碌。但老台长这份跨越岁月的嘱托，承载的是一代电视人的青春与荣光，我实在难以推辞，更不敢辜负。于是，我抓紧联络当年同仁旧友，忙里偷闲写下这篇拙文。

全文分为三个部分：一、“结缘《电视桥》之前：吕梁筑基，初心萌芽”；二、“投身《电视桥》之中：逐光而行，创新筑桥” 三、“告别《电视桥》之后：跨界求索，初心坚守”

虽文笔粗疏，但作为扛过16毫米电影摄影机、拍过胶片的我国第二代电视记者，记录这段岁月的经历与见闻，既是对我们这代电视人燃情岁月的深切回望与致敬，更愿为后世电视人留存一份可资借鉴的行业印记与精神滋养——这便是我执笔的初心，亦是对老台长嘱托的回应。感谢诸位拨冗阅读。

第一部分：结缘《电视桥》之前

——吕梁筑基，初心萌芽

一、红色沃土埋初心

少年初见记者梦

我从小生长在革命老区吕梁兴县，这里曾是晋绥边区的首府，贺龙元帅率领八路军120师在此驻扎十一载，不仅将兴县打造成保卫延安的坚固屏障，更将炽热的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薪火相传，到我们这一代，这份红色血脉滋养出的种子，自然而然在心中生根发芽，成为日后前行路上的精神底色。

儿时的一段经历，悄然为我埋下了职业理想的种子。那时父亲担任蔡家崖公社书记，有一天拉着我的手问道：“今天有大领导和新华社记者要来参观，你想不想跟我去？”我满心欢喜地答应：“想呀！”又好奇地追问：“新华社是什么？”父亲耐心解释：“新华社是全国最大的通讯社，是写文章、拍照片最多的单位。”

跟着父亲抵达现场，他忙着接待领导，我却被记者们手中的照相机牢牢吸引。看着镜头在他们手中摆弄，还有“咔嚓咔嚓”的拍照声，遇上屋内光线昏暗时，还会突然“砰”地闪过一道亮光，那场景在我眼中极具魔力。也就是从那时起，“当记者”的种子在心底悄然扎根，常常幻想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拥有一部照相机背在身上。

1972年高中刚毕业，听朋友说有人要出售一台老式照相机卖10块钱，于是我便省吃俭用攒下了10块钱，朋友带我步行二十多里山路找到了卖家。后来我才知晓，这位卖家名叫刘克宽，曾担任叶剑英、彭德怀元帅的秘书，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这台相机正是彭总赠予他的珍贵礼物。

　　可惜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遣返家乡兴县（1979年平反），迫于生计，才不得不忍痛卖掉这台承载着特殊意义的相机。如今，这台原产于英国150多年前的相机我仍完好保存，也成了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它不仅是我摄影梦的起点，更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岁月记忆。

高中毕业我响应号召到蔡家崖北查沟村插队，后担任学校民办教师。常常跟着县文化馆的丁允衍老师学习摄影，丁老师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新闻摄影专业，后来调任太原新闻图片社、国家财政部，更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财政摄影协会主席，堪称全国知名的摄影大家。

　“名师出高徒”，在跟随丁老师研习摄影的四年多时间里，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洗胶卷、洗照片上。没有暗室，我就用被褥把学校的大办公桌围起来，蹲在地上冲洗照片，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出来时双腿早已麻木不堪。虽辛苦却甘之如饴，这段经历让我的摄影技术突飞猛进，成为兴县小有名气的摄影师。

　　1978年，凭借摄影特长，我被招入《吕梁日报》担任摄影记者。全区建国三十周年摄影展，我就成为参展作品最多、年龄最小的摄影工作者，这也让我在吕梁摄影界渐渐有了名气。1979年底《吕梁日报》因故停刊，五十多人的单位没了工作安排，大家整日靠打牌、下棋消磨时光。

有天上午刚上班，宣传部邓峰部长突然来到报社看望大家，挨个办公室转了一圈。当他走进我的办公室时，看到的是窗明几净、桌椅整齐，我正忙着端茶倒水，连楼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他看着我，随口问了一句：“你在报社是做什么的？”我回答：“搞摄影的。”他点点头，笑着说：“小伙子这么勤快，明天来宣传部上班怎么样？”我当即应下：“好！没问题！”就这样，第二天我便到地委宣传部新闻科报到了。邓部长的一句话，改写了我的命运。直到今天，每当想起邓部长，我依然会忍不住热泪盈眶。

二、吕梁第一台

电视摄像机的使命传承

到宣传部我才得知，早在1976年，山西电视台就为每个地市配备了一台由甘肃光学仪器厂生产的红旗牌16毫米电影摄影机——这台填补国内空白的设备，负责采制当地新闻。人员编制归地委宣传部，业务由省台统筹，胶片及冲洗剪辑也由省台统一负责。在我调入之前，这台摄影机一直由北京来吕梁插队的知青桂卫东独自负责使用与管理，我到岗后，便成了他的副手。

桂卫东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这台摄影机更是呵护备至，无论乘车走多远的路，他都始终把摄影机抱在怀里，生怕有丝毫磕碰损伤。1980年10月，随着知青大返城浪潮，桂卫东也决定回北京。临行前，他特意带我拜见省台领导办理设备交接手续，还为我引荐了三位业界前辈：省台名记者梁信、张绍林、张根昌，吩咐让我跟着他们好好学，1981年初，我就在省台集中学了三个月。

1982年7月，作为省台重点培养对象，我远赴广州参加了“全国第三期电视记者编辑训练班”。香港无线电视台新闻总监关于“电视新闻时效性”的课程，彻底颠覆了我此前受“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模式影响的创作思路。结业之际，中央电视台的王喜茂老师饱含深情地叮嘱：“你们是全国八百多名电视采编人员中的精英，中国电视的未来，就扛在你们肩上。”，“全国电视记者编辑训练班”共举办了六期（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增加了电视专业，后改为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六期短训班学员成了中国电视发展的“黄埔军校”，培养了我国电视发展初期急需的专业人才。

1982年12月，我又参加了由山西电视台承办的“全国第四期电视记者编辑短训班”，德国电视台专家的授课，让我系统掌握了电视、电影的蒙太奇画面语言及演播室制作等专业知识。这个培训班正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

专业的前身。这次学习，让我对电视拍摄与制作有了初步的理性认知，为后续专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参加广州这次培训，按照省台的统一安排，集体乘坐飞机前往，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没想到回来报销时遇到了难题，地直财务科却以“县团级以上干部才能报销飞机票”为由拒绝，要求必须有部长签字才行。我拿着报销单找到宣传部邓峰部长，他二话不说便签了字，还直言：“全国性的培训机会难得，又是全省统一安排，怎么能不给报销？”

