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西湖的墙头》

彭堡岁月

1999年，小西湖的墙头

锅炉房的值班室只有六平方米。

一张掉漆的木头桌子占去了大半空间，那是我和利东的“床”。夏天夜晚，我们把水泥袋拆开铺在桌面上，躺上去时，纸板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没有枕头，就把工作服卷起来垫在头下。透过破碎的玻璃窗，能看见农牧局家属院里那棵老槐树黑黢黢的轮廓。

那年我十九岁，跟着黑城来的赵建强在固原西门口干活。他是工头，我们叫他“赵师”，手底下带着六个像我这样的“小工子”。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拌水泥、搬砖头、搭脚手架，一天挣十二块钱。

清晨的油饼香

固原城的清晨是从一声吆喝开始的。

“油饼——镜糕——”

声音苍老而悠长，像从很远的地方飘来，却又清晰得仿佛就在耳边。那是个推着三轮车的老汉，每天五点半准时出现在农牧局家属院门口。车上架着油锅，炭火烧得正旺，油饼在锅里翻滚，膨胀成金黄色的圆圈；旁边的蒸笼冒着热气，镜糕的甜香混着油香，在晨雾里弥漫开来。

我和吴利东总是同时醒来。

我们趴在窗户上，看着买早餐的人们排起小队。穿西装的男人，拎着菜篮的女人，背书包的学生——他们掏出五毛或一块钱，接过用报纸包着的油饼，边走边吃。那热腾腾的白气在清冷的空气里格外醒目。

“你说，油饼是啥味儿？”利东咽了口唾沫。

“应该是甜的，”我猜，“你看他们吃得多香。”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那是“城里人的早餐”，和我们无关。我们的早餐在墙角的布袋里——母亲烙的锅盔馍馍，硬得能砸核桃，就着自来水龙头灌几口凉水，就是一顿。

有时候运气好，馍馍里夹着母亲腌的咸菜疙瘩，那是难得的奢侈。我们小口小口地咬着，生怕吃得太快，漫长的上午会饿得发慌。

有一次，赵师看见我们干啃馍馍，摇摇头说：“娃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第二天，他把自己买的两个油饼分给我们。那是我第一次吃油饼——外皮酥脆，内里绵软，带着芝麻和红糖的香气，在舌尖化开时，我几乎要流泪。

“好吃不？”赵师问。

我说不出话，只是拼命点头。那一个油饼，我吃了整整十分钟，每一口都细细咀嚼，想让这滋味在嘴里停留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卖油饼的老汉姓马，回族，在西门卖了三十年早餐。他的油饼手艺是祖传的，连固原地委的领导都专门来买。可那时的我不知道这些，只知道每天清晨那声吆喝，是固原城苏醒的第一个信号，也是我们一天劳作的开始。

西门口的烂西红柿

中午十二点，工地上哨声一响，人们像潮水般散去。

有家的回家吃饭，没家的去街边小摊。我和利东径直走向西门口——那里有表哥尕娃的水果摊。

尕娃哥比我大八岁，已经在固原城里混了五年。他的摊子很简单，一块旧塑料布铺在地上，摆着当季最便宜的水果：青皮梨、小苹果，还有成堆的西红柿。有些西红柿已经烂了半边，流出黏稠的汁液，苍蝇嗡嗡地围着打转。

“又来了？”尕娃哥头也不抬，从烂西红柿堆里挑出几个还算完整的，“这些，五毛。”

我递过皱巴巴的五毛钱——那是前天晚上在工地捡废铁丝卖的钱。尕娃哥接过钱，突然又塞回两个更烂的西红柿：“拿去，反正也卖不掉。”

我知道他是故意的。这个表哥从小话不多，但心软。他十六岁就出来混，知道在城里讨生活的不易。

回到锅炉房，我和利东打来一桶自来水，把西红柿洗净。烂掉的部分用小刀挖掉，剩下完好的果肉红得透亮。我们蹲在墙角，把西红柿掰开，就着锅盔馍馍吃。

夏天的西红柿汁水饱满，酸甜的滋味在口腔里炸开，瞬间冲淡了馍馍的干硬。红色的汁液顺着手腕流下来，我们舍不得擦，就舔干净。有时候太酸，酸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但比起干啃馍馍，这已经是天堂。

“等我有钱了，”利东一边嚼一边说，“我要买一筐好西红柿，不，两筐，吃一个扔一个。”

我笑他做梦。但心里也偷偷想过：等发了工钱，一定要买一碗真正的西红柿鸡蛋面，要多多的鸡蛋，要多多的油泼辣子。

可工钱总是等不到发的那天。母亲托人捎信说弟弟要交学费，父亲的老寒腿又犯了需要买药，那点微薄的工钱，还没捂热就要寄回家。烂西红柿于是成了我们最忠诚的伙伴，用最低的价格，提供着最必需的维生素。

很多年后，我在大城市的超市里看到那些包装精美的“有机西红柿”，一个就要十几块钱。我买过，尝过，却再也吃不出那年夏天在西门口锅炉房旁的味道——那种混杂着生存艰辛、少年梦想和兄弟情谊的，复杂的味道。

小西湖的墙头

小西湖就在农牧局家属院隔壁。

那是一处真正的园林，有亭台楼阁，有小桥流水，有垂柳荷塘。门票两块钱——对我们来说，是半天的工钱，是二十个烂西红柿，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

但我们有我们的办法。

锅炉房后面有一段矮墙，墙那边就是小西湖。每天傍晚收工后，我和利东就爬上墙头——不是翻过去，我们不敢，只是趴在墙头上，看里面的风景。

夕阳西下时，小西湖最美。金色的余晖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九曲桥上游人三三两两，偶尔有穿裙子的姑娘走过，笑声像风铃一样清脆；湖心亭里有老人在下棋，旁边围着几个观战的；更远处，假山瀑布水声潺潺，溅起的水雾在光线下形成小小的彩虹。

