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化寺与它流落美国的藻井

刘海影

我的胡同游的最后一站是智化寺。身为北京人，小时候其实是不知道智化寺的，北京有太多更有名的历史古迹了。第一次听说智化寺，是因为参观费城艺术博物馆时，看到极度精美的藻井来自北京的智化寺，进而了解到，它家的另一个精美的藻井，流失到美国另一个中国文物收藏丰富的博物馆——Nelson Atkins博物馆。在了解了两个藻井流失的故事时，才知道这是北京保存最完好的明代寺庙遗存，因此早在,1961年，智化寺就被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跟着藻井一起流失的，还有精美的明式天花彩画。这次回国，终于找机会参观了北京智化寺，将博物馆里的藻井和文物原发地的实地建筑联系在一起，确实是感慨万千。

智化寺虽然是寺庙，却完全没有香火缭绕的混乱，而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文化保护单位。也因为北京的文物实在太多，这个景点人气不高，来参观的人却都是对历史文化真的感兴趣的人，参观体验相当不错，完全不会人挤人。特别是博物馆的免贵讲解实在太赞了！长达三个小时，信息量巨大，讲解员老师都对北京文化充满热爱 ，且解说非常专业，让人感受到北京这个地方对文物的尊重与热爱，以及北京人的文化素养，强烈推荐！

除了明式建筑，智化寺京音乐也是一大看点。智化寺始建于明正统八年 (1443年)，是明英宗宠信的太监王振的家庙。笃信佛教的王振，在权倾朝野之时，将明朝的宫廷音乐带到智化寺，形成了京音乐。智化寺京音乐忠实地保存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风貌，是我国现有古乐中惟一没有断代的按代传袭的乐种，在曲谱、乐器、宫调、演奏方法、传承方式等方面保留了唐、宋遗风，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因此2006年，智化寺京音乐被文化部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智化寺参观，可以领略这一保存了500余年没走样的正宗京音乐，了解京音乐艺僧们在时代变迁中对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做的努力与挑战。

智化寺这座藏在胡同深处的小众博物馆，非常值得一去。

本文主要介绍的智化寺包括:

——智化寺历史

——今日智化寺的建筑及变迁

——智化寺藻井及天花彩画

——藻井的流失

——智化寺京音乐

智化寺

智化寺始建于明正统八年（1443年），是明英宗宠信的太监王振的家庙。据《明史》记载,“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振述跋意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 智化寺繁盛时占地两万平方米，前后五进殿宇,，分东、中、西三路，为皇城东部一处显赫的大型寺院。初建时占地约两万平方米，是北京现存的唯一仍较为完整地保持着明代风格的佛教寺庙。明代建筑介于宋代和清代之间，处于由宋朝向清朝变化的中间过程，因而继承宋代传统的地方更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明承宋制。但它又不是完全的承袭宋制，而是在继承宋代建筑风格，工业技术的基础上，又继续向前发展。出现了许多有别于宋代建筑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智化寺建筑群规模宏大，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东口路北。明初司礼监太监王振于正统八年仿唐宋“伽蓝七堂”规制而建，初为家庙，后赐名“报恩智化寺”。

寺内主要建筑物的屋瓦用黑色琉漓脊兽铺砌，虽经历代多次修葺，梁架、斗拱、彩画等仍保持明代早期特特征。经橱、佛像及转轮藏上的雕刻，道劲古朴，艺术高超。智化寺是我国明代的著名木质结构的精品建筑，整个寺庙的建筑，没有用一颗钉子，全部都是用木头拼凑建起来的，内八角与井心之间的斜板上，环雕游龙，中央圆心，一条矫健粗壮的团龙，蟠绕垂首，俯视向下，整个结构精美绝伦，历经500多年，依然熠熠生辉。 因此早在,1961年，智化寺就被定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智化寺内所有的建筑都以黑色琉璃瓦作顶。在古代建筑中，能够使用琉璃瓦的都是高等级的建筑。为什么用黑色呢？古建琉璃瓦的颜色等级有明确的分类。《大明一统志》载 “琉璃瓦有黄、绿、红、黑、灰五色，以黄为上等,绿、 红次之,黑、灰为下品”。在明清琉璃瓦等级中,黑色排在黄色、绿色之后。在使用中略有差别: 明代的皇家寺院、敕建寺院主要用黑琉璃瓦，清代的皇家寺院、敕建寺院用黄或绿琉璃瓦。

另外在传统的“五行”说里，黑色是属水的，水能克火，所以古代木结构建筑的顶部覆黑色琉璃瓦，有镇火之意。比如故宫的藏书楼—文渊阁就是以黑琉璃瓦覆顶的，它最怕着火。佛经上有“四种色”之说：“息灾为白”“增益为黄”“敬爱为赤”“降伏为黑”。智化寺使用黑琉璃瓦除了代表建筑的等级高、以水镇火外，还有一层佛教的含义，那就是以佛的智慧降妖除魔，度化众生。

由于门前的公路屡次修建垫高，导致山门低于路面数尺。

“敕赐智化寺”汉白玉门额

智化寺的山门为砖石建筑，单檐歇山黑琉璃瓦顶。门额上嵌有汉白玉匾，匾心阳刻有明英宗的御笔题字“敕赐智化寺”，两侧阴刻小字数行，东侧为“正统九，正月初九日奉旨敕建”;；西侧为“万历五年三月三日司礼监管监事兼掌内府供用库印提督礼仪房太监郑真等重修”。智化寺至今已经度过了五百多个春秋。虽然智化寺山门是中国古代寺庙规制中的普通样式，但“敕赐”二字显示出它身份的高贵，昭示着山门内必定沉淀着一份独特的宝藏。

特别的是，山门西侧母狮爪下的小狮子仰面朝天，两后腿间露出了“小弟弟”，且雕刻异常写实，这与常见的幼狮刻画方式明显不同。王振本是中官，借家庙门前的幼狮之体进行了精神寄托，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蜕变。

一、智化寺历史

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出身平民，很小就入了宫，因为受到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的喜爱得以在宫中读书学习，受到良好教育，才智出众。后来又被分配侍候明仁宗洪熙皇帝。洪熙皇帝在位不到一年就驾崩了，王振就接着侍奉宣德皇帝（1426-1435）。由于王振做事勤恳，深受宣德皇帝的信任。接下来又被派去侍候刚出生的太子朱祁镇，并担任侍读。王振入宫后，受到了这四代皇帝的喜爱，可见他是个情商多么高的人。

宣宗临终之际，令王振任东宫局郎之职，侍奉九岁的皇太子朱祁镇。宣宗死后，朱祁镇即位，为明英宗。明英宗少不更事，喜好玩耍，伺候他的贴身太监王振便常常投其所好地陪其玩闹，逐步得到了英宗的喜欢和信任。他任命王振为最重要的宦官机构司礼监的负责人，这个职位是明朝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最高的。司礼监主管皇帝文书，印玺，宫内礼仪等业务。 从理论上来说，帝制中国早已意识到并讲求内廷与政府机构在财务和事务上的分离。政府的官吏，从小小的县令到大学士，都会受到监察，如果有不称职或者腐败的行为都会面临被解职的可能。但是宦官隶属于内廷，他们不像政府官员那样受到监察制度的制约。当年幼的英宗皇帝将自己的导师王振推到如此的高位之时，他其实也给予了王振滥用权力、干涉政务、党同伐异的机会。但由于当时英宗的左右还有太皇太后张氏，以及她所联合的一干重臣：张辅、杨荣、杨士奇等，王振尚不能滥用权力胡作非为。等到1442年，张太皇太后去世，王振终于可以开始专权独断，甚至干涉军务。

王振开启了明代宦官擅权干政的先河，对明朝的历史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明正统九年（1444年），王振以“感恩”为名，兴建家庙智化寺。为避人口舌，王振还向明英宗请求了修建智化寺的圣旨。因为王振权倾一时，又很会搜刮民财，所以当时建智化寺时可谓穷极土木，从筹备到建好用了三年时间，建筑的工艺水平自然非同一般。

为了营建他自己的宅第和智化寺，王振动用了数以千计的劳力和很多本为御用的原材料。比如说，智化寺用了官窑才能烧制的黑色琉璃瓦，并有豪华的顶饰、彩绘的漆金佛像。在寺院的两个主要殿阁：智化殿和万佛阁的造像上方，都装饰有豪华的蟠龙藻井。寺中还有专门收藏佛经的藏殿，中央设有一个八角形的收藏佛经的柜橱，經藏底部为汉白玉石质须弥座。

明英宗朱祁镇 (1427-1464)

英宗被俘后，代宗朱祁钰即位（1449-1457），英宗于被俘的一年后终于回到北京。1457年正月，英宗趁代宗病重，发动“夺门之变”，重新夺回皇位，代宗亦于同年不久后去世。

明代宗即位后，诛王振全族，但由于智化寺是英宗敕赐，所以幸存下来。后英宗复辟，他不但没有因为兵败被俘而迁怒王振，反而感念起当年之谊。

英宗复位后，重回智化寺，于天顺元年在寺内为王振建造了旌忠祠，又用香木为王振雕像。他还为王振举行了葬祭，树碑刻像，这块碑保留至今。天顺六年 (1462年)，英宗特地颁赐智化寺大藏经一部及经橱两座，，供藏于如来殿，并立碑记。这部经书又名《永乐北藏》，明成祖永敕令雕印，永乐十七年（1419）始刻，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完成。如来殿内两侧高大的曲尺形藏经橱，用于存放英宗御赐的这部大藏经。这部经书进一步丰富了藏殿的经文典藏。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不顾群臣反对，接受了王振的建议亲自北征瓦剌。在此之前，瓦剌和其他诸蒙古一直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廷也都予以承认和接纳，分别给予赏赐。但是在正统十三年十二月，瓦剌的也先和诸蒙古首领遣使向明朝贡马，虚报了使臣人数，企图冒领明廷赏物。王振在核实使臣人数后对贡马进行了削价处理，且仅仅付给蒙古索求诸财物的五分之一。也先因此召集蒙古诸部，进攻侵扰明朝的北部边境。英宗偕同王振率军御驾亲征，讨伐也先。但是土木堡一战，最终以全军覆没，王振被杀，英宗被俘，明军武将重臣多人战死告终。“土木之变”成为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御史沈庭芳

