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征入伍 （我的军旅生涯之七）

赵晋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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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追朔至上世纪的1970年底。

这是一个在重庆不算寒冷的冬季。"文革”已过了全民激情的时段。继“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全民参与后，又进入到"抓革命，促生产""复课闹革命"的时期。

1969年9月重庆全市中小学复课，我由“停课闹革命”时的小学四年级直接进入重庆市第六中学初一（现求精中学）上课已有一年有余。

12月下旬的一天，学校的老师和班上的同学都在传：部队来学校征学生兵了。打听到我们学校是福州空军来征空军地勤兵。学校的许多男同学趋之若鹜，一些同学课也不上了，整天就跟在征兵的干部后面找机会套近乎,想通过认识几位他们能帮忙当兵。不光我们学校其他学校也有部队进入征兵。兵种有铁道兵、工程兵还有驻扎在云南边境的野战部队十一军等。

我当然想当兵。这缘于父母曾经都是当兵出身。受父亲经常讲的战斗故事影响和战斗故事片感染，当兵成为我心中的一个梦想。70年代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口号下，中学生毕业后都要下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除此以外最好的出路就是去部队当兵。所以学校的同学为当兵使出了浑身解术。活动能力强的、校方老师认为表现好的、有文艺或其它方面特长的、父母亲有门路的都通过各种关系挤进校征兵办公室。要通过学校班上推荐或者找关系，不然当兵根本没有门。我没有什么特长，虽然在班上算屈指可数的几个红卫兵中的一个，但在学校也挂不上号。看来通过正常渠道是不可能了。这想当兵的念头不经意间被父母知道了，便有了下面的故事。

当父母了解到重庆的多所中学都在征兵时便开始了他们的“行动计划”。

一天早晨，我背上书包正准备上学，母亲喊住我很神秘的对我说：“今天你先去学校请个假，然后跟爸爸去见一个人”。我不解地看着母亲，还没回过神来母亲又说：“你不是想当兵吗”？我用十分惊讶的眼神看着母亲，心想母亲怎么知道我想当兵？“哦…”，我恍然大悟，赶紧去学校请好假,然后回到家换上当时最时髦的绛色卡几布敞摆式夹克，屁颠屁颠的跟着父亲出了家门。半个多小时，父亲带我来到了重庆警备区。我们走进了一座楼房，上得楼梯我们径直走进了一个房间。只见房间靠墙边的竹编藤椅上坐着一位身体硕壮的中年军人。军人见有人进来，主动站起来与父亲打招呼。父亲拍着我的肩膀对军人说：“这就是我的老大”。军人微笑着将我仔细的打量了好一会儿，问我多大了？有多高？篮球打的怎么样？军人问一句我答一句。“今年15岁，1米73，篮球打的还可以”。父亲也在一旁附和着介绍我的情况。大约二十几分钟后军人笑着对我说：“个长的挺高的，到部队打篮球去吧”。我兴奋的望着军人直顾点头。军人接着对父亲说：“明天带你老大去武装部体检吧”。在回家的路上我兴奋不已，感觉路上的行人都在注视我。父亲也高兴地告诉我原委。原来，今天父亲让我见的是原重庆警备区司令员唐兴盛的秘书，现十一军接兵团团长。唐兴盛司令员是父亲的老上级，父亲老叫他“一号”。

解放战争大军南下时，父亲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兵团首长陈锡联）十一军三十二师（师长何正文，70年代是解放军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政委田维新，70年代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警卫营的教导员。重庆解放后，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十一军一部分建制划入海军青岛北海舰队，一部分归入二炮部队。50年父亲因一场大病住院错过了抗美援朝的机会。之后,父亲就留在了重庆公安部队支援地方建设。1959年父亲参加了西藏剿匪后转业回到地方，还经常去看“一号”首长。

这次征兵父亲当然不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回到家母亲告诫我好好的休息不要耽误了明天的体检。可我那里还顾得上休息，思绪早已飞向了想象中的军营，火热、严肃、紧张的部队生活好象已经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将成为班上同学们最羡慕、最幸运的人。

