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掷骰子—— 自然演化与历史进步的哲学思考

沧海绿如蓝

（本文作者：秦晖，1953年12月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本文来源：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25年10月号）

一、挑战不仅在于「宇宙有限」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有过阅读经历的人们应该记得：1970年代中国曾经对现代宇宙学的主要成就，即「大爆炸生成宇宙」（Big Bang）学说和3K背景辐射（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CMB）等相关发现，展开过一场「政治正确」的官方大批判1。据说，这些「资产阶级伪科学」否定了宇宙在时空两个维度上的无限性，就是为了给上帝的存在提供证明，其心可诛。这一批判与文革中对经典遗传学（摩尔根[Thomas Morgan]—门德尔[Gregor Mendel]学说）乃至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相对论的批判一样，因其毫无学术意义，如今已经被当成笑柄。

其实，现代宇宙学之所以让那些根本不懂宇宙学为何物的人深恶痛绝，就是因为它主张的「宇宙有限论」与所谓无神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有明显冲突，而为各种宗教中的神创论留下了空间。

宇宙有限论历史悠久，其在现代物理学中的雏形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就已形成。早在批判大爆炸宇宙学之前的1969年，中国物理学家何祚庥等人已经在批判爱因斯坦的「宇宙有限论」；在更早的苏联斯大林时代，当时的意识形态主管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也发动过这种运动。文革时期，批判爱因斯坦的人还给他戴了一顶「明目张胆的宇宙有限论」帽子，并推论说：「有限的物质世界以外总要有非物质的、超自然的东西（存在），这只能是上帝」——就因为这一点，日丹诺夫、何祚庥等人就决不能容忍。

当然，比爱因斯坦相对论更「明目张胆」的还是大爆炸宇宙学，因为它通过天体红移和背景辐射等可观测现象进行推算，第一次给出了有限宇宙时空范围的科学数据，使有限宇宙从一种哲学设想变成了科学结论。但我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它不仅仅是论证宇宙的「有限」及其范围本身——其实从逻辑上讲，仅仅论证宇宙时空范围有限，是不足以挑战广义「唯物」论的3。实际上，现代宇宙学关于宇宙演化的整个叙事，乃至与宇宙学密切相关的现代生物演化理论，以及本文在有限篇幅中无法讨论的人类社会演化理论，都在讲述一个「上帝如何掷骰子」的故事——「掷骰子」是个物理（这里泛指一切关于物质的科学）过程，但是「上帝」赋予了这个过程以终极意义。

任何唯物主义者或「不相信上帝的人」都不会主张「上帝造人」说——这不光指不相信《圣经》里「上帝造人」的那个具体版本，也不可能相信盘古、梵天或其它文化中描述的造物（创世）故事。同样地，他们也不会认为在「大爆炸」（且不说这个「大爆炸」的原因何在——任何「科学」问题如果向上穷索的话，都会遇到牛顿[Isaac Newton]所谓的「第一推动力」[First Law of Motion]问题。本来这里就有了上帝存在的理由，但这太过简单粗陋，本文不想这样论证）开辟的原始宇宙物质中，只经过一次「突变」就直接产生了现代人类——因为这样「不科学」的说法，其实就已经是「上帝造人」的另一种版本了。

我们能够听到的科学解释都是这样一种连续的故事：大约138亿年前，从一个「奇点」发生的「大爆炸」创造了原始宇宙，它最初是质能不分、时空不分、无中心无边际的一团混沌，后来在几个阶段的膨胀中出现了质能分离和「暗能量」、「暗物质」、「能量」与「物质」。

这里重要的是：根据这个学说，原始宇宙中对此后演化几乎竟无意义（至少现在说不出甚么意义）的暗能量与暗物质占了绝大部分，只有仅占宇宙总质能4.9%的「物质」得以幸运地继续参与演化。

这些「物质」据说最初质量有10的53次方公斤，平均温度为2.72548K（即所谓3K背景辐射）。就在这么一团混沌中，宇宙从无限致密高温的「奇点」走向冰冷死寂的虚空。但是，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爆炸只是一种毁灭性的单向膨胀不同，「宇宙大爆炸」其实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在超宏观尺度上的膨胀中，宇宙内部却随机地发生着凝聚（坍缩）和膨胀（爆炸），逐渐从无序变成有序。大爆炸开始后，原始宇宙经历了所谓普朗克时期、暴胀时期、夸克时期、强子时期与轻子时期，结果产生了夸克和一系列基本粒子——如前所述，在原始的宇宙总质能中，能够参与这些演化的只有凤毛麟角的极小部分幸运的「物质」。