智化寺在明代和清代早期一直仍然受到皇家的支持和赞助。万历和清康熙年间曾重修，,数百年问香火不绝、法事不断,善男信女出出进进热闹非凡。但是后世的史家认为王振是渎乱朝纲导致了明朝的政治紊乱和最终的衰败。清乾隆七年 (1742年)，御史沈廷芳路过禄米仓胡同，见到智化寺“其后殿西庑，逆振之像，俨居高座，玉带锦衣，香火不绝。殿西檐下现有英宗谕祭之碑，褒其忠义”。沈廷芳曾经参与《明史》的校阅工作，熟知王振专权害国，“观览之下，不禁发指”。出于对宦官擅权渎乱朝纲的憎恨，他上奏皇帝，请求仆毁王振塑像、拉倒石碑，“以示惩创”。这一奏议获得了乾隆皇帝的批准。在此之后，智化寺陷入衰败。在20世纪初期时候，寺院的破败不堪的状况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僧侣开始靠出租寺院之内的房间、变卖寺内的收藏来维持生计。

刘敦桢(1897年-1968年)

刘敦桢，现代建筑学、建筑史学家。长期从事建筑教育和建筑历史研究工作，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创始人之一，又是中国建筑历史研究的开拓者。

1931年夏，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刘敦桢来北平调查古物，“闻城东有智化寺创于明正统问，虽墙垣倾圮，檐牙落地，而规范犹问有存者”，在梁思成、刘南策等人的协助下，对智化寺进行了测绘，并完成了《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一文，此文成为研究智化寺古建的重要文献，也是智化寺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依据。当时他正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文献方面有宋代的《营造法式》，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两部官式建筑文献，没有发现什么明代建筑。而作为官式建筑，智化寺的组成元素较好地体现了明代建筑的特点。因为乾隆年间的风波，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智化寺都没有得到修缮，反而得以保存明代中早期的建筑结构。同时，这座建筑在建造时风格就不太统一，有的地方沿袭了宋代《营造法式》中的做法，有的就更接近清代简洁、程式化的做法。因此智化寺是研究明代建筑，乃至宋元建筑发展演变过程的重要实物。

智化寺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古老的寺庙焕发了新的生机。1955年，北京市文化局工程队进驻智化寺，迁走院内住户。1957年，智化寺被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北京市政府拨款整修智化寺。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80处，北京市有18处，智化寺名列其中。1984年，北京智化寺文物保管所成立。1986年，国家文物局拨款全面整修智化寺。1992年，北京文博交流馆在智化寺成立，旨在为北京地区博物馆与博物馆之间、博物馆与公众之间提供文化交流的平台，古老的智化寺被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如今，智化寺是一处对游客开放的寺院，汇集古乐、造像、雕刻、彩绘等传统文化艺术的宝库，也身兼博物馆的职能，访客可以在此观览佛殿建筑、佛教造像、也可以在这里感受智化寺京音乐的表演。

智化寺京音乐是明清时期流传在北京地区的传统音乐，相传发源于民间，来自于宫廷，传承于智化寺，经智化寺艺僧按代传承，至今已500多年，传至第二十七代传人，其曲调庄重典雅，曲谱珍贵神秘，曲牌古老丰富。传承严谨有序，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2006年，智化寺京音乐被文化部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智化殿内，每日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可以听到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七代传承人现场演奏空灵神秘的智化寺京音乐，是智化寺参观的另一大看点。

智化寺全盛时期复原图

智化寺实测平面图

刘敦桢，《北京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



智化寺空间布置沿南北中轴线展开，主要建筑依次排列。该寺主要建筑自山门内依次为钟鼓楼、智化门、智化殿及东西配殿（大智殿、藏殿）、如来殿、大悲堂等。智化门相当于其他寺庙中的天王殿，而智化殿为正殿，相当于一般寺庙的大雄宝殿。形制名称之所以不同，可能是它原为家庙的缘故。除如来殿是庑殿顶外，其他建筑均为典型的歇山顶，建筑结构仍保持着明代风格，是北京市内较完整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现存主要建筑的梁架结构，天花彩画等，具有典型的明代特点，上有接近宋元的做法，下有靠近清代的形制，智化寺为研究明代建筑乃至宋元建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在建筑学上具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中轴线上每一“进”院落由朝南的主体建筑及两座东西对称而立的次要建筑共同组成，唯一例外的是第三进的两层佛阁，下层的如来殿与上层的万佛阁在东西墙之间，孤立于院落中心。按1930年代首次所做的测绘，智化寺南北共五进，寺院后部还保留了原东西二路中的方丈和僧房，

二、今日的智化寺

今日的智化寺平面图

智化寺坐北朝南，繁盛时占地约有两万平方米。饱经沧桑的智化寺历经了清廷倒台，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的社会运动，目前智化寺南北进深近三百米，东西最宽四十余米，占地仅存一万余平方米，仅有曾经鼎盛时期的一半规模。矩形平面为宋代以来佛寺的典型空间布置。而今智化寺东西两路已不复存在，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则保存基本完整，但仅存中轴线上的前四进院落和建筑。

第一院落

从南开始，紧接在山门之内有东西对峙的鼓楼和钟楼，再往北则有智化门，至此为寺院的第一院落。

鼓楼

鼓楼里的鼓现在在智化殿里展示。鼓高1.45米，鼓面用牛皮制成，鼓身最大直径1.37米。这面红色漆面大鼓的鼓身盘绕着一圈金龙，图案以“二龙戏珠”为一组，共有四组。加上两鼓面分别各绘有一组 “二龙戏珠”，整个大鼓共有12条金龙。鼓身金龙的制作采用“沥粉贴金”工艺，使得龙鳞层次分明，富有立体感。 沥粉工艺的特点是使用特制的沥粉(例如蛤粉)勾勒图案线条，阴干后，这些线条即可高出画面，而后在图案上贴金、银箔或上色等。通过这样的描绘、堆沥技法,，呈现一种近似浮雕的效果。

。当年国家曾经组织专家修复了鼓的上半部，觉得和原物差距太大，决定停止修复，所以现在下半部还保留着原状，颜色与上半部迥异。

钟楼

钟楼里的钟保存在二楼，但目前不对外开放展示，其图片在一楼可以找到。

智化门

智化门规模较小，面阔三间、进深二间（13x7.8米），原塑有四大天王像，分列东西，镇护佛寺。总的来说，位于最南的第一院落，可视为礼佛者进入佛寺中心的前导性空间。

1444年，明代宫中宦官司礼太监王振建造家庙智化寺。智化门前有两通大石碑，《敕赐智化禅寺之记碑》(左)和《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右)，记载了当年寺庙的建造情况。

敕赐智化禅寺之记碑(左)

此碑记述了王振为报答祖宗的庇护而出资兴建寺庙礼佛，建成之后得明英宗赐名“智化禅寺”等内容。

碑顶的“敕赐智化禅寺之记碑”字样

碑上的王振落款在沈庭芳奏请皇帝后被凿除。

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右)

此碑记述了王振自明永乐年间入宫以来，在明仁宗、明宣宗，尤其是明英宗朝屡加显庸的历史，并为此建此宝刹，为国家、天子及黎民百姓祈福等内容。

碑顶的“敕赐智化禅寺报恩之碑”字样

根据碑文，王振以个人资产营建了庙宇来报答明朝皇室多位皇帝的恩宠。王振雄厚的资助使得寺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工了，并且建筑精美，陈设奢华。建造寺庙也是为国祈福，教化民众，因此建好后得到英宗皇帝（1436-1449 和 1457-1464）赐名“智化禅寺”。

第二院落 (主院落)

智化寺主院落的智化殿和西侧的藏殿(左)

智化寺主殿院落为一门两殿，第二院落则位于其中心，由主殿智化殿与东西的大智殿和藏殿两座配殿组成。

智化寺主院落的智化殿和东侧的配殿大智殿(右)

寺外的银河SOHO

在主院落小院中，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视角，望见北边朝阳门的银河SOHO；这个硕大的银白色建筑，像一座雪山立在智化寺的背后。一边是矗立在古都内城的现代地标，一边是清越的古寺佛音。等到春天梨花落时来访，想必真是如梦如幻了。

院子里的花在冬日还在盛开

2.1智化殿

智化殿

智化殿为庙中的正殿，在二进院，即寺院中轴线上五个主要大厅中的第二个，即一般寺庙中的大雄宝殿。面阔三间、进深三间（18x14.5米），单檐歇山顶。是智化寺的主要建筑。

智化殿内

佛殿中央上方原有巨大精美的藻井一座（约5x5米），如今收藏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

智化寺智化殿藻井数字复原图（智化寺工作人员采用VR技术制作）

从数字复原的效果来看，藻井应是佛殿空间组成的主要元素。

现安于北京西山大觉寺的原智化殿横三世佛

原先殿中有石质须弥座，供有木质漆金释迦牟佛、阿弥陀佛、药师佛横三世佛，十八罗汉坐像分列两侧，1972年，北京西城区广济寺 (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遭到严重破坏，市革委会决定将北京西山大觉寺大雄宝殿的三世佛移奉广济寺后，恰逢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计划去大觉寺参拜，于是,市革委会又将智化寺智化殿的三世佛搬到了大觉寺。为了填补空荡的智化寺智化殿，又将智化寺第四进院内大悲堂的三世佛搬到智化殿，即呈今日之所见。

智化殿内的佛教造像

现在殿中仅立四根金柱，留出宽敞的空间供信众观佛、礼佛之用。如今殿中陈列的竖三世佛是从大悲堂中移过来的较小的木雕坐像，体量较小，但外观应该相似。这三尊佛既不属于智化殿，也不属于明代，在莲花宝座上结跏趺坐，工艺复杂精细的宝座被断定为清代康熙时期（1644-1911）的作品。

