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点内移

窄船人

　　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在1969年开展了一个经典实验，也被称为 “德西效应” 实验。他找来两组人玩拼图，A 组人拼完给钱，B 组人啥也不给纯玩。结果发现一旦停止给钱，A组人立马就不玩了，甚至觉得拼图很无聊，而 B 组人却越玩越来劲儿，甚至愿意在休息时间继续钻研。这就引出了一个结论：人的动力从来不是靠诱惑或者逼迫产生的。那它是哪来的？

你把一个正在坐牢的囚犯，和一个正在闭关修行的苦行僧放在一起对比，你会发现一个极其荒诞的事实。他们吃的都是最简单的素食，住的都是几平米的斗室，每天都要在这个空间里待够24小时，甚至都没有手机玩。从物理条件上看，这两人的处境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囚犯度日如年，每一秒都在煎熬，精神处于崩溃边缘，而苦行僧却内心喜悦，甚至能在这种清苦中感受到极大的精神自由。同样的物理参数，为什么输出的情绪结果截然相反？很多人会说，因为一个是惩罚，一个是信仰，这解释太虚了。想一想德西的实验。

区别只有一个，这扇门是别人所上的，还是我自己关上的。这就叫感知控制点。当控制点在外部你就是奴隶，你的动力系统叫顺从。当控制点在内部你就是主人，你的动力系统叫自主。

我们每天上学，上班，为什么很多人感到无聊，活得像个螺丝钉？因为我们的社会评价机制告诉我们，努力上学才能考个好成绩，努力工作才能得到工资和他人的肯定。这些评价都是外在的，控制点在外部，所以我们感觉被动，感觉像奴隶，即使收获了再多的回报，也总是感觉缺少了真正的乐趣。那应该怎么办？我读到一篇帖子是这样写的：

“真正的高手，也就是那些在职场上杀伐果断、不知疲倦的人。他们做了一个极其隐秘的动作：控制点内移。举个最贴近生活的例子，同样是写代码或者做方案，普通人的思维模型是老板让我做的，做完了给工资，不做会被骂。这一刻你的控制点在老板手里，你就是那个囚犯，阻力极大，能拖就拖。

“而高手的思维模型是把老板的任务剥离掉，哪怕这件事是老板安排的，他也会在心里重新定义这件事。这是我在借公司的资源练我自己的机会。这个项目很难，正好用来测试我新学的架构稳不稳。我在解决这个债务问题，不是因为我倒霉，而是我在上一堂昂贵的金融风控课。你看，事儿还是那个事儿，但当你把主语从为了他变成为了我，那就在那一瞬间，你就不再是那个盯着墙壁发呆的囚犯，你变成了那个主动关上门修炼的高僧。

“这不仅仅是心态的调整，这是对自己大脑底层代码的重写。所以，我们经常感到无力，感到迷茫，不是因为我们没油了，而是因为驾驶座上做的不是你自己。我们太在意别人的评价体系，这一年赚了多少钱，这车是不是比邻居的好，这工作体不体面。当你活在这些外部指标里时，你就是在做行为主义的奴隶，你永远在等下一根胡萝卜。但真正的猛兽从来不看马戏团的赏赐。

“试着把那个指向外部的手指收回来，指向自己。在这个充满噪音和算法的世界里，在这个哪怕连焦虑都是被批量制造的年代，夺回你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权。当你意识到你此刻经历的痛苦、挑战甚至失败，都是你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主动选择的剧情时，那种久违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才会真正回到你的身体里。别做推磨的驴，做那个造风的人，这很难，但只有这样，你才算真正活过。”

放在学生的学习上一样的道理。今天的教育到了一个很内卷的地步，我们学着整个行星上最难的数理化，每天陷到题海里，多少孩子被强按在练习册和试卷上度日如年，玩耍的时间严重不足，而拼抢出来的未来也未必是光明大道。这是种控制点外移的非常极端的状态。有人说，受伤最严重的，恰恰就是最听话的孩子。没错。但有时我们又毫无办法，我们没有多少别的路可以走。

在确实没有别的路的前提下，被动承受的话，学习生涯就会成为苦役，甚至留下心理创伤。怎么办呢？试试控制点内移，也许能降低它带来的伤害。这就是变被动为主动。

我们不迟到、不早退，可以锻炼我们守时——哪怕你觉得它意义不大。但守时这种品质，谁说必须要在有意义的事情上训练？我们及时解决每一节课上让我们困惑的问题，可以训练我们及时清理心理垃圾的习惯。我们认真听课、认真完成作业，把精力放在智力的操练上，可以体验做出题的小成就感，体验学会之后的通透。在其间，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应对艰难处境的勇气，和心知不合理却要迎战的沉稳，训练自己做计划、执行、接受反馈、调整方向的能力，以及长期坚持的耐心和毅力。最重要的是，训练专注能力。它是事关人心理健康的重要的指标。如果我们本来就是个不太专注的人，都能在长时间强迫自己刷题和听课当中，把自己训练得专注起来。