“快看，有船！”利东突然压低声音。

真的，一条小船从柳荫深处划出来，船上坐着一家三口。孩子约莫七八岁，指着水里的鱼大呼小叫，母亲笑着把他搂在怀里，父亲慢慢地划着桨。他们的影子倒映在水里，随着波纹轻轻晃动，像一幅会动的画。

我们就那样趴着，一动不动，生怕惊动了这幅画。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小西湖里的灯一盏盏亮起，游人也渐渐散去。

“你说，住在里面是什么感觉？”利东问。

我想象不出来。对我来说，小西湖就像《红楼梦》里的大观园，是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有闲情逸致，有风花雪月，有我们不懂的雅致和从容。而我们，只是墙外的看客，隔着两块钱的门票，隔着无法逾越的阶级。

有一次下大雨，工地上没法干活。赵师破例放我们半天假。我和利东缩在锅炉房里，听着雨点敲打铁皮屋顶的声音。突然，利东说：“走，去看雨中的小西湖。”

我们冒着雨跑到墙边，爬上墙头。雨中的小西湖别有一番韵味：荷叶被打得东倒西歪，雨点在湖面激起无数涟漪，亭台楼阁在雨幕中若隐若现，像水墨画。整个园子空无一人，只有雨声，哗哗的，仿佛在诉说什么。

就在那时，我看见湖对岸的长廊下，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正在躲雨。她抱着书，望着湖面出神。雨丝在她面前织成帘幕，她的侧影安静而美好。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什么是“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写这首词时，大概也像我们一样，是某个繁华景象外的旁观者吧。只是他的“断肠人在天涯”，而我们的“断肠人在锅炉房”。

雨停了，女孩合上书走了。我和利东也跳下墙头，浑身湿透，却莫名地开心。那场雨，那个画面，成了1999年夏天最清晰的记忆之一。

锅炉房的夜晚

夜晚的锅炉房是安静的。

家属院的人们看完电视剧，陆续熄灯睡觉。只有我们值班室的灯泡还亮着——那是十五瓦的节能灯，光线昏黄，勉强能照亮桌面。

我和利东并排躺在桌子上，睡不着就聊天。

他告诉我，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不容易。

“等挣够了钱，你想干啥？”他问。

我想了半天：“我想在固原城里开个小卖部，把我爸妈接来，让他们也当城里人。”

他笑了：“那我要当你第一个顾客。”

窗外，固原城的灯火渐渐稀疏。远处火车站传来汽笛声，不知道是哪趟列车正在驶向远方。我们不再说话，各自想着心事。

有时候实在太饿，我们会爬起来，把白天没吃完的锅盔掰碎，泡在开水里，撒点盐，就是一碗“粥”。就着这碗粥，我们继续聊未来，聊梦想，聊那些遥远得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1999年的固原城，还没有那么多高楼。从我们的墙头望出去，能看见大半个西区。灯光星星点点，每一盏灯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段人生。而我们，像两只寄居在城缝隙里的虫子，用最卑微的方式，活着，看着，梦想着。

后来

秋天来临的时候，工程结束了。

赵师结了工钱，每个人多给了二十块，说是“奖金”。我和利东最后一次爬上小西湖的墙头，这次我们翻了过去——反正要走了，被抓住也无所谓。

我们在园子里走了一圈，真的走了一圈。看了假山，看了荷塘，看了九曲桥，还在湖心亭坐了十分钟。阳光很好，游人不多，一切都和我们想象中一样美，又不一样美——想象中的美是加了滤镜的，真实的美反而平淡。

出门时，看门的大爷叫住我们：“你们不是买票进来的吧？”

我们愣住，准备挨骂。大爷却摆摆手：“算了，看你们也不容易。以后想看了，就大大方方买票进来。”

那年八月，我们继续回彭堡中补习，他塞给我一包东西——打开看，是五个油饼，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

“早上排队买的，”他说，“路上吃。”

很多年过去了。

如今的固原城早已不是1999年的模样。西门改造了，农牧局家属院拆了，小西湖免费开放了，那个卖油饼的马老汉“退休了”，手艺传给了儿子。

我回去过几次，站在当年锅炉房的位置——现在是西湖苑。我试图寻找那段矮墙，却只看到整齐的绿化带和光滑的大理石地面。

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消失。

每当我在城市里看到建筑工地上那些年轻的面孔，看到他们蹲在路边吃简单的午餐，看到他们收工后望着繁华街景的眼神，我就会想起1999年的夏天，想起锅炉房的值班室，想起油饼的香气，想起烂西红柿的酸味，想起小西湖墙头上看到的夕阳。

那是我和一座城市的初恋——笨拙的，卑微的，却无比真挚的初恋。固原城用它粗糙的怀抱接纳了一个十九岁少年的迷茫与渴望，而那个少年，用整整一个夏天的仰望，在记忆深处建起了一座永远的小西湖。

如今我也成了“城里人”，吃得起任何早餐，去得起任何景点。可有时候清晨醒来，恍惚间还是会听见那声吆喝：

“油饼——镜糕——”

声音穿过二十年的时光，依然清晰，依然悠长。而我，依然是那个趴在窗户上的少年，眼睛亮亮的，望着一个正在醒来的世界，心里装着整个未来的天空。

只是现在我知道了：真正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那两块钱的门票，而是我们自己不敢翻越的墙头。而所有的远方，其实都始于一次勇敢的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