两次培训班学习，我的专业技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为报答邓部长的知遇之恩，也为践行自己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我下定决心要拿出像样的作品，结合培训班学到的新知识，我先后拍摄出《汾酒飘香》《吕梁红枣》《汾阳核桃》《孝义铝矿》《中阳柏籽羊》等新闻片——这些都是吕梁首次以电视形式对外展示的特色内容，让更多人了解到吕梁的本土风貌。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有多位恩师的身影深深镌刻在心底，至今难以忘怀。除了前文提到的桂卫东老师，省台的梁信老师更是我职业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梁信老师堪称省台的“全能王”首席记者，不仅业务上精益求精，做人更是堪称楷模。他比我年长三十岁，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难题，梁老师总是毫无保留地及时给予指导，每次都会用毛笔亲笔写信答疑，这些珍贵的手稿我至今仍妥善珍藏。

　　梁老师还跟我讲：他们第一代电视记者，在16mm摄影机没出来之前，用的全是国外35mm电影摄影机，机器又大又重，得两三个人抬着放到三脚架上进行拍摄，时代不同了，现在一个普通手机拍的画面也比那个年代的强多了，而且都是彩色的。

可惜天道无常，1997年梁老师英年早逝，这让我悲痛不已。我至今清晰记得，梁老师曾到吕梁采访，因当地车辆紧张，足足等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是亲自找地委书记、专员才协调到车辆。他曾多次跟我说：“小范，我要是有一部专车，一定能拍出更多好片子。”后来，当我拥有人生第一辆私家车后，每次驾车外出采访，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梁老师的这个心愿。在他逝世十周年的清明节，我亲手糊了一辆“梁记者电视新闻采访车”，在他墓前焚化，以此聊慰恩师未尽的遗憾。

此外，后来央视执导《水浒传》的张绍林，他那份数十年如一日的刻苦钻研与勇于创新的精神，成为我追求事业更高峰的不竭动力；曾创下央视《新闻联播》年度稿件采用量榜首的张根昌，他老黄牛般的敬业精神同样令我铭记终生，时刻激励着我勇攀高峰。

还有两位省台领导王家贤与樊茂洲，更让我感念至深。从1981年起，他俩就成为我进入电视新闻领域的引路人，业务上高标准、严要求，奖惩分明，引领中国电视新潮长达二十年。那时的胶片极为昂贵，一盒三分钟的胶片价值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若是拍摄失误浪费一分钟胶片，必会遭到严厉批评，为此哭鼻子也是常有的事。

从前辈们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专业技术，更有深入骨髓的敬业精神。那个年代的电视记者一个人身兼数职，灯光、摄像、编辑、记者，而且还是重体力劳动（国家每月还多给五斤粮食补助）。我经常独自扛着沉重的“两箱一包”赶班车。至今记得，有一次在孝义拍完片子已是晚上十点半，公交车早已停运，我只能扛着设备从火车站徒步一个半小时走到招待所。吕梁地区所在地离石发往各县的班车每天只有一趟，清晨六点半发车，我曾在寒冬两度误车，只能悻悻返回，第二天再早早出发。

即便条件如此艰苦，我仍圆满完成了省台下达的各项任务。1981年，吕梁全年保送省台的新闻为12条；1982年，这个数字直接翻倍，我每月至少能有两条新闻播出（被毙的稿件不算）。在当时，一个人每月完成两条新闻已是极大的挑战，而我不仅圆满达标，还超额完成任务，新闻作品的质量也实现了显著提升。

　三、生死航拍：

双双山上的青春无畏‌

1981年，山西省科委与省农牧厅联合开展省级重点科研项目《山西雨季飞机播种植树造林》（简称“飞播造林”），选址吕梁兴县双双山。这片约十万亩的山地，与安葬着王若飞、叶挺等烈士的黑茶山东西相望，承载着特殊的地理与精神坐标。

航拍需登机才能捕捉空中鸟瞰画面。为追求最佳效果，我决定冒险打开舱门拍摄。飞行助理用三根粗麻绳将我牢牢捆在机舱壁上，腰部绳索固定在机身底部，耳朵塞满棉花以防高空强风损伤耳膜，摄像机也拴在胳膊上。飞播使用的双机翼安-2型飞机曾为二战主力战机。飞机超低空飞行时，地面人员的一举一动清晰可见。就在播撒树种任务即将完成时，一股强劲气流猛然从深山沟蹿出，飞机剧烈摇晃、颠簸，甚至出现倒扣翻转。天旋地转的十几秒里，我只想“千万别出事”。

　　脱险降落后，飞行员笑问是否吓坏。我坦言：“多亏三根绳子绑得结实，否则兴县怕要多几位‘空难烈士’了。”

航拍结束，我们立即赶往双双山拍摄地面镜头。徒步登山三小时，因摄影机沉重，县科委主任雇村民帮忙扛设备。拍摄结束下山时，暴雨引发山洪冲毁山路，吉普车无法通行。县长连夜派卡车接应，抵县城已是凌晨两点。新闻播出后，省台张根昌老师夸赞拍得好。但无人知晓，航拍导致我腹肌严重拉伤，两周内连肚皮都碰不得，大笑更是疼痛钻心。

2000年我在美国首次见到遥控航拍器非常惊讶，如今无人机航拍已普及。每当看到空中镜头，我总会想起双双山上那捆着麻绳、探身机舱的惊险时刻。设备的演进，实实在在为记者撑起了更安全、更广阔的创作天地。

四、挫折淬炼：

低谷中的蓄力成长

1981至1983年间，我全身心投入电视技术钻研与省台新闻报道任务，导致对地委宣传部的其他工作逐渐自顾不暇：因经常在外采访，党小组会屡屡缺席；此前负责的地委大门前宣传橱窗月度更换工作，也时常延误。这引起部领导不满，最终决定暂停我的电视报道工作。

1984年下半年，我被调至地区对台办，与省台的业务往来也被彻底切断；1986年初，又被抽调至石楼县小蒜乡扶贫一年。受此影响，1984至1986三年间，吕梁电视新闻在省台的播出量跌至全省最低，陷入惨淡境地。

调任对台办，反倒给了我“充电”时间。前几年忙于实务，深感自身新闻专业知识匮乏却无暇弥补，便趁这段时间集中补课，系统研读了《中国新闻史》《新闻学概论》《新闻写作》等基础课本。1985年8月底，全国新闻系统大专命题统一考试举行，我在吕梁业务考第一，总分第二。如今回想，反倒要感谢这次调任的领导，让我得以夯实专业根基。

1985年，电子摄像机与录像机问世，山西电视台借此完成从胶片时代到电子时代的设备更新，此前为各地市提供设备、胶片及后期冲洗剪辑的模式彻底终结。各地市宣传部纷纷购置摄录编设备，部分地市甚至直接筹备电视台，吕梁也紧随其后，当年由宣传部牵头，先采购设备，后推进吕梁电视台筹备工作。

1986年省台完成设备更新后，新闻、专题节目量激增，专业人员严重短缺。得知吕梁有我这样一位参加过两届全国电视记者编辑训练班的专业人才，却正被派去扶贫，省台很快完成组织考察，在我扶贫尚未结束的9月，便下发了调令。

出乎意料的是，吕梁宣传部、组织部坚决不同意我调走。新任宣传部部长魏沛然直言：“你是我区唯一的电视新闻专业人才，吕梁电视台刚成立，连一个懂电视新闻的人都没有。扶贫结束后你休整一下，马上到吕梁电视台上班。”