这些有幸形成了基本粒子的「物质」后来又经历了无数的「随机涨落」，在凝聚与膨胀中反复折腾，其中一部分即「重子」中的中子和质子，以及「轻子」中的电子构成所谓的「重子物质」，它们愈来愈「有序」地演化为星云、恒星、星系等天体。这些宇宙天体绝大部分的质量（99%以上）都是非原子态的「等离子体」，它们在炽热状态下不断完成一个个恒星的生命循环：从星云坍缩成主序星，经历漫长生命到晚期又膨胀为红巨星，能量耗尽后再坍缩为致密星（白矮星、中子星、黑洞等），或发生「超新星」爆炸，而将物质回归于宇宙虚空。

正如原始宇宙绝大部分质能都是没有演进前途的「暗物质」一样，宇宙中剩下那些幸运的「物质」中绝大部分也都跳不出这种「六道轮回」，而只能永远处于非原子态（等离子体和辐射粒子，以及构成致密星的「中子态」等），也就不可能进一步「进化」。只有极少数物质属于「幸运中的幸运」，有幸在恒星内核的极高温核聚变中形成重元素（重于氢与氦的元素）。重元素与氢氦在恒星生命期内也都是等离子体，只有超新星爆炸使它们被抛洒到太空冷却后，才能以原子（以及原子合成的分子）状态存在，也才有了我们在地球上习以为常、但在整个宇宙中其实非常稀罕的所谓「物质三态」（气态、液态和固态，近期还发现一些新态如玻色— 爱因斯坦凝聚态[Bose-Einstein Condensate]等），以及在此基础上才会出现的所谓「化学」过程。

但这些有幸的三态物质无论是继续遨游于冰冷死寂的太空（那里可能发生的「化学」过程非常有限），还是被恒星引力俘获而投入其炽热怀抱、重新化为等离子体，都不可能有甚么「前途」。只有极少数「幸运中的幸运中的幸运儿」，由于被俘获时的角度和速度恰好适合：既不能逃逸而回归太空、又不致一头撞入而湮灭于炽热的恒星体内，它们于是极其「幸运」地成为只能围绕恒星旋转的「行星」，在行星上才有极小的机率可能发生更高级的演化：在轨道不远不近、恒星照耀的不冷不热状态下，它们的化学反应丰富起来，形成各种各样的分子，就质量而言其中绝大部分是「无机分子」，就种类而言大部分却是「有机分子」：只有碳、氢两种元素的特殊性质有可能结合成以碳链、碳环为骨架的较大分子，并形成远超无机物的繁多种类，为更高级的聚合演化提供可能。

通常认为，在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产生宇宙后，直到四十五亿年前地球形成，我们才看到了第一例这样的条件。而迄今也尚未观察到第二例——尽管关于「外星文明」的猜测很多，但只是猜测而已，近年来太空探索发现的一些「可能的另一地球」，也只是质量与离主星距离等少量信息类似地球，但这些「太阳系外可能的地球」上是否有上述演化，却谁也说不清。

二、生命的出现，是一个纯物质过程吗？

这里要指出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当代研究的进展发现有机物乃至「生命材料」的存在条件，远比过去设想的要「随意」得多；另一方面，我们在地球上竭尽全力人为建立理想条件的合成高级有机物与「准生命」物质的难度，却比过去设想的更难。与过去的死寂太空设想不同，当代发现的太空有机物种类猛增，虽然远远不如地球丰富，但一些在地球上都极难合成的大规模碳链，如C70富勒烯和石墨烯，在太空却能找到。在太空发现多种氨基酸后，2020年甚至有人宣布在陨石中发现了一种「太空蛋白质」。虽然引起争议，但是关于地球生命来自外层空间的说法还是趋于活跃。

另一方面，「生命」及「生命前」物质在地球上的合成又似乎比以前预料的更难。在蛋白质与脱氧核糖核酸（DNA）等「生命物质」的合成取得进展后，曾有人乐观地认为：在地球上合成生命「甚至可能比将人类送上月球所需的努力还要容易」4。但是，人类登月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真正的合成生命似乎还遥遥无期。过去流行的一种「毛左」说法大赞中国在文革中取得一项最著名的前沿科学成就，就是「人工合成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其实这里有些误解：合成牛胰岛素项目（「601」项目）是1958年立项、1965年9月完成的，与1966至1976年间的文革并无关系。但不管是不是成于文革，仅就这项研究而言，「蛋白质」概念包括了繁简结构差别极大的众多种类，形形色色的蛋白质聚合的氨基酸少到20几个，多到2.7万。牛胰岛素聚合的氨基酸残基为51个，是最简单的蛋白质之一，但能形成也确实了不起。只是，这离人造「生命」还几乎无限远。时至目前，化学合成蛋白质的规模也不超过300个氨基酸残基，离远为复杂的、构成生命的基本蛋白质还非常遥远。

