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汉唐以后的金元中医流派开始走向偏颇，到了明清以后，甚至连药方的剂量都有搞错了。《伤寒论》本来是很厉害的，就像是一位勇猛的将军一样，张仲景当时就明确了利用附子的毒性，生附子一枚破八片，有毒，破开后煮的效果要大得多，阳气衰亡时，附子毒性就是救命仙丹。</p><p class="ql-block">但是后世用药量却不足古中医方的十分之一，对于附子这样的药也只看到了毒性，却没有往更深的层次去思考，用对了，毒药也能救命。结果搞得这个将军没有力也没有剑，发挥不出应有的力量，这药剂量就是《伤寒论》的刀剑。药方再好，如果药量不到位，药效也很难发挥出来，病症就会拖延甚至加重，所以，药量问题也是中医治病十分关键的问题。</p> <p class="ql-block">李可老先生曾接诊过一位老太太，病得很厉害，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找到李老的时候，病人手脚已经冰冷，脉搏非常弱，血压测不到。当时李老开了方子，用了一两半的附子，总归开了三剂药，让家属拿去给老太太煮上吃，如果吃了药后体温上来了，就有效，可以继续救治。</p><p class="ql-block">结果第二天，病人家属就来找李老了，说我妈情况好很多了，不但能坐起来，还吃了不少东西，还说要下地干活。李老当时也很纳闷了，跟这家属说，不对啊，这开的是三天药，吃了一天就有这么快效果？家属一听，跟李老说，啊这是三天的药，我家里人一着急，把三副药放在一起全煮了，而且水量放得也不多，最后的药熬的比较浓，就这样吃了。一副药一两半的附子，三副药就是100多克，常人看这么大量的毒药，这不是要命吗？可就因为这样一碗似乎要命的毒药，喂给老太太喝完后，昏迷的老人家睁开了眼，第二天还能坐起来了。</p> <p class="ql-block">由此可见，辩证正确，方子开对了，还要看药量有没有到位，药量足够也非常重要。这也是今天中医被诟病为慢郎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辩证没错，经方也没错，就是起效很慢，导致病情辗转反复，甚至因为久治不见效而出现病情变化，以至于病患失去信心。</p><p class="ql-block">《伤寒论》上写的一两，要先折算成10钱，一钱约3克，也就是说，一两约30克，如果少于这个量就不能治大病，治急症。但是现代人多直接乘以15.625，误认为一两就等于15.625克，这近乎砍掉了一半药量，这等于是把伤寒论中的方子肢解了，这怎么还能治好病呢？甚至药典上还搞出一个附子最高剂量为9克的规定，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是对《伤寒论》的否定，这样的做法，中医在危急症领域就无法起到本该有的作用，最后就沦为慢郎中，彻底失去危急症救治的价值，这是中医之殇，是中医的可悲。</p> <p class="ql-block">李可老先生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始终坚持古中医的用药理念，对于附子等具有强烈温阳作用的药物，他敢于根据病情大胆使用，常常能取得令人惊叹的疗效。他深知，在阳气衰微、生命垂危之际，附子的毒性正是其发挥救命作用的关键所在。只要辨证准确，用药得当，附子不仅能挽救生命，还能使患者迅速恢复体力，重获新生。这就是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所印证的道理，用对了砒霜也能救命，用错了人参也会要命。</p><p class="ql-block">然而，李老也深知，古中医的复兴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除了药量问题外，中医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比如，现代人对中医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往往将中医视为慢郎中，认为其只能治疗一些慢性疾病，而对于急症、重症则束手无策。这种观念严重影响了中医在危急症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此外，古中医的传承也面临着诸多难题，许多珍贵的中医经验和技艺因为缺乏有效的传承机制而逐渐失传。所以，复兴中医的路任重道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