尽管两主管部门态度坚决，我想调往省台也未动摇。几天后，我鼓起勇气再次找到魏部长，他坦言，吕梁耗资20多万元购回新设备一年了，却迟迟看不到本地电视新闻报道，因此绝不能放我走。求见宣传部门未果，我又托关系找到组织部分管调动的郭裕喜副部长，没想到他对我的情况了然于胸，直言：“吕梁电视台调了不少人、花了几十万、大楼建的那么漂亮，就是看不到吕梁的节目。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必须留在吕梁好好干。”记得我连一句话都插不上就打发我走了。

在两位部长的真诚挽留下，我思索数日，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答应先到吕梁电视台工作一年，待培养出接班人、工作走上正轨后，再放我去省台。没想到这个提议被两位部长欣然应允，魏部长还恳切地说：“没问题！你把队伍带起来，到了省台也多帮帮吕梁。”我当即承诺：“您放心，一定尽全力。”

五、通宵撰稿：

一篇头条的转折之力

1987年正月初八深夜一点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开门一看，竟是吕梁电视台副台长郭双全，他神色急切地对我说：“正月初六省委书记来吕梁石楼县考察，台里派了两名骨干记者，编写的新闻稿，改了三次都没通过秘书长的审核，还挨了训。这稿子要送省台播出，实在没办法了，想来想去只能找你。知道这么晚打扰你，而且你还没正式到岗，但真的没别的人选了，只能麻烦你动笔。”

看着郭台长恳切的模样，我立刻答应：“行行行，我来写。你告诉我他们拍了些什么镜头，郭台说那把录像机拿来你看看，我说不需要不需要，就告诉我书记去了哪些地方、拍了哪些镜头就行。时间不早了，你也辛苦了，早点休息，明天早上七点半来拿稿子，到时候咱们再一起去见秘书长和樊荣枝书记。”郭台长如释重负，连声道谢后匆匆离去，记得我没费多大劲就写完了。

稿子按“关怀、听取、肯定、赞扬、提出”的逻辑分为五段：第一段写省委书记心系老区，大年初六便深入吕梁看望干部群众；第二段写书记去了哪些地方，并认真听取地、县、乡三级领导工作汇报；第三段写书记肯定吕梁地委、行署两年前提出的“头年打基础，第二年脱贫，三年走上致富路”战略思路；第四段写书记赞扬三中全会以来吕梁人民取得的发展成就；第五段写书记对吕梁未来发展提出要求与期望。

这篇稿子的关键，是弥补了此前稿件的核心缺失——地委书记在吕梁勤恳工作两年，省委书记首次来吕考察，此前的记者却只以流水账形式记录行程，完全没有体现这一核心背景，这样的稿子自然无法让秘书长和地委书记满意。这也正是当时吕梁电视台新闻采编专业能力薄弱的真实写照。

第二天早上七点半，郭台长准时来到我家。看过稿子后，他满心欢喜。随后我们一同去找秘书长，得知秘书长暂时未到，便按指示直接前往樊荣枝书记家中。敲开门后，我们把稿子递交给书记，说明情况：“车已经备好，打算马上送省台，争取今晚播出，麻烦您审阅。”

樊书记就在家门口快速浏览完稿子，一字未改，干脆利落地说：“行！好！送去吧。”郭台长听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笑得格外灿烂。当天晚上，这篇新闻稿便以山西电视台头条的形式播出，且省台方面也未做任何修改。

对我而言，加班写一篇新闻稿本是小事，但其带来的影响却远超预期。不久，地委书记亲自找到我，直言：“小范，你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听说省台给你下了调令，但你不能走。我什么时候离开吕梁，你再什么时候走，好好在吕梁电视台干，有任何困难直接来找我。”

我顿时懵了：天哪，这可怎么办？没想到一篇稿子闯了“大祸”，好不容易跟领导谈妥只在吕梁台干一年，，这下可彻底走不了了。

六、正月十五：插播

吕梁春晚的彻夜坚守

我刚完成一篇新闻稿，从太原回到吕梁，杨台长就找上门，托付重任：1987年底吕梁台倾全台之力筹办的吕梁首届春晚已经完成剪辑，希望能在省台播出，最好定在正月十五晚上。他只问我一句：“这事你有没有把握办成？”

我没敢打包票，只说尽力争取。看完片子，设备虽简陋、技法也简单，就是一场实况汇编，却透着全台上下拼尽的心血。当时其信号覆盖率极低，除了离石城区，各县几乎看不着。若省台这条路走不通，这台晚会就白做了。

当夜想了几套方案，最后决定直找樊茂洲台长帮忙。正月十三，吕梁台专车送我赴太原，一路颠簸至晚上九点多才到。谁知在薛部长家短暂停留后，出门赫然发现车门被撬！冲上车查看——万幸我的文件包和晚会录像带正好被一捆粉条压着，没丢。

第二天一早见到樊台长，他却面有难色：“十五节目单一周前就排定了，现在根本插不进去。”我赶忙解释这是吕梁全台心血，再说吕梁宣传部、组织部都同意我在吕梁台干一年就放我回省台。台长听后叫来总编室主任，让他想法安排。等了约两小时，主任回话：“节目压到45分钟，行不行？”，我说“行！我现在就去！”。

我直奔机房找编辑机，可全满着，只能等。当时心里打鼓：压缩要么省事砍节目，要么每个节目精剪一点——后者费时费力，我一个人能行吗？而且晚上机房能留我一个外人吗？没想到异常顺利。当晚九点我进机房，值班人员竟把钥匙交给我，让我踏踏实实剪了一整夜。那么多专业设备任我用，那种自由，至今难忘。我从晚上九点熬到凌晨三四点，没吃没喝，累了就趴在机房地毯上眯会儿，心里却满是干劲。

正月十五上午，我将压缩版交给主任审核。签字通过后，我向台长汇报，他笑着说：“回去抓紧办调动，省台还有不少事等你。”我连连应下。

当晚，历经波折的吕梁春晚，准时在省台播出。多年来，这段经历里许多细节我从未向吕梁台同事提起——并非刻意隐瞒，只是怕说多了，领导知道我在省台的“分量”，又舍不得放我走。

七、履职吕梁台：

一年耕耘的薪火相传

正月十六春晚播出的翌日，我正式到吕梁电视台报到。杨台长紧紧握住我的手，当众连声夸赞：“这次春晚插播，你可是为咱们吕梁台立了大功！”那股欣喜让我初来便感受到认可。

1.掌声中担起重任，

初来乍到获信赖

初到岗位，我最忧心的是台里三十余名员工大多年长于我，且能进电视台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否信服我不得而知。所幸，“一篇新闻稿”和“春晚插播”的成功，已让我赢得全台上下的心悦诚服。杨、郭两位台长更明确表态：“业务上的事你说了算，你把总编的担子挑起来，我们俩配合你”，我坦诚回应：“总编的名头不重要，我只盼干满一年后，二位能准我调动。不出半年，我定将掌握的技能全部传授给同仁。”

