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锅香里庆新年

蒲村人（利俊）

二零二六年新年前一天，我接到大哥从老家打来的电话，说他准备元旦那天杀猪，请在外的弟妹们回去吃刨汤肉。听闻喜讯，我欣喜若狂，连该有的客套话都忘了说，便满口应承下来。

当天下午，等孙子、孙女一放学回到家，我就催促着驱车往老家赶。到了大哥家，两个妹妹已先期到达。吃完晚饭，大哥、大嫂就为筹备第二天的杀猪饭，便各自忙开了。只听大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把杀猪的、拉猪的、烧水的人确定后，又上门去请电话不通的。大嫂则趁此机会与那些表嫂、表妹们煲起了电话粥，电话一接通，先不说请她们吃杀猪饭的事，净扯些与此八杆子打不着调的话，最后才说是明天杀猪，请她们来帮忙的话，话语间充满自豪和热情。等把一切安排妥当，大哥、大嫂才如释重负地歇息下来。

元旦的早上，气温突然比往天低了几度，灰白的晨雾笼罩在寨子的上空，将近八点了，天色还雾蒙蒙的。帮忙的邻居们裹着厚厚的衣服，双手揣在裤包里或是拢在袖子里，三三两两来到大哥家院坝，各自忙着搬杀猪凳、抬杀猪架、放烫猪桶、挑开水。待一切准备就绪，杀猪的大戏就鸣锣登场了。随着操刀手“拉猪啦”的一声吆喝，早已待命的邻居们，迅速拉开架势，有的抓猪耳、有的搂猪身、有的提猪尾，七手八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硬生生把那头重达五百六十斤的大肥猪连拉带拽地塞进刚焊接好的困猪神器——钢构杀猪架；已动弹不得的猪，这时只得任由人们摔摆，无奈地被抬到杀猪凳上，等待挨宰的那一刻。早已蓄势待发的杀猪匠，手里拿着明晃晃的尖刀，嘴里含着盐水，“卟”的一声喷在刀上，然后照准猪的喉咙迅速捅去；接着手微微一转，又往里一送，然后快速将刀抽出，立马一股殷红的鲜血喷涌而出，“哗哗”流进事先已调好盐水的锑盆里；猛然的一刺，痛得猪发出了“嗷嗷”般声嘶力竭的哀嚎；三分钟不到，先前还活蹦乱跳的猪，腿几蹬蹬，头几摆摆，便一命归西了。

接下来便是翻烫、吹气、刮毛、清洗，开膛、破肚、理肠，剔骨、卸腿、割肉。然后根据大嫂的安排，挑那些最好的夹缝、里脊、粉肠、猪肝等先送去厨房；再吩咐割七、八斤一块带排骨的五花肉送给弟妹们。

此时的厨房早已忙得热火朝天，帮忙的人们，你来我往，呼来唤去，忙得不亦乐乎。“呯呯呯，咚咚咚”的切菜声，“哗啦啦”的洗菜声，“噼哩啪啦”的炒菜声，伴着人们的嘻哈欢笑声，仿佛一曲锅碗瓢盆的交响曲奏响在厨房，把新年的喜庆和杀年猪的热闹推向了高潮。一阵锅铲与锅的碰撞，肉、肠、肚与葱、姜、蒜的融合；一会工夫，一顿色、香、味俱全，麻、辣、鲜均备的杀猪饭便摆满了三大桌，静等人们大快朵颐了。

相比于几十年前来说，现在想杀头猪过年对于很多家庭来说，早已不是一件难事。所不同的是，杀年猪都与时俱进，升级换代啦。现在新添了一个控制猪乱踢乱板的夹猪架，避免了那些年猪被杀后还带着刀到处跑的笑话的发生；电动吹气机插入猪身便可在短时间内轻松把猪吹胀，不需先用挺杆在猪的身上乱捅一气，也不用费气八力用嘴把猪吹胀了；过去烫猪的小黄桶已装不下如今的大肥猪，而被比以前大得多的大黄桶所取代；以前请人帮忙，必须得一家一户上门去请，现在坐在家便可通过手机微信、视频简单搞定。更重要的变化是，多数的农户都有能力杀年猪了。

不管是变化也好，不同也罢，杀年猪和吃刨锅肉的习俗和氛围却始终没有变。正如一位吃得满嘴流油的邻居深有感触说的那样:“年猪还是要这样在家里杀才有那种气氛，如果是拉到街上请屠宰场杀，就没啥意思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气氛，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猜想，恐怕就是众人拉猪时的吆喝，是猪临走前那一声唤醒大地的嘶鸣，是人们围着已被吹得四仰八叉的猪刮毛破肚的喜悦；是烟囱里那一缕冉冉升腾的炊烟，亦或是还冒着热气、漂着芳香的那碗刨锅汤、那盘糟辣背柳，以及那锅炒起灯盏窝的五花肉……最主要的恐怕是一家人相聚时那份无拘无束的轻松和温馨，是邻居聚会时那份久别重逢的欣喜和不设防的坦然，亦或是大家围桌分享刨锅香时的那份期待和热闹吧。

（2026年1月9日于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