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记忆——八十年代的农村合作社

山鹰🐓

说起农村供销合作社，那可是人们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九十年代末期的四十多年中，它始终站在为基层老百姓服务的最前沿，就像一颗参天的大树，其庞大的根系遍布广大的农村地区，延伸到中华大地的村村寨寨，只要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能看到它熟悉的身影，如影相随不离不弃，为支援农业生产，方便百姓的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它是城乡经济繁荣的桥梁和纽带，是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坚强后盾，更是大家记忆中一幕难忘的场景。 农村供销合作社，简称“合作社”，在四十年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是老百姓口中使用最多的词汇，因为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关乎着老百姓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在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时期，供销合作社肩负着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重任，从人们日常生活所需的油盐酱醋，到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的方方面面，供销社是唯一的商品供应部门，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还有那一茬茬的售货员，坚守在三尺柜台前，将青春奉献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他们满腔热情、工作认真、笑脸相迎、无悔无怨，始终秉承着买卖公平、童叟无欺的服务理念，赢得了广大老百姓的尊重和爱戴。
　　对于我们这些五、 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供销合作社曾伴随着我们一路成长，是我们生命进程中难忘的一幕时光。那时候的合作社门市部是山村中最热闹的地方，更是小孩们无拘无束随便出入的场所，无论买不买东西，都喜欢到里面溜达一圈，犹如参观一样，浏览一遍货架上五花八门的商品，看看玻璃柜台里摆放整齐的一本本小人书，倾情于花花绿绿的糖果，闻一闻那蛋糕中散发出的诱人清香，即使空手而回，心中也充盈着视觉上的满足。那时候，对合作社就充满了一种神秘的感觉，更对售货员手中噼里啪啦算盘声产生了深深的惊叹，在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岁月匆匆、时光流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也走进了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行列，在一个山村分销店一干就是四年，亲身于三尺柜台前当起了售货员，每天近距离接触顾客，体验到为人民服务的责任与担当。多少年过去，当年那份满腔的工作热情和一丝不苟的职业操守，仍在心头徘徊回放。 “接班”来到供销社

　　也许很多人还有一段深刻的记忆，那就是上世纪八十年初国家实施的一项惠民政策，就是退休老职工的子女可以顶替接班的优厚待遇，一石激起千层浪，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些即将退休的老职工可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这项政策的到来，是对那些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了几十年老工人的特殊奖励，也是对他们子女的一份特别的关爱，它不但缓解了城镇青年待业的压力，更是给那些农村户口的子女一次命运转折的机会，使他们终于跳出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身份，一跃成为国家职工的华丽转身。自一九七九年开始一直到一九八六年这项政策结束的几年间，全国有近千万人年轻人走进了工厂、矿山、商业服务部门和机关等工作岗位，非常幸运的改变了命运，成为了时代的宠儿，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说到自己能够顶替父亲接班，来到供销合作社成为一名正式职工，完全是一件侥幸的事情，冥冥之中也是天意的眷顾。父亲在西峰山供销社干了二十年临时工的一个生产队社员，凭着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人格品质，让当时的供销社主任仇延刮目相看，赢得了他的敬重，最后他亲自出马在县里的各个部门办理手续，使父亲终于在一九七九年的时候，以七十的高龄，完成了转正、退休和儿子接班事项的一气呵成，让我顺利到西峰山供销社上班，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能够把农民户口转换成居民户口，并且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收入，这在当前社会根本就是不足挂齿的稀松平常事，但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生产队时期，那可是让人非常羡慕的向往，如果谁家有人出去当了工人，大家都是高看一眼而的羡慕不已。因为在集体经济时期，能够被推荐去当工人的，可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除了大队干部，就是生产队队长及会计等掌管实权人物的子女，毕竟名额非常的稀缺，根本轮不到普通人家孩子的头上，只有踏踏实实的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日复一日劳动在农业生产的第一线。 父亲是我非常钦佩的人，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无权无势，常年在生产队里默默无闻的劳动干活。由于是外迁户，没有任何家族根基的倚靠，受到的冷遇和排挤那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可是父亲却挺直腰杆、自强不息，用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就说到西峰山供销社库房当小工干零活这件事吧，那时候生产队为了增加集体的经济收入，经常派人到供销社搞副业，可是所有的人只干了几天就不愿意去了，受不了基建负责人的挑剔指责，既然大家都不愿意去，最后这个活计就落在了父亲的头上，自此他就与供销社结缘，在这里一干就是二十年的小工，其间，负责打扫库房大院的卫生、种过菜园、赶过一头骡子的马车拉水送货、值夜班当过饲养员，零七八碎的活基本上是大包大揽，勤劳朴实、任劳任怨，深受大家的赏识和赞扬。
二十年的执着坚守，终于让父亲迎来了丰硕的果实，父亲自己不但办理了转正和光荣退休的手续，而且还先后把两个儿子弄到供销社上班，成为了国家正式的职工。晚年的父亲每每谈及此事，总是露出得意的神色。父亲常说：忍耐忍耐，就是能耐，我曾问过父亲：别人都不愿意到供销社干杂活，这么些年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父亲说：一个人干活心静，没有勾心斗角的麻烦，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这么个简单理念，成为他坚持不解的动力源泉。
气人有、笑人无，这就是人性的本质体现，你只有自强不息、发奋努力，让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才能赢得他人的敬佩，招致嫉妒或羡慕的眼光。就是在这平凡的劳动岗位上，父亲二十年如一日，终于获得了人生的圆满成功。
　　父亲回忆以往的岁月，心中总是感慨万千，一些人的冷嘲热讽、处处刁难的情况可谓屡见不鲜。就说二儿子招工到供销社上班这件事吧，可谓一波三折，让人感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每当有工厂招工指标分配下来，生产队都要开会研究推出人选，然后在大会上公布结果。而这次供销社一反常态，点名道姓直接要人的方式，让生产队的干部非常恼火，瞬间一下子就炸了锅，各种愤怒的言辞脱口而出：一个在合作社干小工的儿子，有什么资格去当工人呀。还有的说：合作社想到咱们队里来挑人，这不是胡闹吗，坚决不放人。看到这个情形，父亲不禁忧心忡忡，就跟供销社主任仇延说起了这件事，仇延劝慰父亲道：这个事您就放心吧，由我去给办理。随后他找到村支书王礼生说明了情况，由王礼生前去做工作，这才让二儿子顺利招工上班。
