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微光：叶圣陶在成都的岁月

李文华

叶圣陶，现代作家、教育家。主张“为人生”的文学观，强调语文教育贴近生活，重视培养学生读写能力与实用表达素养。

1940年初夏，叶圣陶一家抵达成都。与初到重庆时的水土不服不同，成都以其独特的闲适与包容，迅速接纳了这位来自江南的文人。

叶圣陶此行，是应四川省教育厅之邀，担任教育科学馆(相当于现在的省教育科学院)专员，肩负着抗战时期教育研究与教材编审的重任。

一、 家在“少城”的诗意栖居

叶圣陶一家租住在成都少城附近的陕西街。这里花木繁盛，绿树成荫，正如他在日记中所描绘的：“少城一带的树木真繁茂……山茶、玉兰、碧桃、海棠，各种的花显出各种的光彩，成片成片深绿和浅绿的叶子组合成锦绣。”这种幽静的景致，让他在颠沛流离中找到了难得的安宁。

​作为开明书店的重要人物，叶圣陶在陕西街的住所，很快成为了开明书店成都编译所的一个联络点。他与编辑们、作者们书信往来，甚至就在家中客厅讨论书稿。这种紧密的协作，使得《中学生》等刊物在抗战的大后方依然能够源源不断地输送精神食粮，影响着一代青年。

每周二的下午，少城公园的鹤鸣茶馆，叶圣陶与好友朱自清、语言学家吕叔湘等人围坐一桌，他们面前摆放着一叠叠厚厚的教材文稿和参考书。这里不仅是他们商讨《精读指导举偶》和《略读指导举偶》编纂工作的“办公室”，更是他们精神交流的圣地。

叶圣陶回忆说，那时他们的谈话“时而上天，时而入地；时而论书，时而评画”，无所不包，无所不谈。​在这些充满思辨的茶馆会议中，《开明国语课本》的许多理念逐渐成型。叶圣陶常说：“教材不是高高在上的圣贤书，它是开启智慧的钥匙。在民族危亡之际，它更应让儿童理解真实的生活与国情，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二、 鸡公车上的“田野调查”

不同于许多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的官员，叶圣陶将自己的角色定位为“田野中的教育者”。他深知，在抗战的艰难时世里，教育的根脉深植于乡野之间。“坐鸡公车下乡”成了他工作的常态。

这种川西平原独有的独轮车，行走时颠簸剧烈，需要乘客不断调整重心才能保持平衡。叶圣陶却乐在其中，他曾在日记中写道：“颠簸之间，方能真切感受到这片土地的脉动，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求学、施教之不易。”

​他的目的地，往往是那些简陋的乡村小学。在西门外的土桥小学，他悄悄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静静地听一位年轻教师讲授国文。教室的窗户糊着旧纸，桌椅也高低不齐，但孩子们的眼神是清澈而渴望的，这让叶圣陶倍感欣慰。

课后，他调来全班的作文本，在昏暗的光线下逐一批阅。看着作文本上那些空洞的“精忠报国”、“英勇杀敌”的套话，叶圣陶轻声对陪同的老师说：“孩子们大多未曾见过战场，让他们写这些，不过是无病呻吟。不如让他们写写昨天帮父母插秧的汗滴，写写村口那棵老黄桷树的年轮，写写自己真实的悲欢。唯有真情实感，才是文章的血肉。”

三、 防空洞里讲《左传》

课战争的阴影从未远离。当空袭警报撕裂成都的宁静，人们纷纷涌向城郊躲避。叶圣陶也随着人流，躲进了一片相对安全的竹林深处。

在纷乱的人群中，他注意到几个中学生蜷缩在土坡后，即使在生死未卜的时刻，手中依然紧紧抱着书包。“在看书吗？”叶圣陶走过去，轻声问道。一个学生怯生生地掏出一本翻得卷了边的《左传》：“先生，我们在复习。”“巧了，”叶圣陶自然地席地而坐，仿佛这里不是危险的防空洞，而是一间静谧的书房，“我也正在重读。你们看，这城濮之战，晋文公取胜的关键，仅仅是战术吗？……”

从历史典故的剖析，到当下战局的类比；从文言句式的推敲，到写作技法的点拨。警报的嘶鸣、飞机的轰隆，在这一刻仿佛都退到了幕后。当解除警报的钟声敲响，一个学生激动地说：“先生，这是我听得最明白、也最难忘的一堂《左传》课。”

四、 教案上的三次“红批”

在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一位年轻教师带着自己最得意的教案去请教叶圣陶。三天后，教案被退了回来，上面布满了红色的批注，如同教师批改学生作业一般细致。叶圣陶的批评一针见血：“教学目标太过空泛，这是你在‘教书’，而不是在‘育人’。你罗列的目标，是教师要完成的任务，而非学生能获得的能力。”年轻教师不服，修改后再次呈上。叶圣陶的批注少了，但问题更尖锐：“这里的提问设计，你是在‘牵’着学生走，代替学生思考。你不能只站在门口喊‘里面很好看’，要设计一条小径，让他们自己去发现景致。”

经过反复的修改与打磨，直到第三次，叶圣陶才微微颔首，但他仍不忘叮嘱：“现在有了‘学’的过程。记住，教案是死的，但学生的眼睛是活的，思想是活的。教育不是灌输，是点燃。”

这个故事在成都教育界不胫而走。它让无数教师明白，一堂好课，不在于教师讲得多么精彩，而在于是否真正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是否让他们在语言文字的丛林中，拥有了自己探索的勇气和能力。

五、 油灯下的八百听众

暑假，在乐山文庙举行的全省教师讲习会上，叶圣陶面对着八百多名来自各地的中小学教师，做了题为“国文教学的本义”的演讲。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空洞的口号。他从怀里掏出一篇学生的作文，动情地说道：“我们总抱怨学生作文空洞无物，可我们给了他们表达真情实感的机会和引导吗？我们总在强调‘中心思想’，但思想从何而来？它不是凭空捏造的，它从鲜活的生活中来！”

他举着手中的作文念道：“‘妈妈的泡菜坛子，是家里最神秘的宝藏，坛沿水干了要添，坛子里的辣椒要翻……’这写的是最平常的家事，但字里行间有温度、有生活、有对家的爱。这就是好文章！”​

三个小时的演讲，台下鸦雀无声。散场时，夜色已深，点点火把沿着山路蜿蜒而下，如同一条流动的光河。

许多年后，一位当年的听众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晚叶先生的话语，如同那夜的火把，不仅照亮了文庙的大殿，更照亮了我此后几十年的教学生涯。”

结语：永恒的微光

今天，当我们坐在窗明几净的现代化教室里，通过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时，或许很难想象八十多年前，在那个烽火连天、物质匮乏的年代，一位教育家是如何坐着吱呀作响的鸡公车，在泥泞中颠簸，只为听一堂最普通的乡村小学课；是如何在茶馆的喧闹与昏暗的油灯下，字斟句酌，只为编纂一册适合孩子阅读的教材；又是如何在防空洞的危险与恐惧中，依然不忘为学生解读一篇古文的深意。

叶圣陶先生的成都岁月，用他自己的生命实践，为我们诠释了教育最根本的力量——那便是对“人”的真诚关怀，对“生长”的朴素信仰，以及将每一个平凡时刻都转化为教育契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