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广济四镇的岁月印记

江城摄影

老广济四镇的岁月印记

长江东逝，大别山南麓的广济大地，自唐天宝元年定名以来，便以“广施佛法，普济众生”的意蕴滋养一方水土。在1949年之前的漫长岁月里，梅川、武穴、田家镇、龙坪镇四座古镇，如四颗璀璨明珠镶嵌于鄂东门户，或以行政中枢立根基，或以商贸码头兴市井，或以军事要塞守江关，或以文脉书香育英才，共同镌刻下老广济千年未绝的岁月痕迹。

梅川：县治千年，文脉绵长的“中枢古镇”

作为广济县治核心，梅川的历史可直溯北周大象元年（579年），时名永宁，为县治之始，唐天宝元年随县名改为广济，直至1954年迁治武穴，共治县一千三百八十五年，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镇。这座古镇北倚横岗山，梅川河穿城而过，“川上种梅”的景致自古闻名——明万历年间县令刘允昌督建“四高楼”（礼潛、乘鄂、幕岫、襟江），荊王朱仲良特赠红白梅各二株相祝，留下“百里肩梅种我楼”的佳话，“梅川”之名亦源于此。自清初至民国，梅川始终是广济政治核心，清承明制设7乡，县城为行政枢纽，民国初期成为一区驻地，辖地辐射周边，是政令传达与民生治理的中心舞台。

梅川的魅力，更在于深厚的文脉积淀。这里是禅宗四祖道信的诞生地，永宁老县衙西厢房见证了这位高僧的降临，其父便是永宁县首任县令司马申，“天下第一佛井”浴佛井至今承载着佛教记忆，引得高僧慕名朝拜。明清两代文风鼎盛，清乾隆四年（1739年）知县李肇梅奉命督建梅川书院，择址南山与考棚衔接；乾隆十六年（1751年）沧浪书院建成，取“沧浪之水可濯缨濯足”之意训诫后生，浙江名儒石韫玉在此讲学数年，“灵山积翠浮书幌；梅浦清流入砚池”的诗句，勾勒出书院的清雅气象。科举制度下，梅川走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会试第一的会元舒其志，北门“会元门”及牌坊便是荣耀见证，更有南宋进士游侣、辛亥革命元老居正、北洋政府秘书长饶汉祥等名士，为古镇增添人文光彩。

 古镇肌理中藏着数百年生活印记。清康熙甲辰年始筑土城，立东门旸谷、南门明都、西门西成、北门会元四门，坊间流传“一圣庙，二兴阁，三眼井，四城门，五牌楼，六座桥”的说法，春风桥至今保存完好，仁寿桥等古建曾共同构成独特街巷格局。虽历经明末战乱与1938年日寇炮火，文昌阁、圣庙等诸多建筑遭毁，但古镇承载的行政职能与文化基因，始终是广济大地的精神核心。

武穴：江港通衢，商贸繁华的“鄂东门户”

武穴的崛起，离不开长江的馈赠。这座古镇地处长江中下游黄金分割点，地扼吴头楚尾，素有“三省七县通衢”“入楚第一港”之称，是广济建置史达1430余年的地域门户。清初已与梅川、龙坪、田家镇并列为四大古镇，乾隆年间马口镇废后，商贸地位更趋凸显，民国初期成为九区驻地，辖武穴官桥、郭家冲一带，行政与商贸功能相得益彰。

长江黄金水道带来源源不断的商机。明清时期，武穴成为粮食、棉布、竹木、药材、苎麻、黄烟等物资的聚散地，东面武山湖、连城湖的船只由东港进埠，西面黄泥湖、马口湖的帆船从西港靠岸，旱路运谷线车一字长蛇排至官桥，30余家米行的糙米日逾千担船运至汉口、九江、南京和上海。徽派商铺沿江而建，青石路面上南来北往的商贾络绎不绝，布匹、茶叶、瓷器经此远销，食盐、洋货在此登陆分销，古镇“舟车辐辏，商贾云集”，市井繁华冠绝广济。

商贸繁荣孕育了独特的市井文化。武穴人善经商、重契约，钱庄、票号、商行鳞次栉比，饭铺、瓷铺、铜匠铺、医馆等配套齐全，形成成熟商业生态。长江文化与地域文化交融，让这里既有码头的豪爽之气，又有市井的烟火之味。民国时期，近代工商业初露端倪，实业家陈云山（新中国外交部长陈家康之父）创办的广济县第一家电灯厂，成为古镇向近代化迈进的缩影。作为老广济对外连通的重要窗口，武穴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成为四镇中最具活力的商贸核心。

田家镇：楚江锁钥，烽烟未息的“军事要塞”

与梅川的文脉、武穴的商贸不同，田家镇的历史是一部写满烽火的军事史诗，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守护家园的岁月印记。这座古镇北靠大别山，南临长江，地处四十八里官山西段起点，与南岸阳新半壁山隔江对峙，江面最窄处仅四百余米，素有“楚江锁钥”“长江咽喉”之称，是皖赣入鄂、挺进武汉的水路咽喉，与陆路要道梅川困龙颈构成“水陆双锁”，战略地位自古险要。清初至民国，田家镇始终是广济军事防御核心，民国初期为十区驻地，辖周边韩垸、梅均上伍一带，是区域军事管控重镇。