　　几年过后，等我到供销社顶替父亲接班时，几乎就没有遇到任何的障碍，这主要是大势所趋，属于国家的政策规定，所有反对的声音和嫉妒都不能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使得我顺理成章的接班，成为了供销合作社中的一员。 一九七九年，西峰山供销社一次就退休了九名老职工，其中五个人的子女办理了接班手续，他们分别是：于德旺的儿子于贵义、罗建茂的儿子罗海山、赵贵勋的儿子赵子福、马富顺的儿子马全林、谷永茂的外孙刘铁刚。看到这些退休职工的子女如期来到供销社上班，这可让那些还未到退休年龄的职工很是羡慕和着急，他们生怕政策有变，就赶紧到医院开具身体有病的证明，准备提前退休。转过年，又有饭馆王麻子的儿子杨喜，收购组肖文成的儿子肖志山，生产部闫贵的儿子闫志东和北流分销店王胖子的闺女王淑云，也都如愿以偿的接班到了供销社，也让这些老职工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说起我们这批顶替接班人员，在西峰山供销社里算得上是非常幸运的一批人，上班后就是企业全民所有制的身份，纵观西峰山供销社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这种机遇实属不多，其中在一九七一年才从流村公社各村招收了第一批全民所有制职工，第二次是一九七五年又在各村招收第二批集体所有制的职工，两次共招工三十多人，而我们则属于第三批招收的在编工人。虽说供销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后期至八十年代，先后在流村地区分几批招收了四、五十人，但这些人都是以上调社员、合同工和临时工的身份工进入到供销社的，只能在本单位内用工流转，供销社解散后，只好自谋出路或继续回村务农。而编制内的职工，可以在昌平县内所有单位调换流动，就说我们第一批接班的五个人吧，几年之后，就先后离开了原来的岗位，于贵义调到了南口的玻璃厂，赵子福回到了老家平谷县的粮站，罗海山调到了南口菜站、刘铁刚则一路高升，从高崖口供销社副主任的位置上，直至十三陵燕寿园宾馆的副总经理，可谓高歌猛进、仕途顺畅。而我则在一九八六年调往了昌平镇供销社的人民商场上班。
　　我们这批接班来到供销社的人员，虽属单位的正式编制，但工资待遇则是最低，先是以学徒工的身份出现在工作岗位上，第一年月工资是18.08分的工资，第二年则增长到19.08分，第三年算是出徒，工资固定在每月36元，即使这样，我们也是被人羡慕的那批人。 西峰山供销社库房 我是在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来到供销社报到的，是五个人中最后一个到来的，宿舍被安排在库房西院的一个地震棚里居住，这是一九七六年地震后修建的简易建筑，石砌的地基，四周用苇联遮挡，里外再用白灰膏涂抹严实，屋顶则是用石棉瓦遮顶，起到了防震抗震的作用，那时候每个部门和分销店都有这么一座防震棚。由于房屋居住紧张，地震棚就临时成为了我们的宿舍，在这里一直住到了十月份，随着天气逐渐转凉，五个人只好搬到了库房大院西屋的一个大房间里，与生产部的闫贵同居一室。 我们几个人上班后，并没有很快分配到各个部门，而是一直在库房大院干杂活达半年之久。每年的六、七月份，正是农村三秋收麦的大忙时节，我们就跟随单位的嘎子汽车，到沙河附近的菜地里装运圆白菜，然后运送到各个分销店，支援三秋的农业生产，平常的日子里就在库房里装货卸货干些杂活，而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焊接展销会所用的铁棚子了。
一九七九年的五月初，昌平县的商业企业在县城的红旗路，也就是如今的昌平西环路，开展了第一次的商品展销会，这次活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展销会现场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不但方便了老百姓集中选购商品，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自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两年后展销会的地点，又改在了昌平县城中心的鼓楼南大街，一直延续了十年之久，成为了大家记忆深刻的一幕场景。
　　展销会的初次举办，由于时间仓促，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展销会的大棚，只是用松木杆子搭建，用铁丝进行简单的捆绑，既耗时费力又不美观。主任仇延看到有的单位大棚都是由角铁焊接而成，拆卸方便非常实用，于是就如法炮制，也准备制作一个铁质的展销会大棚，而这个任务就交由我们五个人来完成。负责这个事情的主管是后勤的王国信，他把焊接的尺寸交给我们，又向我们传授电焊的焊接方法。虽说我们都不曾干过这个活，可年轻人嘛，总是有些闯劲的，从角铁的切割到铁架的焊接，几个人轮番上阵，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全部制作完成。在这年十月份的秋季展销会上，我们装车运输，亲手装好了焊制的展棚，确实是鹤立鸡群美观大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那段等待分配的日子里，到点上班到点下班是每天工作的常态，除了完成一些临时性交办的事情外，基本上轻松自如，随心所欲。对于居住在本村的我来说，比其他人更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不用骑自行车或乘坐公交车上下班，徒步七、八分钟就到达库房大院。那时候，按照相关规定，每人每月要在单位住宿十晚，就是值夜班，所以我有时候也在单位的伙房吃饭，毕竟这里比家里饭菜吃的好一些。记得有一天中午，我拿着饭盆到伙房里一看，竟然吃的是窝头，于是转身就走，返回到家里去吃午饭了。没想到这一举动，不知被谁告诉了父亲，这让他心里很不舒服，晚上的时候，就对我进行了训教：一个庄稼主的出身，别人都能吃的窝头，你怎么就吃不了，这让人家怎么看你啊，什么事情都得随的方就的圆，不爱吃可以少吃一点吗，也不能转身就走呀。也许这就是父亲常说的：嘻和蔼和不如随和的道理吧。 我上班以后，父亲虽说已办理了退休手续，可并没有就此回家，仍被主任仇延挽留在库房大院上班。那时候，供销社的运输工具已被汽车和手扶拖拉机所取代，但他还居住在库房大院后面喂牲口时的那间房子里，除了值夜班外，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库房大院的卫生和种植一片菜园，那是供应单位伙房蔬菜的主要来源。就这样父亲又坚持了好几年，直到一九八二年仇延调任昌平县供销社主任之职，父亲才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告别工作岗位回家养老。
　　在库房干杂活的的日子里，心中也有充足的思想准备，不知什么时间就会分配到基层的门店去，所以那段时间了，也认真做好上岗前的学习，就是熟悉算盘的使用，没事的时候，就抱着一把算盘，背加减乘除的口诀，从库房的会计室找来一张旧盘点表，一个人念表上的数字，其他人就噼里啪啦的累计，最后再看看是否计算的准确，就是在这不厌其烦的练习中，对算盘的使用效果也在不断提高。
　　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也就是春节即将到来的前夕，我们在库房干杂活后的半年之后，终于迎来了分配到各个部门的消息，于贵义到收购组、刘铁刚到库房的会计室、罗海山到西峰山门市部的百货组、赵子福到南流村分销店，我则到黑寨分销店。记得那天前去报到的时候，已是傍晚的五点钟，与主任仇延一起，乘坐司机马全来的130卡车，直接来到了黑寨分销店的大院，此时已是暮合四野，透过营业室明亮的日光灯，只见进进出出的村民还是不少。看到我们来了，组长石立定赶忙迎了出来，满面笑容的对仇延说道：终于把人给送来了，我们现在忙的连休假的功夫都没有。我来到后这里就有了四名售货员，谷瑞生和刘元龙住在西侧的一间宿舍里，我与石立定两个人，就居住在营业室东侧的商品库房里，这是由木板和纸板单独隔离出来的一小间简易宿舍，仅能放下两张床铺，从这一天开始，就成为了我作为山村售货员生涯的开端。不过有话在先，这只是下去实习，最后具体的分配待定。果然两个月后，我们实习期满又回到库房，然后正式确定了分配的部门，只有赵子福变更到了库房上班，而我们四个人又回到曾实习的单位。自此，我在这个偏远的黑寨分销店开启了四年售货员的生涯。 远眺黑寨村 西峰山供销社当年涵盖整个流村公社地区，除了位于西峰山村的副食部和百货部、肉食部、生产家具部、饭馆、收购组外，下属各村还有北流村分销店、南流村分销店、北庄分销店、新村分销店、古将分销店和黑寨分销店。
黑寨分销店，是二十岁的我上班第一个工作岗位，在这里一干就是四年，直到一九八四年二月调离新的工作才离开这里。在我的心中总有一份挥之不去的感情蕴含其中，在生命的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黑寨分销店是西峰山供销社最为偏远的一个基层商店，无论从繁忙场景和地理交通位置，都显得冷清与闭塞。而我上班后工作的这个黑寨分销店，是在一九七二年重新选址新建的商店，营业室开朗通透，与原来老合作社低矮拥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六十年代的黑寨合作社位于山村最北面的山脚下，当时与大队部同居一院，三间低矮的北房成为了老百姓日常生活重要的购物场所。就是在那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老一辈的供销社人，仍无怨无悔的坚守三尺柜台，真情实意的为山村的乡亲服务，那种执着的坚守让人钦佩。如老崔和平谷的赵贵勋，一直在这里坚守了十多年直至退休。还有一九七一年西峰山供销社招收的第一批职工，其中古将村的姚春红和新村的刘元龙两人，都已在这简陋的门市部中工作了两、三年。
　　当年黑寨村合作社所处的位置，别看背靠山根，那可是山村最热闹的地方，村庄东、南、西三条主要大街在这里交汇，丁字形路口处那十九级台地之上，就是明初修建的古老寺庙——明陵寺，这座有着五、六百年历史的建筑，巍然耸立，庄严肃穆，古庙内松柏苍翠、傲视天空。六十年代明陵寺曾改做了小学校，更为这里增添了一份喧嚣。庙前宽阔的场地上，曾是村民们举办庙会、观看文化演出和召开全村大会的地点之一，再加上大队部和合作社云集在此，这里一度成为山村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是村庄最热闹的地方。