后来从母亲那里知道了我当兵的整个经过。1970年母亲由重庆市委公交政治部调往重庆市煤炭工业管理局工作（后又调回市委公交政治部）。一天，母亲要好的一位同事说起现在很多部队来重庆招兵，她丈夫是市中区（现改为渝中区）武装部的，准备把她儿子送去当兵。母亲通过同事找到了区武装部的姚叔叔，姚叔叔看了母亲拿去的关于父亲在部队的所有证明和立功授奖材料后，十分爽快地为母亲联系了十一军接兵团。第二天，父母亲带着我来到了市征兵办公室体检。市征兵办公室临时设置了体检室。这是专门为未能赶上医院体检的学生准备的。体检室设有两间房，一间是内科一间是外科。体检的医生是部队的军医，体检其实很简单，问问、摸摸、看看。半小时就可完成，一星期左右就能拿到体检通知。在我体检时，两名男军医检测我的心肺功能和测试心跳后问我：爬山时喘不喘？我不加思索的答到：喘，还马上做出喘气的样子。出来后，父亲把我狠狠的数落了一顿：“你怎么这样老实呀，当兵要爬山跑步训练，你说喘谁还要你呀”。几天后父亲去征兵办公室拿我的体检报告却告知没有我的体检报告。是我体检没被通过还是什么原因？父亲当时没有找到答案。原来，体检报告早就出来了。在父亲去市征兵办公室取体检报告之前，就被市征兵办公室转送到空司新兵连了。后来，从母亲口中得知，征兵办公室的姚叔叔将我的体检报告放在了空司新兵连的征兵名单中。姚叔叔告诉我们，这次来重庆征兵的空军部队不仅有福州空军，还有空军司令部直属部队。空军司令部直属部队的所在地在北京。能当空军而且还能去北京，这种好事可遇不可求。哇！我真的太幸运了。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号称是世界革命的心脏，又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能去北京是我们这一代青年当时梦寐以求的希望啊！我默默地感谢父母为我所做的努力。

体检后我仍旧每天上学。又是一个星期六。多云间晴。薄薄的云层仍遮挡不住太阳的光芒。我的心情也随着冬日少见的阳光而充满希望。下午学校早早的就放了学。我和弟弟正在家里写作业。

“叭、叭、叭”一阵叩门声，是不是接兵的来家访了？家访是征兵工作的一项程序。部队征兵人员通过与新兵候选人的访谈了解情况，就像现在的招聘面视，决定是否可以入伍。我边想着边起身去开门，却见弟弟利索地先与我将房门打开。只见一位年轻英俊中等身材的军人肩携挎包笔挺的站在门前。

“请问，这是赵晋渝的家吗”？弟弟迫不及待的答道：“是的，是的”。“你是赵晋渝”？“不是，不是”，弟弟边回答边转过头来“哥哥，接兵的叔叔来了”。我赶紧向前很有礼貌的将军人让进门，边端椅子边说：“叔叔请坐”，当军人坐下后，弟弟的水杯已递到军人的手上。

军人将我上下打量了一会儿，自我介绍道：“我是空司部队征兵连的，我姓朱。你是赵晋渝”？我赶紧回答“我是”。朱排长接着又问我在哪个学校上学及我的学习情况、我的爱好特长等，之后看了我家的户口簿和相册。然后问为什么要当兵，父母同不同意？我都一一回答。在交谈中朱排长几次用眼光打量着弟弟，又问了弟弟一些情况。

大约半小时后朱排长起身告辞，临走时对我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如果这次没选上以后还有机会，如果被选上过几天会收到入伍通知书”。我点点头和弟弟目送着朱排长离去。

时间在等待中悄然过去，我的期盼却在逐日增长。心思早已不在课堂，老惦记什么时候能收到入伍通知书。征兵办公室发入伍通知书必须要有学校出具的证明。父母又是一番周折才拿到证明。

1970年12月27日，母亲下班回到家笑着从包里拿出了一张红色的卡片递到我手上，“一定是入伍通知书吧”？我急切的接过卡片，双手捧着一字不漏的看了一遍。正是我日思夜想的入伍通知书，我手拿通知书忘形的跳起来冲出家门，跑在楼房的走廊上，嘴里不停的大叫：“我当兵了！我当兵了”！整栋楼的邻居和小孩都出来向我祝贺。

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弟弟、妹妹将入伍通知书翻来覆去的看了个遍。父母叫我坐在他们身边，又语重心长的一番叮嘱，直到把几天来认真考虑的临别赠言说完为止。母亲提到空司征兵连的朱排长看上了弟弟，说弟弟聪明、反应快，问愿不愿意将兄弟两人一起送去当兵。父母考虑弟弟才14岁便婉言谢绝，但却让到手的机会稍纵即逝，弟弟为此失去了人生难得的一次转机。

12月30日我带着入伍通知书来到了市征兵办公室报到。下面的事情就是填表、领军装、开大会、编班、开班务会、选班长，一直忙到下午。之后部队宣布元旦节放假2天，元月2日上午9点钟报到。新兵们一阵狂喜，然后做鸟散状。

