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指南 张载（北宋）一生平安转载

一生平安

为天地立心，正直；

为生民立命，豁达；

为往圣继绝学，智慧；

为万世开太平，精微。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北宋嘉祐年间，被尊为“关学”创始人、北宋理学巨擘的大儒张载，在其书斋中写下这样四句话。这并非一时兴起的感慨，而是他用一生践行的誓言：从年少仗剑论兵，到中年沉潜治学，再到晚年归乡讲学，他的每一步都在为这四句话注入生命重量。

“横渠四句”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位儒者对“人为何而活”的终极回答，即便跨越千年，这份回答依然能照亮我们在浮躁时代里的精神之路。

为天地立心

给宇宙安上 “人文之魂”

张载，字“子厚”，京兆长安人，名、字均出自《周易·坤卦》“君子以厚德载物”之语。由此可见，其家学必定不凡。而张载也不负其名，自小天资聪颖，十岁时随外傅学习，就表现出非凡的品格“志气不群，知虚奉父命”。

其时，西夏常侵扰宋朝西部边境，宋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以换得边境和平，这对“少喜谈兵”的张载刺激极大。21岁时，他便凭借一腔孤勇，怀揣《边议九条》，前往延州拜见范仲淹，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打算联合焦寅（陕西永寿人，精通军略）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

彼时的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已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见少年胸怀天下，便下令召见。张载侃侃而谈，表达了自己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热望，范仲淹对此大为赞赏。

然而，就在张载以为能够就此得到驰骋沙场的机会时，范仲淹却话锋一转：“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宋史・张载传》）。领兵打仗或许能解一时之困，而儒学却能为天下人立长久之 “心”。

很显然，久居高位的范仲淹对当时当世的理解，要比初出茅庐的张载深刻得多。他读懂了张载的“心”，也欣赏张载的“志”，更希望能给张载指一条“路”。

张载不负所托，将这句话高悬心间，作为指路明灯——此后数十年，他先是刻苦攻读《中庸》，后遍读佛、道之书，最终又回归到儒家学说上来，从《周易》中悟“穷理尽性”，从《论语》中明“仁者爱人”，找到了儒、佛、道的互补互联，构建起完整的 “气本论”体系，打破了魏晋以来佛、道对宇宙观的垄断，让儒学重新回归“天人合一”的核心，为宋明理学奠定了宇宙论基础。

侯外庐在《宋明理学史》中评价：“张载的宇宙观，让儒学从‘伦理之学’升华为‘宇宙伦理之学’，这是他对儒学最根本的贡献。”

“天地本无心，以生物为心”，张载在《正蒙・天道篇》中的这句话，道破了“为天地立心”的核心——天地的本质是“气”的聚散流转，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本是自然规律，而“心”是人类赋予其的人文意义。

他反对“虚无”之说，提出“太虚即气”的观点，认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有机整体，这种“气本论”宇宙观，正是他为世人“立心”的理论根基 —— 既然人与天地同源，便该承担起守护这份“同源”的道德责任。如此，人在无穷的自然面前，便不再是漂泊无依的过客，而是能找到精神归宿的“参与者”。

及至当下，“为天地立心”的意义愈发凸显。它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哲学家，而是提醒我们：不要沉迷于眼前的得失，要在更广阔的关系中寻找价值。科研工作者在实验室里探索世界的奥秘，是为天地立“真理之心”；教育者在课堂上传递知识与良知，是为天地立“传承之心”；普通人在生活中坚守诚信、敬畏自然，是为天地立“日常之心”。

正如张载所言，“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为天地立心”的目的是为自己的精神找一块不再漂泊的土地——这块土地，藏在对真理的追求里，藏在对良知的坚守里，也藏在每一个“不敷衍”的日常里。

为生民立命：

让百姓安于 “温饱与尊严”

若说“为天地立心”是张载为精神世界筑就的根基，那么 “为生民立命” 便是他将这份精神落到实处的行动指南。

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八岁的张载赴汴京（今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后历任祁州司法参军、云岩县令、渭州军事判官等职。云岩县令上任之初，他便立下“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的规矩，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宋史・张载传》）。常于县衙设宴款待乡里老人，询以民间疾苦，并据此推行政令，深受百姓爱戴。在渭州，张载还曾说服蔡挺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救济数万灾民，并创“兵将法”，展现出高超的军事政治才能。

即便辞官归乡后，张载的“为生民立命” 亦未停止。在横渠镇，他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期间，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按照《周礼》的模式，将自家的田地划分为公田、私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等地仍保持着遗迹，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民之苦，便是吾之苦；民之安，便是吾之安。若只知讲学而不知救民，算不得真儒者。”（《张子全书・行状》）

“立命” 二字，重若千钧：对百姓而言，“命”是温饱，是安宁，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对张载而言，“立命”是儒者的责任，是把“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的理念，变成田间地头的劝农声，变成官府衙署的减税令。

张载的“为生民立明”，为关学注入了“经世致用”的灵魂，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士大夫。从明代海瑞的“苦为民所苦”，到清代于成龙的“不带家眷、只携行囊” ，再到近代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再到乡村振兴中，驻村干部扎根基层，帮村民发展产业，背后都能看到“为生民立命”的影子。

这或许也是我们的最高领导人反复提及“横渠四句”的初心——告诫我们，“以民为本”，从来不是一句宏大的口号，而一个社会的“太平”，从来都藏在百姓的安稳里。

为往圣继绝学：

让文脉续于 “不坠之地”