　　虽说合作社位于村庄的热闹地带，但有两个弊端逐渐显现，一是营业面积狭小，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日常需求的加大，商品无处存放的问题日渐突出，二是货物运输倍感困难，早年的时候，供销社的运力有限，有时合作社运送的商品就雇佣生产队驴驮子，到西峰山库房驮运商品。小时候经常见到黑寨村的村民王万友，一个干巴瘦弱的老头，赶着四、五头毛驴穿行在西峰山的十字大街，荆条编织驴驮子内，装满了油盐酱醋、布匹百货等商品运回黑寨村。那时候，西峰山供销社只有三辆货运的牲口大车，既要到沙河运货，又要往各个分销店运送商品，实在忙不过来的时候，父亲那辆一头老骡子的马车就用上了派场，将一些合作社急需商品运送过去，等来到黑寨村口处的大土坡时，着实让人犯怵，一头老骡子力气不足，父亲只好在大车后面奋力推车，有时候村民看见了，也上前助力帮忙。 随着供销社公共积累的逐渐增加，建设新的门市部被提上了日程，经过与大队协商，一九七二年在黑寨村南的河滩上新批了一块土地，由于是荒河滩没有占有耕地面积，所以院子的面积有五、六亩之大，是西峰山供销社各个分销店中院子最大的一个，房屋面积只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放眼望去，石子遍地，荆棘丛生，夏天一片葱绿，冬天一派枯黄。
　　建成后的合作社，共有六间正房，其中三间为门市部用房，东侧两间是存放商品的库房，营业室西侧的一间是宿舍。另外又在门市部的西面盖好了三间简易的房屋，其中一间是饭堂之用，另两间作为储存杂物的空间。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后，单位又在门市部前面的东墙跟盖了两小间地震棚，作为临时避难之用，后来这两间地震棚就当做了伙房了。
　　新址合作社的建成，不但视野开阔、宽敞明亮，同时又兼顾了两个村子百姓购物的方便。在黑寨村南面一里多地的台地上，有一个小村子叫黄庄子，三十多户人家，大部分姓黄，故名黄庄子。虽说同属黑寨村大队，却是分散居住在较远的位置，如果从黄庄子去一趟村北原来的老合作社大概有二里多地。而现在新合作社正处于两村的交界地带，可以说是取长补短相互兼顾，很受百姓的称赞。 1981年在黑寨分销店前留影。 作为一名供销系统的新兵，亲临三尺柜台为乡亲们服务，看起来简单，实则还需要很多知识要熟悉掌握。一个小小的门市部，汇集了副食、百货、布匹等几百种商品，处处要小心谨慎，来不得半点的懈怠马虎。站在柜台前，你每天面对的是不同性格和脾气秉性的顾客，说话做事都要得体大方、笑脸相迎，让顾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但工作中首要的一点，就是在收付款时要特别注意，杜绝差错的产生，对于刚刚从事售货员的人来说，唱收唱付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在这方面自己有切身的体会，有一次，一位老人在店里买了半块肥皂收款两毛一，对方递给我两块钱，我找款一块七毛九，谁知他却对我说：我刚才给你的是五块钱，你找的钱不对。我一听就有点脑袋发蒙，明明收的是两块钱，怎么就变成了五块钱呢。望着钱匣子里一堆不同面额的钞票，争执了半天也无济于事，双方各不相让，好在旁边一位顾客出来作证，告诉他刚才给的就是两块钱，这才避免了局面的僵持。从那以后，在收付钱款时，我一直坚持唱收唱付的工作习惯，在收到乘客的钱款时就主动的说道：您这是五块钱，找您三块钱。这种收款方式，既是对顾客的提醒，也能让自己集中精力，同时旁边的人也能听到，尽量减少失误情况的发生。 对于刚来到的年轻陌生售货员，村民们大都保持着冷静的戒备心，尤其是买了几种商品的顾客，当我收过钱后，他们都在柜台前呆立两分钟，心中算计着收的钱款对不对。而在另两位老售货员手中购买过东西时，随便说笑几句后转身就走，那份信任轻松随意。
　　那个年代的合作社，是山村繁忙热闹的服务场所，每天人来人往，而我们售货员要与全村的人打交道，发生矛盾的几率就在所难免。因为在每个村子中，总有那么一、两个脾气嘎咕的人，爱好欺生，看到是新来的售货员，人又长的慈眉善目、朴实厚道的性格，这些人就要显示一下威风、挑刺找找毛病，就在我第一次到黑寨合作社实习的时候，也遇到过这种事情。
在当年的农村合作社都零售散白酒，就是在柜台上摆放着一个大肚口小的瓷酒坛子，大概六十公分的高度，里面装着散白酒，旁边的铝盆里则放着打酒的提子，有一两、二两和半斤的三种规格，材质大多都是由竹筒加工而成。那个年代村民手中的钱都不富余，能够买得起整瓶白酒的人家仍是少数，除非请客送礼，平日自己喝酒都是买散装的白酒，毕竟价格便宜，如买一瓶二锅头酒价格为1.70元，而打散酒只是1.10元，中间差价显而易见。
　　话说村子里有一位叫王金响的人，四十岁左右的年纪，个子挺高，大概有一米八的样子，平日里总板着面孔，说话也是又冲又倔。一天傍晚快要关门的时候，他提着酒瓶子前来打四两白酒，我给他打完酒后，只见他举着酒瓶子端详了一下就对我说：你打的酒不够分量。没容我说话，他就在屋子里大声的吵嚷起来：他打的酒不够数，我这瓶子上有记号，每次都比这回多。他的吵嚷一下子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这可怎么办，一旁的石立定赶紧过来打圆场：你别着急，让他赶紧给过一下秤，不够的话就给补上。于是我赶紧拿出一个空酒瓶子把酒倒过去，然后将他打酒的瓶子上秤称重为七两，再把酒倒回去，正好是一斤一两，一克都不差，看到这个情景，他才无话可说，拿起酒瓶悻悻的走了。可能是这次失了面子的缘故，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看到他到合作社来打过零酒，前来打酒的人变成了他的媳妇或者儿子了。 1982年在黑寨村留影。 作为一名刚刚入职的售货员，熟悉店内所售商品的种类和摆放位置，也是工作的基本要求，面对货架上眼花缭乱的小百货商品，你要做到心中有数，当顾客需要购买一种商品时，你得知道店内是否有现货，摆放在什么地方和具体价格。这样才能让顾客满意。 我在工作中看到，有不少的小商品下面缺失价签，这可能是上货时被碰掉了，或者因繁忙忘记了填写，这对于老职工来说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毕竟常年从事商品的销售，对这些商品的价格了如指掌，假如就我一个人坚守在店内时，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棘手，面对眼前的商品却无法销售，不但顾客很失望，自己也觉得很没面子。所以看到没有价签的商品，马上就向老师傅请教，并及时将价签填写补齐。
农村生产队时期，山村百姓的经济收入主要靠生产队的劳动日值维持日常支出，不像今天这样购买的都是包装食品，像酱油、醋、黄酱、大盐等生活用品，那时都属于散装零卖。这些调料用品都是装在一米高的小水缸里，用竹制的提子进行零售。酱油是每斤0.15元、醋是每斤0.14元。村民们拿着空瓶子来到商店，如果购买一斤或半斤的酱油醋，不用考虑，直接用提子灌注就可以，但也有不少人每次只是购买一毛钱甚至五分钱的酱油和醋，这时候心里就要换算，一毛钱给多少酱油，提子中的酱油控制在什么位置，几次过后也就熟悉了，但基本原侧就是宁多勿少，毕竟不是什么高价食品，不能让百姓吃亏。
　　另外包装散装食品，也是售货员的一项基本功，零售的糕点全部在柜台上包装捆扎，如蛋糕、桃酥、酥皮、饼干、中果条等所有食品，均为上秤零售，然后用包装纸进行捆扎。这些糕点中，包装难度最大的当属动物小饼干了，由于重量轻又支支愣愣，一斤的分量堆数最大，要用两张八开的包装纸上下重叠才能勉强包严，再用纸绳十字交叉捆绑完成，系好提手，顾客就可以手抡着回家了。不过最考验售货员基本功的就是包装小苏打了，比重大、颗粒比碱面还细腻，放在手中犹如流沙般散落，包装时稍有疏忽就会从纸缝中渗漏，我经过反复的练习，终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手法，包出来的小苏打不撒不漏，而且品相端庄，受到了老师傅的称赞。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前几年，那还是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时期，商品交易场所单一，农村供销社绝对是百姓日常生活唯一的联系纽带，可谓独步天下，属于蝎子拉屎独一份，不但维系着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也肩负着农副产品收购的责任，合作社曾收购过荆条和药材等农副产品，为村民的家庭收入尽心竭力。当我来到这个山村合作社时，主要的事项就是收购村民手中的鸡蛋为主了，那时养猪、养鸡，是山村贴补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就说黑寨村的六个生产队吧，收入高的生产队劳动日值为四、五毛钱，中等的为两、三毛钱，最低的日值仅为八分钱，有的家庭劳动了一年，还倒欠生产队的钱。所以合作社收购鸡蛋的速度特别快，一天就能收购五、六十斤，十天半个月的时间，供销社库房的王金山就开着手扶拖拉机运走一车。你看吧，村里的老头老太太们来到合作社时买东西时，基本上都不是现金交易，主要是以鸡蛋交换为主。走进屋里时，只见他们提兜中和篮子里装的都是鸡蛋。如今我还记得当时鸡蛋的收购价为1.08分，称过鸡蛋，再买些油盐酱醋或者一些日常用品，最后将剩余款结清，一笔交易才算完成。有时候，那些上学的小学生买些课本铅笔或者几块糖果，也是手里拿着三、五个鸡蛋进行交换购买，由此可见，当年山村百姓的经济收入基本上还徘徊在温饱的水平线上。 正是基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主要服务于山村百姓的黑寨分销店，每年的营业额一直徘徊在十多万元左右，商品的购买力属于几个分销店里最低的。只是在中秋和春节期间才显得繁忙热闹，但购买力仍显不足，记得那一年的中秋节，库房特意给送来了一批带鱼，每斤0.39元，那带鱼又宽又长，绝对的一等品，可是这批带鱼愣是没人买，只卖出二十多斤，看天气炎热，第二天赶紧通知库房，让王金山的手扶拖拉机拉走运到北流村分销店去了。同时送来的四箱西凤酒，属于中等的酒类，3.6元一瓶，也是一瓶没卖出去，最后只好运到西峰山副食部销售了。而销售比较快的东西，就是中秋节的那一批蔬菜了。改革开放前，山村里是没有销售蔬菜的流动商贩，平时吃菜就靠自家院子里种植的一些蔬菜生活，要是有个红白喜事，都是到二十里地外的南口去买。只有过节了，才运来一些蔬菜丰富大家的餐桌。当时无论是圆白菜、芹菜、韭菜、黄瓜等，都是四、五分钱一斤，一时间人来人往，半天的时间就销售完毕。