履新首事，是替换又单调又土气的演播室背景。我亲自设计，选用色彩对比强烈、极具透视感的几何图形。新背景上墙后，演播室焕然一新，连省台同行都觉得比省台的都好，只可惜未留存影像资料。

2.躬行破局，点亮

吕梁新闻“星火路”

当时吕梁台最大的难题是新闻稿件严重匮乏。每周一期20至30分钟的《吕梁新闻》，每期需7至15条带画面新闻支撑。一旦素材不足，只能靠干瘪的口播和静态图片凑数，频频陷入“稿荒”。究其原因有二：‌一是设备不足‌，全台仅有的几台摄像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二是人员业务薄弱‌，多属半路出家，连推、拉、摇、移、跟的基本运镜，远、全、中、近、特的景别运用，以及起幅要稳、落幅要准等规范都知之甚少。扭转局面没有捷径，唯有我亲自上阵，带着大家边讲理论边实战。

我挑选悟性高、手脚快的成小明作为随行摄像，开启了‌三天跑三县的“突击拉练”‌。我们马不停蹄穿梭于方山、岚县、兴县的乡镇村落，白天扛着摄像机钻田间、跑企业、访农户，晚上回到招待所就着泡面整理素材、写稿。三天硬是拍回‌12条鲜活新闻‌，其中3条被省台播出。

此行还有个意外收获。从岚县赶往兴县途中，我发现公路两旁绿化杨树的树皮被毛驴啃食得斑驳不堪。我立即让司机停车，指示成小明迅速捕捉“驴嘴啃食树皮特写”“被啃坏的树干”以及“放驴人闲聊神态”的镜头。不到十分钟，一条兼具新闻性与警示性的素材就完成了。新闻播出后，岚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紧急划定管护责任区、组织巡逻、印发宣传单，乱象很快得到遏制。

这个“硬核战绩”在台里再次引发轰动。此后杨台长逢会必提。我则满怀信心地对他说：“小明、王杰、国栋、仰宗、珍宝、林旺、红梅这几位都是好苗子，一点就通。我带着他们多跑几趟，把选题、拍摄、写稿的门道揉碎了教，要不了多久，他们每人一天就能拍出三四条新闻。”

3.薪火相传，吕梁新闻绽放光芒

事实果然如此。‌不出半年‌，原本每周一期的《吕梁新闻》素材已多得放不下，先调整为每周两期，到年底更是增至每周三期。这一年，吕梁台输送给省台的新闻多达七八十条，较上一年增长了十余倍。令人振奋的是，中央电视台也频频出现吕梁报道。

其中，我与国栋合作的《吕梁三川河流域治理成效显著》，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头条；和仰宗联手的《一些假药骗子严重危害山区群众》，更以深刻的问题剖析和强烈的民生关怀，获评‌1987年度全省优秀电视新闻‌。这一年，我28岁，党龄满10年。

八、专题试水：

延安结缘的初心回响

1987年秋天，吕梁与延安缔结友好地区的签约仪式在延安举行。出发前，我与编辑李红梅反复推敲专题片框架，梳理拍摄重点，做足了前期准备。

1. 首次跨越：

从新闻到专题的创作探索

这一次，我决定跳出短平快的新闻报道模式，首次尝试以专题片的形式呈现这场活动。相较于新闻，专题更考验全局掌控能力，需要更深厚的素材积累、更细腻的镜头叙事和更严谨的逻辑结构。拍摄过程中，每个镜头我都严格遵循专题片的创作标准：运镜平稳流畅，起落幅干净利落；中景与特写巧妙配合，既展现现场环境，又捕捉人物情绪；同期声采集清晰完整，还原活动真实氛围。签约仪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地代表握手言欢、共话发展，吕梁地委书记樊荣枝的演讲更是铿锵有力、饱含深情。我深知，唯有打造高质量的成片，才能将这份激情与愿景精准传递给吕梁的干部群众。

返程后，我与李红梅连夜投入剪辑工作，最终完成了吕梁电视台首部30分钟专题片。片子播出后反响热烈，但我内心却充满遗憾：拍摄时没能记录下出发前的整装待发场景，没能捕捉旅途途中的所见所感，也没能深度挖掘延安方面的回应与期待——这些素材本可以将片子扩展为三集系列专题，内容会更加饱满厚重。

　　这次专题片创作实践，让我深刻认识到，电视专题是衡量电视台创作水准的试金石，其艺术感染力与创新空间远超短平快的新闻报道。这也成为后来我调往省台时，选择进入专题部的重要原因。

2. 跨区结缘：

专题片背后的行业认可

吕梁与延安缔结友好地区后，两地电视台也结为友好单位。我复制了这部专题片寄往延安电视台，不久后就收到了延安台台长的回信。信中坦言，延安台的设备条件虽优于吕梁，但这部专题片的创作水准却远超他们，后来我还得知，这部片子竟被延安台当作内部培训教材，我“师傅”的名号也由此在延安台传开。这份因专题片创作结下的行业缘分，成为我职业生涯中一段温暖的记忆。

回望这段经历，我始终觉得，若没有吕梁电视台的历练，我很难完成这样高质量的专题片创作；而我能有机会在吕梁台施展才华，离不开吕梁宣传部魏沛然部长和组织部郭裕喜副部长的赏识与信任。这份知遇之恩，吕梁电视台应当铭记。

3.悄然落幕：

倾尽全力，只为留下火种

在吕梁电视台的一年时间里，我倾注了全部心血。原本我还担心，地委书记樊荣枝会因为我工作出色而再次挽留，没想到1988年春节刚过，省委就调樊书记赴大同任职。樊书记调走的第二天，我便顺利办理了调动手续。

离开吕梁电视台的那天，没有隆重的送别宴，也没有与同事们的合影留念。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我这个以摄影起家的人，竟没能和并肩作战的同仁们留下一张集体照。唯有杨绍武台长，在我临走前的夜晚，与我促膝长谈至深夜。我将一年来摸索总结的采、编、播全流程经验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他，从选题策划到拍摄实操，从素材剪辑到节目播出，每个细节都细细叮嘱。

杨台长虽从未扛过摄像机，但他对电视事业饱含热情，政策把握精准，为人正直诚恳，很多专业知识一点就通。经过一年的并肩作战，他早已深刻理解了电视制作的全流程。也正因如此，在我调离后，吕梁电视台在全省地市台的评比中常年稳居前三。每当从同行口中听到这个消息，我心底总会涌上一阵欣慰——我的付出没有白费，我为吕梁电视新闻事业留下的“火种”，真正燃烧了起来。

在吕梁电视台工作一年，我从未提过待遇高低、奖金多少，也从未在意过办公桌的好坏、办公室的大小。我几乎没休过一个星期天，每晚都在加班处理稿件、打磨节目，一期节目刚播完，就立刻投入下一期的筹备工作中，每天忙忙碌碌，不为名不为利，只为报答吕梁这片土地和人民的养育之恩。

第二部分：投身《电视桥》之中

——逐光而行，创新筑桥

一、离别吕梁 深耕

《电视桥》创全国行业标杆

情感总在离别时变得真切，1988年正月十六，我兑现了对宣传部、组织部两位老领导的承诺与期盼，在吕梁台干满整一年（365天）依依不舍告别了生活工作十年的吕梁，调入了山西电视台，步入了一个新赛道。彼时省台正全力推进节目改版创新，我一到岗便被委以重任，加入专题部《电视桥》节目组——这个站在全台改革前沿的团队，投身新栏目的筹划工作。

