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西门口卖桃子的卯卯

彭堡岁月

那段日子，热是记得最清楚的。固原的夏天，太阳把西门口的水泥地烤出一层晃眼的白光，热气从地面蒸上来，熏得人眼睛发花。我跟着晓军哥，心里揣着一个挺美的梦：找个体面又轻松的活。卖桃子，听起来多好——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守着摊子算算账，不就是当个小老板么？

我们那辆三轮车，漆皮剥落得斑斑驳驳，骑起来吱呀呀响，像是随时要散架。一杆老秤，秤砣乌沉沉的。桃子是从大市场趸来的，堆在车斗里，像一座毛茸茸、泛着红晕的小山。我把它们一个个码在转盘边的阴凉下，心里头已经开始噼里啪啦地算账：一天不说多，赚个三十四块，一个暑假下来……

美梦在第七天就蔫了，跟那些最先坏掉的桃子一样。

新鲜的桃子是要卖钱的，一个都舍不得吃。坏的呢，今天磕碰一点，明天软了一角，就得赶紧吃掉，不然连这点本钱都亏了。于是顿顿都是坏桃子。削去溃烂的部分，剩下的果肉带着一股发酵前的、令人不快的甜腻。我望着摊上那些饱满、红润、绒毛上仿佛还挂着清晨露水的新桃，喉咙里干得发紧。它们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远。那一瞬间，我好像第一次模模糊糊地懂了，什么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而我们，是靠摊吃摊——吃摊上最不堪的部分。

最难熬的是晚上。摊不能离人，我就裹件旧衣服，蜷在三轮车旁边的马路牙子上睡。水泥地还带着白天的余温，硌得骨头生疼。半夜里，远远传来踉跄的脚步声和含糊的醉话，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几个摇摇晃晃的影子压过来，满身酒气，话也不说，用脚踢着车轱辘。“拿几个桃儿吃！”其中一个喷着唾沫星子喊。我吓得魂飞魄散，哪里敢说个“不”字，眼睁睁看着他们胡乱抓走一堆最好的，扬长而去。黑暗里，我只听见自己擂鼓一样的心跳，和那被扯破的、关于“体面”的幻梦。

白天也有白天的窘。远远看见熟人走过来，下意识地就想躲，要么赶紧背过身去假装整理桃子，要么把头埋得很低。躲什么呢？自己也说不清。也许是怕那身洗得发白的旧汗衫，也许是怕被问起“大学生怎么也卖上桃子了”，也许是怕自己脸上那层薄薄的、还没晒透的学生气，在这尘土飞扬的市井里，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又那么脆弱可笑。

唯一一点带着暖意的记忆，是郭亚萍家那个小小的拉面馆。就在西门口附近，飘出的牛肉汤香气，能勾住整条街的魂。我时常厚着脸皮去，不要面，只要一碗清汤。端着那碗滚烫的、浮着几点油星和葱花的汤回来，把干硬的馍馍掰碎了泡进去，那就是一天里最扎实、最温暖的慰藉了。汤的热气扑在脸上，模糊了眼前奔波的辛苦和未来的迷茫。

打击来得毫无征兆。有一天生意格外好，早早卖了十块钱的桃子。心里正有点轻快，一个看着挺和气的大叔递过来一张一百块的票子。那纸钞在我汗湿的手里显得那么挺括，那么真实。我找出去九张十块的，心里还美滋滋的。等闲下来，对着光仔细一看，脑袋“嗡”的一声——那领袖头像的纹理，不对劲。我像被扔进了冰窟窿，浑身发冷，又跑到隔壁摊借了别人的真钱反复比对，手指抖得几乎拿不住。假钱。那张轻飘飘的绿纸，一下子压垮了我所有的盘算。

那天傍晚，我推着空了许多的三轮车，在渐渐暗下来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走。心里翻来覆去地责骂自己：怎么就那么笨？为什么不多摸一摸，多看一看？骂着骂着，眼泪就毫无预兆地涌上来。我想起在工地上搬砖，一天晒得脱皮，工头递过来的十二块钱，每一张都浸着汗水，绝不会假。可我哪里见过一百块的真样子呢？我的生活里，最大的票面不过是十元。那张假币，它骗走的不仅是九十块钱，更像是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在我对这个世界天真而贫瘠的认知上。

亏空还不止这一处。总重一百斤的桃子，卖到最后，怎么算都差十来斤。起初我疑心是上家坑了我，缺斤短两。后来有一次，旁边的“同行”摆弄那杆秤，我才无意间瞥见，秤杆的某个关节里，藏着一点点吸铁石。怪不得，怪不得我永远“算不准”。它偷偷地、无声无息地，在每一次称重时，啃噬着我的分量，也啃噬着我最初那点关于公平交易的、书本式的想象。

那个暑假结束的时候，我黑瘦了许多，也沉默了许多。三轮车还了，老秤也不知所踪。但我好像把另一些东西永久地留在了西门口那个燥热的转盘边：那里有生活最粗粝的质地，有梦想跌落在地的闷响，有一百元假钞冰凉的触感，也有拉面汤混着汗水的、真实的咸。

许多年后，当我终于能从容地辨认钞票的真伪，能在超市里随意挑选新鲜水果时，我总会想起那个守着桃摊、顿顿吃坏桃子的少年。他咽下的，是生活最初的涩，而这涩味的回甘，要很久以后才能尝到。那是一份关于重量的教育——不仅是货物的重量，更是生存的重量、人心的重量，以及一个少年，在认清这些重量之后，依然想把自己托起的那份沉甸甸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