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回望——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下）

徐梅影

　　挫败感在寂静的深夜里发酵。我反复翻阅那本字典，指尖停在那个错读的拼音上，羞愧沉如石坠。如果我能更严谨一点，如果我能在上台前查一查字典……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几日的煎熬，我终明白：逃避只会让阴影更长。错已铸成，唯有直面。我决意登门，向张老师“请罪”。

寒风穿巷，步履沉重，但每一步，都带着坚定。

张老师是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分院的一代中坚，那是一群被时代耽误后又拼命追赶的人。他已年近不惑，眼神中透着一种洞察世事的温和。

我立于门前，他开门时神情安然，仿佛早已等候，那一眼，竟化了我满心局促。

在那个窄小却堆满书籍的房间里，我向他敞开了心扉。我不再讲那些教案上的条条框框，而是讲起了我的过往。

我讲起我那位旧时在私塾教书的爷爷，从《三字经》和《增广贤文》开始的文学启蒙，讲爷爷那竖着排版，从右到左，繁体字满篇的黄色书叶的破旧；

讲起我年少时因为无书可看，只能偷偷躲在角落里，把叔叔舅舅们珍藏的文学书籍翻个底朝天。

　　我告诉他，因为书荒，我曾把《红楼梦》里的判词背得滚瓜烂熟；我告诉他，我高考语文拿了80分，这在当年即使在中文系也是尖子生。

我更坦陈了自己在大学期间，为了听一节中文系的赏析课，不惜翘掉专业课的“劣迹”。

我说这些，并非夸耀，只是想告诉他：文学是我的骨血，是我从未断绝过的热爱。

同时，我也郑重地对那个“读错字”的行为进行了反省。那是我对文字敬畏心的缺失，是我学术严谨度的短板。

张老师听完，沉默了许久后，终于露出了笑意。他说：“其实，我早已认可你。你的文学素养很不错，更难得的是你有独特的思考。但我一直在等你，在等你的一个态度。如果你因为一个错误就退缩了、放弃了，或者对此满不在乎，那我绝对不敢用你。教学，教的是书，育的是人，首先得有正视错误的诚意。”

一次勇敢的“复核”，一次诚恳的敲门，竟成了我叩开北京教育界大门的钥匙。命运的转折，常藏于最狼狈的时刻。

　　入职后，张老师给了我极大的教学创意空间。我们约定：中专生不再面临高考压力，语文课该脱离枯燥的题海，通向文学审美。他支持我开设“文学作品欣赏”课，选题自定，课堂由我主导。

那是古典文学回响的黄金时代。《西游记》试播，万人空巷，《红楼梦》选角，举国热议。

我顺势而为，把语文课变成了文学剧场。

在《红楼梦》赏析课上，我凭借儿时的功底，现场给同学们表演“点钗背词”，那些华美的判词在课堂上流转，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

在《水浒传》赏析中，我设计了“108将绰号大比拼”的游戏，让枯燥的人物关系变得鲜活生动；

讲《西游记》时，我把心理学的性格分析融入其中，剖析师徒四人的心路历程，将神话照进现实；

最疯狂的一次，是讲《三国演义》，我直接扛了一张特大号中国地图走进教室，在地图上带着同学们指点三国江山。地理老师路过时，开玩笑说：“徐老师，你这架势是要抢我的饭碗啊！”

我的课堂成了学校的一景。原本两班合上，竟吸引了众多老师搬着板凳坐在后排旁听。讲台上下，共赴一场精神盛宴。琐碎生活被遗忘，唯有文字的光在流转。校园悄然掀起重读四大名著的热潮。

而张老师，总是静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目光温厚如初阳。在那段充满挑战的日子里，他的存在就是我最坚实的底气，最温暖的守望。

可惜，这段美好的时光仅维持了一个学期。因为原单位的变动，我不得不暂时返回。离别那天，张老师轻声对我说：“你随时可以回来。”

　　一年后，我留职停薪重返北京，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北漂”。

凭借着在一轻校积累的口碑和华东师大的光环，我的求职路变得异常顺遂。

那几年，正值《国家义务教育法》颁布，全国教师亟需心理学、教育学与教学法大培训，我的专业和教学经历迎合了这波培训大浪潮。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穿梭在北京各区的教师进修学校，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忙并快乐着”，也因此赚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块金砖”。

后来，我调入了林业管理干部学院，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由于太忙，也由于对一轻校那份“未能践约”的愧疚，我始终未敢回去探望。但那段岁月，早已如墨入水，浸透我生命的底色。

我常常在想，若当年张老师未主动留地址，若我没有在那次挫败后鼓足勇气登门，我的人生轨迹会是如何呢？

命运航向，常悬于几瞬间的抉择。很多时候，击倒我们的往往不是错误，而是对错误的逃避；成就我们的也不是坦途，而是逆境中那份倔强的争取。

那一次寒风中寻找张老师的经历，教会我一个朴素而坚实的道理：诚意与热忱，永远是敲开机会大门最坚硬的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