凭借近十年的电视新闻从业经历、吕梁台一年总编工作经验，以及两期“全国电视记者、编辑短训班”的系统学习，我对台领导的改版思路、采编要求与制作标准迅速领会。加之曾师从山西台老前辈梁信、张绍林、张根昌，自身热爱摄影且做事细致，很快成为团队中“一点就通、反应迅速、效率突出”的主力队员，采编的节目也常获领导肯定，两年后《电视桥》节目获全国社教专栏专题类节目一等奖。如今回望三十余年前在《电视桥》的五年多时光，那些亲历的采访与创作瞬间，依然清晰如昨。

二、争议吃枣声：

创新路上的坚守与勇气

1988年7月4日开播的《电视桥》是一档全国创新栏目。仅有主持人+直播的形式是远不够的，记者、编辑的创新也十分重要，从选题、采访、拍摄、后期制作全流程的大胆尝试，让画面与声音的感染力充分释放，才能得到更多大众的喜闻乐见。

开播两个多月，我与主持人王金花合作拍摄省农科院红枣种质资源基地的节目，现场展示上百种红枣品种。剪辑完成后，部主任卫中兴赞赏片子拍得好，唯独要求我删掉主持人吃脆枣时发出“嘎嘎脆”的声响。我虽按要求去机房删减，却始终觉得这清脆的声音极具感染力，实在可惜，便又悄悄把声音加了回去。

　　加上之后我又找主任说明，实在不想把这个镜头去掉，结果主任说“我从没在电视上见过女性吃东西声响这么大，实在不雅”。要不这样咱俩去找台长看看，台长看了说行就行，我俩拿着节目带就找台长去了，台长看后说这个吃脆枣的镜头，声音的表现力也拍出来了，不要去掉。台长这样一说，主任也即刻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台长还说“许多创新都源于争议，要多鼓励大家尝试，拿不准的就多来找我”，更成为我此后采编的重要指引，让我的每档节目都力求在拍摄手法、后期制作、文稿润色或主持呈现上实现新突破。

三、垣曲纪实：

小流域治理与生态答卷

晋南垣曲，素有“舜帝故里”之称，117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五条黄河一级支流携二十条溪流蜿蜒穿梭，山峦与河谷交织出独特的地貌。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里的百姓却饱受水土流失之苦——坡地贫瘠、沟壑纵横，生态脆弱让生计也跟着艰难。直到小流域治理模式的推广落地，这片土地才渐渐焕发新生，生态改善与民生提升形成了良性循环，这也成了《电视桥》“ 社会大观” 栏目锁定的重点报道选题。

我们把镜头对准了小流域治理的带头人——邓世文老人。这位朴实的老者，不顾家人的不解与反对，一头扎进荒山野岭，独自驻守山间数年。春种秋收、开山拓土，硬是凭着一双手、一把锹，把昔日的荒坡小流域打造成了瓜果飘香的花果山，开垦出了旱涝保收的丰产沟，不仅让自己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更蹚出了一条生态与经济双赢的路子。他的事迹还得到了省委书记的批示，成为全省小流域治理的标杆案例。为了让报道更有温度、更具说服力，我们采用了“主人公同期声+县委书记访谈+记者出镜”的组合拍摄方式，再搭配主持人李中豪沉稳笃定的直播解说，让治理成效的呈现更自然流畅，老人坚守的初心也更能打动人心。

　　一场成功的报道，从来都离不开与当地的紧密配合。我们提前把节目播出时间精准告知垣曲县委，县委对此高度重视，专门下发通知，组织全县各单位干部职工和乡村群众集中收看。节目播出后，反响热烈非凡，垣曲的小流域治理经验借着《电视桥》的传播力，很快在运城全市乃至全省推广开来，不少县市都组团前来学习取经，真正实现了报道“传经验、促发展”的价值。

四、历山娃娃鱼：

秘境中的珍稀生灵守护记

在垣曲采访期间，我们还意外收获了一个珍贵的选题——历山娃娃鱼。这种与山西褐马鸡齐名的珍稀物种，是恐龙时代遗存下来的“活化石”，属于国家二类保护动物，据说它是地震最敏感的动物之一。当时山西的娃娃鱼人工养殖繁育已经取得了十多年的成果，可这份“生态骄傲”却从未通过电视镜头展现在公众面前。我当即决定，借着这次垣曲之行的契机，把这个选题加进来，让山西父老乡亲好好认识一下我们身边的“国宝”。

这个想法得到了同事马建平，以及特邀记者、新绛纺织厂电视台台长张有生的全力支持。可拍摄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娃娃鱼养殖基地藏在深山之中，从垣曲县城出发，全程七八十里路，其中二十多里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坑洼颠簸，车行艰难。八九十年代的山西，偏远山区的交通条件本就有限，这样的路段对我们来说更是不小的考验。为了赶在最佳光线时段拍摄，我们清晨天不亮就出发了，县里特意派了两辆车一前一后护航。遇到路面塌陷、石块挡路，我们就全员下车，有的挥锹铲土，有的合力推车，硬生生在山路上“开出”一条通路。

　　一路奔波抵达养殖基地时，早已过了午饭时间，可我们谁都顾不上吃一口热饭、喝一口热水，扛起摄像机就往养殖池边赶——午后的光线最适合拍摄，稍纵即逝。我们小心翼翼地捕捉着娃娃鱼在水中游动、栖息的画面，从远景的养殖环境到特写的生动细节，每一个镜头都精益求精。直到夕阳西下、光线渐暗，我们才完成拍摄，匆匆收拾器材踏上返程。等车子颠簸着回到县城，已是深夜十二点多。

　　这档饱含我们心血的娃娃鱼专题节目播出后，获得了广泛赞誉，省林业厅的领导还特意打来电话肯定《电视桥》的报道，说我们为山西珍稀物种保护宣传做了一件实事。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记起镜头里娃娃鱼光滑灵动的模样，也难忘那趟深山采访中，大家并肩克服困难的温暖时光。

五、职业群像：360行

——杂技演员与空中小姐

《电视桥》的“三百六十行”栏目，就像一扇打开职业世界的窗口，不仅观众爱看，同时也让我有机会走进不同的行业场景，用镜头记录从业者的真实状态，展现他们光鲜背后不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

1.杂技演员：台上一分钟的

背后，是十年磨一剑的艰辛

为了展现杂技演员“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真谛，这档节目的拍摄技术要求远高于普通新闻报道。我把从梁信、张绍林等师傅那里学到的拍摄技巧悉数用上，一方面聚焦训练场地的日常：演员们反复练习空翻、顶碗、走钢丝的枯燥与艰辛，摔倒了再爬起来的坚韧，汗水浸透练功服的狼狈；另一方面捕捉演出剧场的高光时刻：聚光灯下的惊艳亮相，动作衔接的精准流畅，台下观众的阵阵喝彩。我希望通过镜头语言的对比，实现技术呈现与艺术感染力的融合。