三尊佛像都穿着袒右式袈裟，左领襟衣袍从胸前斜至右腋下，袒露出右肩和右臂。头发卷曲，头顶的肉髻则是像宝石的突起。三尊的主要差异来自于手印。居中佛陀右手前伸，手指向下，做触地印；左侧佛陀右手举起，做无畏印；右侧佛陀双手举在胸前，做教导的手势，称为转法轮印。这三尊被认定为三世佛——释迦牟尼（中央历史佛）、燃灯佛（过去佛）和弥勒佛（未来佛）。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从释迦牟尼的生平和他对弟子的开示，佛陀作为开悟者的信仰成为一种遍及亚洲的宗教，并在教义上扩展到包括无数时间和空间的多佛陀宇宙世界。智化寺的造像展示了这些宗教观念的各个方面。

智化殿内右侧的韦陀菩萨

智化殿内左侧的伽蓝菩萨

这两个菩萨也都是从其他寺庙移来的，并不是智化寺原物。

佛像背板后是一幅明《地藏菩萨与十府冥王神话》木板壁画。壁画原为崇文门外花市斜街东口的卧佛寺之物，1986 年切割成三部分移入，切割痕迹明显。东卧佛寺由明宪宗朱见深时期的御用监太监张政于成化六年(1470年)捐资兴建。

壁画宽4.7米，高3.14米，采用对称式构图，画面共有13个人物。正中是地藏菩萨，左右是协侍道明和尚、 闵公，以及辅助地藏菩萨救度众生的冥府十王。地藏王是大乘经中他方世界的菩萨，此壁画中以头戴五佛冠的菩萨形象示人，右手持禅杖，左手持如意宝珠,，结跏趺坐。头光和身光皆有。

地藏菩萨的身侧有左右两协侍，左侧为身穿袈裟的比丘道明和尚，右侧为九华山的闵公。据宋《高僧传》月山 “地藏菩萨九华山化道场”一事，两人在家为父子，出家为师兄弟。道明和尚虽为闵公之子，却是师兄，故此立于上首左侧。

左右侧其余十人为冥府十王。画中十王双手持笏，面向菩萨交手垂目而立，身着同样形式的衣冠，只是衣服颜色和肤色有别。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十王中总有一位瞪着双眼，与观者对视。这种对视不仅与观者增加了互动感，且对于阎罗这种具 有特殊身份的人物，实现眼神接触常带有道德评判的意味。

作为中官家庙，智化寺具有其它通常的佛家庙宇所没有的特点: 出现多处地藏王形象。宦官希望通过供奉“幽冥教主”的地藏王，祈求自身死后免于地狱之苦，得到超度。地藏信仰既满足了他们对死后归宿的焦虑，也通过宗教仪式弥补了社会身份带来的缺憾。

地藏王结跏趺坐于谛听之上。谛听是地藏菩萨的坐骑, 为通灵神兽，尤善听人心，通常形象为虎头、独角、犬耳、龙身、狮尾、麒麟足。壁画中地藏菩萨的坐骑谛听，由原本的单角神兽形象，变更为双角。谛听可以通过听来辨认世间万物，尤善辨人心，麒麟 (双角)或龙(双角,为帝王专属)等象征皇权的神兽特征被移植到佛教谛听身上，暗示了宦官作为“皇帝耳目”的监听作用。明代宦官集团常通过挪用皇家符号彰显权势。因此, 智化寺壁画中的双角谛听，实为獬豸职能、麒麟形态与佛教符号的三重叠加。

殿内未开后门，却有一后报厦，原置水月观音一尊，现为一组明代佛造像，释迦牟尼佛，和伽叶、阿难两弟子。这组佛像不是智化寺原物，来源未知。

2.2 藏殿

智化殿西侧配殿藏殿

藏殿面阔、进深各三间（13.2x7.5米），单檐歇山顶。藏殿主要功能是容纳一座八角形的转轮藏，为北京仅有的一座。虽名为“转轮藏”，转轮藏有两种，一种经橱可以转动，另一种经橱固定，僧人绕着它转。这可能是古代绕佛塔的风俗遗存。这座经藏立于石质的须弥座上，无法周转。

为了容纳这座庞大的经藏，大殿在结构上减去了两根前金柱，方便信众观看转轮藏的全貌。同时，转轮藏并非置于大殿正中间，而是稍偏里侧，前方则留出足够的礼拜空间。

藏殿的转轮藏

专门收藏佛经的藏殿，中央设有一个八角形的收藏佛经的木质经橱，经橱底部为汉白玉石质须弥座。整个转轮藏通高约4米。

转轮藏顶部的毗卢遮那佛

一尊毗卢遮那佛坐于莲花座上，面东而坐，置于转轮藏至高的中心处而转轮藏偏里的位置，正好提供给信者在入殿处，足以观看毗卢遮那佛的角度。这尊制作精良的小佛像坐在高大的八角形转轮藏顶部，几乎看不见。

毗卢遮那佛

此尊毗卢遮那佛置于转轮藏顶部，端坐在汉式莲花台，,施“智拳印”，肉髻高耸，肩宽面阔，胸肌饱满，袒右肩，袈裟斜披下来，腿部衣纹向上收，具有典型的明代永宣宫廷造像特点。

入口处转轮藏

每面经橱又置九排五列抽屉以放佛经，每个抽屉表面刻有佛龛，龛内浮雕一尊释迦像，抽刷上书写千字文用于经书检索。

中国古代由“天地玄黄”到“或手也”一干个不理复的汉字组成千字文。古代经书多以千字文排序检索。智化寺转轮藏从正东面右上角“天”字起，至东北面左下角 “腐”字止，共39字，可存放经书639卷。

六筆具是由金翅鸟、龙女、摩羯鱼、狮羊、狮、象组成的法相装饰，是最常见的藏传佛教艺术图像，常用在佛像的背光和门券上作装饰。智化寺转轮藏顶加雕刻的金翅鸟、龙女、摩羯鱼，以及角柱上的狮羊、,狮、象共同组成了六筆具，作为每面经橱抽屉上所有浮雕释迦尼佛的背光。智化寺转轮藏除了六擎具的法相装饰以外，还增加了金刚和菩萨。

转轮藏集幕刻、彩绘精洪工艺于一身,堪称明代建筑的艺术瑰宝。

金翅鸟和龙女

摩羯鱼

六筆具的图片说明

转轮藏背部

转轮藏的抽屉分格

转轮藏经橱用于藏书的抽屉。根据八角形的设计，每排抽屉个数不同，因而每个抽屉可存放的经书数量不等。中间一排每个抽屉有三格，两边两排每个抽屉有两格，最边上两排每个抽屉一格，因而每层有共九格存放经卷。而西面由于临近后檐墙，若中间一排设三格则太长无法完全抽出，故缩为两格，每层共八格。这样八面经橱一共639格 正好可以放下一整部《永乐北藏》，可谓是为《永乐北藏》量身定制。

2.3 大智殿

智化殿东侧配殿大智殿

大智殿与藏殿相对应，在院落的东侧。殿中原供有三大士像，观音居中，左文殊、右普贤。大智殿的功能和内部空间配置与藏殿有所区别，但在建筑结构和尺度上，两者完全相同。这也说明了中国木结构在面对不同内部空间设计的普适性，同时也顾及了东西两配殿结构形制和外观一致的需求。现在大智殿内有名为《大明华采》的明代彩画展览。

在没有僭越的情况下，王振将家庙顶格配置屋脊角兽。

大智殿里展示的明代彩画示意图

明代青绿旋子彩画，是由元代彩画逐步发展而来，并且保留了宋代的做法，形成了明代风格。同时也为清代旋子彩画规制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大智殿的彩画

智化殿彩画及重昂五踩斗拱

明代 (左) vs 清代 (右)天花做法

这个示意图很好的展示了明代和清代彩绘的区别。智化寺天花彩画、藻井彩画和提防扬中主要涉及了青、绿、红、黄、黑、白等颜色。包含有矿物质颜料、植物料和人工合成原料。工匠使用传统骨胶调制各色颜料，通过浓淡深浅的色彩搭配和高低起伏的层次组合，,呈现出细腻精致、缤纷斑斓的装饰效果。

第三院落

如来殿与万佛阁

智化殿之后的二层佛阁是第三院落的主体建筑，是智化寺等级最高的建筑，亦是寺内建筑的最高点。佛阁的一层为如来殿，面阔五间、进深三间，18x11.6米，所占建筑面积为全寺最大，殿内供如来佛。二层为万佛阁，面阔、进深皆为三间，空间较小。上层墙壁隔扇遍饰佛龛九千多个，所以称万佛阁。万佛阁是智化寺内唯一的庑殿顶建筑，等级最高，其他都是典型的歇山顶建筑。

中国佛阁一般具备多重功能，每层所服务的目的不一，但佛阁每层各有一个独立的名称确实少见。尽管如此，这座佛阁上下两层，从木结构和所供养佛像的内容来看，都应视作垂直连续的两个空间。

一层前后金柱为通柱，通过上层楼板，往上延伸成为上层檐柱；通柱的使用简化结构，有利于上下楼层空间的展开。

正对大门有一明代铁香炉，为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正月所造。殿前东西各有一通无字碑。龟肤璃首。

从建筑前方可见的万佛阁毗卢遮那佛

智化寺夜场的时候，朝拜者在佛阁之外，以25度视角，可远眺二层的毗卢遮那佛。

如来殿外檐单昂单翘五踩斗拱和彩画

万佛阁斗拱和彩画

3.1 如来殿

殿前正中供有释迦如来本尊及两位胁侍，左为大梵天，右为帝释天。殿前的后壁和左右二壁上布满小龛，龛内各设一尊小佛。一层后壁的隔断向上延伸至二层，与其左右两壁，也布满了千佛小龛。

