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在照片背后的故事

小高玉柱

藏在照片背后的故事

高玉柱

1989年5月，正值槐花绽放时节。在两岸关系迎来破冰的背景下，26位台湾高龄老人组成摩托车队，踏上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前往山西洪洞大槐树祭祖。自1987年11月台湾方面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以来，两岸亲人隔绝数十年的思念终于得以纾解。这群老人正是抓住这一历史契机，自发组织，以骑行的方式完成了这场等待了四十年的归乡之旅。他们成为两岸开放交流后，首个赴山西大槐树集体寻根祭祖的台湾同胞团体，在槐花清芬中串联起跨越时空的血脉乡情。

据《台湾族谱目录》记载，台湾有近三分之一的民众可追溯其先祖至山西洪洞大槐树，其中多数家族是在明清时期陆续自大陆迁至台湾。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席涵静曾提及一位毛姓医师的讲述：毛家祖籍江苏崇明，祖父叮嘱后人切莫遗忘，本族根源源自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首流传数百年的民谣，承载着代代移民对故土的深切眷恋。洪洞大槐树因而成为凝聚民族记忆的重要象征，也昭示着两岸同胞血脉同源、文脉相连的根系深情。

1989年5月10日，我应《山西日报》之约前往洪洞大槐树拍摄“二代古槐”专题。抵达现场时，偶遇一支由26位台湾高龄老人组成的摩托车队正在此寻根问祖。老人们统一身着蓝色运动服，背后清晰地印着两行繁体字标语：“台灣高齡老人 返鄉尋根祭祖團平安”。职业直觉告诉我，这不只是简单的个人返乡，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当时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十年，两岸恢复民间往来尚不足两年。北京处于学运浪潮之中，社会氛围复杂敏感，“台湾”二字尤其牵动多方神经。在这样特殊的时空背景下，这支摩托车队能跨越海峡、辗转千里抵达山西洪洞，背后折射的不仅是乡愁，更是历史转折中的个体命运。此次寻根活动得到洪洞县公安干警全程陪同，既为保障安全，也体现当时两岸交流仍处在初步探索与审慎管控的阶段。面对这个题材，我未急于按下快门，而是将镜头转向观察——他们大多是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军队迁台的老兵，平均年龄已逾花甲、逼近古稀。有人祖籍即在洪洞，有人则属明代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在隔海相望四十年后，他们终于踏上这片被祖辈口耳相传的“根土”，许多人虽已白发苍苍、面刻风霜，眼中却跃动着近乎少年的光彩。

他们身着统一的蓝色运动服，骑着红色摩托车，白色头盔在阳光下格外醒目。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每辆摩托车上悬挂的“山西”车牌——晋A 0014之类的号码，很可能是为此次大陆之行特别办理的临时牌照。这一细节，在“台湾高龄老人返乡寻根祭祖团平安”的标识映衬下，形成了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画面：悬挂“山西”车牌的摩托，载着跨越海峡而来的游子，最终停在了洪洞大槐树下。这不仅是地理上的连接，更是文化与血脉的回归。那些印在衣服上的繁体字，与车前崭新的晋字车牌，共同构成了一种无声的宣告：他们是离家的孩子，也是归乡的根脉。在这一刻，个人的乡愁与历史的轨迹交汇——他们是被时代浪潮推向远岸的一代，又在两岸重启交流的初晨，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精神的还乡。摩托车队行过的每一里路，都成为连接“台湾”与“山西”的文化纽带，也见证了一个群体在历史转折处留下的集体印记。在大槐树下，游客与好奇的围观者，常常用一种带着距离感的历史性眼光，凝视“台湾同胞”这个称谓。然而，两岸血脉相连，本身就是一幅不可分割的丰富视觉画卷。当我举起135相机，试图留住眼前的景象时，一位穿制服的公安人员立即上前制止。可这样珍贵的历史画面，怎能任其消逝？趁他低头点烟的刹那，我迅速按下快门。照片虽不完美，却将这破冰初期的历史性瞬间永久凝固，为后世，留下一份沉默的见证。这张照片，我一直未曾发表。直到2008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中国洪洞大槐树》百年画集，它才被收录在“1989年”的篇章里。

那个年代的我们，对“台湾同胞”的概念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教科书和历史叙述中不断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陌生，则源于数十年的隔绝，使普通人对彼岸的实际生活所知寥寥。那些突然出现的老人，就像从教科书里走出的“活历史”，将抽象的政治概念，还原为有血有肉的人与故事。这张照片，也因此成为一份极具历史厚度与情感张力的影像记录。它凝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在两岸关系解冻的初期，台湾同胞——尤其是许多思乡心切的高龄老兵——跨越海峡，骑摩托车返乡寻根祭祖的珍贵瞬间。“寻根祭祖”从来不止于仪式，它是文化与血脉的深刻认同，是一种穿越时空、任何屏障都无法阻隔的内在力量。尽管海峡相隔，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的事实从未改变，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根系，始终是联结彼此最坚韧的精神纽带。

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由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完全统一，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而像这样的瞬间，正是那宏大叙事中，一个温情而具体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