精神有了归处、行动有了方向，但传承才是文明延续的命脉 —— 若儒学正统中断，即便有“立心”的追求、“立命”的行动，也会失去根本。于是，张载又以 “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扛起了儒学复兴的大旗。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年间，佛、道思想盛行，儒学逐渐边缘化，很多儒者只注重“章句之学”，早已忘却了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张载的“继绝学”，便是想要重拾这份根本，重构儒学的理论体系。

归乡后，张载在横渠镇开启了讲学之路。他在自家院落里搭起简陋的书棚，“坐虎皮讲《易》”（《宋史・张载传》）。 “虎皮”并非为了彰显威严，而是当地百姓为感谢他抗旱救民，特意送来的礼物，他铺在讲台上，既是对百姓的尊重，亦暗含“以儒者之勇护持文脉”的寓意。他从《周易》的“太极生两仪” 讲到《中庸》的“致中和”，从“气本论”讲到“民胞物与”。渐渐地，听课的学子从寥寥数人逐渐增多到达数百人，“关学”也由此正式确立。

为了让“绝学”有载体，张载晚年呕心沥血，著成《正蒙》一书。这部凝聚他毕生心血的著作，共 17 篇，从宇宙观、人性论到治学方法，全面阐述了“关学”的核心思想。他强调 “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正蒙・中正篇》），点明了“继绝学”的关键：不是复古，而是 “守正创新”。比如，他继承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却将其拓展为“民胞物与”的宇宙仁爱；继承孟子“性善论”，却用“气本论”为其构建了宇宙论基础。这种“继承中的创新”的思路，让古老的儒学有了应对时代问题的能力。

《正蒙》成书后，被奉为“关学”经典，而“关学”也成为北宋理学四大流派（濂学、洛学、关学、闽学）之一，深刻影响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入研究关学，提出“气者，理之依也”；顾炎武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义理，也是对关学精神的继承；近代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张载的‘继绝学’，不是为儒学续命，而是为中国文化注入了‘实学’的基因。这份基因，让中国文化在历次危机中都能找到复兴的方向。”

如今，我们讲“文化自信”“传统文化”，其实就是希望“为往圣继绝学”。不论是学术研究者们用AI技术“复活”古籍孤本，还是年轻人学习传统礼仪、书法、非遗手艺等，亦或是学者通过课堂、短视频等形式讲解《论语》《孟子》，用传统智慧解释人生，都是“继绝学”。

张载曾说：“学则须疑，疑则须思，思则须辨”。这份 “疑、思、辨””的态度，正是“继绝学”的核心 —— 传承不是守着故纸堆，而是带着敬畏去追问、带着思考去理解、带着创新去应用，让古人的智慧能回答今天的问题，让传统文化的薪火，能照亮未来的路。

“绝学”之所以珍贵，从来不是因为它“古老”，而是因为它能为每一个时代提供精神养分。

为万世开太平：

让理想立于 “天下之公”

从构建精神根基，到民生实践，再到文化传承，张载的终极理想落在了“为万世开太平” 这六字上。这不是他的一时豪情，而是他对“儒者价值”的终极定义：“太平” 不是一时一世的“盛世”，而是“千秋万世”的长治久安。

熙宁二年（1069年），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称“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神宗于是召见张载，询以治国方略，张载“皆以渐复三代（即夏、商、周）为对”。神宗非常满意，派他到中书省枢密院做事。

彼时王安石正在推行变法，希望得到张载支持。张载依据其地方为政的经验，认为“青苗法”虽意在利民，但执行中却容易出现“强制借贷”的问题，加重百姓负担，直言反对。因此，不被王安石所喜，仕途处处受阻。后来，他干脆主动辞官，回到横渠讲学。

辞官后的他，虽远离朝堂，却从未放下“天下之念”，他反复告诫弟子：“士当以天下为心，不以一己之私为念。” 在他看来，“为万世开太平”不是某个人的事，而是每一个儒者的责任，即便不在朝堂，也能通过讲学、育人，为“太平”积蓄力量。前文提到的“井田制”试验，也是他为“太平（公平）”所作的探索，“井田若行，天下之人无贫富贵贱，皆能各得其所。”

张载虽未能亲眼看见他想要的太平，却让这份对“太平”的追求，成了后世士大夫的精神旗帜。岳飞以“精忠报国”的信念抗击金兵，守护百姓安宁；文天祥在国破家亡时坚守气节；明末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近代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都是为了“太平” —— 这份跨越千年的追求，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今天，科技工作者攻克“卡脖子”技术，为国家发展筑牢根基；环保工作者守护绿水青山，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态财富；普通人坚守职业操守，维护社会秩序，也都是在为“万世太平” 添砖加瓦。

张载曾说：“志大则才大、事业大”。是想提醒我们，不要只盯着眼前的“小我”，要看到长远的“大我”；不要只追求一时的“满足”，要追求长久的“价值”。

“万世太平”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功绩，而是每一代人心怀“大我”的接力，是每一个人把“理想”变成“行动”的坚持。

千年光阴流转， “横渠四句”依然在叩问人心。

“为天地立心”是精神的根基，让我们在茫茫宇宙中不迷失；“为生民立命”是行动的准则，让我们在平凡生活中不敷衍；“为往圣继绝学”是传承的责任，让我们在时代变迁中不丢根；“为万世开太平”是理想的升华，让我们在个人追求中不狭隘。

“横渠四句”不仅不是一句“假大空”的口号，反而应该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人生指南”，是我们在浮躁世界里搏杀的“定海神针”。我们当“以心立世、以行践志”，在“小我”与 “大我”的相融里，实现理想和行动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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