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入梦，青春渡江

林林总总

作者昵称：林林总总

美篇号:12957839

图片:傅工拍摄➕网络

那艘游轮的名字我已经忘了，只是通过泛黄的照片上，依稀记得船身白得像初冬落在夔门上的第一层薄霜。2001年，长江水还带着暮春的凉意，从宜昌上船时，天色是青灰色的，江面有雾，远处的山影在雾气里浮沉。

傅老在船舷边站得笔直，已近古稀之年的人了，背脊仍如他参与设计过的炼油塔一样挺立。他的妻子——我们叫她傅姨——正细心替他理了理被江风吹乱的银发。我那时二十八岁，站在他们身后半步的位置，手里拿着这次出差要用的文件袋，袋角已经被我捏出了细密的褶皱。

“小林，来。”傅老没有回头，声音混在江风里，“你看那山。”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雾正在散，山形逐渐清晰——不是一座，是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山，从江两岸拔地而起，直插进低垂的云层里。江面在此陡然收束，水流变得湍急，白色的浪头拍打着黝黑的岩壁。

“这就是夔门。”傅老说，他的声音里有种地质勘探员辨认岩层时的笃定，“郦道元写‘两岸连山，略无阙处’，李白写‘两岸猿声啼不住’。但文字终究是文字，你得站在这里，才知道什么叫‘万重山’。”

船缓缓驶入峡口。巨大的岩壁仿佛随时要倾倒下来，岩缝里顽强地长着几株矮树，虬曲的根系紧紧抓着岩石，叶子在风里颤动如蝶翅。我忽然想起三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春天，我趴在同学家的玻璃茶几上写小说。茶几太矮，我得佝偂着背，写久了，抬起头时颈椎会发出轻微的“咔”声。那时窗外是豫北小城灰蒙蒙的天空，没有山，只有密密的楼。

1997年，世纪之交的钟声似乎还在耳畔，我的世界却已经塌陷过一次了。

或是骨子里的一点文人的清高傲气，也或是狂躁动不羁爱自由，不习惯八小时禁锢，更是受不了领导吆五喝六的军阀做派，于是便萌生发了辞职自己创业的想法。从体制内离开时，很多人说我傻。二十三岁，科级待遇，在很多人看来是坦途的开始。但我忘不了那个清晨——单位一把手把会议纪要摔在地上，纸页散落如被惊起的白鸽。“妈的！我说了算！”他指着副手的鼻子，颈侧的青筋跳动，“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知道讲道理！战场上子弹跟你讲道理吗？”

我是办公室里唯一站起来去捡那些纸的人。蹲下身时，我看见单位副手藏在镜片后的眼睛——那里面有疲惫、有屈辱，还有一种更深的东西：认命。那一刻我知道，我留不下了。不是不能，是不愿。我的好友、在宣传部工作的老李正在筹备办理民办教育，电话里的声音充满年轻的激情：“教育是未来的事，比在文件堆里养老强！”

我们真的年轻。租校舍、印教材、招学生，把所有的积蓄和借来的钱都投进去，像两个相信能用竹篮打水的人。失败来得很快——那个冬天，最后一批学生安置转学离开后，我和老李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看着墙上的世界地图。暖气停了，呵出的白气在昏暗的灯光里上升、消散。

“还写小说吗？”老李忽然问。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创业这一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计算成本和利润，那部大学时期开了头的《大商人》手稿，一直压在行李箱最底层。

寄居在银行工作的同学家那半年，是我人生的最低处。同学从单位拿回几沓稿纸，内页有淡淡的横线。“写吧，”他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没有书桌，玻璃茶几成了我的天地。白天同学去上班去，我就在那片狭小的反光面上构筑另一个世界——长白山的雪地野人，伴着一对虎鹿，邂逅女主角，互相成全，并且阴差阳错，与两个女人双向奔赴一世情缘，到为爱殉葬，又励志成为一个大商人。咖啡是同学从办公室带来的速溶包装，它却成了我的提神醒脑良药，在那些昼夜颠倒的日子：头发大把大把落在稿纸上，窗外的天由黑转灰再转成鱼肚白，故事里的人物却越来越鲜活。

一百万字写完时是初春。我抱着厚厚一摞打印稿去邮局寄给出版社，回来的路上在街边吃了一碗面。面汤很烫，热气蒙住了眼，擦拭时，忽然泪流满面——不是悲伤，是一种奇怪的虚脱：好像我把一部分灵魂留在了那些纸页上，而剩下的部分，还不知道该如何在真实的世界里行走。

文学梦想支撑不了沉重的生活，人生还要继续。和爱人子卿摆摊卖小饰品是在那年夏天。我们支起遮阳伞，把发卡、手链摆在地摊上勉强度日。

就这样，我一边摆摊，一边创作，生活依旧一地鸡毛，窘迫不已。但是，却因间不断爬格子，却也被省市媒体关注，被誉为中国“地摊作家”。也算不痛不痒的有了点名气。

就是那个下午，高总的车停在我们的摊位前。他从后座下来，白衬衫的袖子挽到小臂，看了一眼我们还没来得及收起的架子。“创业？”他问，声音不高，带着一种久居上位者特有的平静。

