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南十六中七零级五班的那段回忆

老猫

　　那是1966年7月，暑假刚拉开帷幕，我即将升入小学三年级。恰逢父亲工作调动，从山东诸城机场调往济南西郊机场。趁着假期，全家踏上了一段难忘的旅程——首次出游青岛。山海相依，风光旖旎，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旅程结束后，我们来到济南，当时还有一家人也同时由诸城机场调到济南西郊机场，他们家的大女儿曾是我诸城机场幼儿园和小下坡小学的同学，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因为她家没有去旅游，所以先期到达济南并就读于机场大院东门附近的张庄小学，了解到她的情况后，我也转学到了张庄小学，在张庄小学竟然又与她同班，更因教室内仅她身旁有空位，我就被老师安排与她同桌。那个年代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男女生之间都不说话，班里更没有男女同桌的情况，所以此举立刻引来班里其他男生的哄笑与围攻。几位民航局的女同学挺身而出为我解围，反倒激起了更多嫉妒。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我便难以忍受这般环境。后来得知，院内大多数孩子就读于机场大院北门附近的大饮马庄小学，于是迅速转学而去，不久后，那位女同学也转入了大饮马庄小学。

　　1969年，大饮马庄小学为响应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将原本六年制的小学改为五年制，我五年级便结束了小学学业。当时父母未及时考虑我的升学事宜，我便留在大饮马庄小学继续学习“戴帽初中”的课程。然而，小学终究难担中学之责，课程残缺，实验无法开展，根本就没有物理和化学课程，英语课也只能教学26个字母而已，至此不得不考虑转学事宜。当时父亲正在省革委支左，住在省委第一宿舍，尽管实验中学与十六中仅一墙之隔，但因父亲同事子女多就读于十六中，因此我于1969年12月转入济南市第十六中学，那一届共六个班，我初入五班，教室是平房，靠近食堂与校门，食堂里的油炸地瓜面点心很好吃，香酥可口，教室门前还有一处防空洞，教政治课的夏老师就住在旁边的平房内。初到班里，我与江建林同桌，他那一手豪放的钢笔字让我钦佩不已，此后多年我一直在模仿他的笔迹。一切陌生又熟悉，仿佛新生活的序章悄然开启。

　　从大饮马庄小学转入十六中时，身份也需转换：红小兵变为红卫兵。转学之际，老师在原红小兵登记表上轻轻一笔，将“小”字改作“卫”字，便完成了身份的更迭。那一刻，仿佛不只是字的更改，更是少年时代一次悄然的蜕变。

　　在十六中，我才真正接触到系统的中学课程：数学、物理、化学、外语……而我却比同窗晚了近半年。靠着勤奋和努力，我逐渐追赶上进度。刚转入十六中时，我还不会说济南话，只能说一口部队的“普通话”，有一次王老师在课堂上叫我站起来读课文，我用“普通话”朗读，结果引来了哄堂大笑，羞得我无地自容，下决心学说“济南话”，功夫不负有心人，没用多久我就能熟练的说济南话了，可惜后来到了江苏徐州之后，由于脱离了语言环境，居然“济南话”一句也不会说了。还有一次，因对农业基础知识课缺乏兴趣，在考试前准备不足，考试中动了歪念，那时候每次上课前都要挥舞红宝书，祝……万寿无疆，祝……身体健康，然后将红宝书放在桌前，我就把小抄藏于放在桌面的红宝书的塑料封皮内，没想到被监考老师当场发现，并点名批评，当时真是羞愧难当，恨不得地面裂开将我吞没——那是我求学生涯中的唯一一次作弊，也成为终生的警醒。

中学生活不止于课堂，更有学工学农的实践。我们曾赴济南造纸东厂学工，厂区遍布火碱水沟，为安全起见，厂方要求不得随意走动，所以我们只能在原料车间活动，处理回收的破布头，那时不知脏累，竟在肮脏的破布包间玩起捉迷藏。学校在黄河边设有一个农场，我们常去插秧收稻。一次劳作中，不小心我的手指被镰刀划破，班里卫生员潘奇志同学细心为我包扎，那份关切至今温暖。一次农场附近放电影，多数同学前往观看，只有我与孙远鹏同学没有去看电影而留在屋内，孙同学闲来无聊，竟在同学铺好的被褥上踢足球，我上前制止，争执升级为肢体冲突——那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与同学打架。正当我将他按倒在地时，观影归来的同学冲入屋内将我俩拉开。此后许久，彼此冷战不语。经过一段时间后，一次在校园厕所重逢，他正缺手纸，当时厕所内只有我俩，他向我求助，我递过纸张，一笑泯恩仇。如今回想，不知他当年是否真没带纸，抑或只是和解的契机。在学校黄河农场也有快乐的时光，农场附近有一些河沟，天气炎热，我和几个同学经常去河沟游泳冲凉，谁知返校以后，有一个同学居然举报了我们，并写了大字报，那位同学语文水平比较高，说我们“裸体游泳”，并用绳子将大字报挂在教室的上方，那是第一次知道“裸体”这个词，“裸体游泳”的意思就是光屁股游泳，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点儿可笑。