相比之下，以化学手段人工合成核酸类遗传材料的进展似乎要大得多。组成DNA的基本单元核苷酸，要比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元氨基酸结构要复杂许多，外层空间发现过氨基酸，却没有发现核苷酸；核苷酸人工合成的进度也要比氨基酸几乎晚一个世纪（1820年合成甘氨酸，1909年才合成尿苷酸）。但是，一旦有了核苷酸，用磷酸二酯键对核苷酸进行人工聚合，却比用肽键进行氨基酸聚合的难度小。今天人们已经可以制造百万级碱基的DNA巨大分子——据说「已经逼近生命所需要的门坎」。2010年，美国凡特研究所（J. Craig VenterInstitute）的团队甚至用完全人工合成的基因组植入受体细胞，启动了自我复制，他们认为是「合成生命的起点」。

但科学界主流并不认可这种说法，因为他们植入的基因组仍然要依靠受体细胞，即依靠现存已有的生命体。尽管进步巨大，但从性质上讲，这就像人工合成胰岛素如果具有「活性」，使用它就可以替代天然胰岛素治糖尿病，但不能说它就是生命一样，甚至与人工心脏支架植入人体可以具有器官的功能相同，却不能说它就是生命一样。这些人造物植入生命体后产生的效果尽管在科学上的尖端程度不同，但在生命哲学的意义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人工基因在已有生命体中的复制，与「合成生命」仍是两回事。蛋白质的人工合成如今被认为遇到「天花板」，离构成生命的需要还是很远很远。而更重要的是，把化学合成的DNA和化学合成的生命基本蛋白质，组合成可以按基因指令自行新陈代谢的「人造生命」，这就像「令死人复活」一样（严格地说比「死人复活」还要难得太多太多，下详），仍然是几乎不可能达到的目标。

但是反过来，蛋白质和DNA的降解失活，却是那么容易，就像人造生命之难和自然生命消灭之易一样。这种超复杂的大分子是那么脆弱，冷一点，热一点，酸一点，碱一点都会令它降解；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离开新陈代谢机制的蛋白质或DNA（单个分子或分子群）几乎都会迅速降解失活（如人死后尸体必然腐败烂掉）。而失活后再「复生」，如果不是绝无可能，至少也是极为困难。换句话说，蛋白质或DNA的稳定存在本身，就离不开新陈代谢机制（即离不开生命）。那么，生命如果不是原来就有，而是要用自然演变而来的蛋白质和DNA建构起来（不信超自然力量的唯物主义者只能这么设想），这怎么可能呢？这就好像活人肯定会（早晚都会）死，但死人变活可能吗？这里的问题在于：生命的出现当然必须有物质基础，但是生命出现可以看作一个纯物质过程吗？

相信生命出现是一个纯物质过程的人，往往认为合成了蛋白质，继而又合成了DNA，合成遗传物质，最后就可以「合成生命」。如果现在还不行，那只是因为今天合成的蛋白质和DNA还都太简单。只要科学不断进步，我们总会合成出足够复杂的「生命物质」，并用它「组装」出生命⋯⋯

但是纯粹从物质形态讲，最近似于生命的东西，不就是生命死亡后一瞬间的「遗体」吗？一个一瞬前刚死去的人，甚至体温都尚未下降，不用说，他也仍拥有与一瞬前同样复杂的生命物质。他（它）不仅四肢五官齐全，而且从肌、血、骨的理化构成而言，与生命尚存的一瞬前说不上有甚么物质性变化，或者说还尚未发生这种变化——同样复杂的DNA，同样复杂的蛋白质，绝大部分DNA螺旋体的断链、蛋白质的降解都还未发生，只是新陈代谢中断了（或者用宗教的说法，「灵魂」离开了）。而这种中断如果与肉体的物质变化有关，这变化也是极小——小到生命科学至今还没法发现（如果发现了，科学就能阻断这种变化，人也就长生不老了）。

换句话说，如果合成牛胰岛素真的是从物质上合成生命的「万里长征第一步」，那么死人的复活在物质意义上就应该仅一步之遥，而绝不是甚么万里长征。那么，究竟为甚么这一步就是跨不过去？问题就在于这一步并不是「肉」（这里泛指包括蛋白质和DNA在内的生命物质）多与少之别，甚至不是「肉质」进步程度（生命物质复杂程度）之别，而是「灵与肉」之别。理论上讲，即便蛋白质的合成能够突破「天花板」，DNA的合成能够达到「生命所需的数量级」，顶多也不过等于复制了一具无生命的「遗体」而已。如果这「灵与肉」的「一步之遥」都不可逾越，又何谈万里长征？换句话说，生死之别真的可以给出纯物质性的解释吗？