后来我知道，他是从中国四大油田之一调过来的领导，主持中石化重点项目。

“我看了你的小说。”高总说，手指着我端在手里的《大商人》这本书的封面，“虽然写的是和我同龄的年代，但里面有现在很多人缺少的东西——韧劲。失败不要紧，要紧的是还能不能站起来。”

“小伙子，跟我干吧，去企业体验一下生活，对你以后的发展有好处！”他不容置疑的说。

面试那天，在他的办公室，我看见墙上挂着一张黑白照片：一群年轻人站在荒原上，身后是初具轮廓的钻井架，风吹起他们的衣角，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一种天真的、相信未来的神情。

顺理成章，他留我做秘书兼办公室副主任。那几年，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突然被抛进大海：跟着他谈判、下工地、写方案、处理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做事确如传闻中雷厉风行，但也有细腻的时候——一次陪他去视察，路过工人宿舍区，他忽然停下，指着晾晒在铁丝上的一件小孩棉袄：“袖口破了，让后勤统计一下，家属区有多少学龄前儿童，统一采购一批冬衣。”

傅老是高总的大学同学，抚顺炼油厂的总工，临近退休，被高总“抓”来任总工程师。第一次见面，他握着我的手摇了摇：“小伙子，听说你写过一百万字？了不起。我搞了一辈子化工，最大的作品就是那些反应塔——它们不会说话，但日夜不停地工作。”

这次来重庆对接新项目，高总特意安排：“小林陪傅老去。他年纪大了，夫人不放心，要跟着。你年轻，路上多照应。”结果上了船，却是傅老和傅姨处处照顾我。

“快看！”傅姨举着相机喊。

船正经过巫峡。阳光奇迹般地穿透云层，照在神女峰上。那座孤立的山峰真的像一位女子，衣袂飘飘地站在群山之巅，守望了千万年。江水在她脚下拐了一个温柔的弯，波光粼粼，如铺了一河碎金。

“宋玉写《神女赋》，说‘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大概就是这样了。”傅老不知何时走到了我身边，“但你知道吗？建葛洲坝的时候，水文队在这里勘测，有个年轻的技术员天天对着神女峰画画。别人笑他，他说：‘她在看长江看了几万年，我画她，是想记住她看江的样子。’”

“后来呢？”

“后来大坝建成了，水位上升，神女峰矮了一截——但还在那里。”傅老望着远山，“有些东西，时间和大水都带不走。”

傅姨给我们拍照。她让傅老站中间，我和他们夫妇并肩而立。“靠近些，笑一笑！”快门按下的瞬间，江风吹起了我的衬衫下摆。那张照片后来一直放在我的办公桌上：傅老穿着浅灰色的夹克，笑容温和；傅嫂挽着他的手臂，眼里有光；而我，二十八岁的我，头发被风吹乱，笑容里有一种刚刚从漫长隧道里走出来的、略带恍惚的明亮。

船过瞿塘峡时，我们都上了甲板。这里的山势最险，岩壁几乎是垂直的，赭红色的岩层在阳光下像烧红的铁。崖壁上隐约可见古栈道的凿孔，小小的方形孔洞，一个接一个消失在视线尽头。

“那些孔里，原来插着木头，铺上板子就是路。”傅老说，“拉纤的人，就在那样的路上，把船一寸一寸拉过急流。腰弯得几乎贴地，号子声能传出几里远。”

我想起我的祖父。抗战时期，他是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干部，曾去重庆秘密工作，也是坐船去重庆，他是被纤夫拉着过得这里。他曾说纤夫肩上有永远消不掉的茧，是纤绳磨出来的。“长江上的纤夫，看着江，其实看不见远方。他们只看眼前这三尺的岩，下一步要踩的木板。但船就这么被他们拉过了三峡，拉出了四川。”

傅老拍拍我的肩：“你创业失败那会儿，是不是也觉得眼前只有那‘三尺岩’？”

我怔住了。他怎么会知道？

“老高跟我聊过你。”他微笑，“他说你这孩子，有股劲儿——不是蛮劲，是知道自己要什么，摔倒了拍拍土继续走的劲儿。这就像拉纤，低头看路，但心里知道船要去哪里。”

那天傍晚，船停靠白帝城。我们拾级而上，石板路被千年的脚步磨得光滑。托孤堂里，刘备的塑像端坐，诸葛亮躬身而立，那种沉重的嘱托仿佛还悬在空气中。傅老在“白帝城”的石碑前站了很久，暮色给他的白发镀上淡金。

