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养母家的那些日子

霜泉

　　养母是我的亲姨妈，我们之间并无正式的收养文书，只有血缘织就的牵绊。

两岁那年，父亲猝然离世。家里兄妹六人，唯有大姐出了阁。大哥刚满二十，新婚不久。四十出头的母亲，拖着这一大家子。于是，好心的亲友们便有了“善意”的筹谋——把我与小姐送人，以卸下这生存的重轭。母亲拼力保住了小姐，而我，则被送到了姨妈家，顶了“养子”的名份。

　　姨妈这辈子，苦。据说怀过十三胎，一个也没能留住，最大的，也不过挨到四五岁光景。她牵住我时，手在颤抖，那颤抖不是喜悦，是某种深井里泛起的、连她自己也不懂的涟漪。我的到来，对两个家庭，似乎都成了“两全”的安排。

姨妈家离我家不过二三十里，中间隔着一片苍茫的湖区。大人们说那地方叫白马桥，我却从未见过桥的影子。后来才知晓，那里的确曾有过一座桥，是明代一位尚书为故乡所建。桥早已湮没在岁月里，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地名，像一道褪了色的符。

　　我去时，姨父还在。他又瘦又高，一副旧年画里那种端肃脸谱，留着清髯。听说读过私塾，为人处事便讲究一种老派的章法。出门或见客，衣衫总是一丝不苟；平日在家，却是长久的沉默寡言。那种沉默是有重量的，压得我不敢靠近。我怯怯地望他，他严肃地看我，中间隔着无声的鸿沟。

　　在当地，姨妈家算得殷实。三间敞亮的瓦房，檐下青石板台阶被岁月磨出了温润的光。屋里不用砖墙隔断，而是立着粗实的原木柱子，柱间嵌进厚厚的木板，叫作“古壁”。这“古壁”几乎不隔音，一点动静便在屋里嗡然回荡。初来时我觉得新奇，小手总忍不住这里摸摸，那里敲敲。有一回，弄了把小锤轻轻敲打，那声音沉沉的、悠悠的，竟有几分好听。正自得其乐，姨父的脚步声已急急逼近。一声威严的呵斥，如冰水浇头，我惊惶地缩进门角，连哭都不敢，只睁大了眼看他。那是我在这个家领受的第一次威严。

　　自此，我便被一道无形的栅栏圈住了。堂屋东北角，摆着一把巨大的“圈椅”，是用野草和棕丝编成的，笨重得从未挪动过，样子有点像如今的沙发。姨父立下规矩：我每日只许在这“圈椅”里玩儿。从第二天起，姨父便用眼神将它圈定为我的国土。他并不常说“不许”，只需将眼皮微微一垂，目光像一片薄刃划过空气，我便知道，我又越界了，必须立马默默爬回那方固定的囚笼。日子久了，我一见那圈椅，胃里便泛起一阵冰冷的恶心与不适。

　　姨妈家是真正的单门独户，没有邻舍。屋子东侧紧挨着一条大堤，堤身比屋顶还高。我终日坐在圈椅里，眼中唯一的风景，便是堤坡上一排高大而沉默的柳树。春芽，夏叶，秋黄，冬枯，都一格一格，次第映在我空洞的眼里。我便日日数鸟。喜鹊多是成双成对的，黑白的羽翼掠过时，带着人间的喜气。

　　八哥则不同，常成群地聚在柳梢，吵嚷，厮打，热闹得没心没肺。我便蹲在圈椅里，遥遥地、默默地替它们呐喊助威。它们把巢筑在高高的枝桠间，有时一棵树上竟有好几个，甚至上下相叠，像人住的小楼。那时我常想，若能变成八哥多好。哪怕只一天，从这圈椅里扑棱棱飞出去，翅膀切开风，飞到云的尽头去。

　　因着家境殷实，我常吃到些从未见过的零食：冰糖、雪枣、银片糕、金桔，甚至党参、阿胶。姨妈每天给我一点点，我总是不知滋味便囫囵吞下。她总是怔怔看着我，轻声说：“慢点吃，慢点吃。”那眼神里有种复杂的茫然，仿佛看着一只永远喂不熟的小兽。