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就是春节了，合作社要充分的准备好各种商品，以应对山村百姓的过年需求，其中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销售猪肉了，这是一年中分销店仅有的一次。在年三十的前几天，供销社的130卡车就会从沙河冷库中往各个分销店运送冷冻的猪肉，猪肉是半片的整块。对于冷冻的硬邦邦的猪肉，首先要对其切割加工，就是用铡草的铡刀把它铡成连皮带骨七、八斤一块的长条，切割好的一批猪肉就送到柜台上销售，剩下的整块猪肉暂时存放在库房内，反正大冬天的也坏不了。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连皮带骨猪肉每斤为1.18 元，比从前0.88元一斤稍有提价，零售猪肉时，不大的营业厅内挤满了人群，顾客指到那块猪肉就上秤给谁，售卖了一阵子，就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明明柜台上还有剩余的猪肉，可却无人问津了。原来柜台上只剩下了几块瘦肉多的猪肉，自然都不想买了，都在等着肥猪肉再拿出来。这场景在当今时代觉得不可思议，可在当年一点都不稀奇，年复一年的生活中，一家人能吃到几次猪肉，大概屈指可数，这是因为村里没有零售猪肉的，想吃肉就要到西峰山肉食部或桃洼和南口去购买，再有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随意的买肉吃，所以买肥猪肉是大家普遍的共识，特别是一手掌厚的肥猪肉膘更受人们追捧，这肥猪肉有几大好处，一是肥肉的脂肪可以化成猪油，能长期保存用来炒菜，平常吃不上猪肉，但猪油不但有肉香味，还能弥补身体的营养需求；二是炼完猪油后剩余的油渣也是好东西，不但能充当饺子和包子的肉馅，还能用来炒青菜，那味道绝对令人垂涎欲滴，浓郁清香；猪肉上割下来的少量瘦肉，留作炒菜之用；肉皮加黄豆则是熬制肉皮冻最佳材料。对于这种稀缺的食品，就出现了走后门的现象，每个人在村里都有亲戚或者关系不错的朋友，受人之托，我们在铡制冻猪肉时，提前就把脂肪最后的猪肉块放在一旁，等店内清净时再让他们拿走，我就曾为黑寨村的大姐和熟悉的伙伴走过后门。
不过山村里总有慧眼识金之人，村里有一位刚退休不久的老工人，名字叫谷天荣，曾在北京桥梁厂上班。他进门一看，只见柜台上摆放着的瘦猪肉没人问津，顿时两眼一亮：这么好的猪肉怎么没人买啊。于是他指着一块后臀尖说道：把这块给我秤一秤。好家伙二十多斤眉头都没皱一下，撂下钱就走了，什么叫财大气粗，让围观的人群大开眼界感叹不已。
　　春节假期，合作社也迎来了繁忙和热闹的时候，生产队社员休息两天，孩子们也放了假，那些外出上班的人也纷纷回到家里，一时间合作社里人来人往，各色人等粉墨登场，他们在营业室中购买商品、交流聊天，一天的时间不曾片刻的清闲。只有三名售货员的商店，此时暂停了休假，整日忙里忙外的应承着。为了减轻人员集中购物的压力，从大年三十开始，每天晚上加班装点心匣子，其实就是各种糕点的礼品盒，当时人们普遍的叫法就是点心匣子。由于山村的购买能力有限，每天只是装好三、四十个就成了，不够卖的话，再现卖现装，以免造成盒内的糕点浸染包装盒影响品相。
　　从大年初一开始，人们开始了串门拜年、走亲访友的程序，其购买的礼品基本上千篇一律，形成了固定的模式，那就是一个点心匣子和两瓶二锅头酒，无论到谁家都是深受欢迎，是倍有面子的事情，这种现象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 当年点心匣子的包装盒和捆绑用的纸绳。 在平常的日子里探亲访友，买上二斤桃酥、二斤蛋糕，用包装纸捆绑后就成了，而春节期间这种简易的包装就显得有失礼仪，彰显不出庄重喜庆的气氛，所以春节期间必须用到点心盒的外包装。别看装好的点心匣子外观都一样，可重量与价格有着明显的不同，最轻的只有二斤半，最重的能达到四斤，主要是里面糕点的品种和价格所决定的。如：山村里有办红白喜事需要出份子的，这种事情就能马虎凑合，有的直接就装二斤半的桃酥对付了事，装盒时桃酥要相互交错，搭建出饱满的外观。对此我感到惊奇，可对方却告知：这种红白喜事的份礼，左邻右舍去的人多，拿去的点心匣子都堆放在一起，主家也不知道哪个是你的，所以凑合一下就行了。 而春节期间的探亲访友则有不同的意义，通过礼品的轻重，才能表达心意的真诚，所以点心匣子中的糕点要认真对待。最低标真也要三斤以上，简单一点的要有桃酥和蛋糕两个品种，好一点的就是蛋糕、酥皮、撒切瑪等价格高一些的食品，这些糕点体积小分量重，一个点心匣子能达到四斤，配上彩色的封面纸张的装饰，可谓典雅庄重，再轮上用绳捆绑在一起的两瓶六十五度的二锅头酒的陪伴，如果家中有小孩的，再拿上一斤杂伴糖，就是一份高档体面的过年礼品。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虽说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生活用品非常稀缺，但依然过得怡然自得、开心愉悦，不用攀比、心态平横，家庭生活基本上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他们不用担心食品的质量，不必为有毒食物的危害而忧心忡忡，因为那个年代根本没有“食品安全”这个名词，所吃所用都是非常安全的绿色食品。白酒是粮食酿造的、酱油醋也是粮食制作的、各种食品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就连饲养的生猪都是用泔水和青草一点点喂养大的，不使用增肥剂和瘦肉精，那肉味的浓香至今仍在记忆中徘徊弥扬。

　　八十年代那是一个伟大的岁月，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年代，物价平稳、童叟无欺，而且明码标价，公众监督，各种是食品始终保持在平稳运行的状态下，像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些食品，比如：酱油每斤0.15元、醋0.14元、黄酱0.15元、大盐0.14元、红糖0.66元、白糖0.88元，二锅头酒1.70元、佐餐红酒0.72元；桃酥0.66元、蛋糕0.78、酥皮、0.72元，动物小饼干0.48元等。等我一九八零年当上了售货员后，这些食品的价格依然如故，直到改革开放后的一九八五年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个体私营企业的迅速崛起，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计划经济的价格体系被彻底打破，食品价格才一路攀升，形成了市场经济调节物品价格的杠杆作用。

黑寨分销店，作为商业服务最底层的山村合作社，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与全国的商业企业一样，满腔热情、兢兢业业，是山村百姓日常生活中坚定的守护者，无论风风雨雨、酷暑严寒，迎日出、送晚霞，无怨无悔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每天的八点钟，我们准时开门营业，直到暮色十分送走最后一名顾客，才结束一天的工作，几乎从不打烊，不过每个月也有例外的一天，那就每个月的月底的时候关门盘点，所谓盘点，就是一次清仓查账，核对库存商品，结算出每个月的亏损盈余查看利润。账目的管理一般由门店的组长负责，我在黑寨分销店的四年中，先后是谷瑞生和沈玉昆两位组长负责进货的账目管理。
在关门盘点的前一天，店里的三个人就开始忙碌了起来，首先把营业室中需要零售的商品准备充足后，库房中的物品就暂时封存起来，其中一个人负责柜台顾客的接待工作，另外两个人分工包片，将库房中所有的商品填写在盘点表上逐项登记，将商品的名称、数量和单价填写清楚。
在停业关门的这一天，三个人主要的任务就是将营业室中的商品登记造册，一件不拉的逐项填写。对于完整的包装商品只是登记清楚就成了，可那些散装的东西就有些麻烦了，如柜格子里的蛋糕、酥皮、小饼干、苏打、碱面等都要一一过称，还有水缸中的酱油、醋等也要用水瓢㧟进水桶里进行称重，对于盐池中成堆的大盐粒，也要一桶桶过分量，基本上做到细致认真，尽量减少误差。但也有例外的情况，如存放在大水缸里黄酱，黏糊糊实在无法称重，只好估算一下重量就得了。最麻烦的就是零售一半了的布匹了，那些摆放在货架上用木板卷起来的花布，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尺，只好在柜台上逐个打开，量完尺寸后，再一个个卷起来，实在是一个耗费时间的盘点操作。当所有的商品都登记完成后，就该汇总每张盘点表上总金额了，三个人各持一个算盘，劈啦扒拉将手中的盘点表横竖进行计算，最后将每张盘点表的金额加在一起，再把柜台中钱匣子里的零售款清点完毕，就是分销店中库存商品金额的总和。为了防止出现差错，每张盘点表上的数字金额，我都打了两遍，确保准确无误，只有这样心中才感到一份踏实。
　　盘点的最终结果就要出炉了，我们称之为“接锅”，就是把上个月盘点表上的总金额，和这个月进货发票的金额相加，如果与这次盘点金额相差不大，盈亏大概为五、六十元之内，这就算盘点成功，大家不禁松了一口气，毕竟商品是存在损耗的，像各类食品等。可有的时候盘点时两者相差金额在一、二百元左右，这就属于不正常的情况了，不是有的商品漏掉登记，就是盘点表上汇总的金额有误，出现这种现象，心中就开始郁闷了，首先复审每张盘点表上的数字金额，统统仔细检查一遍；第二种方法就是拿着盘点表对商品重新核查对照，直到找出问题的所在。