除了拍摄，解说文稿的打磨也下了不少功夫。初稿完成后，我总觉得语言不够精练，情感表达还不够到位，便特意请台里公认的“笔杆子”郭晓红帮忙润色。没想到她只寥寥几笔修改，就让文稿的质感提升了一大截，文字更有深度、情感更有张力，与镜头画面完美契合。节目播出后，太原杂技团的团长专门找到我们，握着我的手说：“你们的报道太真实了，把杂技演员的苦与乐都拍出来了，谢谢你们让更多人了解这个行业。”

2. 空中小姐：光鲜

职业背后的未知考验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空中小姐”是个极具新鲜感的职业——坐飞机对普通人来说是件稀罕事，能近距离了解空姐工作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电视桥栏目在报360行选题的时候，我就报了个“空中小姐”，李忠莲和李忠豪当即同意这个选题，还说这个节目拍好一定会受到观众的欢迎，并派我和主持人王平去完成这个选题拍摄任务。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资料搜集：没有网络可查，只能通过查阅民航系统的内部资料、走访机场工作人员，一点点拼凑对这个职业的认知。为了做好报道，我们提前做了充分准备：反复规划拍摄形式，对接太原机场的民航部门，敲定拍摄细节。最终，我们确定搭乘太原机场当时最先进的苏联图-154客机，跟随两位优秀的空姐，记录她们飞北京航线的完整工作流程。

可拍摄过程中，意外却接连发生。飞机起飞后不久，就遭遇了强烈的气流颠簸，机身开始晃动，主持人王平当场就头晕、呕吐，根本无法进行现场采访。飞机平稳飞行后，我们又发现新的问题：飞机发动机的噪声太大，现场录制的同期声完全无法使用，采访内容根本没法用在节目里。

　　情况紧急，我当即调整拍摄方案：把原本计划在飞机上完成的同期声采访，改到机场地面进行，在候机楼、停机坪等场景补拍采访画面；返程时重点拍摄空姐的空中服务场景——讲解安全注意事项、为乘客端送餐饮、应对飞行中的突发状况，尤其是特意保留了气流颠簸时，空姐沉着安抚乘客的画面。后期编辑时，我们把这些素材与王平在演播室的讲解串联起来，既展现了空姐职业的光鲜优雅，也还原了她们工作中要面对的未知考验。这档充满波折的节目播出后，反响十分热烈，不少观众来信说，通过我们的报道，才真正了解了空姐工作的不易。

六、亚运荣光：

《煤海之光》背后的日夜坚守

‌ 1990年北京亚运会，山西人民献上了一份特别厚礼——在北海公园举办的《煤海之光》彩灯展。这组融入山西煤炭文化特色的大型彩灯，成为京城一大盛景。当时《电视桥》已家喻户晓，我与主持人李忠莲有幸被选为赴京特派记者，肩负起传递山西荣光的使命。借助《电视桥》的全国影响力，北京人民大学新闻系两名实习生也加入了我们的报道团队，参与采编、拍摄、剪辑等具体工作。身为专科生能带名校本科生实践，全赖《电视桥》这个平台的赋能。

1.奔波酷暑间，光影皆匠心

北海公园位于首都北京的中心地区，与故宫、中南海为邻，占地总面积为68.2公顷，其中水面38.9公顷、陆地29.3公顷，转一圈下来就4-5公里。北京盛夏酷暑难当，高温常超35℃。我们每天扛着、背着摄像机录像机三脚架，顶着烈日穿梭于北海公园各展区，需完成几十组大型彩灯的拍摄。更具挑战的是，樊茂洲台长不时通过电话调整报道计划，新增的“每日一灯”专栏虽广受好评，却让工作量陡增。

　　为展现每一盏彩灯特色，我们不仅重拍已有素材，还要额外捕捉多角度画面：高处全景展现恢宏气势，近景呈现细节工艺，记录工人安装调试过程，对比白天与夜晚点亮后的不同效果。这些融入声光电技术的活动彩灯，每一个环节的呈现都需要精益求精。印象最深的还有，有些大型彩灯我们只能在夜晚展出结束之后才能够采访拍摄，常常钻到彩灯的肚子里边，拍摄展示彩灯构造，要么弯着腰拍，要么趴着、跪着拍，拍一晚上下来腰痛的快散架了，第二天起来还得继续干。同时还要兼顾各地市、各大矿务局的参展情况，确保报道公正，让每一份付出都能被看见。

2.同舟近领袖：

儿时梦想的璀璨一瞬

最难忘的一刻，还是我和李忠莲同船近距离面对面采访拍摄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宋平等国家领导人与北京市民一同观看彩灯展的幸福时刻！总书记看得很兴奋、很高兴，他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彩灯艺术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结合的成果，这是山西工人阶级的智慧，是山西煤矿工人的智慧，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

　　当时同船记录这一盛景的，仅有两台摄像机——一台来自中央电视台，另一台便由我操作。那一刻，身为新闻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甚至觉得：能有这样一次经历，就算付出再多都值了，此生无憾。江总书记和中央领导兴高采烈地观看彩灯展，极大的鼓舞了展出人员以及各参展单位，但也给我们增加了巨量工作。

3.昼夜赶剪辑，温情暖人心

为了把这种喜悦快速、全面传达给山西人民，我们马不停蹄赶往人民大学新闻中心机房。接下来两天两夜，我与李忠莲、两名实习生几乎未眠，分工完成节目剪辑、撰稿、配音等所有工作。人民大学新闻系给予了极大支持，不仅免费提供设备，还安排老师陪同加班。至今我仍遗憾，当时因工作繁忙，未能以山西电视台名义正式致谢。

节目播出后赞誉如潮。有次近夜十点，我们扛着设备回到北海附近的住所——北京山西办事处。大厨见我俩还未吃饭，特意做了两碗面，笑着说：“老家的亲友天天守着看《电视桥》的亚运彩灯报道，说咱山西为亚运会长脸了。”办事处王进主任更是事事周到，主动帮我们捎节目带、购火车票，让我们在异乡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我也切身感受到《电视桥》的影响力带来的便利。一次中途回太原，卫中兴主任特意带着鲜花到火车站站台迎接，这份认可让疲惫烟消云散。不过忙乱中出了小插曲：我把一箱“每日一灯”素材录像带遗落在火车卧铺下，火车站认领处师傅看到带上的“电视桥”标识，立刻就知道是我们的——原来她每天都准时收看节目。这份来自普通观众的认可，比任何荣誉都让我倍感温暖。

4.躬身担使命，无悔印时光

两个月高强度采访拍摄，让我瘦了八九斤，腰痛老毛病也复发了。母亲见到我时心疼掉泪，可我心里无比踏实——这份付出，值！此次报道我和李忠莲同时荣立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三等功，更成为我职业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每当想起那段日夜坚守的日子，依然令人热血沸腾。