如来殿与万佛阁无疑是智化寺的宗教中心，在佛阁之外，得见二层的毗卢遮那佛引导着朝拜者进入一层佛殿，那里有殿中的释伽牟尼佛迎接着参拜者，将他们指向经橱中的佛法，为成道之要。但这只是序幕，引领参拜者观想由释加如来身后无数的小佛所组成的佛界，贯穿上下两层，建构于整座佛阁的建筑之中。随着参拜者登上二层，观想中的佛界将体现于他们眼前所见的三身佛，尤其是藻井之下的毗卢遮那佛。

释迦如来本尊

释迦牟尼佛是位居中央的大佛，雕工精细，包金，四米多高。他与智化殿中央大佛姿势相同，右手前伸触地。四壁环绕着无数镶嵌在小壁龛中的佛像。

1984年，从如来殿释迦牟尼佛像的腹中发现了三卷带有千字文编号的元代刻本藏经:《大金色孔雀王咒经》、《陀罗尼集经》、《大宝积经》。三经版式相同，均采用藏经纸，卷轴装。

帝释天

释迦牟尼两侧站立着高大的冠冕人物，他们穿着长长的华贵的长袍，与佛陀的袈裟不同。长袍上绘有鸟、牡丹、龙、狮的图案，采用细腻的工笔手法，结合沥粉贴金工艺，生动立体地模拟出刺绣和精细织物的质感。同时大梵天衣饰上的万字锦花纹，帝释天衣饰上的松针纹，采用难度极高的拨金工艺只制成，低调奢华。

拨金工艺现在少有使用，方法是先在特定的彩画部位贴金箔，干透后罩上彩画颜料，当颜色似干未干之时，工匠找准时机，用细竹针剔去颜料，露出所贴金箔成为图案，所蒙刷的颜色反而成了底色的视觉效果。这个手法需要精准地拿捏轻重，轻则不露金，重则剔掉金。而且此法使用的黄金量，大大高于贴金工艺。这种工艺如今已经极为罕见。

佛陀右侧（或西侧）的立像是印度教众神之王帝释天，手持大权杖。

再往外两侧则是两座曲尺形的藏经橱，用以存放英宗御赐的《大藏经》。经橱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为毗卢帽形挑檐，中间是经橱，共有640个抽屉，也是按千字文顺序排列，下部为石质须弥座。雕刻集中在上、下两部分，以如意云纹、卷草纹、莲瓣纹、宝相花纹为主，上檐檐下有多组梵文真言和吉祥八宝纹饰。

大梵天

佛陀左侧是印度教天神梵天。

中国佛教艺术中，佛陀与印度教的梵天和帝释天一起出现是极不寻常的，但可以通过佛经的记载来识别。

触地印与释迦牟尼王子一生中的一个关键事件有关，他为了寻求真理放弃了世俗的特权，又通过多年的深沉冥想，最终觉悟。亚洲艺术史上许多描绘佛陀的场景，都选择了表现他坐着的这种姿态，代表他即将获得开悟的时刻，魔王魔罗召唤了一群从属恶魔来分散他的注意力。释迦牟尼触摸大地，召唤大地女神见证功德，战胜魔王。然而，在如来殿中，魔王的恶魔却缺席了。梵天和因帝释天的出现不是指成道之前的那一刻，而是指向释加牟尼成道之后的事件，当时梵天和帝释天以及许多其他天神来到佛陀面前，恳求他向他人展示在充满无知的世界中获得智慧的途径。佛陀由此开始教导并聚集的弟子。

如来殿东侧次间的藏经柜前安放“英宗颁赐藏经碑”。该碑是明英宗复位以后，于天顺六年(公元1462年)颁赐。此碑的龟趺及碑担均已无存，仅碑身为原物。

3.2 万佛阁

万佛阁内部(网络图)

二层供奉“三身佛”，主尊为毗卢遮那佛(法身)，其左侧为释迦牟尼佛(应身)、右侧为卢舍那佛(报身)。在明间正上方设精美藻井一座，现今藏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

如来殿底层的三尊佛像，处于上层万佛阁内三尊大型佛像的正下方。上层造像中的中心佛像在艺术表现上与下层的释迦牟尼相似。它同样是一尊大型金色造像，展现了精美的五官，身着同样的袈裟和耳环。此外，这尊佛陀戴着五瓣宝石王冠，硕大的项链，手臂和脚踝上也戴着珠宝。他坐在一个尺寸更大的多层千瓣莲花宝座上，莲花座设置在一个精雕细刻的底座上，表明他地位更高或强调其重要性。他双手端在胸前，左手的食指抬起，右手合在上面。此手印被称为“智拳印” (也称之为“一字金轮印”)，是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的手势。他正上方原设有一个巨大的蟠龙藻井。这尊造像是明早期精品。

释迦牟尼涅槃后，出现了对历史上佛陀的不同理解，首先是他肉身和法身之间的区别。作为凡人的释伽牟尼，记载于佛传故事，出现在他生平中重要事件发生的地点，后来被视为一种转化和无常的形体，称为应身。他的弟子们开始编纂佛法教义，佛经则与法身这个词联系起来。随着佛教作为一种宗教不断发展，法身具有更高的抽象意义，它是佛性的超然和永恒本质的体现，也是佛陀所有其他特质表现的基础。佛教的宇宙观在万佛阁中通过毗卢遮那佛和四壁万千小佛来表现。

两侧现存的卢舍那佛和释迦牟尼佛，与中央的毗卢舍那佛和下层如来殿的佛像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似乎制作时间和工匠都不相同。虽然万佛阁的原始陈设可能就包括了对三身佛的表现，但这两尊却显得比例笨拙，做工欠佳。

后院

民国时期智化寺复原图之后院部分

如来殿后另成一院，原有如意门，后拆除。

1932年拍摄的大悲堂

正殿为大悲堂，初称 “极乐殿”，黑琉璃瓦歇山顶，面阔三间。殿中原有石制须弥座，供木制千手观音坐像。殿内原陈列三世佛，现移至智化殿内，现为博物馆的文化活动厅，平日不对外开放。

大悲堂西配房被明英宗命为“精忠祠”，供有王振塑像，于清乾隆七年被毁。东为方丈院，现在是幼儿园。

1932年拍摄的万法堂

后殿为万法堂，现已无存。

三、智化寺藻井与天花彩画

藻井

藻井又叫绮井、覆海、斗八，是中国传统建筑的一种独特的顶棚装饰样式。简单地说，有点像我们今天装饰天花板的吊顶，只不过古人的天花板装饰更加复杂，一般做成向上隆起的井状，有方形、多边形或圆形等，呈伞盖形，由细密的斗拱承托，上面饰有各种花纹、雕刻和彩绘。因为看上去像凹进去的井，又刻绘有水生植物的饰样，所以得名“藻井”。

在传统的观念上，藻井具有神圣的意义，象征天宇的崇高，所以藻井多用在宫殿中的宝座或寺庙佛坛上方最重要部位。在故宫三大殿、天坛祈年殿人们可以看到明清皇家最高级别的藻井艺术。北京城周边敕建寺庙，如法海寺、隆福寺等主要建筑也有精美的藻井。而智化寺藻井，则在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诸方面都堪称藻井艺术中的佼佼者。

并不是所有的建筑物都有资格构架藻井，藻井只能用于最尊贵的建筑物。早在唐代就有明确规定，非王公之居，不得施重拱藻井。它既是中国古代建筑的一个特点，又是建筑的精华和亮点。藻井是我国古代殿堂室内顶棚设计中最高级的一种式样，古人穴居时，顶上开洞以通光和上下出入，后来出现房屋后，仍保留这一形式，其外形像个凹进的井，“井”加上藻文饰样，所以称为藻井。

据《风俗通》记载：“今殿作天井。井者，东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厌火也。”东井即井宿，二十八宿中的一宿，古人认为是主水的，在殿堂、楼阁最高处作井，同时装饰以荷、菱、莲等藻类水生植物，都是希望能借以压伏火魔的作祟。

智化寺的藻井

而智化寺的藻井在明代的藻井里是非常有名的，智化寺的藻井因为是奉旨建造，它的藻井的华丽程度不亚于明清王室的藻井。它的制作工艺精巧，结构复杂，是明代建筑木雕的极品。

智化寺原本有三座精美的藻井，分别镶嵌在万佛阁、藏殿以及智化殿的三组建筑的顶部。藏殿藻井为五方佛曼荼罗藻井，因下方建有转轮藏，构图上带有浓郁的宗教气息。智化殿和万佛阁两方藻井，为九龙藻井，等级更高，比故宫南熏殿的藻井大，选用上等的楠木雕琢而成，其样式、图案差异不大。它们的制作工艺精巧，结构复杂，是明代建筑木雕的极品。现代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评论说:“万佛阁之图片，云龙蟠绕，,结构恢奇，颇类内规制，非梵刹所应有。” 遗馈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遗憾的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两座藻井被寺僧盗卖，唯有藏殿的藻井留存至今。现如今，万佛阁藻井收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森博物馆，而智化殿的藻井收藏于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

寺庙内的藻井是智化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我国民间藻井艺术的最高典范，诚如华尔纳给博物馆的信上说：“在这个国家里，看起来这是尚未遭到破坏的中国建筑中最好的一部分。”他形容这座寺庙：“它的全部组合没有用一支钉，木匠的工艺超凡……并且似乎还保有明代原有的金。”上面的金就是藻井中雕龙身上的贴金。最后他还再三叮咛运送的人“小心抹去藻井的封尘，但千万别洗涤，因为它年代累积，已有一层柔亮的光泽！”

藻井与天花彩画等级

智化寺三个藻井的等级由低到高为:

1. 藏殿: 五方佛曼荼罗藻井

2. 智化殿: 楠木原色九龙藻井

3. 万佛阁: 楠木贴金九龙藻井

五方佛藻井等级低于九龙藻井。而同为九龙藻井，万佛阁的楠木贴金比智化殿原木等级更高，这与三大殿的位置等级相匹配。我国已故古建专家刘敦桢先生曾讲道：“万佛阁之藻井，金龙盘绕，结构恢奇，颇类大内规制，非梵刹所应有。” 智化寺为明王振所建，但寺内却有两架九龙藻井，实属僭越。在明代宦官权倾朝野的背景下，此地成为王振凭借皇权默许公然越制，礼法沦为权力装饰品的最好佐证。

