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炭——怀念父亲

似水骄阳

冬日的清晨，冷飕飕的，我背上笆笆（架子车上用的东西，小时候都这么叫），独自走在去往街道的路上。凛冽的寒风吹的耳朵生疼生疼的，可这份疼，如今却成了我怀念父亲的印记。父亲己离开我们五年了，也是我此生再也不能与他同去卖炭的第五个冬天。

那年我九岁， 放寒假的第二天，父亲天不亮就拉上架子车去矿上拉煤，我要在他拉好煤过来到街道时和他会合。去往耀县卖炭。从我们街道到耀县街道大约有十五里路，那段路，成了我记忆中最温暖的旅途。

记得有下坡路的时候，父亲还让我坐在车子上，他早上走时特别叮咛让我走时背上笆笆，这时把它放车子上， 我就坐它上面 ，这样就不会把衣服弄黑，“让我歇歇腿，”父亲说，“上坡的时候好有力气推车”。那时的我，只觉得是歇脚。许多年后，当我也成了某个孩子的母亲，在某个疲惫的瞬间，忽然就明白了那个“座儿”的分量。那是一个不善言辞的、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男人，用他唯一能做到的方式，为自己的孩子，在谋生的苦旅中，偷来的一小段安稳的、不下力的、像城里孩子坐车一样的、体面的旅程。他说的“上坡好有力气推”，是这体贴最朴拙的注脚。

快过年了，街道上人来人往，好不热闹。我们停在了十字路口，父亲说这里人多，要炭的人看到就会来问，果然，没过几分钟，就来了主顾，要我们送炭到西街。

到了他家，这家人在他邻居家借了一个杆秤，炭要一笼一笼的称，父亲让我记账，当时我没有带笔更没有纸，就问主人家要，主家说他也没有多余的，无奈，无意中看见主家院子里那堆柴火，就拣了一根小柴火棍，在土地上一笔一划的记起来，主人家也在本本上记着账，等过完秤后，父亲问我多少斤，我在地上算了算，很快报出了数字，主人家拿来了算盘，一遍又一遍地拨着算盘珠子，结果总是和我的数字一般无二，女主人很不屑的看了我一眼说“这乡里娃，账算还清的很”。

那家主人的院子要上三个台阶，炭只倒在门外，女主人问父亲看能不能把炭担进后院，我看了女主人一眼，正要说不愿意，父亲却只是笑笑，然后谈好了价钱。我在外面拿铁掀一掀一掀地把炭铲进笼里，父亲一担一担地把炭担进后院。活干完了，男主人就喊女主人说“给乡党弄些水把手洗洗”，女主人却说她家刚好没有水了。我看着和父亲的两双黑手，再看向父亲，他依旧只是笑笑，拉上车子走出了西街。“我们到东桥底下河里去洗洗吧”。父亲说。刺骨的河水冰凉冰凉的，可我们却把手洗得干干净净。

上了河岸，父亲说：“我们就是卖炭的，也要干干净净的走在街上”，这句话，后来一直刻在我的心里。直到现在，每当我遇到困难，都会想起父亲说活时的样子——一个普通的卖炭人，却有着不普通的自信与骨气。

到东街口，父亲领我去吃咸汤面，这是我第一次“下馆子”，奇怪的是父亲只买了一碗，我问父亲，他说自已吃不了茴香(茴香是咸汤面的主要调料之一)，当时自己信了，虽然只有几毛钱一碗，却是我此生吃过最香的面。到我自己能挣钱，第一次在异乡的饭馆点了一碗面，当熟悉的茴香气扑面而来时，我才猛然怔住，泪水毫无预兆地砸进汤里。父亲啊，他哪里是吃不了茴香，他是把那个饥饿年代里，所有能积攒的、带有油腥的温暖，都让给了他正长身体的女儿。

回来的路上，我抱怨那家人小气，连一点洗手水都舍不得，还左一个“乡里娃”又一个“乡里人”的叫着。父亲只是笑笑：“我们就是乡里人，还怕别人说，可我们乡里人做事，比他们城里人厚道的多，再说，我们出门在外，不要和人太计较。”

我当时不懂。我计较那盆洗手水，计较那轻蔑的眼神。父亲不计较。他把力气卖了，把炭送了，把手在冰河里洗干净了，把该得的、微薄的报酬揣好了，便觉得这一桩事，了了。他的心里，装着一碗面，装着年关要扯的新布，装着让一家人开开心心过个年的念想。他的宽容，不是懦弱，是把所有的精打细算，都放在了如何“生”，如何“活”上，至于那些冷眼与口舌，是“生”之外的多余消耗，他舍不得浪费气力去纠缠。这份明白与取舍，是我后来在无数个委屈困顿的时刻，才慢慢咂摸出滋味来的珍宝。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和父亲每天来往在卖炭的路上。最后一天，父亲高兴地说，“明儿再不来了，走，去给我娃扯过年做衣服的布”。他给我们姊妹几个每人都扯了新布，回家让母亲做过年的新衣裳。

如今，父亲过世已经五个冬天了。架子车己被岁月淘汰，煤早就烧成了灰，那用柴火棍在地上划出的账目，被无数个四季的风雨抹得干干净净。耀县的街道拓宽了，东桥下的河水，怕也早已没有当初的清澈凛冽。

可有些东西，是岁月带不走的。

每次路过东桥，我总忍不住驻足，仿佛还能看见那个满身煤黑的汉子，在冰河里认真地洗净一双劳动的手。然后他直起腰，挺着胸，尽管衣衫上有不少补丁，却干干净净。走进熙熙攘攘的街市。他卖的是炭，是世间最朴实、最终将化为灰烬的东西。可他留给我的，却是一个父亲用脊梁、汗水与沉默，锻打出的、足以抵御一生寒凉的火焰。

如今炭车早已不在，父爱，却是恒久的温暖，是永存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