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返 青

岁月倾城

作者/岁月倾城 美编号73598086

晨光还未爬上灰秃秃的楼顶，李大柱就醒了。他侧耳听了听，窗外不再有重型卡车的轰鸣，只有几只麻雀在枯树枝上跳着。这寂静让他心里发慌。十三年了，他在这个城市盖了十三年的高楼大厦，如今躺在最后一栋的毛坯房里，水泥地上铺着薄薄一层泡沫垫，这就是他在城里最后的床。

大柱摸出手机，屏幕下角裂了个蛛网。微信群里，工头老张昨晚发了最后一条消息：“工程彻底停了，开发商跑路，大伙散了吧。”下面跟着一排排红色的叹号，像一地凝固的血。

他把最后半包方便面干嚼了，咸得舌头发麻。行李早就收拾好了：一个褪色的蓝布包，里面装着两件工服、三双磨破了底的胶鞋、一叠皱巴巴的出工单，还有一张全家福——照片上的儿子小虎才五岁，现在该是十八了，在老家读高中，成绩单上总是不及格。

工棚里陆续有人起床，没人说话。大家沉默地把铺盖卷成筒状，用塑料绳捆好。大柱看见对面床的老赵把半袋没吃完的大米小心地装进蛇皮袋，那米是他们从工地食堂“借”出来的，食堂也关门半个月了。

“大柱，你咋打算？”老赵哑着嗓子问。

“能咋打算，回呗。”大柱把泡沫垫卷起来，上面印着一个人形的汗渍，深浅不一，像是地图。

“回哪儿去？”老赵苦笑，“家里的地，早租给种粮大户了，一年一亩给三百，够干啥？”

大柱没接话。他知道老赵说得对。十年前他们离乡时，村里人还羡慕他们能出去“挣活泛钱”，现在回去，连自己的地都要不回来了。地少粮贱，一亩麦子挣不了几百块，农药化肥却一年贵过一年。

上午九点，最后一批人离开了工地。大柱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看那些水泥框架，像一副巨大的、被剥了皮的骨架。风吹过空荡荡的电梯井，发出呜呜的响声，像是谁在哭。

　　火车站人山人海。大柱挤在人群里，闻着汗味、泡面味和说不清的霉味。他买的是最便宜的硬座，要坐二十三个小时。车上，他遇见了同乡的王二狗。二狗在电子厂干了八年，厂子搬去东南亚了，他领了最后一个月工资——扣完社保，只剩两千二。

“社保还得自己接着交，不然前面白交了。”二狗掰着手指头算，“一年又要涨，快交不起了。可不敢断啊，断了以后养老咋办？”

大柱点点头，心里沉甸甸的。他这些年断断续续交着，像往一个无底洞里扔石子，听不见回响。

火车开动了，城市的高楼缓缓后退，渐渐变成一片灰色的剪影。大柱想起十三年前刚来时，这些楼还在打地基，他和工友们喊着号子，把钢筋一根根插进地里，觉得是在建造一个新时代。现在这个时代不需要他们了。

　　回到村里是第三天下午。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树下却没了围坐的人。大柱的家是三间平房，墙皮剥落得像生了癣。妻子桂兰正在院里喂鸡，看见他，手里的簸箕“啪”地掉在地上。

“你...你怎么回来了？”桂兰的声音在抖。

“没活了。”大柱把布包放下，尽量说得轻松。

桂兰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小虎...小虎也回来了。”

“啥？”大柱脑子“嗡”的一声。

原来的高中因为生源不足，合并到了市里。像小虎这样的借读生，要么交三万“赞助费”，要么回原籍。他们交不起钱，小虎只好转回乡里的中学，还有几个月就高考了。

晚饭时，小虎低着头扒饭，一句话不说。大柱看见儿子耳朵里塞着耳机，头发染了一缕黄色，城里孩子流行的样式。乡里中学的老师下午来过电话，说小虎跟不上进度，上课总是睡觉。

“你咋回事？”大柱忍不住问。

“啥咋回事？”小虎眼睛盯着手机屏幕，“这里教的和城里根本不一样，老师说话我都听不太懂。”

大柱想发火，却发不出来。他能怪谁呢？怪自己没本事让儿子在城里读书？怪这个世道变得太快？

夜里，大柱和桂兰算账。桂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倒出一堆零票：卖鸡蛋攒的二百三，卖玉米的三百七，大柱上月寄回来的一千五——这是他在工地干的最后一个月完整工钱。

“电费一百二，水费三十，小虎的教辅资料二百，你妈的药费三百...”桂兰一笔笔算着，“医保又涨了，一人三百八，咱家四口就是…。这还没算开春买种子化肥的钱...”

数字像一根根针，扎在大柱心上。他在城里时，总觉得家里有地，再不济还能回来种田。现在才明白，地已经养不活人了。一亩麦子，从种到收，洒多少汗，卖出去还不够买两袋好化肥。

“村里干部说了，咱家那三亩地，种粮大户想降租，一亩二百五。”桂兰小声说，“要是不答应，人家就不租了。”

“不租了咱自己种！”大柱嗓门提高。

“你会种吗？”桂兰看着他，“十几年没摸锄头了，你会用现在的播种机吗？知道现在都打什么药吗？请人犁地一亩八十，请人收割一亩一百二，你算算，能剩多少？”

大柱哑口无言。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桂兰花白的头发上。她才四十二岁，看着像五十多了。

第二天，大柱去看了自家的地。麦苗刚刚返青，绿茸茸的一片，在风里轻轻摇晃。多好的苗啊，他看着心想。可这绿油油的希望，换不来儿子在城里的学费，换不来老母亲的医药费，换不来一家人的未来。