天花彩画的等级与藻井及大殿位置功能等级搭配，按照等级由低到高排列为:

1. 大智殿: 无藻井，搭配观音曼荼罗天花彩画；

2. 藏殿: 五方佛藻井，中尊为释迦牟尼佛种子字，搭配观音曼荼罗天花彩画，中尊为观音种子字，但略去观音真言，，四围为四大天王种子字；

3. 智化殿: 楠木原色九龙藻井，搭配等级提升的五方佛四佛母及四大天王种子字天花彩画，中尊为毗卢遮那佛种子字，环以观音真言，与藏殿藻井顶部的坛城內容一致；

4. 如来殿: 无藻井，搭配观音曼茶罗天花彩画，中尊升级为时轮金刚咒牌，环以观音真言，四角为四天王种子字：

5. 万佛阁: 楠木贴金九龙藻井，搭配五方佛四佛母和四大天王的种子字天花彩画，中尊同样升级为为时轮金刚咒牌，环以观音真言。

藏殿藻井与天花彩画

藏殿藻井是智化寺内唯一幸存下来的藻井。为五方佛曼荼罗藻井。藻井上圆下方，下部四周为彩绘佛像斜板，其上浮雕卷云纹和莲瓣各一层、表面用青、绿、红、黄四色彩绘配以金线相间排列，浮雕之上四角各覆盖一三角形云纹，使得藻井形状由方转圆。上部圆形，放置五层斗拱，顶部圆板绘坛城图案，十分精美。

藻井中央绘有曼荼罗，密宗佛教仪式图。毗卢遮那佛的艺术形态和经藏柜中的经书，将佛法作为教法、供奉对象和基本法身的概念叠置在一起。

坛城种子字

坛城种子字对应诸佛方位图

藻井顶部坛城以五方佛四佛母和四大天王种于字组成，每个梵字代表一尊佛，中央梵字代表毗卢遮那佛，与转轮上方的毗卢遮那佛坐像形成呼应。

彩绘佛像端庄典雅

在藻井的下方，自左右柁梁起向上斜出的斜板上给满了佛像，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每边给制9尊, 共36尊、佛像均袒右臂，结迦跌端坐在莲花台上，头项高肉髻并有髻珠，柳叶眉，具有典型的汉传佛教造像特点。

藏殿天花彩画

藏殿五方佛藻井搭配降低等级的观音曼荼罗天花彩画，中尊为观音种子字，但略去观音真言，四围为四大天王种子字。

智化殿藻井与天花彩画

费城艺术博物馆亚洲厅陈列智化殿藻井现状

费城艺术博物馆智化殿藻井

约 1444 年，中国（北京）明代，楠木，带有漆器和镀金装饰痕迹

Joseph Wasserman夫妇赠送，1930-38-1

一系列由云饰支架支撑的模型寺庙环绕着中心元素；这些微型结构内有精雕细琢的佛像和菩萨雕像。天花板的其余部分由方形面板组成，上面绘有风格化的莲花，显示出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影响。每个面板上都有一个来自北印度文字（藏族称为 Lantsha）的字符，象征性地重现了宇宙。模型寺庙和面板可能是在康熙时期（1662-1722 年）修缮时添加的。

智化寺被盗走的两个藻井样式、图案差异不大，都是五爪九龙八方藻井。均为斗八式平面方型，井框外边长4.35米，内边长4米，分上中下三段，，下段方形，中段八角形，上段圆顶八瓣即为八斗。整个藻井平面呈方形，四角以支条区划成八角形，再置方格二重，相互套合成内八角。

每格之边缘，饰卷云、莲瓣、拱科，空档内置佛教“吉祥八宝”，轮、螺、伞、盖、花、罐、鱼、长，显示出藏传佛教（喇嘛教）的影响。每个面板上都有一个来自北印度文字（藏族称为 Lantsha）的字符，象征性地重现了宇宙。内八角与井心之间的斜板上，环雕八条游龙，中央团龙垂首俯视。结构美奂绝伦，周围环绕着云朵、支架和八个倾斜的面板，每个面板上都有一条较小的龙在云朵中。 周围的面板上雕刻着莲花、飞天（佛教的飞天音乐家）和其他佛教宗教符号。虽然大部分原始红漆保存完好，但大部分丰富的金箔覆盖层已丢失。整个结构，比故宫南熏殿的藻井还要大、还要美。

这个藻井已有五百多年历史。它最初装饰有光泽的红漆和明亮的镀金，是明朝早期（1368-1644）保存最完好的皇家佛教建筑之一。这些雕刻描绘了一个充满中国皇权和佛教教义象征的天国。

皇帝的权威占据了中心位置，角落里有九条龙和四只凤凰。周围部分的佛教图案包括莲花和八位天神，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件吉祥物和佛教祝福。

龙

神话中的龙与带来生命之雨有关，长期以来被视为神圣而强大的生物。从 1300 年代后期到 1900 年代初期，五爪龙（此处）是皇权的象征，仅供皇帝及其直系亲属使用，而四爪龙则供低级成员和官员使用。

凤凰

从 1300 年代后期开始，凤凰被称为百鸟之王，与和平和繁荣有关，成为皇后的象征。凤凰经常与龙配对，以象征皇权。

莲花与天人

佛教徒认为，莲花在泥水中开出美丽的花朵，象征着灵魂能够转变成开悟状态。

内八角与下边框之间镶嵌有空中楼阁，楼阁内置小佛像，采用斗拱支撑整个内八角。一系列由云饰支架支撑的模型寺庙环绕着中心元素；这些微型结构内有精雕细琢的佛像和菩萨雕像。模型寺庙和面板可能是在康熙时期（1662-1722 年）修缮时添加的。

为了让游客了解原始背景，博物馆在天花板上安装了根据在原址测量的图纸重建的建筑元素。

智化殿天花彩画

智化殿正方形天花围绕藻井布置，随藻井一同流失海外，现存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智化殿天花题材为五方佛四佛母及四大天王种子字，搭配智化殿的九龙藻井，中央为毗卢遮那佛种子字，相比藏殿天花彩画中尊的观音种子字，等级提升，与藏殿藻井顶部的坛城內容一致。

费城艺术博物馆藻井展厅——其他展品

壁画残片，描绘了佛教集会中的天神

大概是 1400 年代，中国，明朝

据说来自河南新乡附近卫辉的一座佛教寺庙

粘土灰泥上的水彩画

用特别东方基金购买，1925-98-1

这幅残片描绘了各种天神，即守护神，它来自一幅大型壁画的外部部分，该壁画曾经装饰过一座佛教寺庙的大厅。

虽然有些褪色，但我们可以识别出几个天神：

（最左边）佛教寺庙的守护者和信仰的保护者韦陀（梵语中的韦陀）戴着有翼的头盔。他的金刚剑可以消灭恶魔和佛教的敌人。

（中）西方天王挥舞着一条蛇，而北方天王则手持一把伞和一座佛塔。

（右）守护女神摩利支天 (Märīcī)有三张脸——一张正面，两张侧面——和多只手臂。

坐菩萨

960-1234，北宋或金朝，木有彩绘装饰痕迹

Joseph Wasserman赠送 1929-8-11

侍菩萨(左)

1300-1400，元朝，木有彩绘装饰

Joseph Wasserman赠送 1929-20-1

侍菩萨 (右)

1300-1400，元朝，木有彩绘装饰

Joseph Wasserman赠送 1929-20-2

L

C T Z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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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殿天花彩画

如来殿无藻井，一层顶棚仅作天花。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方形天花彩画。

如来殿一层方形天花彩画 (示意图)

如来殿正方形天花彩画(上) vs 藏殿天花彩画 (下)

如来殿正方形天花彩画(上)为曼荼罗样式 ，中央等级提升为佛语咒牌(法身毗卢遮那佛种子字)，环以六字大明真言，四角为四天王种子字。五个种子字下面均设有莲座，并以缠枝莲花相连。藏殿天花彩画(下)亦为曼荼罗样式，与藏殿不同的是，中央为观音菩萨种子字 (等级略低)。

如来殿一层长方形天花彩画

如来殿一层长方形彩画(示意图)

如来殿内还有另一种长方形天花，位于如来殿内檐四周的斜板处，红绿为底色。其上绘缠枝莲及梵字，每一梵字下设仰俯莲座，内容及排列顺序和如来殿方形天花相同，为毗卢遮佛咒牌，环以观世音菩萨六字真言，四角为四大天王种子字。 这部分彩画是智化寺内的明代彩画遗存。

如来殿一层内檐角科部位的三角形彩画(示意图)

如来殿三角形天花，位于内檐四个角科部位，天花梵字为四大天王种子字。

万佛阁藻井和天花彩画

万佛阁藻井"丢失”后的现状（裸露的梁架结构）

Nelson-Atkins博物馆“中国庙宇”厅陈列万佛阁藻井现状

为了更好展呈壁画，把象征天庭世界的天宫楼阁给拆了。如果想看到原来是什么样的，就要去费城博物馆，那里的智化殿的藻井保留了天宫楼阁。藻井下是辽/金木雕南海观音与广胜下寺的炽盛光佛经变图壁画。