　　吃饭是桩困惑而煎熬的事。碗碟小巧精致，一碗饭不足二两，我几口便扒完，他们却一粒粒数着吃，也从不再添。我觉得远没吃饱，攥着空碗望锅，锅里也早已空了。菜总有四五样，却样样只够蜻蜓点水一筷子。多是腌腊，肉丁切得细细的，和萝卜丁烩了又烩，成了黑乎乎的一团，有时吃到嘴里已有些麻口，他们仍日日热了端上。记得有一回，我家的兄妹、姐夫一大家子来做客，面对满桌的“丰盛”，却无人敢下第二筷——每碟都浅得见底。锅里的饭，更是只够每人小半碗。散时，小姐夫悄悄对姨妈说：“下回我们来，您先多煮两锅饭哈。”姨妈脸上讪讪的，等人走了，才低声嘀咕：“天爷！他们怎地这样能吃？”

　　我最鲜活的，是姨父姨妈出门的时候。或是上胡厂街上采买，或是到亲戚家去吃酒。他们从不背我去，只将我圈锁在家，破例多给些零食，再三叮嘱：“莫出去，外头有‘捉娃佬’。”等脚步声彻底消失在堤坝那头，我便踩上小板凳，够着门闩，用力一拉——“吱呀”，世界豁然洞开。

天光倾泻而下，蓝得让人心慌。堤坝上的野草顶着各色小花，紫的、黄的、白的，在风里颤巍巍地笑。蜜蜂嗡嗡，像在哼一首只有自己懂的歌。我一次次冲上堤坝，又疯跑下来，泥土沾满裤腿，汗水把额发粘成一绺一绺。风穿过胸腔，把圈椅里积攒的沉闷一扫而空。我大口呼吸，仿佛第一次学会喘气。

　　估摸他们快回了，才慌起来：这一身狼藉如何交代？正急时，看见不远处一堆细枝——是风刮落的喜鹊窝。我灵机一动，一趟趟将枝条搬回，堆满了门外的凹弯处。他们回来，果然惊住了，不敢相信我能做这“大事”。责备里掺进了一丝疼惜，姨父竟破天荒亲自替我洗了次澡。那温水流过头发的感觉，我记了很多年。

　　可第二次“壮举”，就没这般好运了。同样他们出门，我疯跑几趟后，目光落在了屋檐下的流水沟。青石板搭成的“小桥”两侧，积着污黑的泥浆，实在碍眼。我觉着，得清理它。

找来搪瓷碗和脸盆，将污水一碗碗舀起，端到远处菜地倒掉。一趟又一趟，水渐渐清除了。我觉得还不够，又寻来小铲，将底下发黑的陈泥一铲铲挖出，直到露出新鲜的黄土。我站在那个自己挖出的小坑边，心里满是骄傲，等着嘉许。

　　他们回来了，再一次站定，沉默。我期盼地抬头，却听见姨父喉间滚出低沉的一句：“害人啦！”我懵了，茫然地看向姨妈。她没有解释，只默默拉我进屋洗澡。等我出来时，看见姨父正一筐筐挑来新土，填进那个坑里，然后用大木槌，一下，一下，用力夯实。那闷响，像捶在了我的心口上。

　　后来，姨妈摸着我的头，轻声叹：“娃，小孩子家，莫自作主张。”于是，我愈发像只猫，踮着脚在这个空旷的屋里移动，最终，仍回到那把圈椅上。那里，才是被允许的、我的全部疆域。圈椅的藤条印进了我的骨头，我习惯了它的弧度，它的气息，它赋予我的、看向世界的唯一角度。柳树绿了又黄，八哥来了又走。圈椅里的孩子，数完了童年。

　　六年多的光阴，堤上的柳叶，落了又生，生了又落。我似乎在巴望着发生点什么。突然有一天，姨父姨妈家里因遗产继承问题，与姨父的侄子们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这风波传到了母亲耳中。母亲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拽着我的手，将我接回了家。那天，我高兴得像只撒欢的小鹿，知道母亲终究没有抛弃我，一路蹦蹦跳跳，回到了那个虽然贫穷却充满自由的家。

　　而身后，那栋青石为阶、古壁为墙的瓦房，堤上岁岁枯荣的柳树，以及圈椅中那个数着鸟雀的、小小的影子，都渐渐沉入湖区薄暮的月色里，静默如一声无人听见的叹息。

这段童年往事，如一幅褪色的水墨画，勾勒出姨父的严肃与古板，姨妈的无奈与隐忍，以及我幼小心灵深处，那份挥之不去的孤独与寂寞。那些被圈禁的时光，那些堤坝上的野花与飞鸟，都成了我生命底色中，最深沉也最复杂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