七、荣誉与传承：500元

奖金背后的行业回响

1990年8月，全国电视专题节目评比在新疆举行，《电视桥》凭借创新的节目形式，以全票通过的优异成绩，斩获专题、专栏、社教类最高奖——全国一等奖。这个荣誉的分量不言而喻，它不仅标志着中国电视节目正式迈入主持人时代与专题栏目大版块时代，更让《电视桥》成为全国电视行业的标杆。

荣誉传来，行业内外反响热烈。《中国广播影视》杂志1991年7月刊，用6个整版的篇幅，其中有两个彩页对《电视桥》进行了专题报道，详细解读我们的节目流程、采编衔接经验；中央电视台更是先后三次派人专程来山西台考察学习，把《电视桥》的创新理念和采编、制作、播出模式带回去借鉴。我至今清晰记得，接待第一支央视考察团时，我激动得平生第一次喝醉吐酒——那份被行业顶尖平台认可的自豪，实在难以用言语表达。

　　后来，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焦点访谈》《经济半小时》《财经报道》等一系列专栏类节目都来源于《电视桥》节目的原创。当年，我从卫中兴主任手中接过500元一等奖奖金红包时，兴奋得彻夜难眠。我从未想过，我们一群人用心打磨的栏目，会对中国电视行业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如今，《焦点访谈》的品牌价值已达数十亿元，每当在电视上看到这些栏目，我都会想起《电视桥》的岁月，想起我们当年为了创新、为了品质，日夜坚守的点点滴滴。

八、默契搭档：

与李占鳌总编的并肩前行

在《电视桥》的五年多时光里，我与李占鳌的合作最为频繁，也最为默契。占鳌是北京广播学院培养的我国第一批电视新闻专业本科生，1988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台《电视桥》，他基础知识扎实、思维敏捷，身上有着年轻人的冲劲与学者的严谨。而我凭借近十年的一线实践经验，恰好能与他形成互补——他擅长从理论高度把握选题方向，我熟悉一线采访的实操技巧，桌对桌、面对面的办公室布局，更让我们的沟通毫无障碍，配合愈发默契。

占鳌对社会热点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我俩联手打造了一系列有深度的报道：“太原市整治春节鞭炮市场”，聚焦节日安全与城市管理；“城市井盖丢失问题追踪”，关注民生痛点，推动问题解决；“五一广场假乞丐乞讨乱象”，揭露社会现象，引发公众思考；“阳泉烟草局打击走私香烟”，展现执法力度，维护市场秩序。其中，“原平县某厂工人给小孩喝白酒取乐致其死亡”的报道，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经团省委上报中央后，直接推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出台，真正实现了媒体监督、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

占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坚持亲自出镜采访提问。他的提问精准犀利，总能直击问题核心，再加上现场感十足的表达，让每一档节目都更具感染力。1989年10月18日，大同阳高发生了山西地震带174年来最强的6.1级地震。占鳌第一时间找到我，力邀我一同前往震区报道。因特殊情况我未能成行，他便毫不犹豫地与技术部摄像师连夜奔赴灾区，抵达现场后，即刻开启现场直播。现在看来这次现场直播再普通不过了，可是你知道吗？这次现场直播开创了我国灾难事件电视现场直播的新时代，远比中央电视台提前了两三年。

我至今清晰记得，那天我在演播室陪着台长全程守候，屏幕上，占鳌顶着余震的危险，站在废墟之上，表情凝重却语速沉稳洪亮，有条不紊地播报震区情况、救援进展。那一刻，我既为他的安全担忧，也为他的专业与勇敢深感敬佩。如今，李占鳌已荣获中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担任山西广播电视总台党组副书记、总编辑，这份成就，实至名归。

九、随行书记：贴近

一线的时政报道创新

随着《电视桥》影响力与口碑的不断提升，省委秘书处打破了以往省台新闻部独揽时政报道的惯例，主动邀请我们电视桥记者参与省委王茂林书记重大活动的采访报道。

1991年8月，中央检查组来山西考察国防教育与预备役工作，我与李忠莲有幸全程陪同王茂林书记，开展了为期三天的采访报道。我们始终坚守《电视桥》的栏目特色，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报道形式，展现了领导干部深入一线、务实亲民的作风。

贴近百姓的报道形式，不仅获得了上级领导的认可，王茂林书记也对我们的节目十分满意。其实，早在吕梁电视台工作时，我就曾担任过地委书记的“贴身”记者，此次作为省委书记的“贴身”记者，更让我深刻感受到他的风采——每次现场采访，无论时长时短，他都出口成章、逻辑清晰，语言朴实又有力量，几乎没有任何瑕疵，素材拿到编辑机上，只需简单掐头去尾就能成片。因“电视桥”的结缘，我与王书记及他的秘书渐渐熟悉起来。后来，王书记调任湖南省委书记，我也因个人发展去了湖南。

三十余载光阴流转，《电视桥》早已成为镌刻在我生命里的印记。它不仅是我职业成长的沃土，让我从一名一线记者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采编骨干；更见证了中国电视新闻的创新浪潮，参与并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变革。

　　第三部分：《电视桥》之后：

——跨界求索与初心坚守

一、“范家军”与周林频谱：

传媒经验的商业转化

1994年12月28日，一则令人猝不及防的消息传来——开播五年多、正值鼎盛时期的《电视桥》突遭变故，一夜之间停播“坍塌”。曾经并肩作战的伙伴们，不得不各奔前程：有的远赴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等平台，继续在传媒领域发光发热；有的则选择转行，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而我彼时正被腰痛的老毛病缠得难以脱身，经核磁共振检查，确诊为重度腰椎间盘突出，这也算电视台比较普遍的职业病。每天都要奔波于医院，四处探寻治疗良方。巧合的是，此前《电视桥》曾报道过的周林频谱仪，我试用了一段时间，没想到腰部的痛感竟明显缓解；我又让患有十余种慢性疾病的母亲也尝试使用，效果同样很好。这份切身的体验与信赖，让我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加入北京周林公司，前往湖南负责周林频谱仪的推广销售工作。

我还把《电视桥》成功秘籍应用到了推广销售上，销售业绩直线上升，很快就在老家吕梁传开了，随后陆续有贫困山区两三千人走出吕梁，一批又一批追随我闯荡市场，形成了一支战斗力强劲的“范家军团”。覆盖了大半个中国，周林总公司的年销售额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从最初我加入时的不足300万元，短短三年间销售业绩上亿元，创下了一段商业佳话。

二、“画说英语”：一场

跨越三十年的教育远征

在周林公司的打拼，让我完成了初步的原始积累。当身边所有人都以为我会继续在商业领域深耕，赚更多财富时，我却开始静下心来思考人生的新方向。一次回到吕梁老家，当地领导得知我已成了“老板”，特意带我考察了几个煤矿——彼时，四五十万元就能拿下一座煤矿的开采权，正值“煤炭黄金十年”的发端，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夜暴富”的好机会。但经过深入了解，我明确了自己的心意：当煤老板并非我所愿，我渴望的是一件具有长远价值、能真正惠及国家的事业。