Nelson-Atkins博物馆万佛阁藻井，31-118/1 A

万佛阁和智化殿均配九龙藻井，但等级上万佛阁的楠木贴金高于智化殿的楠木原色。万佛阁藻井共有八层。

第一层是以中央圆形为基高浮雕一五爪团龙，龙云盘绕，龙首下探，口衔龙珠。盘龙周围浮雕十二朵圆形图案。制作精美至极，也是藻井的最高一层。

第二层是斗拱装饰加固物——一圈赐地卷云纹，七彩斗拱雕饰实物，以此代替斗八藻井的八角井，用高20公分的支条托住厦板和随瓣枋的斗拱。

第三层是八块梯形斜板，每块板面高浮雕一条同向行龙，加上正中的一条，形成“九龙护顶”之势。上雕升龙、降龙及卷云，兼具雄健流丽之美。

第四层即八角外围又是卷云纹，做卷云莲瓣的雕刻。此八角形共外接八具三角形、八具菱形。八个三角形内镂刻佛八宝，而每具菱形内则刻有一个手托不同宝物的飞天，面向中央的团龙。均为金琢墨，沥粉贴金。它的四个三角形拱科上也有雕，刻雕有金岔角云，夔蝠和花卉等。

第五层是南北方向各两条通长，四周方角有条形云龙，云水雕刻，模仿上述三角形内拱科雕刻，是五彩平身刻斗拱；

令人不解的是，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在组装复原万佛阁藻井时，未按原样在梁枋与藻井之间加装出正方形四边上的天宫楼阁与四拐角的天宫角楼。

智化寺万佛阁藻井旧照片（图片来源于《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1920）

从万佛阁旧照可以看出，原物确有天宫楼阁，博物馆单独展出的木龛，疑似未安装入位的天宫楼阁。

万佛阁藻井数字复原图（智化寺工作人员采用VR技术制作）

所以从第六层开始借用万佛阁数字复原图来加以说明。

第六层是四周天宫楼阁木模，象征天庭仙界。每侧7幢, 正中一栋为体量稍大的正殿，其左右对称各有三栋体量略微小的楼阁，四边共28幢加角楼4幢，共32幢。每侧正对藻井中央轴线处为三滴水角重檐楼阁。楼阁内均置佛像。楼阁间以连廊相接。

第七层雕有卷云卷水。

第八层是放置藻井的佛龛。藻井井全部置于殿内大柁之上，大柁之底原为三排佛龛，下部为宝装莲瓣。

万佛阁斗八藻井造型独特，并且八层斗拱都有独特的装饰，也是寺内结构最精美的部分，力度感较强，有一定的负重能力，称得上是巧夺天工，为我国藻井装饰的极致精品。

万佛阁天花彩画多数亦随同万佛阁藻井一并流失海外，收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

Nelson-Atkins博物馆万佛阁方形天花彩画，31-118/1 B

Nelson-Atkins博物馆万佛阁长方形天花彩画，31-118/3

这个长方形天花彩画与现存万佛阁楼梯处的长方形的五方佛天花相同，但保存的品相更为完好。

万佛阁西处楼梯处顶部斜板长方形天花彩画(示意图)

万佛阁天花多数已随同万佛阁藻井一并流失海外，收藏于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现仅存万佛阁西侧楼梯处顶部斜板的长方形天花四块。天花为五方佛四佛母和四大天王的种子字，但同样提升了等级，将中尊替换为时轮金刚咒牌。

万佛阁内檐东南角科部位三角形天花彩画(示意图)

此外，万佛阁还存在一种三角形天花，位于万佛阁东南角，为三字总持真言，亦属大威德等明王心咒，也是对诸佛的加持和守护。

四、藻井的流失

发现藻井流失

最早发现藻井不见的是素有“南刘北梁（思成）”美誉的刘敦桢先生。

刘敦桢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专家，时任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的主任。他于1931年到北平进行古建筑调查。因为他听说智化寺里有精美的藻井，所以他的北平之行的第一站就是智化寺。但是，当他到达智化寺之后，却出乎意料地发现藻井的丢失。为此，他写过一篇名叫《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的文章，发表在1932年9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三期上。虽然发现了藻井的流失，但是对于藻井是怎么流失的，刘敦桢先生在当时却并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一直到1987年，经过多方面的了解，才弄清楚了藻井被变卖的过程。

美方博物馆回应智化寺藻井的流失

根据原智化寺文物保管所所长杨文书先生（现已去世）所述，1986年5月，在美中教育访华协会工作的Ken Hammond (韩慕肯) 先生参观智化寺时，得知藻井流失美国，表示愿意帮忙弄清情况。后来Hammond与纳尔逊博物馆取得了联系，得到两份回信：

第一封是1986年9月17日Marc F Wilson 馆长的回信，信中说：“这是一个为拯救此物做出努力的故事，智化寺的老和尚先将藻井卖给了木匠铺，因为它是楠木可以做成棺材。当时受雇于博物馆的西克曼，经过木匠铺的后院，看见藻井正在那里等着做棺材，在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之后，便出钱将它从木匠手里买了出来”。

第二封是1986年10月15日，副馆长Jeanne Harris受Wilson馆长之托写的回信，信中说：“当西克曼参观寺院时，带有龙的藻井躺在地上，已经锯成数块，准备卖给棺材铺。幸亏他从木匠那里买下藻井，才使之得到了保护”。

从两封信的内容来看，藻井的买卖过程并不一致。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Hammond先生应原智化寺文保所的请求，再次与美国方面进行交流，这次他直接与Laurence Sickman取得了联系，1987年，Sickman给Hammond写了回信。信中说：“我虽然参观过智化寺几次，但未做深入研究。当我寻找殿内藻井时，已经不在，我是从许多木匠手中买回来的，他们正准备用它做棺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将它从一种奇特的命运中解救出来的”。

同时，他在信中确认：Horace曾为费城艺术博物馆买了一块同样的藻井。

综合以上三封回信的内容，美方认为：他们是从木匠手中买的智化寺藻井，而且是他们拯救了藻井被做成棺材的命运！

中国老人口述中的智化寺藻井买卖

何玉祥、何凤田是解放前一直租住在智化寺内的两位老人（现在他们已经去世），何玉祥自1916年起租智化寺平房居住，何凤田自1921年起住在寺内，他们的住房距离智化殿十余米，距离万佛阁二十余米。1984 年，84岁的何玉祥和79岁的何凤田两位老人对原智化寺文保所所长杨文书讲：藻井拆卖时，他们都亲眼看见。何玉祥说，牵线人是居住在距智化寺仅二三百米的羊尾巴胡同（今天的阳照胡同）的纪姓古玩商，此人当时60多岁，高个子，梳小辫，长的很凶。纪某亲口对何玉祥讲藻井是以800元或1000元的价格卖给美国人的，准确钱数记不清楚了。何凤田说，他记得是智化寺住持普远卖给纪某的，纪又专卖给了美国人。拆藻井时，天下着雨，为避人耳目，是在晚上雇佣杠夫先抬到纪家，然后又出手的。

何玉祥、何凤田两位老人所述藻井买卖的过程，与美方的回信大相径庭，在老人们的口述中没有出现木匠铺，反而多了一位人物——纪某。美方三次回信都没提到的这位纪某，恰恰是藻井买卖的关键人物。

纪某为何人

原智化寺文物保管所工作人员许惠利曾访问过北京古玩业名流邱震生老先生。据邱老先生讲，旧北京古玩商中，只有一个姓纪的，因家中排行老三，人称“纪三爷”，是个为洋人服务的掮客。他曾见过这个“纪三爷”，回忆其相貌与前面何玉祥所言基本一致。

纪某与Laurence Sickman

Laurence Sickman (1907—1988)，美国科罗拉多州人，1930年初，也就是刘敦桢先生来到北京智化寺考察的前一年，24岁的Sickman从哈佛大学研究艺术史专业毕业后，根据哈佛与燕京大学交换学者的协议，来到北平燕京大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供职。Sickman同时还受雇于美国纳尔逊博物馆，为之搜求东方文物。

Sickman在北平这个古老的都城看到一座座古建筑雄伟壮丽，众多精美绝伦的东方艺术珍品令他为之倾倒。他依仗交换学者的合法身份、对东方艺术品的研究学识和大量的金钱，如鱼得水地获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他出入琉璃厂，广交古董商，大量收购古董艺术品。为纳尔逊博物馆搜取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后任纳尔逊博物馆馆长。

Sickman游走琉璃厂，不会不认识古玩商纪三爷，纪三爷知道Sickman的需求，智化寺藻井的线索，或许就由纪三爷提供给Sickman的。

智化寺二十世纪前期老照片， 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提供

费城博物馆于 1928 年购买了藻井，当时它所在的智化殿年久失修。这张图片展示了 1930 年左右智化殿的外观。

藻井买卖的真相

从原智化寺文物保管所工作人员许惠利《智化寺藻井之谜》一文中了解到，民国时期，智化寺收入拮据，经济窘迫，主持和尚吸食大烟，寺里的七八个和尚，穷得连袈裟都买不起。寺僧为了生计，卖物租屋无所不干。以前的人管出租殡葬用具和提供人力的商铺叫“杠房”，胡同口的杠房与智化寺关系密切。办丧事的人从杠房买来棺材，到寺里去做法事，无地埋葬的，灵柩就暂时停在寺中。更不可思议的是，由于有些和尚沾上了大烟瘾，庙里的很多古柏都被卖掉给人家做了棺材。

家住智化寺二三百米远的“纪三爷”，对智化寺的情况十分清楚。很有可能在纪三爷的引导下，Sickman和费城艺术博物馆的Horace Jayne来智化寺“参观”搜集文物，看上了这两座斗八藻井。之后，他们假借购木做棺材掩人耳目，实则与普远商谈这笔藻井买卖。美方的回信正是回避了这一环节，而何玉祥、何凤田两位老人的回忆只是内幕以外的细节。

Horace Jayne (1898—1975) 当时是费城艺术博物馆中国馆的首任馆长，1923年至1925年间曾随华尔纳 (盗卖帝后礼佛图和敦煌壁画哪位) 两次来到中国，两人交情很深。智化殿藻井入藏费城艺术博物馆，正是Horace Jayne一手经办的。

在这个借口的掩护下，他们将智化寺两座藻井拆卸下来，并偷偷将这些构件运到纪三爷家里，尔后再将其以更高的价格转手给美国人，于是纪三爷最终从中赚了一大笔钞票，而两件艺术珍宝也漂洋过海到了美国。