地头遇见老赵，他也在看自己的地。两人蹲在地埂上抽烟，谁也不说话。远处传来挖掘机的轰鸣——那是政府在修“高标准农田”，说要集中连片，便于机械化。他们的地，很快就要被划进去了。

“嗯…水稻都能整上山了，这些个把戏，都不过是变着法子骗国家补贴罢了。”老赵吐着烟圈，“听说这挖机工程都是镇上领导家亲戚包的。”

“说是修好了，还要租给大户的。”大柱接道，“咱们这些老农民，往后就真是无产者了。”

大柱想起在城里学的那个词：“无产阶级”。当时工头老张开玩笑说，咱们就是新时代的无产阶级。现在他明白了，他们比无产阶级还惨——无产阶级至少还在城里，他们却成了“无地无产者”。

　　清明节那天，大柱给父亲上坟。坟头的草也返青了，嫩绿嫩绿的。他跪在坟前，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能说什么呢？说儿子没出息，在城里干了半辈子，最后灰溜溜回来？说孙子读书读不成了，可能要像他一样出去打工？还是说现在连工都没得打了？大柱想想，叹了口气，守在他爹坟前等着纸钱烧透，没了火星子，才慢吞吞地离开。

下山时，他看见小虎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戴着耳机，望着河水发呆。大柱走过去，在儿子身边坐下。河水很清，能看见底下的鹅卵石。

“爸，”小虎突然开口，眼睛还盯着河水，“我们班三十八个人，有二十个是爸妈从城里带回来的。”

大柱心里一紧。

“李娟说她爸爸原来在佛山家具厂，厂子关了。王磊他爸在杭州送外卖，电动车被没收了三次，罚不起了。”小虎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大柱害怕，“老师上课总叹气，说我们这届是他带过最差的一届，心思都不在学习上。”

“那你的心思在哪儿？”大柱问。

小虎转过头，看着父亲：“我不知道。我在城里时，同学说将来要考大学，要当程序员、当设计师。我回来这里，同学说中学毕业就去南方打工。我该想什么？”

大柱答不上来。他想起自己十八岁时，父亲对他说：“好好种地，饿不死。”现在他不能对儿子说这话了，因为种地真的会饿死人。

那天晚上，村里召开村民大会。乡干部来宣讲政策，说要搞“乡村振兴”，鼓励大家发展特色种植。ppt上放着漂亮的图片：紫嫣红的观光果园，整齐划一的蔬菜大棚。

“大家可以入股，也可以自己搞，政府有补贴。”干部讲得慷慨激昂。

底下有人问：“补贴多少？”

“一亩补贴五百。”

“那种苗呢？技术呢？销路呢？”

干部擦擦汗：“这些...这些慢慢解决嘛。最重要的是转变观念！”

趁着散会前的间隙，小队长们挨个催收着合作医疗保险费，欠缴的人们各有各的苦处和理由。

散会后，大家摇着头往外走。王二狗凑到大柱身边：“我表哥在邻村搞大棚，投了八万，去年一场大雪，全压塌了，保险公司说这是天灾，不赔。”

夜里下起了小雨。大柱躺在床上，听着雨点敲打瓦片的声音。桂兰忽然说：“要不，咱把小虎送去技校吧？学个电工、焊工，好歹是门手艺。”

“技校一年学费八千，还有生活费之类。”大柱在黑暗中说。

两人都不说话了。八千块，可能是他们家一年的结余——如果他们能“结余”的话。

雨渐渐大了。大柱想起工地上也有这样的雨夜，他们躲在工棚里打牌，输了的人贴一脸纸条。老赵爱唱梆子戏，唱《辕门斩子》，荒腔走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那时候虽然累，虽然想家，虽然被拖欠工资，但总觉得有希望——下个月就好了，明年就好了，等楼盖完就好了。

现在楼盖完了，希望也完了。

天快亮时，雨停了。大柱起床走到院里。东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空气里有泥土和青草的味道。鸡窝里的公鸡开始打鸣，一声接一声，嘹亮而固执。

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也是这样一个清晨，父亲带他下地。那时他还小，扛不动锄头，就在田埂上玩泥巴。父亲说：“麦子返青了，今年收成差不了。”

“返青”是什么意思？他当时问。

“就是麦子熬过了冬天，又活过来了。”父亲指着地里，“你看，绿了，有精神了。”

大柱蹲下身，抓了一把泥土，湿润的，温暖的，在他的指缝间慢慢漏下去。这时，他看见院墙角的水泥裂缝里，钻出了一株小小的草芽，顶着露珠，在晨光中绿得透明。

桂兰也出来了，站在他身后。两人静静地看着那株草芽。

“今天我去乡里一趟，”大柱站起身，“问问那个特色种植的事。实在不行，咱把东屋收拾出来，搞个豆腐坊。我见城里人爱吃农家豆腐，卖得贵。”

桂兰看着他：“你会做豆腐？”

“学呗。”大柱拍拍手上的土，“反正，总得活下去。”

太阳升起来了，照在返青的麦田上，照在湿润的村路上，照在这一张张被生活磨糙的脸上。远处传来学校的铃声，新的一天开始了。在这个春天里，无数像李大柱一样的人，在城里无工可做，在农村无地可种，被卡在时代的夹缝中。他们像越冬的麦子，低着头，弓着背，在寒风中等待着一个不确定的返青季节。

大柱深吸一口气，晨风里满是泥土的腥气，和一丝隐约的、青涩的甜。

岁月倾城冬夜于白云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