你需要告诉自己：我首先不是为了那些功利的目标：成绩，大学，工作。我要在这个战役中磨练自己的品质。当学习一次次使你踉踉跄跄的时候，不去因纠结“这一切有什么意义”而让自己精力内耗、气喘吁吁，而是擦好刀剑，准备下一次战斗，你能消解掉那种荒诞感、无力感。这一切，都不是容易的事。但如果我们从这幽暗的峡谷中跋涉而出，我们一定是丰盈的。

《肖申克的救赎》里的安迪，坐了冤狱，有各种理由愤世嫉俗和怨天尤人，但他低下头，从长计议。这才叫做强者。贝多芬在多舛的命运的捉弄下，说：“扼住命运的喉咙。”这才叫做强者。如果天天抱怨，虽然你的抱怨百分之一万是对的。抱怨一天两天人们都理解，抱怨一年两年、十年八年，那所有人都会把你当作弱者。

对强者而已，没有白打的仗，所有的逆境都要赢回足够的补偿。那就只有主动应战，把所有的应战都当作磨练自己的机会。这样你的心态就能从容起来，变得更能忍耐，更有生活的热情。

我不是说要承认这些处境多么正义。我们不为处境辩护，我们为我们的态度而用力。存在主义哲学家不断得出结论：人生是荒诞的，就像西西弗推着巨石上山，到了山顶，石头又滚下来，他又要再推一次，然后无数次重复。是这样的，人生的处境好像就是如此。但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这是我们能自主的。找好这种态度，我们就创造了生活的意义。

经常看到有识之士批评：中国人做事太过功利，没有超越性目标。没错，作为一个整体，我们中国人这个特点确实太显著了。比如中国教育的唯分数论，那种题海战术，那种极度内卷，都有这个“过分功利”的原因在起作用。甚至我们想做教育改革，提倡给学生取消双休、取消晚自习、减少作业，很多家长都不愿意：他不希望孩子输在任何一个节点上，想让孩子把所有的时间都利用起来，全速奔跑，超越别人。

正因为我们把这种功利的目标加在孩子身上，这种高压性的控制点在孩子的外部，孩子就感觉被动、无趣、疲劳。要改变这一切，最理想的当然是把教育的目标调整到激发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热爱上，所以最该做的，就是把外在的控制点弱化，甚至转变为内在的控制点。但如果大环境做不到，那也只能让学生自己去改变控制点，变外在为内在，变被动为主动。由于功利性而造成的弊病，终究要由超越功利而治疗。

那作为拯救，学生就得自己有超越性目标。比如认识到：人生是有希望的（不论是世俗性的希望还是超越性的希望），因此努力是有意义的，打磨自我的品质是值得的。只有这种信念，才是对抗人的处境的荒诞的力量来源。

电影《无问西东》里，有一个片段。天降大雨，老师讲课的声音被淹没，学生们使劲儿听，什么也听不见。于是老师停下来，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然后大家安静下来，一霎时雨声淅沥。镜头一转，雨中跑过一群学生，在体育老师的带领下，队伍整齐，赤膊冒雨而进，并齐声喊着“一、二、三、四！”

这是非常美的两个镜头。镜头的背景，是日军侵华，半壁江山已经失守，国家风雨飘摇。但西南联大的师生，反而成就了一段传奇。他们在困蹇的环境中，反而更加感到匹夫有责，青春燃烧得无比绚烂。

我们今天的处境不也困蹇吗？敌人不管是异族，还是体制，还是人性，困蹇不管是战乱，还是贫困，还是内卷，又有什么差别？人没有理由说：这种处境我就有理由振作，那种处境我就有理由不振作。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每个时代的人的使命；但所有时代、所有处境的人，都有他的天命：人是来磨亮自己的——即使在最黑暗的岁月里。

所以我对学生说：意义是自己创造的。我们跑操，不要想这是学校的幺蛾子、是可笑的、是磨灭个性的……西南联大的人们就不会这样想。我们要想，不管别人怎么对待，只要我们跑，我们就通过这件事磨炼一下自己的意志，锻炼一下我们的体魄。同理，我们学习的时候就练习专注，我们早读的时候就抖擞自己的精神。每件事我们都拿出精神、培养自己的品质。

《肖申克的救赎》里，安迪说了一句话：“要么忙着活，要么忙着死。”这句话很深刻。他每天也许只用几分钟，用工具从墙上凿洞（因为凿多了土会撒不掉，会被别人发现）。但积累了二十年后，他打通了通往自由的通道。他和其它囚犯一样，都面对着被囚禁的漫长岁月。他与别人只有这几分钟的差别。但，他是主动的，他有信念；别人是被动的，他们在默默苦挨，用忙碌填补空虚。他忙着活，他们忙着死。表面的处境和行为差异极小，区别只有一个心态，结果全然不同。这就是主动的意义。

　　日本 “经营之圣”稻盛和夫说：“苦难和挫折是磨炼心性的最好机会。” 去主动应对吧，日拱一卒的坚持，是我们有意义地活着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