田家镇的军事史可追溯至三国时期，吴国大将军甘宁在此屯兵，鲁肃于铁船山（今冯家山）设前战指挥部，诸葛亮曾登临江边岩石“祭风台”借东风，刘备亦在此弃船登岸，为古镇埋下深厚军事基因。晚清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在此横架铁锁、布设炮阵，“铁锁沉江”的壮举成为历史经典，半壁山崖的石刻与江边烈士墓，至今诉说着当年的惨烈。最悲壮的莫过于1938年武汉保卫战（广济阻击战），国民军队在此浴血奋战61天，死伤逾万人，打破了日军“三个月打败中国”的狂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写下沉重一笔，让田家镇的名字与民族气节紧密相连。

除军事要塞属性外，田家镇的自然与人文遗迹亦独具特色。境内双善洞内怪石嶙峋，洞中山泉可愈疾，岩壁嵌有民国四年《募化风水洞武圣宫碑志》，记述其得名由来与修建历程；上郭村鲁肃府遗址、吴王庙、甘宁庙等古迹，与炮台遗址、战争遗迹相映，刚健中透着历史厚重。1945年，王震、王首道将军率领的南下支队在此渡江，当地群众捐粮献船，“红色渡口”纪念碑成为军民同心的见证，为古镇军事岁月增添了一抹红色光彩。

龙坪：儒商并举，滨江独秀的“千年洲镇”

龙坪的历史，始于江心沙洲的沧桑变迁，古称“鸿垴洲”，是秦汉时期中江流域的江心岛，后因江水南移与北岸相连，明嘉靖年间因“龙坑”之名不祥，改名为龙坪沿用至今，因版图形似卧江巨龙，素有“龙之乡”的美誉。清初已是广济四大古镇之一，民国初期为八区驻地，辖沙墩、董官房及新洲一带，其花园社区作为中国传统古村落，完好保存着79幢清代及民国建筑，承载着千年滨江记忆。

龙坪的繁华，源于“儒”与“商”的共生共荣。明清时期商贸鼎盛，编户三千七百有余，家累千金的富商不可胜数，长江运来的杉木堆积如山，布匹、粮食等物资在此集散，绒行、木行、米行、药铺林立，徽派建筑鳞次栉比，青石街道上木屐声、叫卖声不绝于耳。百年新洲渡口见证着昔日商贸往来的繁忙，商人将本地棉花、黄豆运往外地，再带回棉布、食盐等日用品，船来船往间撑起古镇的富庶。清康熙年间“熊百万”熊尧轩所建的熊家大屋，“三雕”工艺精湛，内设戏台、水井，既是商贸繁荣的见证，如今仍是影视拍摄取景地。

商贸繁荣未冲淡文脉书香，明代黄梅名士瞿九思创办的江汉书院，是广济首家书院，左有仰瞻窝，中为敬义堂，右为文昌阁，西有“六贤祠”，供奉胡士容、金德嘉等名士。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会元金德嘉诞生于此，被誉为“三楚典型”，让龙坪享有“会元故里”“儒士之乡”的美誉，其清廉返乡的轶事至今流传。龙坪的独特，更在于融入日常的文化与物产：明万历年间创始的龙坪油面，经九道工序纯手工精制而成，相传康熙年间获御赐为皇宫寿庆贡品，又称“长龙寿面”、“龙相师面”；龙坪炒面、长江河鲶等风味美食，都藏着古镇最鲜活的生活印记。民国时期，上街仓门口为官仓，全县粮稞汇集于此，下街张富记商行后来成为解放后区公所驻地，默默见证着时代更迭。

四镇共生，铸就广济千年风骨

1949年前的老广济四镇，沿四十八里官山与长江构成的地理脉络分布，各有专攻却又血脉相连，共同织就了地域发展的岁月长卷。梅川以行政文脉立根，为四镇提供治理中枢与文化滋养；武穴以江港商贸兴市，注入经济活力，成为对外连通的门户；田家镇以军事要塞守土，筑起安宁屏障，彰显民族气节；龙坪以儒商共生添彩，兼顾物资储备与文化传承，留存生活温度。它们如四足鼎立，撑起广济地域格局，又似脉络相连，在行政统辖、商贸流通、军事联防、文化互鉴中形成共生生态，共同承载鄂东门户的历史使命。

长江涛声见证四镇变迁，大别山风骨塑造四镇品格。从三国烽烟到太平天国铁锁，从明清科举荣光到抗战时期悲壮，从商贸码头繁华到书院书香，从市井民俗烟火到红色革命印记，四镇的历史轨迹，正是老广济千年发展的缩影。1949年之后，时代虽变，但四镇积淀的历史文化、孕育的精神风骨，依旧是武穴（广济）地域文化的核心，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回望往昔，梅川文脉绵长，武穴商埠通达，田家镇军魂刚毅，龙坪儒风醇厚。四镇合力，铸就老广济千年风骨，也成了武穴大地上永不磨灭的文化印记。

（吕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