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桌往事

一壶老酒

　　余以为，所谓同学，就是一群跋书山、涉学海的同路人。

这群同路人，因山有峰，海无涯，共生了相携求索的情；为学而知，习而识，缔结了比肩砥砺的谊。

这情、这谊，经世事发酵、岁月精馏，酿成了一壶让记忆沉醉、让怀念微醺的老酒。

倘若不仅同学，而且同桌，就愈有一种稚趣，一种纯真，一种刻骨铭心。

若干年前，匆忙于生计的我，与一首《同桌的你》擦肩而过。直到老得糊涂时才想起问：是谁，借走了我那半块橡皮？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我背上娘用一条旧围腰改成的书包，走进黄荆沟十五村校，开始发懵。

第一天是编座位。班主任蒯老师分别把男女生从矮到高站成两列，然后一男一女并成一长溜，从矮的开始走进教室，八人一排，依次就坐。

我好像是在第三排。同桌甲是一个四肢短促身小、五官紧凑脸小、牙齿细密嘴小的女生。虽是班长，但话不多，很文静。缝纫机制作的衣服，既好看又合身。不像我们这些，全身都是母亲一针一线手工缝的。而且为了多穿几年，新的时候又长又大，穿起像个“倒摇婆”。过几年褪色了，补疤了，就手长衣袖短，偶尔还现肚脐眼。

学校庆祝元旦，我们班的节目是舞蹈《小兔子乖乖》。

演出时，八只小兔先上场蹲下作酣睡状。伴着蒯老师风琴的节凑，扮演兔妈妈的同桌甲身穿红毛衣，头戴白兔帽，载歌载舞上场：“天刚亮，小鸟叫，东方升起红太阳。我叫孩子快起来，起来去磨面。”

小兔们在她“兔儿兔儿乖乖，太阳上了山。我们大家起来，起来去磨面。好孩子爱劳动，妈妈才爱他”的呼唤和抚摸下，统一抬起头、打哈欠、伸懒腰，蹦蹦跳跳跟在兔妈妈身后去磨面。

下场时，一只小兔问蒯老师：“兔子不是喜欢吃草吗，磨面干啥子？”蒯老师绷住笑，给了他一个白眼。

一年级下学期，同桌甲转学去了山王场。

山王场和黄荆沟，不过隔着几座山头，但五十余年，彼此再未见面。

退休后，我们三只当年的小兔，常在一起消遣麻将。

一天下午，我们刚坐下，就见门外进来一位小老太，茶坊老板娘笑脸相迎。

我对旁边的两只小兔说：“你们看，进来那位是不是我们小学的同学？”

他二人抬眼一看，同声说：“认不到”。

小老太隔着三张桌子、背对我们坐下来。

我招呼老板娘过来，指着小老太对她说：“请你方便的时候问问她，是不是叫×××，是我们小学的同学。”

老板娘热情又爽快，端上一杯菊花茶就向小老太走去。

不一会儿，她转来了，低声说“名字是对的，但她说不是你们的同学。”

我讶然，怎么会呢？

恰在这时，小老太也正转身望向我们。四目相对，我顿生感慨：都说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怎么她竟是个例外呢？

当然，在她刚才那漠然的回眸里，也许我们仨也是一个“例外”。

　　刚刚调来的曾老师当我们二年级的班主任。他编的座位是一排女生，一排男生。

当时，同桌间流行将课桌一分为二，中间用蜡笔或小刀，刻画一条竖线，戏称“三八线”。俩同学各守本土，互不侵犯。

我和同桌乙的课桌上没有“三八线”。互相过去一点，行；过来一点，也行。

同桌乙是一位开朗活泼的男生，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机灵劲儿，但就是把书本上的东西嚼不烂。

算术开始学乘法，背九九表就成了他伤脑筋的事。

一天朝读，曾老师抽他起来背乘7的口诀。他人未起立脸先红，声音在喉咙里打转：“一七得七，二七一十四……”越背心越慌，越慌脑越卡。

我趴在桌上，用手挡住头，给他递“台词”。

这种小儿科的伎俩，自然瞒不过曾老师。他走到我跟前，手指轻敲我的光头：“坐端正”。

断了后援的同桌乙没有过关。曾老师要他下午上课前到他办公室去背。

整个上午，他都神情沮丧，念念叨叨：“妈哟，着了”。

他家住水井湾，是我上学必经之路。他家有一条高大的麻花狗，好凶！每次经过那里，我都提心吊胆。

自从和我同桌后，无论上学放学，他都在前面把狗招呼到，等我走远了才放开。

那天下午上学时，我提前去叫上他，和他一路走，一路背。

去曾老师办公室顺利过了关，他高兴得不得了，说哪天他们家打牙祭，要拿肉给我吃。

那些年，镇上的居民一年到头，吃肉也是有回数的，更何况我们乡坝头的。因此，在他心目中，给我吃肉，就是最深的情谊，最重的感谢。

一个雨夹雪的中午，我和往常一样去叫他上学。

他打开门，先把狗赶进屋，然后一边背上书包，一边朝着我露出神秘的笑。

我俩穿马路，过河沟，上了铁路后，他见前后无人，转过身从裤兜里摸出一个用作业本纸包成的纸包，笑嘻嘻地说：“我们今天吃了回锅肉，给你拿了几块”。一边说，一边打开纸包，一股蒜苗香味扑鼻而来。他喂给我一块糊满冷凝油脂的肥肉：“吃嘛，香得很。”