进而言之，即便不排除未来科学的高度发达后有可能把「遗体」变成活人，乃至用人造物质「组装」出生命，那也是高智力人类活动参与的结果。如果你是唯物主义者，你相信「自然演化」下死人会复活吗？不会又为甚么？只是因为死人与活人的「物质」差异太大？能大过无机物与有机物、有机物中的低分子和高分子、氨基酸与蛋白质？后面这些进化可以发生，但概率太小。那么死人复活也是「概率太小」？一年两年等不来，十年百年千万年总能「碰巧」等来？当然不能。常识告诉我们，「自然演化」下的死人一两年后只能变成一堆枯骨，千万年后连保持为有机物（比如深埋地下变成石油）的机会都不大，而是大概率地彻底化解为无机物（就像火葬后的一缕青烟）。若干亿年后，再随太阳衰变为红巨星吞噬地球，而退化为三态之前的等离子体⋯⋯换言之，人造生命即便能成功，与「自然演化」出生命仍然不是一回事。按有神论的说法（不限于如旧约《圣经》那种具体版本），人类异于其它生物的本事归根结蒂来自神授，即人造物实质上还是神造物。而唯物论在论证生命「自然演化」出人类之前，首先要面临无生命世界「自然演化」出生命的问题。今天人类虽然离造就生命很远，但用非生命物质仿真生命的某些功能，进展却极其巨大。不仅人工体能即机械早已远超人力，人工智能（AI）这些年来也突飞猛进，信息处理、计算、联想、学习能力都已远超人类，以至学界开始讨论「硅基生命」（silicon-based life）会不会统治乃至消灭人类的问题。但这也给「生命起源之谜」增添了一个参照系：今天最复杂的纳米级AI芯片比起最简单的细菌，其物质结构的复杂程度还是小得多。细菌能够代谢繁殖，纳米芯片不能，人能造出纳米芯片，却做不出细菌。那么为甚么人们无法相信「自然演化」能够产生出「硅基生命」，却如此坚信「自然演化」能够产生出更加复杂的「碳基生命」（carbon-based life）来呢？

三、如果恐龙没有灭绝

我们暂且搁置「起源」，把生命存在作为既成事实再讨论生物演化吧。在这种条件极为苛刻、而且可逆性极高的情况下，有氧、氮、磷、硫等元素参与，有机物的随机演变中出现了氨基酸，不同的氨基酸又随机结合成种类繁多的蛋白质。而在更苛刻和稀有的条件下，有机物中出现更为复杂的核苷酸，许多核苷酸又组成比蛋白质更复杂的核糖核酸和DNA，DNA为极其复杂的大分子聚合物，其中的许多碱基连接两条螺旋形大分子长链的排列方式，可以不断复制，这就是所谓「遗传密码」。正是依靠它，在DNA与蛋白质以特殊方式结合后，遗传密码即可形成指令，不断形成各种蛋白质组合，并启动新陈代谢，代代相传，「生命」于是诞生。这就是约三十六亿年前出现的原核生物。

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在接下来的长达三十亿年多时间，生命的演化极其缓慢且进退踟蹰，几乎可以说是停滞在这个原始单细胞（原核与真核）的状态下，只是到末期才出现了几种水母之类的多细胞生物。直到五亿多年前，不知为何发生了寒武纪（Cambrian）物种大爆发，生命「进化」才突然大幅加快。现今生物分类的动物、植物、真菌三「界」的五十四个「门」中，绝大多数产生于这次「生命爆发」。还有不少「门」出现后又灭绝，未演化至今。显然，这个过程仍然非常非常随机。

现在知道，这五亿年里先后有过五次生命大灭绝，每次都消灭了绝大多数当时存在的物种。这期间也有过几次生命大爆发。如果没有这些爆发，地球就可能恢复死寂，但如果没有这些灭绝，也可能腾不出生存空间和竞争机会给我们现在所见的物种——包括我们人类。人类所属的哺乳类起源于恐龙灭绝之后、约6,600万年前的新生代，可以说没有导致恐龙灭绝的这次灾变，今天不但不会有人类，甚至我们最熟悉的动物伙伴们：马牛猪羊猫狗兔，以及我们反感的虎豹豺狼狐鼠辈，乃至我们所说的十二生肖，都根本不会存在。与哺乳动物取代爬行动物几乎同步，被子植物也取代了蕨类。恐龙时代的池沼、草地与森林都以蕨类为主，灾变后都成了花果草木世界。我们现在知道，灾变前后地球的理化条件、气候环境差异不大，「生物圈」（biosphere）却完全变样，除了灾变这一「上帝的骰子」，谁能说清其中因果？