“我六十五岁退休，以为这一辈子就这样了。”回去的船上，他忽然开口，“炼油厂交出去了，每天养花遛鸟。直到老高来找我，说国家有个新项目，需要人。我老伴儿反对，说我该享清福了。”

傅姨在欣赏风景，闻言转头笑了：“后来是谁天天看项目资料看到半夜？”

“因为忽然觉得，还能做点事。”傅老看着江面，夜色中的长江像一条墨色的绸带，蜿蜒向西，“就像这江水，你看它好像只是流，但它发电、灌溉、通航……它一直在做事。人呢，活一辈子，总得留下点什么。不一定多大，但得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那晚我失眠了。靠在船舷上，看两岸山影如巨兽的脊背起伏。江风很凉，带着水腥味和远处山林的气息。我想起很多事：单位会议室摔落的文件、学校里空荡的教室、咖啡粉末扬起的细尘、珍珠耳环滚进下水道的光泽、高总办公室墙上的黑白照片……它们像江上的航标灯，明明灭灭，却连成了一条路。

而此刻，我在这条大江上，在亿万年前造山运动崛起的群峰之间，在千年诗文吟咏过的月光之下。人生何其渺小，就像这江上的一片落叶；人生又何其辽阔，因为这江水终将入海，而群山永远站在那里，看一代又一代的人从它们面前经过。

最后一天过三峡大坝。那是2001年，大坝尚未完全竣工，但雏形已现。巨大的混凝土结构横亘在江上，像一道现代的长城。船过五级船闸，我们站在甲板上，看着水位一米一米下降，闸门缓缓打开，前方又是开阔的江面。

傅老全程很少说话，只是专注地看着每一个环节。直到船驶出最后一道闸门，他才轻声说：“我参与过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炼油厂的建设。那时我们什么都没有，苏联专家撤走了，图纸都带走了。我们就自己算，白天黑夜地算。第一个反应塔立起来那天，很多人哭了。”

他转过身看着我：“小林，老高要把新项目交给你。他跟我说：‘这孩子行，摔打过了，心定。’”江风很大，把他的声音吹得有些断续，“我现在也想跟你说：你行。不是因为你现在懂得多少，是因为你经历过失败，却还在往前走。这就像长江，九曲十八弯，但它永远向东。”

船抵重庆是午后。朝天门码头台阶漫长，傅老坚持自己走。傅嫂挽着他一边，我在另一边，我们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走。回头望去，长江与嘉陵江在此汇合，一浊一清，泾渭分明却又融为一体，浩荡东去。

谈好业务，我要去深圳出差，他们先回去，在机场分别时，傅老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小林，记住这三峡。山有山的位置，水有水的路，但最后，山河总在一处。”

飞机上，我翻看傅姨拍的照片。有一张是我独自站在船头，身后是正在经过的瞿塘峡，山色如铁，江天一色。那时我在想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但照片上的年轻人，眼神里有种东西——不是单纯的憧憬，也不是沧桑，而是一种终于找到坐标的平静：知道自己从何处来，要往何处去。

几年后，当我带领团队完成那个防护蜡项目，站在投产典礼的舞台上，聚光灯打下来的瞬间，我忽然又看见了那片江。不是用眼睛，是用记忆——夔门的险峻、巫山的云雾、西陵峡的滩声，以及傅老在暮色中挺直的背影。

山河无言，但它见证。见证纤夫的号子如何变成轮船的汽笛，见证古栈道的凿孔如何延伸成高速公路的隧道，也见证一个个平凡的人，如何在各自的江段上，拉紧生命的纤绳，把属于他们的船，拉过激流，拉向开阔的远方。

而每一次当我在人生的峡口徘徊时，总会想起2001年春天的那次航行。想起傅老说的：“山有山的位置，水有水的路。”而我，我们，每一个在时代江流中航行的人，也该找到自己的位置，走好自己的路——就像长江穿过三峡，千回百转，却从未忘记大海的方向。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高总傅老都已隐退多年，而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但当美篇的邀请出现在眼前，那些江上的日子忽然全部苏醒——原来有些旅程从未结束，它只是沉淀在生命里，等待一个契机，重新成为照耀前路的光。

如果我能有机会再游三峡，我想带着爱人同去。我想指给她看，哪段江面我曾与两位老人并肩而立，哪座山峰曾收留过我二十八岁的迷茫与憧憬。我想在同样的位置上拍一张照片：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与一对老人，而是两个共度岁月的人，与永远年轻的山河。

因为世界很大，而我们应该先看三峡——看自然的奇迹如何塑造风景，看人类的文明如何回应山河，看每一个平凡生命如何在伟大的背景上，找到自己微小而确凿的意义。

那艘游轮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但我记得长江，记得三峡，记得那个春天，江风如何吹开一个年轻人紧皱的眉头，而群山如何以亿万年的沉默，告诉他：向前走，江阔山长，此去皆是通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