　　分销店里没有专职的伙房，每天的饭菜都需要自己动手，起床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捅开炉火，然后擦拭柜台，打扫地面，补齐货架上缺货的商品，早晨八点钟准时打开院门迎接顾客，等忙过了一阵子后，打发完第一拨购物的人群，看看时间已经九点钟了，这才准备开始做饭，傍中午的时候，饭菜做好了，就轮流吃饭。晚饭则是在关门前做好，关门后才踏踏实实的吃晚饭。 伙房就是在营业室前面的那两间地震棚中，一盘用红砖垒砌的炉台，一年四季常年燃烧，用它烧水做饭，晚上睡觉前要将炉火封好，第二天早起再将炉火捅开准备做饭。屋内摆放着水缸，案板、橱柜和锅碗瓢盆，不大的空间内被拥挤的满满当当。每天所吃的米、面，是将三个人的粮食购物证集中使用，定期到西峰山粮站领取粮票购买米面粮油，存放在厨房中备用。另外在厨房的墙上还挂着一个小账本，详细记录着购买副食品及蔬菜的的金额，记录下每个人一个月吃饭的钱数，到月底一并汇总，缴纳饭钱。
具体到每天的蔬菜，无非就是白菜、土豆、葱头等耐储存的东西，要想吃到新鲜的蔬菜，只能借助外出的时候买回来一些，有时候组长谷瑞生到西峰山库房办事或者我回老家时，顺便到肉食部买回来一、二斤猪肉，吃一顿肉馅的饺子，改善一下口味。不过吃的最多的就是鸡蛋了，那些收购的鸡蛋就存放在库房里取用十分方便，鸡蛋炒菜、鸡蛋炒饭，是改善伙食的主要来源。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自己种点蔬菜不成吗，这话还真说到点子上了，就在伙房的旁边还真有一块小菜园，属于沙土地的性质，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种过，反正我到这里后，一直都是闲置的状态，这到不是我们几个人懒散，主要的原因就是缺水。那时山村里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村中大街上的水井里去挑水，村子里共有四、五口水井，距离合作社最近的是村民张永志家门口的那口井，曲里拐弯有一百五十米。我们每天都要到水井里用扁担挑水一、两趟，再加上工作忙，哪有时间专门挑水种菜呢，总有不值得的感觉。在石立定当组长的那年，为了减轻几个人的负担，特意雇请了村中一个朴实厚道的老人，就是村支书黄成华的父亲，专门为伙房挑水，每天两挑水，每月付给老人五元钱。
　　就是因为缺水，有一年存放在大院里的一大垛柴火把，眼睁睁的被烧了一干二净。所谓柴火把，是架设桥梁的专用铺垫，黑寨村的谷田荣，是从北京桥梁厂退休的老职工，退休后的他凭借着与厂子里的老关系，与村中的黄成富一起，干起了收购柴火把的买卖，动员村民上山割柴捆柴火把。三米长、碗口粗的一根柴火把收购价每根,2.50元，看到有挣钱的机会，老百姓一哄而起，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收购了几千把。这些柴火把的堆放地点就选在了合作社宽敞的大院中，汽车装运非常方便。能够存放在合作社的院中，首先都是非常熟悉的村民，同时谷瑞生与谷天荣同属一个家族，这点面子还是有的。
　　有一天，黄成富在柴火把周围转悠了一圈，忽然发现柴把垛里有一个马蜂窝，可能是担心搬运时会蛰到人，于是心血来潮，就准备用火把它烧掉，他到营业室中跟我要了几张废纸，绑在一根长杆上，点燃后去烧马蜂窝。此时正是风干物燥的冬季，柴火把早已干透，马蜂窝点着了，风助火威，一下子把柴垛引燃了，看到火苗乍起，老头一下子慌了神，赶紧到厨房的水缸里用水桶提水灭火，可是这几桶水根本阻止不住火势的蔓延，转瞬之间，整个柴把垛就燃起了熊熊的火焰，时间不长，就把其中的一个几百根的柴把垛烧了个一干二净。 农村分销店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成长与锻炼的好地方，不会做饭的我，也渐渐的开始了新的尝试，从小到大我那里做过饭，都是由母亲一手操办，可来到这偏远的山村小店，三个人都是轮流做饭，我总不能袖手旁观，天天吃现成的吧，于是虚心请教向师傅们请教，从简单的蒸米饭开始，逐渐学会了各种饭菜的制作，提高了自食其力的能力。如：切面条、包饺子、烙饼，炒饼、炒疙瘩，鸡蛋炒饭等，到后来我竟然喜欢上做饭了，一有机会就自报奋勇到厨房做饭，觉得比站在柜台前接待顾客来的随意自在一些。
　　当年分销店中的业余生活，是非常的单调与乏味，最先进的设备就是一台手摇式的黑色电话机，因为这是每个单位必备的联络工具，从库房进货商品和通知开会是它的主要职能。另外还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闲暇时听听广播和歌曲，有时候里面有电影的录音剪辑，就是那几部再熟悉不过的电影录音，如：《南征北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等》等，也要饶有兴趣将它整场听完，从中感受到一份亲切与热闹。
　　有一天，谷瑞生从家里拿来一台磁带的录放机，它并不是商店中销售的那种立式的外形，而是一个方正的外壳，犹如唱片机的形状。这不禁让人感到新奇。谷瑞生告诉说：他大哥是马池口中学的物理老师，对电子产品非常的精通，自己购买了相关的零件组装了这台机子。别看外观比较简单，但播放的曲调甜美、声音清脆。放在宿舍里播放，嘹亮的歌曲在大院中飞扬，给人清新振奋的舒畅。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倾听着那一首首流行的通俗歌曲不禁让人心情兴奋。多少年过去，我仍然记得一些歌曲的名称，如《军港之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红河谷》《请到青年突击队来》《划船曲》等。每天上班时间都要播放一阵，久而久之，一股烟味终于从里面飘出，原来是把线包给烧坏了，只好拿走去维修。具体到电视机，更是一件奢侈的欲望，直到一九八三年，单位才给我们这个山村小店配备了一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那种欣喜不言而喻，终于不用在孤独寂寞的夜晚中枯燥的守候，它送来了欢声笑语，也让空旷的夜幕中回响着一份灵动。看新闻，欣赏电视剧，一直守候到电视节目播放结束才肯罢休。 农村供销合作社，是国家计划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始终秉承着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几十年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繁荣农村经济，保证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起到了保驾护航的重要作用。而作为最基层的山村合作社，置身于老百姓群落的中间，已然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变成了街坊和邻里的关系，天天的接触交往，彼此的性格特点都了如指掌，就连他们每个人的姓名、家庭人员组成，哪个孩子是谁家的都一清二楚，甚至与他们聊天、开玩笑，没有半点自以为是的怠慢，完全是真情实意的流露。
　　我在黑寨分分销店的四年中，经常有敲门买东西的现象，刚刚关上院门正要端碗吃饭，就听见院子的侧门被人敲响，到门口一问，原来是家里做饭时忽然发现没有酱油或醋了，于是赶紧跑来敲门购买，都是相互熟悉的村民，也就不厌其烦的帮助解决。特别是每月关门盘点的那一天，敲门买东西常常有十次八次之多，有的人看到门上盘点的告示转身就走了，可有的人却非常的执着，敲门的同时，还大声的喊着：小刘、小谷，小陈的呼唤着，于是只好放下手中的活计前去应付，其实有时候就小到购买一盒香烟的事情，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尽量的给予满足。对于村民家中的实际困难，我们更是不遗余力的给予帮助，记得有一次盘点时，有人前来敲门，到门口一问，原来是家中的老人突然去世，需要购买一些白布和和白酒等东西，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搪塞，而是主动的让来人进屋，把需要物品如数交到来人的手中。这些事情在一些大的商店几乎没有或者寥寥无几，而在我们这个山村小店，却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情景，毕竟是天天见面的父老乡亲呀。
　　在黑寨分销店上班，那是一个单调乏味与循环往复的日子，每天都在柜台里面转悠，面对的都是非常熟悉的面孔和货架上满目的商品。一天天、一年年，随着时间的流失，当初那种新鲜和热情的感觉也渐渐变得麻木下来，纯粹是为了一份信念而坚守。每天的忙忙碌碌，只有关门后才得到一份宁静的安详，空旷的大院子里，有时只有自己面对浩瀚的繁星，静悄悄的无声无息，门头上的灯光彻夜长明，映亮大院迎接黎明。此情此景，有时竟生出一丝茫然：难道在这个偏僻的分销店中，就这样长期坚持下去吗，总觉得心有不甘。我刚到这里上班时的四个人先后调走，来来去去，我竟成了最后的守望者。 相逢都是缘

　　在人生的长河中，能与某个人相遇，那就称之为缘分，而与一些人相遇后，并在一起工作好几年，朝夕相处、互相帮助，为了共同的目标砥砺前行，这缘分是何等的难得，又是多么的令人难忘。 在黑寨分销店四年的售货员生涯中，我先后曾与七名同事在山村的合作社里一起工作过，有的仅有两三个月，有的是一、两年的时间，无论时间长短，那都是生命中的一段过往，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无论岁月过去多久，当年朝夕相处的场景仍在记忆中徘徊流连，是值得回忆的一幕往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作为刚刚入职的新职工，被分配到黑寨分销店进行实习，当时店里共有三名同事，分别为石立定、刘元龙和谷瑞生，在他们的热情帮助下，我开始了三尺柜台的售货员生涯，他们的为人处世、积极向上的工作精神深深地影响着自己，使我很快融入了这个集体，并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我的进步与成长离不开他们悉心的指导和耳闻目染的言传身教，终于让我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售货员，在为山村百姓的服务上尽心竭力、忠于职守。