也许是冰冷的猪油太腻，也许是苍白的肥肉少盐，我含在嘴里，立刻感到胃里有东西往上涌，不敢下咽。

“啷子的，不好吃啊？”他看到我鼓着不动的嘴，有些尴尬和失望。

我摇头不是，点头也不是。最终还是稳不住吐了出来。

他看看我，又看看手头的纸包，自言自语：“冷了，就不好吃了。”说罢，扬手把纸包扔到了河里。

辜负了他一番心意，让他扫了兴，我歉疚不已。

但我们毕竟是少年。少年不识愁滋味嘛，很快我们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说说笑笑地走进教室。

长大后，同桌乙工作生活在外地，几十年难见一面。

去年同学会，我把他叫到身边，在母校的废墟上照了一张相。这是我俩此生唯一一张同桌合影。

　　四年级的班主任童老师， 编座位的方法与蒯老师如出一辙。

我的同桌丙，貌不出众，但性格随和，招人待见。

进入夏季，学校统一午眠。

虽然也有一些瞌睡虫，能午眠得梦口水长流，但大多数猴儿些是磨皮擦痒，巴望着下课铃响。

同桌丙是镇上居民，父母在餐馆工作。她身上就不时有一些炒的豌豆、胡豆、包谷花。

那天午眠时，我们趴在桌上开小差。她小声问我：“ 吃不吃胡豆？”顺手递过来几颗。

炒的干胡豆好吃，但麻烦在于咬碎它要发出声响。我放两颗在嘴里，尽管很小心，还是“嘣”一声脆响，被在讲台上批改作业的童老师听到了。他停下笔，轻声但严厉地说：“好生睡哈。”

不争气的是，同桌丙接连两声“嘣”，打破了教室的宁静。本就因睡不着无事也想生非 的同学们，立刻躁动起来。

童老师知道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是同桌丙，走到她跟前说：“跟我到办公室来”。

当她脚步沉重地从办公室回到教室时，荷包已被掏空。唉，可惜那嘎嘣脆的干胡豆哦。

学校准备庆祝国庆节了。

童老师在语文课上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的，到现在多少周年了？”知道的同学纷纷举起了手。

这时，同桌丙正埋头在桌下整理她的鸡毛毽。童老师知道这一壶是没有开的，就偏把她提了起来：“你说，多少年？”语气平和，投之以“期待”。

可怜她连问题是啥都不清楚，一脸茫然，报之以“等待”。

童老师把问题重复一遍，再问“多少年”。

同桌丙原本仰视天花板的双眼转为俯视桌面，双手还不由自主地摆弄藏在身后的鸡毛毽。

童老师连问三遍不回答，生气地走到她身边：“你二家婆在几哟？”然后，收缴了她的毽子。

“你二家婆在几哟”，是童老师恨铁不成钢时的口头禅。连“二家婆在几”你都不晓得，那就自己钻地缝去吧。

同桌丙抬起头，望着童老师走向讲台的背影，小眼泪“吧嗒、吧嗒”掉了下来。

几十年了，我都没好意思问她，当时的“哭”，是因回答不起问题难过呢，还是毽子被缴了心痛。

同桌丙在班上的学习成绩不是最好的，但人缘却是最好的。

隔一阵子见到她，总能从她那里知道一些同学们的信息。同学不分男女，与她相处，都很轻松、随意和快乐。

她这个人啦，平生最大的“缺点”就是：本分做人，宽厚待人，乐于助人。

　　初小毕业，考起高小，就上土店完小（太平寺）读五年级。

我们班五十余人，有黄荆沟街上（居民）的，有土店、泥河、巩固三个公社乡下的。班主任田老师对座位的编排用心良苦。既男女相间，又“街上”“乡下”相间。尽可能避免因“人以群分”造成拉小圈子，闹不团结的现象。

我的同桌丁就是“街上”的女生。说是女生，其性格和做派倒更像个男生。

她老汉儿是黄荆沟商店头的，外省人，说话咿哩哇啦，听不懂。同桌丁学她老汉儿的腔调，时不时来一句“我操”、“操你娘的”。

那时的我，不知“操”是啥意思。但从她的语气和表情上，知道那不是一句什么好话。

座位编好的当天中午，她就拿比例尺把课桌一分为二，用红色蜡笔重重地划了一条“三八线”，兰花指敲着“三八线”对我说：“看到，分均匀了的，二天不准超过哈。”