　　除了学工学农，还有学军，那个年代备战备荒，学校组织过一次防空演练，从教室门口的防空洞进入，在洞内走了好几公里，最后从英雄山附近走出防空洞。还组织过一次打靶，在校内练习瞄准，三点一线，在实弹打靶之前，先在校内教室后面的两排教室之间用小口径步枪试射，最后到英雄山南边河沟内的预设靶场打靶，记得当时打靶用的枪支是国民党兵工厂生产的七九式步枪，那是支老掉牙的步枪，膛线都磨平了，子弹打出去都翻着跟头行进的，后坐力还特别大，别说是打中十环了，能上靶就不错了，最后老师说只要着靶就算打中了。此外还搞了一次往返二百余里耗时近半个月的野营拉练，拉练途中不仅有行军，还有助农劳动，真正的体验了一把集体生活和同学之间的单纯友谊，记得我们每人带一床被子打背包，到宿营地后，在麦草铺就的地铺上，两人合伙，一床被子用作褥子，一床被子两人合盖，好像我是和赵元龙同学合作的，记得在一个小山村老乡家里，我们六个人住一间屋，晚上特别的冷，大家都不想出去方便，屋内用一个瓦罐当做尿壶，六个人上半夜就满罐了，后面只能往土坯墙上尿，估计我们走后，老乡会骂死我们。野营拉练的最后一站是王舍人庄，刚刚结束的旅途疲惫使我不知不觉的躺在麦草铺就的地铺上睡着了，冥冥之中感觉到有人在给我盖被子，睁眼一看，原来是王凯鹏同学把他的藏青色短大衣盖在了我的身上，如此暖暖的同学之情至今难忘。那一站是拉练的最后一站，老师动脑筋给同学们改善伙食，用胡萝卜包了素馅饺子，因为男同学在拉练途中帮女同学拿行李出力了，所以老师规定男同学吃饺子不限量，女同学最多只能吃30个饺子，可有个女同学就不乐意了，说“30个饺子只能吃个半饱”，看来女同学的饭量也是不可低估啊。

　　我与赵元龙同学的合影

　　1972年底，李少凡同学已有一周未到校了，班主任王老师找到我说：“你俩关系好，去他家看看，是不是病了？”我欣然领命，前往八一礼堂旁边的少凡家。门口哨兵盘问，我说明来意，哨兵却说道：“他当兵去了。”我还是不信，哨兵说“你去他家看看就知道了”，我到少凡家，遇到少凡的姐姐，他姐姐证实少凡确已入伍，并告知了部队地址，我只好带着疑惑返回向老师复命。

　　看到少凡部队驻地竟在王舍人庄附近——那正是我们野营拉练的最后一站，地形尚熟于心。一个大胆念头浮现：去部队看他！我与好友赵元龙一说，他欣然赞同：“骑车去！”于是某个星期天，我俩揣着两个烧饼，跨上自行车便出发了。一路顺利，近中午时分抵达军营。少凡正在训练场操练，我们向战友说明来意，对方立即唤他归来。看到少凡身着最小号的军装，底边还缝了一寸，不禁哑然失笑，老友重逢，激动难言。这两张他身着军装的照片，便是彼时所赠。交谈中，我们才知他悄然参军的经过。开饭时，班长热情留我们用餐，战友从食堂打回两钢精盆饭菜：一盆酱油熬白菜，一盆微糊的米饭。饭菜虽简，却吃得格外香甜——毕竟，我们的烧饼省下来了。

　　1973年寒假结束后，学校对班级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六个班合并为四个班，五班与六班解散重组，我被分入四班，这张合影，定格了五班解散前最后的集体记忆，笑容背后，是青春流转的无声告别。

　　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明明我们是1969年暑假过后入学，为什么我们算70级呢？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学年改制造成的，原来我们应该是暑假过后进入中学，因为改制，小学毕业改为寒假前了，所以寒假后已经有一批小学毕业生进入中学了，他们算是69级，我们暑假后入学就算是70级了。如同77级和78级大学生一样，虽然同是78年入学，但78年春季入学就算77级，78年秋季入学就算78级，这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在四班，我光荣的加入了共青团，介绍人是王凯鹏与王凯祥。时光飞逝，转眼暑假将至，父亲再次调动工作，将举家迁往江苏徐州。临行前，我们五位挚友留下了这张合影——五个少年，五段情谊，在济南十六中的岁月里交织成最真挚的篇章。

　　斗转星移，光阴似箭。历经中学毕业、待业、上山下乡、高考、上大学、河南驻马店工作、考研、读研，直至特招参军入伍，任职于徐州空军勤务学院。1991年，我应邀重返济南，参加在张苏达同学家中举办的五班同学聚会。那是一场久别重逢的盛宴，笑声与回忆交织，却因时间仓促，意犹未尽便匆匆落幕。唯余几张泛黄照片，承载着那段无法复制的青春。

　　2019年10月，在几位热心同学的组织下，当年济南十六中四连的同学在故乡济南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重聚。五班的部分同学再次相聚，白发相视，笑谈往昔。

　　当年骑自行车去王舍人庄见面的三位老同学又见面了。

　　岁月如河，冲刷了容颜，却未曾冲淡那份属于十六中的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