要说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石立定了，他以身作则和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成为我羡慕的榜样。那时候，石立定在西峰山供销社可是人所尽知的名字，他家住南口，四十岁左右的年纪，略显发福的身体和稳健的步伐显得勃勃生气，一双大眼睛有洞察一切的穿透力，说话清脆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上眼一看，就不是凡夫俗子，绝对是领导的气质。他原来是西峰山供销社库房的组长，肩负着整个基社商品的采购、调配和运输，对整个基层商店正常运转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么一个重要岗位的负责人，怎么一下子调到偏僻的分销店担任组长，是不是大材小用了，个中原因，外人无从知晓，不管怎么说就被主任发配到了这个地方。
　　俗话说是金子到那里都发光，虽说心里不平衡，可石立定在小小的岗位上仍是认真负责，将工作干的有声有色，他在一九七九年十月份来到黑寨村，刚到这里，他就发现合作社中存在的问题，大院只有一个南大门，合作社背靠的黑寨村村民来买东西，要沿着百米的院墙走到大门口再转回来进入大院。这让村中的老头老太太们颇感抱怨，看到这个情景，他马上想到了改进的办法，决定在紧邻门市部的东墙上开设一个小门，于是说干就干，找来人手，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将小门安装完毕，这一方便村民的举动，颇让大家的赞赏，也让众人对这位新来的老同志刮目相看。
　　别看石立定曾是掌管供销社半个家当的库房大组长，可置身于偏僻山村合作社的三尺柜台前，仍是有着不同与他人的风采，笑容可掬、热情洋溢，无论老人孩子都是热情接待，彰显着优良的职业风范，赢得了村民们一致的称赞。 同时在日常工作中，从不以老同志自居，而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送货车来了他带头卸货，货架上出现了缺货的现象，他从来不去指使他人，而是自己动手随时将货架上商品补齐。厨房做饭也是主动上前，那饭菜的口味明显比我们的手艺香甜了许多。 在工作中，石立定的经营思维非常灵活，从不被遇到的困难左右，一次，店里零售的散酒卖完了，打电话到库房被告知没有现货。鉴于村民主要是有打散酒喝的习惯，几天的断货会影响人们日常生活，见此情况，他马上决定把几种瓶装的白酒全部打开，混装在酒坛中，折算好价格就当做散酒零售。其实这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一是百姓的家庭收入不是太多，还没有达到购买整瓶白酒消费的水平，二是消除了商品积压的库存，不但加快了资金周转，同时也满足了村民日常消费的需求。
我与石立定同住一个宿舍，年轻人嘛总是贪睡，每天早晨他都是第一个起床，擦柜台、清扫营业室，然后搬运商品补齐货架。这让躺在被窝中的我很不好意思，赶紧起床干活，做好开门前的一切准备事项。工作中他从不指手画脚要求我们干着干那，总是身先力行的姿态影响着大家，而且天生一个乐观的性格，就是批评人也是以一种幽默风趣的话语点到即止，轻松玩笑的氛围中让人引起注意。一天晚上关门后，几个人站在门前说话聊天，旁边的刘元龙一声咳嗽，随口就吐到了地上，石立定见此情形笑呵呵戏谑道：看看你，这一口痰吐在了脚下，咱们还怎么站在这里聊天呀。一句玩笑话，让刘元龙满脸不好意思的尴尬一笑。
在上世纪八十年初，黑寨村没有公共交通的连接，就是通向外界的道路，都是坑坑洼洼的简易土路。从黑寨村到南口有二十多里的路程，而且有一半都是在河滩石子路上穿行，石立定每次骑车回家，都深感疲惫，所以小小的山村合作社只是他暂且栖身之所，以此为跳板会奔向更加广阔的天地。一九八零年九月份他自己找关系调到了南口的副食品公司，脱离了供销社的系统。谁知西峰山供销社的主任仇延却一路仕途顺畅，斐然的工作业绩让他在一九八五年成为了昌平县供销社的主任，曾是西峰山供销社一起共事多年的老搭档，仇延自然不会放过，一纸调令又把石立定调回了供销社系统，此后石立定先后担任过京北驾校的校长，桃洼供销社等职，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工作能力。
说到刘元龙，那可是黑寨合作社元老级的职工，他是新村人，属于西峰山供销社一九七一年从流村公社招收的第一批全民制职工，上班后，就来到了黑寨村当起了售货员，那时候，合作社还在村中大队部的老院子里，他就与老崔和赵贵勋两位老职工一起，工作在条件简陋的门市部中，两年后才搬迁到宽敞明亮的合作社新址，可以说他见证了山村合作社的发展历程。
这是一位踏踏实实任劳任怨的性格特点，十年如一日，坚守在山村平凡的售货员岗位上，那种平和的随意，给人一种波澜不惊乐观向上的心态。常年在黑寨村上班，与村中的老乡都是自然融合的感觉，工作中与前来购物的乡亲开个玩笑，活跃一下现场的氛围，贴近了双方的感情距离。十年的坚守，让他对村子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村民叫啥名字，家中几个孩子，脾气秉性如何，他都能娓娓道来。
我在黑寨分销店实习的时候，他对我的帮助很多，不明白的事情就向他请教，他总是非常热情的给予解答，空闲时间，我练习食品的包装，他站在一旁耐心的指导并现场给予示范，使我的工作能力逐步得到提高。
当我第二次正式分配到黑寨分销店上班的时候，发现刘元龙已经调走了，前后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据说他的媳妇在马池口机务队上班，就在附近租房居住，使得两口子长期分居，鉴于这个情况，刘元龙通过关系调到了马池口供销社去了。由于不在一个单位上班，自此再也没有与他见过面，而那段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则变成了记忆中的一段往事。
　　在黑寨分销店，我与谷瑞生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最长，大概有两年半的时间，无论是前来实习，还是正式分配到这里，一同站在三尺柜台前，为山村的百姓热忱的服务。
　　谷瑞生北流村人，是一九七五年西峰山供销社在流村公社招收的第二批集体所有制职工，上班后就分配到了黑寨分销店，在这里一下子工作了八年的时间，石立定调走后，接手分销店组长的职务，组员有我和从西峰山门市部副食组调来的谷天春。这个谷天春是古将村人，他与谷瑞生是同一批招工来到供销社的，小伙子长得标致精干，一双大眼睛透露着敏锐的目光，浑身上下显露出机警的灵气。他思维敏捷、喜欢交友、能言善辩、海阔天空，被大家称呼为“天吹”，这个称呼的由来，那可不是随意贴上去的，你得有哪真本事，什么都懂，聊什么都在行，说出的话还得让人心服口服，众人甘拜下风并由生钦佩，这才由衷的喊出了“天吹”的称号。虽说能言善辩、机警过人，但工作中绝对是一把好手，手脚麻利、干活利索，装个点心匣子、包装食品，手到擒来，那包装的品相让人赞叹。可以说是要能力有能力、要品相有品相，凭他的为人处世与精明强干，如果他与我相比较的话，可谓天鹅与丑小鸭之差别。不知是黑寨合作社这个池子太小或者其他原因，他在这里仅有一年的时间，就调到了北流村分销店去了。 1982年我和瑞生在黑寨分销店的留影。 谷瑞生是一个干练直率的性格，有话讲在当面，从不瞒着掖着，我们在一起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一直是一团和气，和睦相处，从没有斤斤计较相互隔阂现象的存在。多年的业务锤炼，谷瑞生干起工作来手脚麻利，让人敬佩。就说包装食品吧，主打一个“快”字，无论是包装小饼干、还是桃酥、蛋糕，从称重、铺纸、包装、捆扎，一气呵成，动作之麻利，让人眼花缭乱。而且心算能力极强，顾客买的几种商品，他不用算盘，直接报出总价，加快了接待顾客的周转时间，也让乡亲们非常信赖，所以有的村民家中办喜事直接上门求助他帮忙。
在八十年代，村民们迎娶媳妇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婚事确定后，要下小定、下大茬，就是男方到女方家送聘礼，聘礼基本上是两瓶白酒、一个点心匣子和十斤白面，前两种到合作社购买就成了，可这白面却让有的人犯了愁，总不能用口袋给人提过去吧，实在有失庄重的氛围，于是有人就想到了让谷瑞生，提着半袋子白面就来到了合作社，对这些熟悉的相邻，他满口答应，当场就办。
　　这十斤白面要用白色的窗户纸进行捆扎，五斤为一个包装。这白面包装起来比较费事，因为它松散细腻不易成型，首先要用包装纸将四面轻轻围拢，使其成为立体的形状，然后在小心翼翼的用纸四面包严，上面敷上一张小红纸，再用纸绳将包装十字交叉进行最后的捆绑，完成后用手掌轻轻挤压成梯形的方形状，白面包装得是否成功，不但外形标准美观，重要的是提在手中不撒不漏才算完成。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谷瑞生的手艺渐渐被大家知晓，有些熟人为此专门让他到家里包装白面，顺便请喝顿酒，联络一下感情。
　　还有在柜台上进行的板布，谷瑞生做的也是出类拔萃。所谓板布，就是用一块一米多长、厚一公分、宽十公分的木板，将零售的花布卷在木板上，然后放在货架上予以展示，方便顾客的直观挑选。板布时不但速度要快、还要卷的紧，上端与下部规范齐整。我也曾多次反复练习，不但速度慢，还常常将花布的一端卷成空筒状。而谷瑞生绝对是我们几个人中的高手，板布时一板一眼，声音匀速，基本上一次完成。为此他还参加过供销社社系统组织的技能比赛，虽未取得前三的名次，但在全县高手如林的比赛现场登台献艺，也算是其中的一名佼佼者了。 长期与村民们打交道，顾客和售货员的关系变成了街坊与邻里般的知根知底，聊聊家常甚至幽默诙谐一下也属常见。一次，两位中年妇女在柜台前购买花布，其中一位看好了一个品种询问价格，谷瑞生告知0.88元一尺，对方听到后就随口说了一句：这么贵啊。谷瑞生也随声附和道：那还便宜。本应是一句“那还贵啊”的推销解释，被他反过来一说，一下子活跃了气氛，到引起了顾客购买的兴趣，欢快融洽的氛围中，当场就购买了六尺花布。