根据刘敦桢先生《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一文和美方提供的旧照片可知，智化寺两座藻井是在1930年夏秋之际被拆卖的。事实的真相应该是分别受雇于两个博物馆的Sickman与Horace Jayne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通过中间人买走了智化寺的两座藻井。这一时期的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智化寺藻井也未能幸免。

另外一种传闻说，智化寺的住持和尚曾向洋行老板借贷200大洋，到期却无力归还，洋行老板因多次讨债不成，看到院内放置的万佛阁藻井。这座藻井因多年失修，有松动下坠的危险，因为无力维修，就暂时把它卸下放置在院内，洋行老板便与主持商量用这藻井抵还欠债。洋行总有外国人来，Sickman就是其中之一，当他得知洋行买了寺庙的藻井后，便出钱从洋行老板手中购得，偷偷地运往美国。直到1945年，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到美国讲学，在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里惊奇地发现了正在展陈的万佛阁藻井，国人才知道其确切的下落。

五、智化寺京音乐 智化寺京音乐的起源

智化寺京音乐是明清时期流传在北京地区的民间笙管乐。它发源于民间，创作于宫廷，传承于寺院，服务于民间。源自明代宫廷，由寺僧代代传承，是北京地区民间器乐的代表性乐种之一。它集宫廷音乐、佛教音乐和民间音乐于一体，在曲谱、乐器、宫调、演奏方法、传承方式等方面保留了唐、宋遗风，被誉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2006年，智化寺京音乐被文化部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智化寺京音乐，来源于明代宫廷礼仪音乐，是我国现有古乐中惟一没有断代的按代传袭的乐种，至今保存完好。智化寺京音乐有明确纪年的工尺谱本，有特色的乐器、曲牌和词牌，有按代传承的演奏艺僧。它与西安城隍庙鼓乐、开封大相国寺音乐、五台山青黄庙音乐及福建南音一样，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音乐。

智化寺京音乐具有庄重、古朴、典雅、飘逸的音乐风格；庞大、规范的曲式结构；纯熟、精湛的演奏技法，曲目蕴藏巨大。它在传承方面具有很高的要求，不随意增删变易，注重保护继承。智化寺京音乐忠实地保存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风貌，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内涵与变迁提供了典型的生动实例，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笃信佛教的王振，在权倾朝野之时，将明朝的宫廷音乐带出宫院高墙，并组建乐队，用于寺院佛事和祭祀活动，智化寺音乐汲取了当时民间音乐精华，聘请了大量在音乐方面造诣很深的乐僧在寺庙中弹奏演唱，逐步演化成京音乐这种古老又独特的音乐形式。艺僧们把佛事乐曲巧妙地融合进宫廷音乐，最终形成了集宫廷音乐、民间音乐和佛教音乐为一身的的智化寺音乐，流传于世。脱胎于宫廷音乐的智化寺音乐，丰富而雅致，小管小笙的演奏，把持了城内大宅门里的音乐佛事。

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中王振被斩，后景帝即位，在景泰元年至七年（1450-1456）期间，智化寺一度陷入萧条，乐僧们只能靠为民间承办法事谋生，智化寺音乐也因此而走出了寺院。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位，为了纪念忠实于他的太监王振，便在智化寺塑像树碑，设典祭祀，智化寺音乐也再度活跃起来。

由于王振在宫廷的显赫地位，使得智化寺有可能聘请在音乐方面颇有造诣的乐僧在佛事和祭祀活动中进行演奏，其严格、完整的乐队编制以及略带典雅风格的演奏，逐渐影响了京城的其他寺院。明、清时期佛曲深入民间，每逢皇族或大京官去世时，皇室往往会请智化寺的艺僧做佛事，使得智化寺音乐名噪一时。约在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智化寺京音乐向外传授到天仙庵、成寿寺、水月庵、地藏寺、夕照寺、关帝庙、火神庙、九顶娘娘庙、普宁寺等十几所寺院，智化寺也因此而成为北京佛教音乐的中心，故中国佛教京音乐又称“智化寺京音乐”。

为了与流行于北京西城、海淀等地更具民间色彩的佛教音乐相区别，乐僧们将流行于北京东城、南城的、源自宫廷传统和具有古朴典雅风格的智化寺音乐称为“京音乐”。所谓“京音乐”，是与“怯音乐”相对而言的。流传在北京西城、海淀等地的佛教音乐之所以被称为“怯音乐”，一来是由于其演奏使用大管，乐曲中的只曲较多，套曲的曲式结构模式不太严格，更主要的是其音乐在宫调的使用上没有“正调、背调、皆止调、月调”四调的区分。而以智化寺为中心并传自宫廷的佛教音乐，主奏乐器用小管，套曲的传承在曲式结构模式上非常严格，风格古朴典雅，且在宫调上较之更为正统且“四调俱全”，因而乐僧们为了标榜自身的正统与高雅，便把智化寺音乐称为“京音乐”。 智化寺京音乐包括诵经、管乐、法器三部分，乐僧俗称其为“禅门”“音乐门”“法器”。但智化寺京音乐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管乐部分，即“音乐门”，传统的智化寺乐僧们掌握多首大型器乐套曲的演奏，从而与其它寺院及民间演奏有了较大的不同。那些被城外的吹鼓手学走了样的音乐，则被蔑视为"怯音乐"。

智化寺京音乐艺僧与传承人

历史上,智化寺京音乐由情入代代传承，京音乐也是我国目前唯一按代传袭没有断代的乐种。

智化寺第十五代艺僧容乾

清朝康熙年间的容乾和尚是智化寺第十五代艺僧，是智化寺有文字记载最早的艺僧。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容乾完成手抄工尺谱《音乐腔谱》，后世有“像赞”流传，是有记载的最早智化寺京音乐传承人。智化寺的工尺谱本带有纪年，这本由容乾抄录的手工尺谱，是最早的一本。

早期的智化寺，具有家庙的封闭性和私密性，又与宫廷音乐、皇室贵族所用的佛事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故收徒谨慎，训练严格，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忠实地保存了中国传统音乐的原貌，被学术界称为“中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在曲目、乐器、宫调、演奏方法等许多方面保存了唐、宋、明的旧制。

道光、咸丰年间，智化寺音乐开始向外传授，进入天仙庵、成寿寺、水月庵、等十余座寺院，进而成为北方佛曲的代表，被人冠称为“京音乐”，而智化寺也自然成为传播京音乐的中心。

据1953年调查，当时擅长演奏的僧人尚有19人，直至上世纪90年代，智化寺京音乐依然由第二十五代、二十六代僧人传承、现传承至第二十七代传人。

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奠基人杨荫浏先生

杨荫浏(1899-1984年)，中国民族音乐学奠基人, 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著有《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等。

上个世纪50年代，一个僧人在收拾藏经柜时发现了容乾的手抄工尺谱《音乐腔谱》这个珍贵的谱本，便送给了杨荫浏先生。杨荫浏杨先生此时正致力于挖掘民间音乐家和乐种，他立即搬到寺庙里与老艺僧们生活在一起，向他们潜心学习，逐渐了解了这种音乐。1952年，查阜西、杨荫浏先生及其同仁对智化寺京音乐进行学术调研，包括现场表演录音以及采访记录和研究，挖掘出这一活化石乐种的巨大历史价值，并用钢丝录音机录下了京音乐最早的音响资料。这是学术界首次对智化寺京音乐进行全面采访记录和研究，其中许多对京音乐的认识与研究观点，为后人研究智化寺京音乐起到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影响深远。

杨荫浏先生拿着谱本和寺院里25、26代艺僧所吹奏的音乐做比较后，发现与几百年前的音乐相比，保持得非常完整，没有一点私自加进去的演变。杨先生发现智化寺音乐无论从乐器、乐谱、乐调、曲牌和演奏方法都较多地保留了唐宋旧制，其中的大多数曲牌更是来自具有中国古典乐曲特点的南北曲。曲调空灵神秘，古朴典雅，大部分曲牌与明永乐二年编成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相同，堪称“中国音乐的活化石”。由此学术界推证，智化寺延续560年的音乐没有任何演变。也就是说智化寺音乐继承唐宋乐教坊，传承明代宫廷雅乐。

1954年九月北京京音乐研究会全体会员演奏合影

新中国诞生后，根植于寺庙的智化寺音乐有些销声匿迹了，这一次偶然的发现使它得到了有识之士的重视，被纳入中国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不久，北京市文联成立了京音乐研究会，召集来过去的艺僧恢复演奏，还举办了几次小型的演出，老舍、梅兰芳等文艺界的名人都到场聆听了这美妙的音乐。60年代初，这支小小的乐队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两个大套曲的录音，从此，智化寺音乐在世界上第一次永久地留下了自己的声音。

智化寺第二十五代艺僧增远

1915年生。1936年在北京拈花寺受具足戒，擅司笛。

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五代艺僧绪增

1920年出生于北京，于年幼时到智化寺学习吹管，三年出师，在20岁之前便已成为出类拔萃的头管。

1954年，绪增被杨荫浏请到天津中央音乐学院探讨佛教音乐的相关问题长达半年之久,，其后三十年间所录制出版的京音乐磁带，均由绪增担任头管，他在宗教界和音乐界都获有极高的称赞。

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六代艺僧本兴(左)，慧明(中)，福广(右)

1923年出生于北京。12岁到广济庵出家为僧。 同时师从智化寺艺僧学习京音乐演奏。八十至九十年代,本兴及其他艺僧与中央音乐学院师生一起赴德国、法国、瑞士、新加坡等地进行智化寺京音乐的专场演出。1991年起回到智化寺，致力于培养第二十七代传人，直至离世。2008年获国家级和北京市级智化寺京音乐代表性传承人。

慧明，智化寺京音乐第二十六代艺僧。 1929年生于北京，1935年在广济庵出家，师从得声和尚学习管子，技艺精湛，法韵纯正。

福广，智化寺第二十六代艺僧。1929年出生于北京,1938年在智化寺出家，师从普远和尚学笙。福广少年出家，一直在智化寺演奏佛乐, 对智化寺历史典故了解甚多，除擅长吹笙外，兼击鼓及法器。

