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权与人权的双重拷问：谁在定义人民的真实生活？

老树咖啡

【无论是神权治理的困境，还是西方“人权”的虚伪，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任何治理模式的优劣，都不应由意识形态标签来评判】

当伊朗21省的抗议游行席卷街头，从“降物价、稳汇率”的民生诉求升级为政治呐喊，网友的追问直击本质：“神权领导不了伊朗吗？”而另一边，口口声声将“人权”奉为圭臬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在关塔那摩监狱的酷刑丑闻、全球“黑监狱”网络中暴露着虚伪。神权与西方标榜的“人权”，两种看似对立的治理逻辑，究竟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生存图景？答案从来不在意识形态的标签里，而在每个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尊严与希望之中。

一、神权之下：信仰的温情与现实的困境

伊朗的神权体制，根植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历史选择。宗教信仰不仅是精神内核，更深度嵌入国家治理的肌理——最高领袖作为宗教与世俗权力的核心，统领着包括革命卫队在内的关键力量，而伊斯兰文化则塑造着社会伦理与生活规范。这种体制曾承载着反抗外来干涉、维护民族独立的初心，也在特定时期为民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凝聚力。

从客观成就来看，伊朗并非全然的“治理失败”。作为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其粮食自给率达到90%，实行中小学免费教育，识字率高达90%，高等院校数量超过2500所，440万大学生在校园中求索 。在长期遭受美国制裁的困境中，伊朗依然构建了从石油开采到汽车制造、从纺织到化工的完整工业体系，甚至在部分尖端领域保持着区域竞争力。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神权体制所倡导的宗教伦理，为社会提供了明确的价值导向，这种精神归属感是世俗体制难以替代的。

但信仰的温情，终究无法掩盖现实的骨感。当前伊朗民众的抗议，本质上是民生困境的总爆发：2025年10月通胀率飙升至48.6%，食品价格同比上涨超70%，里亚尔黑市汇率暴跌，曾经的能源补贴体系彻底崩溃。造成这种困境的，既有美国长期制裁导致石油收益无法转化为民生福祉的外部因素，更有体制内部的深层症结：革命卫队与宗教基金会两大特权组织，控制着伊朗超过50%的GDP，垄断重工业、农业、服务业等核心领域，却无需缴税，形成了“国富民穷”的资源错配。神权所承诺的“正义与福祉”，在特权垄断与经济失衡中逐渐落空，当信仰无法填饱肚子、无法保障生计，民众的不满便化作了街头的呐喊。

神权治理的核心悖论正在于此：当宗教教义成为治理的绝对准则，却忽视了民众对物质生活、发展权利的现实需求时，信仰的凝聚力便会被民生的焦虑所消解。伊朗的困境并非神权本身的错，而是权力过度集中、利益分配失衡与外部制裁叠加的结果——它证明了任何治理模式，若脱离了“以民为本”的本质，即便披着信仰的外衣，也终将失去民心。

二、“人权”光环下：自由的幻象与霸权的真相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封“人权灯塔”，将个人自由、民主选举奉为普世价值，仿佛这便是人类治理的终极答案。不可否认，在其发展历程中，西方的人权理念曾推动过社会进步，为公民争取到了言论自由、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权利，其经济发展水平与物质生活条件，也一度成为全球羡慕的标杆。

但剥开“人权”的华丽外衣，内里却是霸权与双重标准的真相。美国作为西方“人权标杆”，却在全球构建了涉及54个国家和地区的“黑监狱”网络，关塔那摩监狱20年来持续上演着无限期拘押、水刑、剥夺睡眠、性侵犯等酷刑丑闻，即便国际社会强烈谴责，仍我行我素 。在伊拉克，超过10万人曾遭美方无端关押；在索马里的秘密监狱里，囚犯们在无窗、蟑螂出没的牢房中被关押数月甚至数年，只能靠偷窃垃圾桶里的残羹剩饭生存 。这些所谓的“反恐战争”受害者，大多未曾受到任何正式指控，却沦为美国霸权的牺牲品——西方口中的“人权”，从来只适用于其本国公民，对其他国家的人民而言，不过是随时可被践踏的廉价口号。

更讽刺的是，西方的“人权”叙事，往往成为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当伊朗民众因民生问题抗议时，西方媒体迅速将其包装为“反抗神权的民主运动”，却对自身国内的系统性歧视、贫富分化视而不见。美国的种族歧视根深蒂固，非洲裔的贫困率是白人的两倍多，警察暴力执法事件频发；欧洲的难民危机中，数百万难民被视为“负担”，在边境营地中遭受非人待遇，所谓的“人道主义”沦为空谈。

西方“人权”的虚伪，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对人的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权与财富深度绑定，自由不过是资本逐利的自由，民主沦为金钱政治的游戏。当少数富豪掌控着国家绝大部分财富，当底层民众连基本的医疗、教育权利都无法保障，这样的“人权”，不过是精英阶层的特权遮羞布。它证明了脱离公平正义、沦为霸权工具的“人权”，不仅无法给人民带来幸福，反而会成为制造动荡与苦难的根源。

三、超越标签：治理的本质是让人民活得有尊严

无论是神权治理的困境，还是西方“人权”的虚伪，都指向一个核心命题：任何治理模式的优劣，都不应由意识形态标签来评判，而应以是否能让人民过上有尊严、有希望的生活为唯一标准。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神权与世俗权力的博弈由来已久。仰韶时代的宗教狂热曾塑造了早期文明的精神内核，但龙山时代的世俗化转型，因更注重现世关怀、推动生产发展，最终奠定了中国文化重实用、轻空想的特征 。这说明，纯粹的神权统治或极端的世俗化，都难以实现长久稳定——治理的智慧，在于找到精神信仰与现实需求的平衡点，在于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利益分配的公平正义。

伊朗的困境，并非因为信仰本身，而是因为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的腐败与失衡；西方的问题，也并非因为倡导人权，而是因为将人权工具化、双重化，沦为霸权的附庸。真正的好治理，应当是“神权”不压制民生，“人权”不沦为霸权；应当让信仰成为精神寄托而非统治枷锁，让人权成为全民福祉而非少数人特权；应当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与发展道路，不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

当我们围观伊朗的抗议游行，当我们审视西方的人权双重标准，最该反思的是：任何脱离人民需求的治理模式，终将被历史抛弃。无论是神权还是“人权”，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治理的终极目标都应是让人民吃饱穿暖、安居乐业，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让尊严与希望触手可及

这世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理模板，只有是否贴合本国国情、是否真正为人民谋福祉的选择。伊朗需要的不是西方的“民主输出”，而是打破特权垄断、改善民生的内部改革；西方需要的不是对他国的指手画脚，而是正视自身的人权赤字与制度弊端。而对所有国家而言，真正的强大与文明，从来不是意识形态的优越感，而是让自己的人民活得有尊严、有奔头——这，才是治理的本质，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