1.人生的转轨：从商业

抉择到确立教育理想

恰在此时，爱人刘玲玲老师向我道出了理想：研发一套全新的英语学习方法，破解中国人学英语难的社会难题。她的这个想法，瞬间触动了我的心——早在1994年，刘老师就曾与《电视桥》的马建平编导合作，策划推出了国内第一部52集大型英语启蒙教育电视片《跟我学唱英语歌》。这部片子开创性地将英语学习与音乐、画面相结合，开启了我国英语素质教育的先河，在全国多地电视台热播后，反响热烈非凡。据说山西电视台当年收到的观众来信，多到要用麻袋来装，足以见得大家对优质英语教育资源的渴望。加之我曾有五年插队任民办教师的亲身经历，对教育怀有特殊情感。因此，我当即决定全力支持她，将这份理想变成现实。

2、研发的历程：融汇

东西方智慧的教育实践

我俩深知研发之路将会无比艰难，但是每当想起中国孩子尤其是偏远县城及农村的孩子们学英语痛苦的模样，有多少孩子输到英语上，多少大学生、研究生学了一二十年英语，最后还是聋哑英语，所以义无反顾，一头扎了进去，凭借着吕梁儿女骨子里那种吃苦耐劳，敢打敢拼的精神，一直支撑着我们披荆斩棘一路前行。

为了吸收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我们先后远赴美国、英国考察学习，与资深英语教育专家交流取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与资金。回国后，刘老师独辟蹊径，没有走传统英语教学的老路，而是从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易经》学说中汲取智慧，将东方整体观与西方科学精准的还原论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辩证思维”教学理念，搭建起了整套教学体系的核心框架。

随后，我们便全身心投入到教材创作与教学实验中，每一个环节都精益求精、反复打磨。仅教材中的插图创作，累计完成了两万余幅，每一幅插图都力求生动形象、贴合学习内容，帮助学习者通过画面理解语言，并一看秒懂。之后又招来不同年龄段学生开展教学实验，根据学生的学习反馈、教师的教学建议，对教学方法、教材内容进行了无数次修改完善，才最终形成成熟的体系。

研发期间，女儿范婷婷全程参与。她从小就成为刘老师的实验对象，长大后又成为研发和实验的主力。大学毕业后，于2009年考入英国剑桥艺术学院攻读绘本（儿童情商培育）专业，成为我国大陆首位在英国攻读此专业的研究生，2011年回国担任中国儿童中心书画部图文语言工作室，英语、美术课程设计与教学工作，后因研发工作需要，继续投入了画说英语事业。

3、时间的回响：一套经得起

检验的英语学习解决方案

不知不觉间，三十年光阴匆匆而过。如今，我们的研究成果已形成了完整的“画说英语”体系，兼具理论深度、科学方法与实践价值。这套体系包含14项英语学习方法创新成果，覆盖了幼儿、小学、中学、成人等各年龄段的学习解决方案，配套的教材教辅、教学课件、网课、点读笔、学习卡片等教学用具也一应俱全，形成了闭环的学习生态。核心教材《名师画说新概2》，由国内英语权威机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获得了专业领域的高度认可。

这套创新方法的教学成效十分显著：零基础的小学生，通过3—4年的系统学习，就能轻松掌握常规需要10—15年（涵盖初中、高中阶段）英语课本的核心内容；长期困扰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聋哑英语”和“背单词难”两大痛点，也得到了有效破解——学生不仅能轻松开口说英语，还能通过逻辑关联记忆单词，摆脱死记硬背的困境。

画说英语全系列

　　多年来，国内外不少教育专家都对“画说英语”给予了极高评价，几百家媒体相继报道，各地传来的成功案例更是源源不断。就在我撰写这份回忆录的本月初（2025年12月6日），我和刘老师还应邀参加了“画说英语”学子周文媛的婚礼。文媛是太原市高考文科状元，从山西大学附中考入清华大学，她的爱人同样是清华高才生，还曾担任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两人均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选择回国效力。像周文媛这样的优秀学子还有很多，他们通过“画说英语”打开了国际视野，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快“一带一路”建设，让红色文化走向世界，急需创新研发出一套高效、轻松、快乐、广谱的英语学习方法，“画说英语”三十年磨一剑顺势而生。

若想了解更多“画说英语”的研发细节与学习效果，可点此链接（因内容太多，此处不占用过多篇幅赘述）。

三、传承红色基因：

情系故土的公益担当

近些年，在支持爱人深耕教育事业的同时，我也始终没有忘记回馈社会，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其中，最让我上心，便是参与家乡红色文化的传承工作。

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吕梁兴县蔡家崖考察调研，看望慰问老区人民，了解晋绥边区革命历史。我曾在这里上学、插队，毛主席论新闻工作唯一重要文献---《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也发表于蔡家崖，作为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的新闻工作者，对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怀有深厚的情感。得知总书记到来的消息，激动得彻夜难眠，发自内心地连夜撰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讲述我眼中的蔡家崖、我心中的红色故事。

这篇饱含深情的文章被多家媒体转发后，引起了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关注。当时，研究会正缺少蔡家崖元素，便向我发出了加入的邀请。我毫不犹豫地欣然应允，随后被任命为三晋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研究会还特意在迎泽宾馆为我安排了办公室。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红色文化的宣传推广，挖掘晋绥边区及山西革命历史中的珍贵史料。推动红色文化走向国际舞台，让更多人了解山西的历史与精神。

　　我还收集整理王光美在兴县工作一年，她的主要贡献及史料收集填补了一项空白；从2017年开始，花着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多次去山西晋城、长治，陕西富平等地收集整理齐云、齐心姐妹俩在山西太行山三年抗日历史故事，拟建一处“齐云、齐心太行山抗战姐妹花雕塑数字公园”，目前发起人、总策划由我担任，虽然难度很大，但我一直在努力推进。

　　从小在革命老区、晋绥边区首府兴县长大，我深知红色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基因，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如今，这份公益工作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能为家乡的红色文化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倍感荣幸与自豪。

　　回望大半人生征途，从童年的梦想，到那部红旗牌16毫米摄影机的使命，到《电视桥》敢为人先的创新坚守、亚运彩灯下的彻夜奔波，早已将“求真、创新、为民”的新闻初心刻入心底；从商海中带领乡邻闯荡的跨界试炼，到教育田野上三十载深耕不辍的远征，始终坚守着“惠及他人、创造长远价值”的赤诚；再到故土红色基因的温情传承。

　　几十年来，变的是身份赛道，从记者到创业者，从教育深耕者到红色传承人；不变的是根植吕梁的坚韧底色，是《电视桥》赋予的创新勇气，更是对这片土地、这份人生的赤诚热爱。

　　人生如桥，《电视桥》是职业的桥，连接起新闻理想与大众期盼；商海是历练的桥，连接起个人能力与乡邻希望；教育是传承的桥，连接起东西方智慧与学子未来；红色传承是精神的桥，连接起历史荣光与时代使命。每一次跨越，都是初心的延续；每一段坚守，都在为岁月铸魂。

　　未来，我仍将带着这份初心与热爱，在教育深耕与红色传承的道路上继续耕耘，让初心之火照亮更多人的前行之路。也愿这份跨越岁月的坚守，能激励更多人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心怀炬火、逐光而行，不负岁月馈赠，不负时代韶华。

2025年12月20日 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