谷瑞生喜欢交际朋友也多，常常与人把酒言欢，大多数的时候酒量控制得体、恰到好处，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一次回老家与人喝酒，晚上十点多钟还要骑自行车返回黑寨村，黑灯瞎火路面坎坷，一个失神摔进了路沟里，两颗门牙当场撞掉，一下子变成了豁齿子。还有一次晚上，他与谷天春到黑寨村一户人家参加婚宴，不知何故这次喝酒太多严重失态，晚上九点多钟只见谷天春匆匆返回，他告诉我：谷瑞生喝多了，躺在了半路上，咱俩一起把他弄回来。两个人匆匆前往，路边没看见他的身影，原来他又跑到了别处，借着明亮的月光，才在不远处的地里发现了躺在地上身影。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才把他架回了宿舍。
谷瑞生在一九八二年六月离开了黑寨分销店，结束了在山村十年的售货员生涯，调到了昌平城关社上班。
陈进红北庄村人，是西峰山供销社一九七一年招收的全民所有制的职工，上班后一直在北流村分销店工作。一九八一年年底谷天春调走后，作为继任者，陈进红来到了黑寨分销店，与谷瑞生和我一起又开始了工作生活的历程。
当时陈进红三十来岁，早已结婚生子，媳妇在公社的酸枣厂上班，小日子过得也是有滋有味其乐融融。也许是天生的原因，三十岁的年纪，就已经出现了驼背的身形，恰如电视剧中刘罗锅的体态。
这是一个性格质朴、脾气温和的人，一天到晚总是呈现笑呵呵的面容，作为一名售货员来说，这可能是最佳的精神风貌，性情随和、自带笑容，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老头老太太，他都能热情服务、不急不躁，给人以顾客至上的服务理念。如果找出一个与其相提并论的人来比较，那西峰山供销社的知名人物王国明与他就有近似之处，站在柜台之中，让人有一种轻松随意、笑容可掬的亲和力。
我和陈进红都是属于那种性格善良、头脑简单之人，所以相处起来非常融洽，彼此都没有复杂的心机，完全是一种直言不讳与平和心态的交往，让人倍感轻松和愉悦。如果谁有什么事情，打声招呼抬腿就走，一个人在店里坚守半天都是无怨无悔。那时候，他媳妇上班孩子尚小，家里事务较多，白天在合作社里忙碌一天，关门后我就让他回家看看，然后再返回单位值班。
我在黑寨分销店四年中，最后一位来到这里的是沈玉昆。谷瑞生调走后，分销店中出现了组长的空缺，于是身为西峰山副食部的组长沈玉昆就调到了黑寨分销店接任组长职务。
沈玉昆北流村人，一九七五年招工时进入西峰山供销社上班，由于工作认真、服务技术全面，仅仅三年之后就被就被提拔副食部的组长，在工作中带领全组人员齐心协力年年超额完成基社下达的零售任务，很受领导的赏识。
　　来到这偏僻的黑寨合作社，也许让人有一种淡淡的失落感，周围的环境比地处交通要道的西峰山副食部相比，其繁忙的场景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川流不息的人员来往，只有村中那些循环往复渐渐熟悉的面孔。即使在这单调平淡的日子中，他也是满腔热情，竭尽全力的投身到工作之中。
　　往事如歌、岁月匆匆，转眼四十多年的光阴就这样悄悄溜走了，让人感到世事的沧桑。那些陈年旧往却常常涌上心头，成为生命历程中难忘的一段段记忆。 不是冤家不聚头

在黑寨村分销店四年，虽说工作上平平淡淡、碌碌无为，但却收到了一份爱情，成就了人生圆满的婚姻和家庭，可谓收获满满不虚此行，称的上是生命中一抹亮丽的风景。
说到恋爱婚姻，其实上天早有安排，不要觉得自己幸运和侥幸，那都是冥冥之中的事情。也许人从一落生，你的人生之路和婚姻，已经被安排妥当，只不过自己不知道而已。今生你与谁相遇、又与谁结合，是吃苦受累、还是命运的一番坦途，已经由上苍铸就，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怨天尤人，只有心怀感激踏实做人，才能让生命之路丰富多彩、开阔宽敞。
说到我这个人的脾气，属于内向型的性格，不善言辞，更不要说花言巧语了，总是一副严肃认真的表情，这对一个经常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售货员来说，并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往往被视为态度冷漠的代名词，相比于那些笑容可掬、能说会道的性格来说，我的为人处世存在先天性的不足。
话说在黑寨的黄庄子村，就有一位姓黄的姑娘，性格开朗、能言善辩，处处勇于争先、好打不平，而且心高气傲永不服输，天生一副唯我独尊的脾气秉性。
就是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最终走到了一起，并且恋爱结婚成立家庭，这确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也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不是说：物以类聚、人与群分吗，这只不过说的是人际交往的法则，具体到婚姻家庭，却是另一码的事情了，因为婚姻是上天的安排，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以的，不论三回九转、还是曲折往复，最终花落谁家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要说人的感情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从陌生到相逢，再由相知到相恋，其中的渊源谁能说得清楚。有的更是由冷眼相待的看不起，到心中挂念的放不下，这种感情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春雨润无声。而我们所经过的历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记得与小黄初次相遇的记忆，还是我在黑寨分销店实习的时候，那是一九八零年除夕的晚上，店里的两位老同志回家过年，只有我和谷瑞生留守值班，对于第一次不在家过年的我来说还有些不适应，于是关门后与谷瑞生说了一声，就骑车返回了西峰山老家与父母一同吃饭过年，晚上八点多钟又骑车回到了合作社，推门走进宿舍，只见谷瑞生与村中两个人围在小桌前打扑克，其中一个人是张士俊，另一个就是小黄。看到三个人打扑克兴趣盎然的样子，我不认识他们也未打招呼，就直接回到了东边我居住的宿舍。我的这个举动让小黄很是看不起，撇着嘴说道：这小子咋这么不懂事，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三个人又打了一会扑克，他们两个人才告辞走了。
　　在集体经济的年代，山村的各种组织非常健全，每个村都有民兵连，他们不但是农业生产中重要的突击力量，同时也肩负着村庄的安全保障，就说在大家喜迎新年的除夕之夜，他们却主动担当起山村的巡查工作，保障大家过一个欢乐祥和的节日。作为民兵连其中的一员，巡查时小黄与表哥张士俊自愿结成一个小组，在村庄大街上转悠了一圈后，就到合作社里串了个门，与谷瑞生一起聊天打牌消遣了一阵，随后又到街头巡逻去了。 我们之间第二次正面接触，那是我正式分配到黑寨分销店上班的时候。一天小黄和邻居伙伴黄三一起聊天时告诉她说：咱们村合作社来的一个小子，服务态度可不好了。听到这个情况，让一向好打不平的小黄一下子来了兴趣：好啊，有时间我去见识见识，看看他服务态度到底怎么样。有一天中午，小黄按照母亲的吩咐到合作社来买东西，正好我在柜台内值班，她上眼一看心里说：这不就是春节时候来过这里的那小子吗，哪里是什么新人。随后她是又打酱油又买醋，还买了五斤挂面。看到她往兜子里装东西别捏的样子，就连忙说道：你把兜子撑开，我帮你把挂面装进去。见此情景，让小黄的心中不禁一愣，心里话：这不是挺有眼力见的吗。后来她又见到黄三说了这次买东西的经过：那小子服务态度还不错呀，还帮助我往兜子里装挂面呢。黄三撇着嘴说道：那是对你，对别人的态度可不咋地。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虽说改变不了一个人对你的整体认知，但最起码不会让人心存讨厌了。
　　但是令人心里不舒服的事情也在发生，有一天傍晚看看到了关门的时间，我拿起钥匙就去锁院里的大铁门，刚把钥匙锁好，正在往回走的时候，只见小黄买完东西刚走出屋门，大声的对我喊道：等一下，我马上就出去。只见她登山自行车就来到了我的面前，我赶紧吩咐道：大门已经锁好了，你从旁边的小门走吧。看到我无法通融的态度，这让她很不满意，就随口嘟囔了一句：还为人民服务呢，就这么不通情理啊。我也没客气回敬道：谁为我服务啊。听到这句话，她不再与我争辩，调转自行车气哼哼的从小门走了。这个情景，被站在门口的谷瑞生看的一清二楚，他笑着对我说：这就是她与你不熟悉，要是我们的话不给她开大门那可不成。
　　然而没过多久，我们两个人就有了一次正面交锋的机会，让我充分领教了小黄伶牙俐齿的厉害，那是因为她侄女买铅笔盒的事情。有一天，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到合作社里买了一个铅笔盒，没过一个小时，只见这个小女孩又回来了，把刚才买的铅笔盒放到了柜台上对我说：这个铅笔盒是坏的，您能给我换一个吧。我打开铅笔盒的上盖，果然发现一侧转轴上的小铁丝插销不见了踪影，影响了铅笔盒正常的开合。我记得当时卖出去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个情况，是不是她拿回去的时候给弄掉了，于是并没有马上给他调换，而是对小女孩说道：你再回家看看，是不是小插销被你掉落在了家里。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一同前来的小黄：这铅笔盒买的时候就是坏的，你就应该跟换一个，咋这么推三挡四的。就在我还琢磨是不是给调换一下的时候，被对方横插了一杠子，不免脸上有点挂不住，就毫不客气的回敬说：我卖给她的时候，就是好的，要换也成，让她的家长过来。我的话让小黄一下子瞪圆了眼睛：让他爸爸来还没有功夫呢，你不就是一个卖货的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两个人就这样毫不示弱的争吵起来。正在旁边宿舍里的谷瑞生听到外面一片吵嚷，就连忙出来打圆场，让我到里屋暂避一下，然后嬉笑着对小黄说道：咋发这么大的火啊，把铅笔盒给换了就得了。就这样一场小小的矛盾才被化解。从那以后，我和小黄两个人再也没有说过话，就是到合作社来，她也是在其他售货员的手中购买东西，实在是懒得搭理我，这种局面直到两个月后才出现了转机。 那是一九八零年六月的一天，只见小黄与母亲一起来到了合作社，又是买脸盆又是撕床单的，这让石立定感觉很是新鲜，一边扯布一边与老人聊天，老太太兴奋的告诉说：我闺女过几天就要去西峰山合作社上班了，把她需要的东西都给置办齐全了。一旁的我听到他们的对话，心里不禁泛起了嘀咕：好家伙一不留神就要变成一个单位的同事了，说不定哪天还会在一起工作呢，现在正是缓和僵局的一个机会。于是我主动放下架子，趁机与她说了几句话，向她询问道：这次到合作社上班的有几个人呐，她回答：有南流村的贾秀敏、西峰山村的陈士勇、周万明和我四个人。我一听到这些人的名字，就知道都不是怂主，除了乡政府领导的亲属外，最低的级别也是村庄大队干部的孩子，不用说是属于供销社特招的一批人。
