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家”与“嘎嘎”》

宋韵茶楼

最近看了大表哥@古人的一篇文章，心里总不宁静，那些对于外婆记忆一一重现。为了排遣这无名的思念，我提笔写了一首民谣歌词，取名叫《嘎嘎的挑绣》。把词稿发到宜昌往事群，一位朋友很快发来留言，语气温和却笃定：“这里称呼外婆，用‘家家’或许更妥帖些，更有我们这儿的古意。”

我看着屏幕上那两个字“家家”，心里却漾起一阵固执的涟漪。我回道，在我自小生长的那个小镇，在那些被炊烟熏得微黄的黄昏里，在需要扯开嗓子呼唤的田埂上，我们喊出的，从来都是那两声脆生生的“嘎嘎”。

朋友说得并不错。在宜昌这片被长江与群山环抱的土地上，方言的枝蔓丰茂而歧出，仅仅是对外婆的称呼，就摇曳着不同的声影。“家家”与“嘎嘎”，都指向那位血脉源头的慈祥妇人，可在声音的褶皱里，却藏着微妙的地域密码与情感色谱。

　　“嘎嘎”（gā gā），这音节短促、敞亮，带着山野的气息。它属于更日常、更泥土的语境。我想起儿时，日头西斜，外婆在屋后的菜畦里直起腰，用沾着泥的手背擦汗，我隔着竹篱喊：“嘎嘎，吃饭啦！”那声音不需要修饰，天然地融进鸡鸣犬吠里。它是劳作间隙的一碗凉茶，是夜晚灯下缝补时的一声应答，是没有任何前缀与后缀的、最直接的呼唤。这称呼里，是亲昵，是依赖，是揉进了柴米油盐的生命本身。在宜昌的夷陵、宜都等地，“嘎嘎”的使用是如此普遍，仿佛生来就该如此。它像屋后那棵老槐树的根，扎在最深的生活里。

而“家家”（这里取与“嘎嘎”近似的 gā ga 音），则仿佛多了一层柔光。它更常出现在那些被反复吟咏的旋律里，带着一种公开的、仪式化的亲昵。比如那首几乎所有宜昌孩子都会哼的童谣：“雀尕（gǎ）雀尕飞，飞到老家去看家家。”在这里，“家家”与“老家”并置，立刻被赋予了一种“根”的象征意味。它不再是灶台边那个具体的妇人，而成了一个家园的符号，一个温暖、安详的归宿意象。还有那首更著名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若用本地方言念来，“外婆”二字，往往便化作了“家家”。它出现在“摇”这个温柔的动作里，出现在“桥”这个连接的意象中，其情感色彩，便天然地染上了童谣的韵律美与画面感，更侧重于表达一种共通的、对母系血缘的眷恋与歌颂。可以说，“家家”是方言进入了“文”的领域，哪怕只是口传的“文”，它也因此承载了更多集体记忆与地域文化的分量。

　　那么，在我的生命体验里，“嘎嘎”为何如此不可替代？或许正在于它的“私密性”。它不属于童谣的公共记忆，而独属于我和外婆之间那个小小的宇宙。我记得她教幺幺挑绣，那是三峡地区一种古老的绣艺。她粗糙的手指捻着五彩丝线，在土布上穿梭，绣出喜鹊、石榴和蜿蜒的花边。幺幺学不会，总是把线打结，她从不恼，只是笑着，用带着“嘎嘎”特有腔调的声音说：“莫急，慢慢来。”那时，空气里是阳光晒着旧木头的味道，和丝线微微的涩味。“嘎嘎”这个称呼，就浸在这片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空气里，和挑绣的纹路、她眼角的笑纹紧紧缠在一起。它不是符号，她就是她。若换成“家家”，似乎便成了对“一类”长辈的称呼，少了那份独属于我和她的、带着体温的默契。