有了哺乳类的世界，「我们」的出现是不是就有了保证？仍然不！我们现在知道，灵长目人科人属物种出现于280万年前的非洲，而那个地方也许条件太好，导致他们「不思进取」而演变停滞；也许条件太坏，导致他们无法生存而灭绝。总之「我们」仍然没能在那个大陆出现。但从180万年前起，在完全没有地理知识引导的「盲目」流动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居然多批次地先后走出了非洲。其实，也不是走出了非洲就一定有前途。实际上，此后一批又一批的他们——格鲁吉亚人、北京人、元谋人、爪哇人、海德堡人，乃至和我们当时祖先的脑、体能力不相上下（也有人说更强）的尼安德特人，等等，都相继灭亡了。只有我们的祖先——六万年前走出非洲的一支智人，繁衍至今并扩散到五大洲。

可以说，我们是人属迄今已发现的二十来个种中唯一的幸存者——而所谓幸存，就是绝非必然，只是在不大的、确切地说是极小的概率下，幸运地生存下来了而已——甚至能不能叫「小概率」也是个问题。我们知道一次性的现象是难言概率的，而现代物种进化（为避免定义上的进化论与灾变论之争，可能叫「演化」更合适）理论的公认模型是所谓的「进化树」理论，其实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自从「寒武纪物种大爆炸」被证实，有人就认为灾变论挑战了进化论。其实灾变只是挑战了渐进论而已，在某种意义上，灾变论其实也是一种进化论。但问题在于：无论进化以灾变还是渐变的方式发生，它都表现为「进化树」。所谓进化树，即物种演化具有这样的特征：同源异向，不可重迭；窗口唯一，不能再现。自从达尔文主义（Darwinism）战胜拉马克主义（Lamarckism）以后，自然选择理论取代「用进废退」之说，可能的进化「方向」就成为一个问题。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实际上认为生物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走向「进步」，而达尔文（Charles Darwin）否定了他的看法，认为生物只能被动接受自然选择。但至少，增强适应性似乎也可以视为一种方向，尽管「适者生存」显然比「学习进步」更悲观。但是1931至1968年间，美国科学家赖特（SewallWright）和日本科学家木村资生相继提出与完善了遗传基因的随机漂变理论，并逐渐成为主流观点。它比达尔文的原有理论（更不用说拉马克）更强调演化的随机性，不仅学习进步没可能，连适应选择都不是方向了。演化向何处去，只看「上帝掷骰子」的结果！

而且事实也证明，由基因决定的物种演化方式如同树枝分叉，是同源异向的。分叉的树枝不可能再长到一起。我们和大猩猩有共同的灵长类祖先，但「人猿相揖别」之后就各自演化，不可能合流了。人类可能会灭绝，但不可能「退化」成大猩猩，正如大猩猩可能演化出「超猩猩」，但不可能「进化」成人。同源物种不断发生变异和分化，但一旦分化导致生殖屏障，不同分枝间基因不再交流，它们的分化方向就不再相交。

因此：假如今天人类灭绝，能指望幸存的其它灵长类（灵长目）物种（比如大猩猩）再进化出人类来吗？不可能。假如今天灵长类灭绝，能指望幸存的其它哺乳纲物种（比如牛马之类）再进化出灵长类来吗？不可能。假如今天哺乳纲灭绝，能指望幸存的其它脊椎动物门物种（比如蜥蜴）再进化出哺乳纲来吗？不可能。假如今天脊椎动物灭绝，能指望幸存的其它动物界物种（比如昆虫）再进化出脊椎动物来吗？不可能。假如今天动物灭绝，能指望幸存的其它生物，比如植物或真菌再进化成动物来吗？不可能。最后，假如今天生物灭绝，能指望幸存的有机化合物再进化出生物来吗？按同样的逻辑，应该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人科中出现人属的「窗口期」只有一次，就像灵长目中出现人科、人属中出现智人的机会也只有一次。我们其实就是上帝掷的那一次骰子造成的。科幻作品中经常出现「天外文明」，说实话如果不信「上帝」，那天外文明就绝不可能。因为即便太阳系之外还有「另外的地球」，那里可能发生的也只会是另类的演化，即便同样产生了生命，那也是另外一株完全不同的进化树。极而言之，就算「碰巧」出现了类似的「恐龙」，接下来也不可能会有哺乳类，更不用说人类了。