智化寺京音乐第27代传承人拜师会

1990年，当时，老一辈传承人张本兴和同代的老艺僧们退休在家，智化寺也已不再承担宗教场所的功能，京音乐传承后继无人。在智化寺文物保管所的推动下，智化寺文物保管所邀请25、26代老艺僧回到智化寺，并吸收河北固安的6名年轻接班人。新传人潜心学艺，得本兴、慧明、福广三位师父倾囊传授，列为第27代传承人，成为智化寺京音乐从明朝正统年间开始对外传播以来的第一批俗家弟子。

之所以会选他们做传人，也是件非常巧的事儿，1990年时，他们来北京参加音乐节，结果被当时还健在的第26代传人们看中。这些年轻人从小所学的屈家营音乐也来源于宫廷音乐，与京音乐非常相近，有些曲牌都是一样的，而且会看工尺谱，所以学起来不费劲，因此成了最佳人选。

过去，一般只收12岁以下的童僧学艺。要想学好京音乐，至少要经过六至七年的潜心修炼方可出师。首先要学会念谱。初看这些像爬满了蚯蚓一样的古乐谱，就像是在看一本天书。更难的是即便认识了这些工字，也不可能照谱就念，唱出工尺谱的曲调旋律来。工尺谱与现代的简谱和五线谱不同，他没有能够完整表达曲调高低、节奏快慢和韵律的符号。只能称作是一首乐曲的骨架，所有中间的起承转合玄妙韵律，才构成了古乐曲的血肉和精髓，而这些都是属于私传部分，谱子上没有记录，过去人们管这叫做“啊口”，是工尺谱的灵魂。因此学习智化寺京音乐工尺谱，需要以“口传心授”的方式，通过师徒授受来掌握谱面骨干音及之外的“啊口”精髓。

在口传心授过程中，首先师傅要给徒弟逐句教唱工尺谱，徒弟唱得滚瓜烂熟、一字不差之后，可以在其所专攻的乐器模型上练习。比如，学徒在胸有成竹之后，方才能够捧起真实的乐器，开始真正的演奏。

演奏京音乐的乐器包括笙、管、笛、鼓、云锣5种，9人乐队原本是智化寺京音乐的经典编制，但是目前，由于寺内的学员有限，只能由现在的6个人完成，自然在音量和音效方面都逊色许多。

此外，随着社会的变化，智化寺京音乐原来的两大功能：礼佛和丧葬现在都已丧失。现在智化寺京音乐主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展演，基本上不进行营利性演出。

本兴师父带领第27代传承人在日坛公园练习

最初的学艺非常清苦，每天清晨由本兴师父带领去日坛公园练习，4年内基本掌握了师父传授的40多首乐曲。为精准复现古韵，老师还要求他们用严格的训练方法进行练习。由于吹管乐器比较难学，讲究“口风”和“手法儿”要好，如果不注意演奏姿势、口形和呼吸，就会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甚至影响面部肌肉和牙齿的发育。因此师傅对徒弟的训练非常严格。无论管、笙或笛，吹奏时师父要求姿态端正，勒紧裤腰带，用丹田之气；口风要正，不可噘嘴，不可鼓腮；抬起手指时不可抬太高，没有用到的手指一律收起来，以尽量看不出手指动作为好。冬天哈气成霜，夏天汗流如雨，他们要学会坐、站、跪、行四种演奏姿势，以适应佛事活动的各种要求。直到能在酷暑和严冬等恶劣天气条件下，连续演奏四、五个小时，仍然韵真声满，字正腔圆，才算合格。

学艺几年后，由于收入微薄，智化寺音乐传人因生计问题陆续离开智化寺，转行谋生。智化寺京音乐一度濒临失传。直到2003年，北京市政协委员宋大川在市政协会议上呼吁抢救智化寺京音乐，这让智化寺京音乐重获关注。

自2004年起，第27代传承人基本上每天固定时间在智化寺为观众展演。北京文博交流馆通过整理档案、研究历史、录音录像、外出展演、举办音乐文化节和培训班等工作，不断加强对京音乐的保护和宣传。

为使智化寺京音乐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乐队成员们做了很多努力，2003年，他们走进录音棚，录制了智化寺京音乐第一张CD。2004年，第26、27两代传承人演奏录制了现存的所有乐曲，这次录音不仅记录了合奏音乐，还记录了每位传承人的单独演奏。

而复原失传曲目的工作要更为艰难，传承人需要通过结合自身所学的经验和借鉴其他乐社同名的曲子来进行，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几乎与重新创作差不多。

此外，后继无人是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临的困难之一，因为收入和行业本身的小众，很多学习非遗的人都没有坚持下来。为此，智化寺通过一系列举措推进智化寺京音乐的活态传承。乐队成员们不仅为非遗传承人以及音乐学院的学生开设研修班授课，还走进中小学校进行展演，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传统艺术的种子。每年智化寺都要举办音乐节，邀请河北、天津的民间乐团前来交流，大力普及和推广京音乐。智化寺京音乐还被推广到各类艺术院校，搭建起了青年学子接续传承的专业通道。

智化寺京音乐乐谱

各谱本字形一览表

智化寺京音乐所用的乐谱，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记谱法——工尺谱。工尺谱源自中国唐朝时期，是我国独有的记谱方式之一，因用“上、尺、工、凡” 等十个汉字记谱而得名，在民间的很多曲艺中都有广泛应用。。

相比五线谱，工尺谱更抽象。这种乐谱随着音乐的发展与不同地区、不同乐种的具体运用，在音高、节奏、调名等符号的记写方法上也有所改变。现在智化寺京音乐工尺谱体系自成一派，采用的是混合式工尺谱，有的与唐代工尺谱相同，有的则与宋代俗字谱相同。现存曲谱自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至 2003年共有14套。目前演奏采用的是清康熙三十三年智化寺第十五代艺僧容乾手抄的《音乐腔谱》。

智化寺京音乐演奏乐器

演奏智化寺音乐的乐器与我国一般民乐所用的乐器有所不同，分为两类：一是吹奏乐器，主要有笙、管、笛；一是击奏乐器，主要有有云锣和鼓、部分乐曲还需要加铙、钹等打击乐器。其乐队编制与明代宫廷朝会、宴飨使用的丹陛大乐、女乐、迎膳乐、进膳乐、太平清乐等很相似。 其中，管子为领奏乐器。九孔管和十七簧笙在形制特征、音孔谱字、乐器音高等方面与宋代陈昉《乐书》所载唐、宋教坊乐器一致。

智化寺京音乐典型的乐队编制为9人14件乐器，其中旋律乐器包括管2支，分头管与二管；笛2支，分头笛与二笛；笙2盘，分头笙与二笙；云锣2架，分头锣与二锣；打击乐器有小镲一副，由司笙者兼奏；铛一面，由司云锣者兼奏；大钹一副，由司管者兼奏；大铙一副，由司笛者兼奏；此外，还有懺钟，由司鼓者演奏。

管子是在两千多年前由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传入中原，历史上曾被称为筚篥、芦管、头管等,它由芦苇做的哨片和木质的管身构成。智化寺京音乐沿用了宋代形制的九孔管，在乐队中起着主导的作用，音色坚实有力而又宽广辽阔，注重表现乐曲神韵。

笛子是中国常见的一件民族乐器。现存最早的笛子是1987年出土于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的骨笛，距今有8000 多年历史，现今普遍使用的竹笛距今也大约有4000年的历史。智化寺京音乐原使用匀孔笛，笛子在智化寺京音乐中以流畅的花音和装饰音穿插于古朴的旋律当中。

云锣又称为"云璈"、"九音锣"。出现于中国唐代,宋、元时期被广泛使用在宫廷音乐、宗教音乐和民间音乐中，智化寺京音乐使用的传统云锣由10面音高不同的铜锣组成。

笙被誉为世界上最早使用自由簧发音的乐器，由簧片、笙苗、笙嘴和笙斗组成。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笙被刻画为“穌”(和)。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6把战国时代的笙，距今有 2200多年。智化寺京音乐所使用的十七簧弯嘴笙一直沿用宋代形制，与现代笙有明显的不同。

鼓可以追溯到4500年，它不仅是乐器，也是礼器，还是佛教中的法器。 智化寺京音乐使用的鼓，鼓面彩绘双龙戏珠图案 鼓身采用传统沥粉贴金工艺，饰以6对双龙戏珠图案。

从2004年开始，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3点，游客均能欣赏到智化寺京音乐第27代传承人的展演。每次展演前都有讲解，从智化寺京音乐的发源讲到每件乐器的历史，从前代艺僧讲到当代传承人。讲解结束后展演经典曲牌，让游客感受悠久京音乐之美。

智化寺京音乐曲牌

智化寺京音乐现存的14套曲谱 (包括一部法器谱) 共载有曲牌812首，其中音乐曲牌705首，法器曲牌107首，除去重复的曲牌名外，共有音乐曲牌205首。单独演奏的曲牌称为只曲，联缀演奏的曲牌称为套曲。白天礼拜《华严宝忏》时演奏套曲《中堂曲》；晚上施放瑜伽焰口时演奏《料峭》。套曲结构模式有序（拍）、身、尾之分。很多曲牌名称与唐、宋、金、元等时期的词牌、曲牌有明显的渊源关系。现今传承人可以完整演奏的曲牌有42首。

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钦定《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收录南北曲共357个。目前智化寺京音乐遗留的曲谱里就保存着其中约60首曲牌。这60首中的《好事近》《昼锦堂》《锦堂月》等12首曲牌仍可完整演奏; 在《明史》中记载的明代宫廷宴飨曲牌共有59个，其中《千秋岁》《醉太平》《天下乐》《滚绣球》《豆叶黄》《清江引》《喜秋风》等7首曲牌在智化寺京音乐中仍可完整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