第一天就被她“街上”娃儿优越感十足地“规矩”了，我很无语。

她对“条约”的执行，倒是很以身作则的。无论放书包，还是放课本，她都挨线而不越线。我也不是一个刺儿头。好长一段时间，大家相安无事。

临近期末，我最怕星期六下午的周会，因为田老师要催交学费。但过了星期五，就是星期六，躲不过的。

田老师先把欠学费的名字念一遍，然后叫念到名字的站起来，人人过关，定出交钱日期。

我低头站着，心想：老天爷，好久交钱，得问爹娘，娃儿些定得了吗？

到我了，田老师严厉的话语，严肃的脸色，让我有点战战兢兢，说不出话来。

同桌丁低头趴在桌上，学着《抓壮丁》中王保长的腔调：“李老栓儿，你借钱不还，还抓屎糊脸

”。

她这一番奚落，让我找到了出气筒。我愤怒地抓起她头上的帽子摔在桌上。

同学们对她这段时间戴顶帽子本就好奇，被我这一揭，光头少女的形象立刻让教室头“啊！”“呀！”“哇！”，一片哗然。

田老师把我二人推搡进办公室。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罚，看似两败俱伤，但我窃喜自己是赢家。因为田老师盛怒之下，忘了我学费的事。

这件事后，我俩的“三八线”上就不安宁了。摩擦、挑衅，时有发生。

有一天上珠算课。我的算盘较长，稍不留神就过了界。

同桌丙用手肘顶了几次，突然一声“我操你娘的”，把我的算盘推下桌，紧接着“呸！”一口浓痰狠狠地吐在“三八线”上。她昂起头，一副严阵以待，来者必诛的架势。

那一口秽物，当时让我好一阵恶心。现在回想起，倒成了笑谈往事的开心。

毕业后，同桌丁去了他乡。沧海桑田了，不知她是否还会南腔北调地袭用她老汉儿那句口头禅：“我操……”。

　　进入初中的崽儿些，已有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懵懂意识。座位就不再受老师一男一女的编排，而是一桌二人同性。

我的同桌戊是街上出了名的淘气包，一天到黑手不停、脚不住，到处招人厌烦。

课堂上，他会冷不丁合上你正看着的书本，藏起你要上交的作业；

冬天把冷得像凌冰的手伸进你后颈窝“烤火”，洋洋得意地说：“哎呀，好热和”，故意气你；

进教室把你往墙壁上一撞，一脸坏笑地问：“你老汉儿在几？（挤）”占你便宜。

有一次，他故意把我的书包丢到地上，趁我起身去捡，移开板凳，让我坐空跌个仰翻叉。

好在这种阴谋，我只让他得逞过一回。

他把课本“爱惜”得从来不翻。书包头弹弓、玻弹，纸烟盒，木头枪，什么都有。

作业连抄都嫌麻烦的他，却天天满手墨迹。不在桌面鬼画桃符，就在手腕画手表或指南针。有时也把我的手硬拉过去，认真地画一个手表，嬉皮笑脸地问：“好不好看？”

有一次正上着课，他用右手从我背后伸过来，在我冻疮化脓的右耳上使劲一弹，钻心的疼痛使我忍不住“啊”一声惊叫，引起同学们的目光齐刷刷投过来。

正在板书的老师转过身来，瞪大双眼，不分青红皂白呵斥我：“你啥子事，吃饱了啊！”

同桌戊见老师吼的不是他，而是我，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他这些没完没了的小动作、恶作剧，不痛不痒，伤害性不大，但骚扰性极强。着实让人不舒服，不安宁。

但平心而论，他也不是一个心术不正，很可恶的人，只是“多动”而已。

初中一年级上期过后，同桌戊因怕毕业后成为“知识青年”，下乡当农民，辍学了。

直到今天，我对他并无恨意。回老家见了面，还握手寒暄，很是亲热。

毕竟，同桌的缘分也是此生难得哟。

　　同桌戊走了，同桌己来了。

感谢这一张课桌，让我遇到了一辈子知心知己的同窗。

校园内外，他是“街上”的，我是“乡下”的，我们“工农联盟”，形影不离。

宣传队中，他是郭建光，我是刁德一，我们“敌我不分”，声气相投。

两年中学时光，我们愉快地在孙老师的呵护下，教学相长。

善解人意的他对于我，不仅岁数居长，而且情谊堪兄。毕业后，我回农村，上大学，进工厂……每一段人生旅途上，都有他让我踏实，让我温暖，让我感动的音容笑貌。

在他六十五岁病重回到威远的两个多月里，无论在家中，还是病房，我都几乎每天中午、晚上去探望他。彼此没有更多语言，只是默默陪伴。

回天无力，他还是做了归人。带着兄弟的不舍，同桌的悲怆。

此时此刻，提起的笔和心情一样，沉重！

我不忍用笔尖刺伤他已安息的灵魂，仅想告诉他：

只要我还活在世上，他就永远在我心中。

　　人啦，从童年、青年、到老年，从求知、求职、到求健康，几番梦成黄粱，几番命里空忙。

许多事、许多人，都如晨雾般消散。

幸好，纷繁而又寂寞的归路上，还有同学、甚至同桌，成为穿透暮色的那一缕亮光。

蓝色御景湾

二零二六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