四、没有「必然」，有无「可能」？

总之，从「时间开始」的「大爆炸」产生宇宙起，无论是「物质世界」、可以出现化学演化的原子分子世界、有机类、生物世界、人类，还是现代文明，都是一次次「幸运」的产物，并不是必然如此。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演化链一直延续下来的可能性（请注意不是指「必然性」），从逻辑上讲，也似乎是难以想象的。换句话说，它不仅不是必然如此，从「唯物」角度看，甚至可以说是「必然不会」如此——即连极小概率的可能性都没有！这不仅因为这许多环节的因果链总概率趋近于零——我曾多次指出过这一点——但是对「进步」而言，这远不是最「悲观」的。

当然在理论上，任何一次性的变化，如果不能证明其发生概率为零，那么无论这概率是多么多么小，多么趋近于零，你也不能证明其绝不可能发生——这句话反过来讲，也就是在无限次的随机之下，这变化早晚总会发生，哪怕要过一万年、一亿年、一亿亿年⋯⋯尽管我们不可能实证这么虚无缥缈的变化，但在逻辑上这么说是推翻不了的。虽然实际上，宇宙演化的当代研究所证明的宇宙起点（138亿年前）杜绝了无限随机到「一亿亿年」的可能，而我们祖先走出非洲只在五六万年前的当代研究结论，更使无限随机不可想象。但不管怎么说，如果你在实证上不能杜绝这种可能，逻辑上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那么不管多么虚无缥缈的「可能」（例如天上掉馅饼）总还是有「希望」的（也许某次龙卷风真能把某个超市里的馅饼刮起来掉到我头上呢），但像上述「宇宙大爆炸直接就产生了人类」的说法就连这种「希望」也没有，因为：第一，科学绝对证伪了这种事情；第二，你只相信科学而不相信「上帝造人」，在逻辑上就要排除这种事情，而只能相信由大爆炸到产生人类必须经过科学描述的一次次、几乎无数次的变化——如前所列。

但是，如果这变化是非一次性的，而是一次次无数变化构成的一个因果链条的终端，假如每一次的变化都如上述那么虚无缥缈，那么我们期待这样的终端出现，就更加是亿万倍地虚无缥缈了。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再虚无缥缈（概率再趋近于零），它还是有可能的（趋近于零，终究还不是零）。但是，这还是要假定上述一次次变化都是「单向性」的，即尽管概率小，但每次变化都向着「终端」所需的方向接近——哪怕只接近一丁点儿；而不会发生「发散性」的、尤其是「逆行性」的变化，至少，「发散性」、「逆行性」变化概率不能大于「单向性」变化。又至少，这个「大于」的概率差不能太过悬殊。

但科学告诉我们的过程却往往相反。姑且不论「社会科学」告诉我们人类文明演化的跌宕起伏，野蛮摧毁文明，专制消灭民主，流氓迫害绅士，君子斗不过小人，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诸如此类「倒行逆施」却在历史上是大概率事件。我曾因此感叹历史的「测不准」5。但如果有人说，历史这种「人文学科」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那么自然科学又如何？它告诉我们的「逆必然性」（不是「非必然性」）之例，难道不是更多吗？

例如，我们知道蛋白质的化学合成条件极为苛刻，DNA的化学合成也是如此。在人为创造全方位理想条件的情况下，这种合成尚且极困难，在自然界完全随机的情况下，从无机物到有机物，到氨基酸、核苷酸，再到蛋白质、DNA的「演化」，最后，再把蛋白质与DNA结合起来，使其按编码指令自动合成各种特定的蛋白质，并将其配置于特定功能位置——即出现「生命」，这怎么可能？

但是，方向刚好相反的「逆变」，却不仅仅是可能，几乎可以说就是「必然」的：死人没法复活，但活人必然会死；如果不是在既有生命中，蛋白质与DNA就无法结合，但各自降解却是「必然」的，有机物聚合成蛋白质或核酸类物质那么困难，但分解成无机碳、氢化合物（如二氧化碳和水）却那么容易。甚至等离子体（通过超新星爆炸）变成原子物质极为偶然，原子物质「退回」等离子体却似乎是天体生命中必然的宿命⋯⋯现代科学确实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必然性」，乃至近于「必然」的极大概率事件，但它们几乎都与我们所讲的「进化」方向相反，如此导致下述的一个致命之问。

五、因果长链的终端是甚么？

换言之，一次性变化「如果并非绝无可能，那就是有可能」，哪怕概率再小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这里我们已经放弃了「必然」，但只要有「可能」，我们还是可以不需要「上帝」。也许「大自然」一次又一次地掷骰子，一亿次、亿亿次，总可能掷出个「进步」来呢？

