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书丹《张缙彦夫人墓碑》

郑州张世科

　　新乡博物馆里，现存一通全称《大司马元配夫人王氏墓碑铭》的《张缙彦夫人墓碑》。该刻石由王铎撰文并书写，宋权篆额，陈之遴书题。文中大司马即张缙彦，号坦公，河南新乡人。该志出土于新乡市孟营村。墓碑青石质，碑石呈长方形，墓碑高197.5、宽71.5、厚4.5厘米，正面行文22行，满行62字，计1326字。碑额碑趺已佚，碑左侧正书，右侧篆书楷题"大司马元配夫人王氏墓碑铭"。人们也许会问，王铎为何会为张缙彦夫人书写墓碑？张缙彦又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和王铎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要想更好地回答第一个疑问，我们就必须搞清楚张缙彦是一个怎样的人？当搞清楚他和王铎的关系之后，第一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依据史料所记，我们发现张缙彦（1599-1670）是明末清初一位身世浮沉、褒贬不一的人物。他的人生经历丰富而传奇。明崇祯四年（1631年），张缙彦中进士后，被派往动荡的陕西，先后任清涧、三原知县，因守城有功受到赞誉，体现了出色的地方治理能力。凭借对军事的见解，他入京后升迁迅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被破格提拔为兵部尚书。李自成攻破北京时，关于他的行为有不同记载。一种说法称他与太监一同开门迎降；另一种说法则描述他在城陷后被俘归顺大顺政权。无论如何，这成为他一生最大的争议。他从大顺政权逃出后，一度被南明弘光政权任命为总督。弘光政权覆灭后，他逃入英山、霍山地区（今安徽西部），一度被推举为联寨抗清的“盟主”。见大势已去，他于顺治三年（1646年）通过旧上级洪承畴的关系，正式投降了清廷。

　　降清后，张缙彦的仕途并不遂顺。直到顺治十年（1653年）才被起用，历任山东右布政使、浙江左布政使、工部右侍郎等职。由于他卷入了清初激烈的党争，多次被弹劾。顺治十七年（1660年），他因两件事被重罚。其一，为同党诗集作序，序中“将明之才”一句被曲解为“辅助明朝之才”，引发猜忌；其二，也是更直接的导火索，他在浙江任上曾资助刊刻李渔的小说集《无声戏二集》，书中将他描绘成北京城破时曾殉国未遂的“不死英雄”。这被御史弹劾为“煽惑人心”。最终，他被抄没家产，流放至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

　　流放是他人生的终点，却也成就了其最重要的文化贡献。在宁古塔的十年（1660-1670），他的心态从苦闷转向超然，致力于文化拓荒。他撰写的《宁古塔山水记》是黑龙江省第一部山水志，详细记载了当地的地理、物产和风俗；《域外集》则汇集了边疆史事。这两部著作受到后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他发起黑龙江历史上第一个诗社——“七子之会”，与吴兆骞等流放文人每月集会唱和，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文风的兴起。由于他多才多艺，精于绘画、雕刻、书法，且工诗文，其作品被誉为“河朔英灵，而有江左风味”。由此可知，张缙彦的一生是无法用简单的“忠奸”来评判的。在明清易代的洪流中，他多次易主，是典型的“武臣”。他的选择夹杂着个人生存、政治投机与时势所迫，最终也因卷入新朝的政治斗争而陨落。他在明末展现出治理与军事才能，但在历史关头，其政治品格备受争议。投降清朝后，也未能获得完全的信任。他最大的历史贡献在流放之后。作为中原高级知识分子，他将文化火种带到苦寒边疆，记录地理，倡导诗文，对东北边疆的文化开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如果你对他的《宁古塔山水记》具体内容，或者他与王铎等文人的具体交往细节感兴趣，我可以为你进一步介绍。

　　王铎与张缙彦同为明末清初河南籍（王铎为孟津人，张缙彦为新乡人）的重要人物，两人在政治、文化领域是有着密切交往。明末同朝为官。王铎在明末官至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张缙彦曾任兵部尚书（大司马）。二人均位居高位，在明末朝廷中有同僚之谊。同样经历了明清易代。王铎在南京拥立弘光帝，后降清；张缙彦先降李自成，后降清，均经历复杂的政治转折。相似的处境可能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与友谊。王铎亲自为张缙彦的元配夫人撰文并书写碑文，说明张缙彦对其文学与书法的高度认可，也反映二人私交是非同一般的。

理清了王铎与张缙彦之间的私人关系，王铎为何书写《大司马元配夫人王氏墓碑铭》的疑问，自然就迎刃而解了。该墓碑的出土地是河南省新乡市孟营村。由于碑文涉及张缙彦家族事迹，对研究明末清初河南地区仕宦家族、社会变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意义。鉴于张缙彦本人的经历复杂，碑文可与其生平互证，可补充正史之记。碑文行书为王铎亲笔，体现其晚年成熟书风，是研究其碑版书法的重要实物。由于该墓碑集王铎撰文、宋权篆额、陈之遴书题，堪称明末清初碑刻中不可多得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