1971年的元旦，算是我当兵在重庆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节日。为了庆贺我入伍，父母做了精心的安排。元旦这天我穿着崭新的空军军装与家人来到解放碑。我的新军装简直成了街上的焦点，不时有羡慕的目光投来。全家先在重庆最有名的留真照相馆照了张全家福。中午，又来到当时重庆最好的也是最有名气的“心心”西餐厅用餐。餐厅里不时传出“看，新兵”“又来一个新兵”的话语声。可见那时年青人对参军的渴望。在餐厅的另一角，也有一位个子高高年龄与我相仿穿着空军军装的新兵，后来才知道他也是空司空军连的叫吴晓亮，到部队后我们分到了一个营。吴晓亮在部队时自学日语，复员后去了日本，现在家安在日本东京。

“心心”西餐厅的招牌饭是咖喱鸡饭，母亲特意为我点了一份，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用西餐。下午我们又在八一路解放军剧院观看了市歌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晚上，母亲将我拉到床边又教我缝铺盖。边教边对我说：到了部队要自己学会洗铺盖缝铺盖。母亲手把手教我直到我实际操作几遍才放心。我收着针线，想着明天就要离开父母和弟妹了，心里不免有些酸楚，离别之情犹然而生。我下意识的走向父母身边，向这些天来他们为我奔波表示感谢，一定要在部队好好干，不辜负他们的一片苦心。对弟妹应该送点东西留做纪念吧，我将保存多年的集邮本赠送给了他们。集邮本上的邮票放在现在价值可不菲。本内有不少老邮票，其中有四枚的梅兰芳、二十枚一套的金鱼票等等，算是一份重礼。

8点多钟班上几位要好的同学约好来到家里为我送行。同学们显得很激动，你一言我一句的问个不停。“你是啷个当上兵的噻”“你是空军哪个部队”“安逸，安逸，到北京当兵”……大家不约而同的从书包里掏出了崭新的笔记本。70年代临别赠送笔记本是最时髦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在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早日成为一个光荣的五好战士”，“希你参军后在部队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争取早日当上五好战士”。诸如此类的临别赠言。同学们还兴致很高的从入校时的初识谈到一同加入红卫兵；从动员知青下乡谈到江北两路的学农劳动；从晚上守夜阻止农民的自由市场谈到客车厂的学工劳动；从班上分男女界线谈到与女同学一起参加学校文艺演出；从戏弄年轻漂亮的美术老师谈到被严厉的男性音乐老师责骂；从珍宝岛自卫反击战谈到未来的人生理想……。那天晚上同学们久久不愿离去，一直聚到次日凌晨。

1971年元月2日上午，按照空司连的要求，我赶到市征兵办公室空司连报到集合。空司连用了一天的时间训练我们集合、整队，我第一次体验到了部队的严肃、紧张气氛。晚上7点部队例行的晚点名开始。一阵集合哨响后我们这些学生新兵争先恐后的迅速排成几列。新兵连连长拿着新兵花名册站在队列前面，借着微弱的灯光，他语气严肃的念着新兵的名字，张庭义、于永红、郭渝新、何平、吴晓亮、陈纪宪……紧张的气氛着实让我们这些白天还盲目的自以为是、心高气傲的学生感受到了部队与学校的不同。我意识到从今天开始我的生活将走进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我的人生从此将揭开新的一页。晚点名后我才知道空司连在重庆市内共征得52名城市学生新兵，确切的说是52名乳嗅未干的一群初中在校生，他们来自市内不同的中学，有的是学校力荐的、有的是通过各种关系被招进来的＂后门兵＂。

在经过一天的封闭式新兵入伍教育和整训后，元月2日晚8：30分，52名新兵穿着崭新的军装，肩挎军包，背着新发的铺盖卷，手提提包排着两列队在新兵连长的带领下，喊着口号唱着歌列队整齐地走向朝天门三号码头，登上了东方红江轮。

我们的行程是从重庆乘船经三峡、湖北宜昌到达武汉兵站，再乘闷罐列车抵达北京永定门火车站。上船后稍事安顿休息，连长通知在江轮尾部的餐厅集中。接着市二十九中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新兵连的联欢开始。报幕员操着椒盐的普通话：今天晚上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来到亲人解放军身边慰问我们的子弟兵……啊！解放军！子弟兵！我若有所思……角色的转换是否来的太突然了。几天前

我们与他们还都以同学相称，但现在却是军人与老百姓，鱼与水的关系了。

人的命运真是不可琢磨，当一次偶然机遇客观的呈现在你的面前，它能否成为改变你现状的转折点、改变你人生轨迹的起跑器，就看你对机遇本身的感知度、始动力和主、客观条件的争取。

元月3日凌晨5点，一声刺破黎明的汽笛将我从睡梦中惊醒，起航了！起航了！新兵们无比兴奋的穿上军装迅速从船舱奔向船弦甲板伫立在船栏，透过薄薄的晨雾目送着渐行渐远的朝天门码头。再见了！重庆，再见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带着父母的希望，带着同学们的祝愿，带着我的理想，我乘着东方红江轮驶向了由青涩少年向青年军人转换的人生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