但这种「可能」的条件是：这仅指一次性变化而言。逻辑上进一步延伸，还可以指不计「逆概率」的因果链。以上述的「死人复活」为例，一个人哪怕寿命超常、病入膏肓、呼吸心跳停止，乃至已经「脑死亡」，只要新陈代谢还在维持，理论上还可以说有亿万分之一的希望生存，即便现在的医学束手无策，也不能说未来永无可能——但前提是不发生进一步的「退行性」变化。然而实际上，新陈代谢一旦停止，一系列「降解」过程就几乎「必然」而来，DNA螺旋断裂、蛋白质与其它活性大分子失活分解、直至绝大部分原来的有机体无机化。这其中每一步的过程都不绝对排除相反变化（无机物有机化、蛋白质重新合成，等等），但对整个过程毫无作用。这就是死亡不可逆性的逻辑根源。进而言之，如果是连续多次变化构成的因果长链，且每次变化的概率很小（哪怕不为零），而「逆概率」（反向变化的概率）却非常大——这就是关键！那么，这种反向概率就会决定因果链的方向，从而让长链走向某个终端的几率不仅仅是「趋近于零」，而是变成负数。这个终端的出现就不是可能性极小，而是可断言为「绝不可能」了。

当然，数学上的概率似乎不可能为负数。我不是数学家，不知道以数学语言该如何准确表达。但我知道一个常识：假如一个封闭玻璃罐中装着事先组成了精致图案的、质地均匀的彩色沙粒，那么我们摇动一下玻璃罐，图案就会被破坏，继续摇动多次乃至无数次，随机跳动的沙粒只会愈来愈无序，愈来愈变成趋向均匀的混沌体。尽管每颗沙粒的每次跳动都有可能（哪怕机率很小）向着它组成原初图案的位置移近一点，但如果期望沙粒的一次次随机跳动会终于有一次形成原来的图案，那就是痴心妄想，不管摇动多少亿次都是绝无可能的。因为那颗偶然向原位靠近的沙粒，在下次跳动时极大概率又跳远了。极而言之，即便所有沙粒都偶然跳到了离初始位置一厘之距、原初图案似已朦胧可见（打个比方，就像「遗体」之于活体维妙维肖），但下一次跳动就极大概率地前功尽弃（还是死了）。

所以，如果一次性的「天上掉馅饼」还可以指望的话，那么像上述那样多次摇沙罐来摇出原初图案的可能，那是根本不会有的。而我们看「从大爆炸到产生人类」这一因果长链，是不是也如此？在没有超自然干预的情况下，138亿年前那次爆炸以后经历无数变化，最终在因果链的终端出现「人」，这与摇动玻璃罐里的沙子最终摇出一个原初精美图案的「可能性」，究竟有甚么逻辑上的不同？

（上图为本文作者秦晖教授）

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我知道，上述这番论证其实就是物理学基本原理热力学第二定律（the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的广义表述：熵增不可逆，退化乃必然，进步无法期待，混沌（热寂）终成归宿。从中得出否定「历史进步论」的不止我一人。但反驳者也很容易立论：这定律只对一个「封闭系统」有效，如果从外部输入能量，上述结论就会被打破。然而，对于由大爆炸形成的这个宇宙而言，所谓「外部输入能量」又何所指呢？宇宙之外，还有甚么？

应该承认，迄今为止我们拥有的一切科学手段，对此全然无知。我们了解的一切信息渠道，从光波、射电直到任何辐射，都无法越过「宇宙大爆炸」那138亿光年的边界；我们知道的一切传递空间，从空气、已经被抛弃的「以太」、直到近年提出的「暗物质空间」，也都无法传递来自假设的「宇宙边界外」消息。宇宙之外如果还有甚么，那几乎只能是神学解释中与「此岸」隔绝（除神意可以沟通外）的「彼岸世界」。并且，假如我们硬要给予它以「科学」解释的话，那我们又如何避免宇宙边界内的熵增定律（其实它不仅是「热力学定律」）不会延伸到这个「超宇宙」中？而这个「超宇宙」又是如何从「外部输入能量」的呢？

无疑，应该有一种超自然的意志、一种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能够倒转熵增，使得「从大爆炸到产生人类」，以及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这一切「进步」不仅可能，而且成为事实，以证明宇宙之外，还有祂的存在。

的确，在我们能够认知的世界里，很多过程，包括前述「从大爆炸到产生人类」的过程，也包括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都是科学能够解释的，所以科学非常伟大。在没有科学以前，我们因为不能解释，所以会相信「神」——当然，有神论的基础不仅仅是认识论，但我们姑且只谈认识论。在有科学之前我们几乎甚么都解释不了，所以只能归诸神意和神创。科学使我们的认知能力大大提升，我们能够解释许许多多的过程。由此带来的思想解放，我以为是不能否认的，也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展的。

尤其在启蒙时代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迅猛进展的科学不仅能解释许多过程，甚至似乎还能得出结论说：这些过程都是按「自然规律」「必然发生的」。既然如此，从认识论讲「上帝」还有甚么用呢？

