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潮落说袁枢

郑州张世科

　　整理王铎书丹的现存碑刻，有一个人是极难绕过去的。他就是在与王铎密集交好中，唯一的一个在政治上与王铎相向而去的人。他就是明末清初著名收藏家袁枢。袁枢，字伯应，号环中，生于1600年 ，卒于1645年，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明兵部尚书袁可立之子。约天启五年后，凭借父亲袁可立的功勋，荫官进入国子监，首詹事府录事（正九品）。崇祯初年，历任南京都督府都事、太仆寺丞，后升至户部郎中（正五品）。崇祯十一年，以文职身份主动请缨，出关为辽东明军督运粮饷。崇祯十五年后，奉旨掌管浒墅关（今苏州西北）钞关；后升任河南布政司右参政（从三品）、兼大梁兵巡道。崇祯八年，在老家睢州为父守孝时，散尽家财、招募义勇，率众坚守城池七日，击退李自成部队进攻。顺治二年，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南京被清军攻破。袁枢目睹国破，绝食数日，忧愤而亡。著有《袁伯应诗集》，但清朝初年因文字狱遭禁毁，未能广泛流传。袁枢一生交织着艺术风流与家国忠烈。他出身显赫，凭借超凡的艺术鉴赏力成为一代收藏巨擘；同时，他恪守士人气节，文武兼资，最终在明清易代之际选择殉国，完成了其“死忠死孝”的人生轨迹。

　　明末的袁枢是一位活在深刻矛盾中的复杂人物，其人生价值在两个截然不同的维度上都达到了极致，也因此充满了悲剧色彩。袁枢的人生被清晰地分割为两个世界，而他在每个世界里都做到了极至。他既是顶级收藏家与鉴赏家，继承并丰富了“睢阳袁氏”的收藏，藏品如王维《山阴图》、董源《潇湘图》，都是中华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瑰宝。他与王铎（艺术家）的交往，是收藏家与创作者完美互动的典范。他又是忠贞不渝“不食周粟”的明朝遗民。明亡后，他拒绝降清，最终绝食殉国。这一选择使他成为士人气节与忠义的象征，其决绝程度较历代遗民都表现的极为坚决。由于他倾尽一生守护的文化艺术（超越朝代更替的永恒价值），与他誓死效忠的政治政权（一个具体的、已灭亡的明朝）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他的殉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精神撕裂的必然结局。

　　说到王铎与袁枢的交集，可以追溯到上一辈。王铎本是袁枢父亲袁可立的门生，袁可立于王铎而言有提携之恩。袁可立去世后，王铎为其撰写神道碑、墓志铭等。由于两人兴趣相投，更是文友。两人在诗文书画上频繁唱和。比如，王铎在1633年创作了《赠袁枢诗册》，这是其为袁枢所书的一部诗集。作为明末重要收藏家，袁枢家藏大量名画，王铎常为其藏品题跋。明末战乱，王铎仕途受挫。王铎南下时，曾避难数月于时任浒墅关关官的袁枢在苏州的寓所。这期间，二人交往极为密切，曾多次一同游历、创作。苏州大石山“仙砰”摩崖石刻，就是王铎应袁枢之请题写的。

　　这块“仙砰”摩崖石刻，位于苏州高新区通安镇树山村大石山半山腰处。此二字是为时任浒墅关关官的袁枢（字石愚）所题，由明代书法家、礼部尚书王铎亲笔书写“仙砰”二字，落款为“河南王铎书”。时间是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三月。“砰”为“坪”的通假字，明代文人喜用古异字，“仙砰”即“仙坪”，意指神仙聚会的平地。1643年春，王铎到苏州在好友袁枢的浒墅关寓所避难数月。期间二人同游大石山，袁枢提出“仙砰”的题刻构思，王铎为之书写。这方石刻与现藏于台北故宫的王铎《层峦丛树图跋》（题赠袁枢）创作于同时期，可以相互印证。

　　然而，随着明朝灭亡，清军入关，时局巨变。两人的政治取向也相向而行。面对国变，两人作出不同选择。王铎是降清，而袁枢则坚守气节，拒绝出仕新朝。曾有记载表明，在南京时，袁枢就己刻意回避与已降清的王铎见面。这使昔日挚友情谊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其结果是袁枢因明朝覆亡，绝食而死。袁枢殉国约五年后，王铎曾梦见他，醒后作《梦石寓子》诗，诗中流露出悲伤与对故友的追悔思念。由此可知，王铎与袁枢的友谊始于父辈师恩，深化于书画艺术共鸣，在苏州避难期间达到高峰，却最终因政治立场的分道扬镳而不得善始善终。

　　袁枢的一生，是“潮起”（晚明文化艺术盛世）与“潮涌”（明清易代的巨变）最集中的体现。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王铎等人随波起伏、顺势而为；而袁枢则选择成为那个“定锚者”——他的艺术收藏是他精神的锚点，他的殉国选择是他气节的锚定。由于深受“忠臣不事二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观念熏陶。 在“夷夏之变”的语境下，仕清是比死亡更可怕的道德污点。殉国是保全个人名节与家族清誉的唯一纯粹途径。作为前朝重臣（袁可立）之子，且本人曾任明朝官员，他在新朝自然属于重点关注对象。无论清廷是征召还是监控，都意味着他必须公开做出政治表态，无法隐匿。隐居不仕本身也是一种反抗，且可能带来风险。其挚友王铎等大批文人的降清，不仅意味着知交圈子的溃散，更让他陷入深刻的孤独与价值幻灭。昔日共同构建的艺术世界已崩塌，生存的世俗意义大打折扣。清初推行“剃发易服”等政策，是对汉族士人文化尊严的赤裸践踏。对于袁枢这种将文化认同视若生命的人而言，这是无法忍受的侮辱。殉国便成为其捍卫尊严的最后武器。

　　由此可知，袁枢的殉国，是明遗民群体中一种极端但合乎逻辑的归宿。他的死亡，如同一件由其自身完成的悲剧艺术品，为他所珍爱的那个文化时代，画上了一个鲜血凝成的句号。这让我们在感叹其气节之刚烈的同时，也深刻反思：在时代转折点上，文化与政治、个体与历史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残酷而深刻的张力。他用自己的生命，为那个动荡的时代标注了一个关于“坚守”的沉重坐标。他的故事，不仅关乎收藏与友谊，更是在终极考验下，个人如何定义忠诚、气节与生命价值的本能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