小黄在单位干了一个月的零工后，最终被分配到了西峰山供销社门市部的副食组上班，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售货员，彼此相同的工作，又都是商业战线上的新兵，一种熟悉与亲切的氛围，自然也让同事间的交流变得顺畅和谐，每次回家休息就会到合作社溜达一圈，说说各自工作的心得，探讨一下业务上的技巧，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从她口中开始的“小马”，变成了现实中的“马师傅”，这是第一位称呼我为“师傅”的人，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意油然而生。
年轻人的恋爱是一种温馨幸福的蔓延，从相识、相知，到感情的逐步升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犹如一壶凉水，在炉火的催促下，逐渐温热，直至势不可挡的翻卷沸腾。爱情是什么，是一见钟情的诱惑，更是人格魅力的相互欣赏，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动力驱使，人世间就经久不息的流传着一个个美丽动人的传说。
　　而我们的爱情就显得平淡无奇、漫不经心的演变。一个是性格开朗、热情大方，另一个则是沉默寡言、默默无闻的个性，两个人有着迥然不同的特点，根本就不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在开始所有的接触中，纯粹就是闲聊工作中的经验交流，沉浸在售货员岗位上的患得患失，毕竟年龄相仿，工作时间相近，能够寻找到共同的话题，什么一见钟情、相互欣赏，在我们两个人的意识中没有丝毫的概念。
　　而结果却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在慢慢的接触中，那模糊的影子却变得渐渐清晰起来，就像在心里扎了根一样挥之不去。小黄想到此不禁心中一惊：是不是喜欢上这个小子了，这可咋办，家中的老爸绝不会同意的。 说起小黄的老爸，虽说只是村子里一个普通的农民，但在村中声望可是很有名气，老人家豪爽仗义、乐于助人，深得众人的敬重，家中的三个儿子更是生龙活虎，大儿子是乡政府的主要领导、二儿子师范毕业当老师、三儿子在中国评剧院上班，想到这些老人不禁心情超爽，得意洋洋。对于家中的这个三闺女，老人更是格外的欣赏，别看是一个女孩子，但父女俩的脾气秉性非常接近，性格爽快、心直口快。在孝敬父母方面，在家中首屈一指，自上班后，每月三十元的工资都上交母亲十五元，老爸喜欢吃的猪下水、猪头、豆腐等食品，每月都买回来一、两次。三闺女的举动让老爸心满意足，经常对人夸奖：这养闺女可也不赖啊，什么吃的都往家里买。所以对三闺女的期望值非常高，特别是婚姻方面，更希望她能找到一个门当户对、大家满意的意中人。
　　而我的条件明显与老人期许的目标差太远，家庭条件一般，本人又是一个朴实厚道的售货员，没有什么能耐，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令人羡慕的远大前程。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村里人看到小黄经常在合作社里与我在一起情形，就猜出了其中蹊跷，曾与老人说：三丫头是不是与合作社的小马搞对象呢。老人听说后，脑袋晃得拨浪鼓似的：绝对不可能，我闺女看不上他。那份自信源自心中的底气。可是无风不起浪，还是要小心为妙，于是老人也就开始留心起来，果然发现了一些端倪，每当三闺女回家休假，经常往合作社跑，而且晚上的时候也去那里，特别是有一天晚上村子里放电影，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看电影的情形被老人看的是一清二楚，这才觉得情况不妙，即使这样，老人也是隐忍不发，直到一天晚上，又看到闺女去了合作社，这才忍无可忍，亲自来到门口敲门把闺女喊了回去。一路上父女两谁也没说话，进了家门，小黄觉得不能这样隐瞒下去，该是摊牌的时候了，于是鼓足勇气说道：“爸，我跟小马搞对象了”，“那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老人紧盯不放，小黄只好实话实说：“跟您说了也不会同意的”，闻听此言老人一下子来了脾气，大声的喊叫道：“知道我不同意你还跟他搞”那种愤怒直冲脑门，这是他第一次与三闺女发这么大的火。虽说愤怒达到了顶点，但老人还是表现出极大的克制，他深知一定要保持理智，这三闺女的脾气可比自己还大呢，调整了一下情绪，继续心存侥幸问道：“你是不是就准备跟定他了”，“对、就是跟定他了”，小黄斩钉截铁的回答，让老人彻底绝望，只听见“啪”的一声脆响在屋中震荡，把小黄吓了一跳，转眼一看，原来是父亲一巴掌拍在了自己的大腿上，嘴里只吐出了一个字“完”，老人随即站起身，气冲冲的摔门而去，到西院找大儿子商量对策去了。 老爸拍大腿那一声清脆回响，小黄到没感觉咋样，却把屋门外的老妈吓得够呛，她以为老头子是打了三闺女呢，赶紧开门进屋查看，发现是虚惊一场，战战兢兢的说道“我以为是你爸爸打你呢”，此时倔强的小黄倒也是坦然“我爸要是敢打我的话，我就不活了，就等于没有了你们这个闺女，您信不信”，闻听闺女的话，老太太心有余悸的答道：我信。
再说老爷子来到大儿子的屋里还是余怒未消：儿子，你妹子就跟定小马了，这可咋办呀。听到老爸无奈的询问，身为家中的长子，此刻倒也显得平静了，连忙劝慰老爸道：既然跟定他了，咱们有什么办法呀，以后吃苦受罪就随她算了。听到大儿子的话，老爷子不禁长叹一声，露出了无可奈何的神态。
　　于是老爷子又返回了屋里，对小黄说道：闺女，这也就是你，要是别人的话绝对不行。此时老爸的话也就默认了这件事情，这让小黄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这时候，又听见老爷子说道：你到合作社去一趟，把小马叫过来，我有话对他说。老爷子的话犹如一缕春风在小黄的心中荡漾，在漆黑的夜里直奔前方那灯光闪烁的大院而来，只是五、六分钟的时间，她就叩响了院门，抑制住兴奋的心情对我说道：我老爸同意了咱俩的事情，他让你到家里去一趟。闻听此言，我也是一阵的高兴，顺手带上了两袋水果糖随小黄而去。虽说在合作社中与老爷子见过几次面，可在今晚这特别的场合，我的心中还是难掩一份紧张和忐忑。老爷子是个爽快的性格，直言不讳的问我：我闺女的脾气非常大，你可要考虑清楚。我也是直截了当：我早就想好了，两个人在一起相互包容，互相帮助，这个没有问题。看到我态度坚决，老爷子也就当场同意了我们的事情。于是一场长达近两年的恋爱长跑，至此终于尘埃落地，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
　　一九八三年的一月二十三日，我和小黄结婚成家，开启了人生百年好合的隆重序幕。这一年，我仍在黑寨村合作社上班，而小黄则在西峰山副食部工作。虽说我俩在同一个单位上班，可相聚的时间非常有限。那时候按照单位的规定，职工每个月要在单位住宿二十晚。对于只有三名售货员的分销店来说，减去每个人一个月的四天休假，大部分时间都是两个人在坚守岗位，没有办法，只好关门下班后，骑上自行车十多里地到家里转悠一圈，等到夜里九、十点钟，再摸黑骑车返回店里住宿值班。如果家里没有什么事情倒也无所谓，可遇到特殊的情况就有些捉襟见肘了，特别是在女儿即将降生的那段日子，就让人显得非常的焦虑和无奈。好在家中有母亲和大嫂子的关照，另外岳母也从老家赶来，前来帮助闺女的日常生活，看到这些多少让我的心中踏实了不少。 1983年1月结婚当天，小黄与妹妹在老家的合影。 在女儿即将降生的那一天，我还在单位上班，因为预产期还有十来天呢，我也就有七、八天没有回去看望，谁知女儿却提前驾临。这天下午的三点钟，二哥开着单位的那辆130汽车来到大院，要我赶快回家，说孩子就要出生，因为难产，准备送往医院去。闻听此言，不禁让我焦急万分，赶紧上车出发，先到北庄村转一圈，让在家休假的陈进红回单位上班，然后直奔家里。
　　进屋一看，只见村医周爱香守候在屋中，母亲、岳母和大嫂子也围坐在左右。看到我回来周爱香马上说道：小黄的肚子已经疼了一天一夜了，就是不见孩子出来，不要再耽误了，还是马上送医院吧。于是说走就走，小黄穿好大衣，刚走了两步，就喊道：不行了、不行了，孩子要出来了。赶紧侧着身子躺在炕上，众人七手八脚的帮忙脱掉裤子，说时迟那时快，就见孩子黑黑的头发映入眼帘，随即就蹿了出来，一声清脆的啼哭回响在大家的耳边。看到母女平安，大家悬着的那颗心终于落地。岳母更是感慨万千的说道：这孩子就是等着他爸爸呢，刚进屋她就出来了。
　　也许是女儿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幸运，女儿出生一个月后，突然接到单位的通知，把我和副食部的曹瑞良抽调出来，准备前去学习照相技术，准备开办供销社的照相部。三月初，我远赴千里之外的绍兴，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学习培训，终于迎来了一次命运转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