这两个词在舌尖上的博弈，让我想起语言学家萨丕尔的话：“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 “家家”与“嘎嘎”背后，是不同的地理空间与生活形态。“家家”的流传区域，或许更靠近古镇码头、水陆要冲，那里人员往来，口音交汇，需要一个更“文”一点、更易被“他者”理解的称呼；而“嘎嘎”扎根的，或许是更偏远的丘陵与山村，那里生活自成节律，语言也保持着更古朴、直率的形态。但它们的边界绝非泾渭分明，在实际生活中，尤其在家庭内部，人们的选用往往依据最本能的情感惯性。我的母亲，至今仍会交替使用这两个词，谈起童年趣事用“家家”，而急切关心我外婆身体时，脱口而出的总是“我嘎嘎”。可见，在情感的深水里，“嘎嘎”往往沉得更底。

　　由此想开去，方言的珍贵，或许正在于这种无法被标准化的“差异”。它守护的，是一方水土独一无二的呼吸节奏，是一个家族秘而不宣的情感暗语。当我们在异乡，偶然听到一声熟悉的“嘎嘎”或“家家”，所唤起的，绝非仅仅是一个亲属称谓，而是整个童年世界的复苏：是炊烟的形状，是江水的气味，是某个夏日午后无尽的蝉鸣，是外婆手掌的确切温度。普通话里的“外婆”一词，标准、清晰，却像一张印刷精美的明信片；而“嘎嘎”或“家家”，则是那张边角磨损、字迹洇开的家书，上面有独一无二的指纹与泪痕。

　　在那首《嘎嘎的挑绣》里，我最终还是坚持了最初的写法。我在歌词里写道：

嘎嘎的挑绣

煤油灯盏晃啊晃，

照见嘎嘎指头僵。

小脚挪到门头坐，

竹绷子扯紧月光长。

“儿娃子莫挨绣花布，

这匹锦鲤要过江，”

针尖挑起晨雾散，

阴湾石板响叮当。

绣得那

蝴蝶歇在围腰上，

喜鹊落在枕头旁。

八个娃子排排长，

线头扯得岁月响。

哎呀呀，我的嘎嘎啊，

黑布白线藏太阳。

嘎公挑担脚板壮，

换回米盐换不回晌。

她绣牡丹三层瓣，

灶火映红土坯墙。

姨妈趴膝数针脚：

“这只凤凰怎成双？”

“留个空儿等风起

飞到天上补月光。”

绣得那

三月菜花染手黄，

七月莲蓬低头香。

城里来人带玻璃框，

她说“莫遮我老花样”。

哎呀呀，我的嘎嘎啊，

针鼻穿走四十年光。

如今我摸荞麦枕，

凸凹起伏似山岗。

神仙还在布里睡，

棉布泛出秋草黄。

幺幺灯下眯眼笑：

“这针‘挑雪’要失传”

忽然风吹银发乱：

“你嘎嘎嫌我手似桨！”

阴湾的雨轻轻淌，

老屋檐水滴石响。

绣花人成画中影，

唯有牡丹还在放，

在省美术馆白墙上，

开成一朵不谢的香。

这里不能用“家家”。因为我要记录的，不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是那根连缀着我与她的、具体的线。那个在挑绣时轻哼无词歌谣的老人，对我而言，只能是，也永远是“嘎嘎”。

　　在这个语言日益趋同的时代，那些看似“土气”的方言词，像“嘎嘎”与“家家”，是我们与故土、与往昔最后的密码。它们是一些小小的、坚硬的琥珀，封存着一段光线、一种气味、一份再也无法复刻的爱。当我们说出它，便不仅在呼唤一个亲人，更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源头的确认与朝圣。因此，让“嘎嘎”继续在山野回响，也让“家家”在童谣里轻摇吧。它们是我们乡音谱系里，两颗温柔的双子星，共同照亮着我们回望来时路的目光。而我，将带着我的“嘎嘎”，和我生命之初的全部星光，继续在人世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