其实不仅上帝没用，连我们自己，也就是人，实际上也没有用了。因为人的本质在于追求自由，而有人已经断言：「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6——你不认识「必然性」，就不配有自由。甚么「知其不可而为之」？我知其不可，就有权禁止你为之。我有权逼你为之，因为我知其可。这就是所谓的「拉普拉斯妖」（Laplace’s demon）：披着「科学」外衣的「必然性」实际上已经成为新的上帝，而且与「宇宙之外」的或「彼岸」的上帝不同，有着「科学家」外衣的拉普拉斯妖可以集上帝与西泽于一身，在此岸建立起据说符合「必然性」的专政！这当然引起了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与一些所谓的保守主义者不同，我不认为这种反抗需要颠覆启蒙，回到那个我们几乎甚么都不能解释而只能归之于神的「前启蒙时代」7，更不认为这种反抗需要颠覆科学。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科学已经给予了充分的解释，但这种解释却不能给出过程发生的「必然性」（启蒙时代很多人相信这种「必然性」），那么我们还需要「神」吗？很多人会说不需要。没有「必然」，总有「可能」吧，我们看到的过程就算只是「撞大运」，那就让大自然（包括唯物论认为是自然形成的人）去「掷骰子」，千次万次亿亿次，总可以掷出这样的结果。可是，经过现代科学再进一步的解释，我们甚至发现连这种「可能性」也会被否定。

然而，这些过程又确确实实地一再发生，并为我们亲身经历，或为我们通过科学予以实证。换言之，这些过程就算是「掷骰子」，大自然也是掷不出来的，然而它们居然实现了。那么，我们难道还认为「上帝」对于「掷骰子」而言是不必要的吗？

我们当然相信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相信科学所依赖的事实和逻辑。

但是就像上面所说，科学难以否定、甚至只能推定祂的存在，同时祂也使我们现在的努力（尤其是人文的努力）获得意义，通向可能的光明未来。「上帝掷骰子」，不能没有「上帝」，但是也离不开「掷骰子」。而在很多过程（主要是人文过程）中，上帝并不直接出手，直接出手掷骰子的就是我们——不仅仅是自然演化的、而且是神意安排下的「自然」演化出来的「我们」。神意安排我们一次次、千次万次地掷骰子，就会掷出「自然」看似不可能、但符合神意安排的结果。用中国人的话说，这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用西方人的话说，这叫「主救自救者」。

所谓「愚公移山」、「夸父逐日」，用「唯物」的角度去谈，那是极度的愚蠢，但是从前面所述的角度看就是另一回事了。二十多年前，王小波曾发表过一番「负熵宣言」，就是推崇知其不可而为之：「在这些人身上，你就看不到水往低处流、苹果掉下地、狼把兔子吃掉这一宏大的过程，看到的现象，相当于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光有熵增现象不成。举例言之，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8其实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抗争：「鲁连不帝秦，田横刎颈死」，古贤为抗拒野蛮，知其不可而为之。以「唯物」论则知其不可，以祂的意志则应该为之。我们可能不用「上帝」之类的人造名字来称呼祂，也不相信某些「人创教义」描述的具体的创世、造人神话，但是至少，我不可能相信「唯物主义」，所以我是有神论者，当然，不是那种有奶便是娘、临时抱佛脚的谀神贿神论，而是那种相信「主救自救者」的积极的有神论者。

当然，谋事在人，或者自救，并不是没有方向的乱谋乱救。我相信，成事在天或主救的方向应该是下述三原则：一、自由或最小强制原则；二、向善或共同底线原则；最大可行性或最小乌托邦原则。这些就需要另文讨论了。最后附言两点：第一，我不是甚么「百科全书」，也不是宇宙学或生物遗传学方面的专家。上面有关这些学科的表述并未超出通识的层面，如有误差，欢迎方家赐正。但是我自信即便有枝节上的误差，也不会影响我整个叙事的逻辑性。第二，本文意在表明我的非唯物和有神论的主张，但并不是为某一种具体的「人创教义」或典籍背书。从根本上说，由于熵增定律，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堕落」总比「提升」合乎逻辑，但自然界与人类又确实一步步提高至今，任何「唯物」的说词对此都难以解释，所以我是有神论者，相信冥冥中有超自然的意志在赋予我们的努力以永恒意义。但任何人创的具体宗教、教派和教义都只是一种「接近主」的努力，并不是主本身，信者也不能强加于他人。所以我主张信仰自由，对一切非强制性的传教事业乐见其成，但也反对那种一旦宣布信神就忙于代神行事、忙于去审判别人的「神棍」。

（本文作者：秦晖，1953年12月生，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本文来源：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25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