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元帅，与地图的故事

老村长

美篇名：老村长

美篇号：49450178

　　叶剑英（1897年4月28日—1986年10月22日），广东梅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政治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帅。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后入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特别班学习。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务，被称为人民军队司令部工作和参谋事业的奠基人。他对军事测绘极为重视，明令要求设立红军总司令部地图科，要求参谋人员会读地图熟记地理。本文记述了叶剑英元帅与地图的几则故事。

明确指示设立地图科

　　1935年7月22日，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绘制的《松潘战役我军拟定集中地点及时期标记图》（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红军创建之初，没有专门的测绘机构和专职的测绘人员，作战所需地图资料只能靠搜集和缴获，所用地形略图或路线图等大多由指挥员亲自绘。随着红军队伍的发展，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对地图的需求迅速增加，急需培训测绘人员，建立测绘机构，加强地图保障工作。

1931年4月初，叶剑英奉命来到江西中央苏区，负责军委参谋部的工作。4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参谋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叶剑英任总编辑，任务包括详细调查红军连年转战各地区的地理、经济、政治、居民状况及与军事有关的各种材料等。叶剑英领导该委员会，着手进行搜集中国工农红军英勇斗争的历史材料及各地区地理资料，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军事著作，并不定期出版发行杂志等工作。

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成立，叶剑英任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又称总参谋长）。他一面继续协助朱德等红军领导指挥作战，一面以大量精力抓紧进行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当时，红军正处于创建后的发展阶段，各级司令部机关尚未建立起适应战争需要的编制体制和工作制度，机关的组织分工很不完善，机关与部队的联系也不够畅通。为了更好地适应战争的要求，叶剑英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在朱德等支持下，叶剑英与有关同志一起，研究确定了中国工农红军司令部机关的编制体制，对原有分工不明确、体制不合理的部门予以精简合并，建立起作战、情报、通信、管理等部门，司令部工作制度也逐步完善起来。同时，绘制行动路线图、地形略图和军事要图等测绘保障工作，成为司令部业务的重要内容。

1933年5月，叶剑英受命组建红军总司令部机关，明令要求在作战局设立地图科。地图科编科长1名、测绘参谋及测绘员6名，负责收集、保管、分发地图，调查兵要地志，测制地形略图，标绘作战要图等。叶剑英在组建司令部机关，考虑需要成立哪些职能机构时，深思熟虑地说：“古今中外的军事家，在指挥作战时都很重视地形条件，选择有利的阵地，克敌制胜。3年来的反‘围剿’作战证明，中央红军能够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4次‘围剿’，除了其他重要原因外，依靠地图与实地测绘勘察，选择能够隐蔽自己的地物地貌，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要了解地形情况，必须有人测绘大比例尺地图。因此，在作战局设立地图科是必要的，专司军事测绘与地图管理工作。”

当时，红军专业测绘人员数量少，地图科成立时只有两名测绘员，科长暂时空缺。1934年8月，从红军彭杨学校选调测绘训练队队长赖光勋任地图科科长，又从彭杨学校和部队选调测绘人员补齐地图科人员缺额。同时，地图科还成立了测绘队（不久撤销），有20余人，赖光勋兼任队长。这个地图科的成立，结束了人民军队没有测绘机构的历史，军委总部的测绘保障也得到了加强。

机智带甘肃地图随中央北上

　　1943年8月，中央军委参谋部作战局测绘科绘制的《晋冀豫军区形势图》（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建川陕甘根据地。据此，红军总司令部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张国焘虽在会议上对北上战略方针表示赞同，但以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未解决为由，按兵不动，丧失了夺取松潘的有利战机，红军不得不改经自然条件恶劣的草地北上。8月3日，红军总司令部制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洮河流域。为此，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地图股迅速调绘了《包座至岷县路线图》，印发各军。

按照计划，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率领，右路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等率领，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左路军先头部队到达阿坝地区；8月底，右路军全部到达班佑、巴西地区。31日，右路军取得包座战役胜利，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缴获了一套1︰10万甘肃地图和一些零散的地图。对于地图资料缺乏的红军来说，缴获的甘肃地图可谓雪中送炭。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要求左路军迅速东进，向右路军靠拢北上。然而，张国焘公开反对北上方针，要求已过草地的红军重新南下，令左路军部队停止北上。9日，张国焘电令前敌总指挥部主要领导，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机智地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为贯彻既定的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共中央于10日凌晨率中央红军主力先行北上。9早晚，叶剑英从作战参谋吕继熙处要来缴获的甘肃地图，于10日凌晨两点以巡查为由，机智离开红军前敌总指挥部，随中共中央北上。

叶剑英带出来的这套甘肃地图，是红军当时仅有的一套甘肃地图，成为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陕北的主要用图，对中央红军取得长征胜利起到重要作用，正如叶剑英所说：“这可是要命的东西”。

指导军事专题地图的绘制

　　1945年2月，美军依据《中国解放区形势图》改制的英文版《敌后中国抗战图》（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1941年2月，叶剑英结束在国统区的统战工作，奉命回到了延安，任军委参谋长。为了给党中央和军委当好参谋，叶剑英在作战局作战室专门组成了一个研究班子，对国内外敌、我、友各方面的形势进行专门的研究，随时了解和掌握情况，并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情况，整理成《作战周报》供军委领导参阅。由此，为《作战周报》标绘各种作战要图，成为军委作战局测绘科的重要任务。叶剑英对测绘科的工作非常重视，经常到科里了解有关情况，一起研究军事专题图绘制问题，并提出指导性意见。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攻势猛烈，很快逼近列宁格勒，苏军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为密切注视苏德战争的形势，及时作出正确判断，军委急需苏德战争形势图。叶剑英一面组织有关人员研究分析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的动向，一面指示测绘科编制《苏德战争形势图》，供中央领导及有关部门了解苏德战争形势。测绘科科长徐良图，根据中共中央秘书长任弼时从苏联带回的世界大地图集，将苏德两国有关地区的地图放大，将有关地名译成中文，并将已掌握苏德战况情报（主要是苏联乌拉尔以西地带的战况）标注在图上，绘制成《苏德战争形势图》，印发党政机关，对中共中央制定有关方针政策起到重要作用，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军委领导的赞扬。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团一行21人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采访考察，叶剑英为他们设宴洗尘。来华前，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首席记者斯坦因，授权他与中共领导人接触，并代表罗斯福向毛泽东主席赠送了1幅《世界航空图》，以示友好。为此，毛泽东决定绘制中国解放区形势图回赠罗斯福，表示友好合作抗日，并显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根据参谋长叶剑英的指示，测绘科经过半年的努力，绘制出多色《中国解放区形势图》。经叶剑英参谋长、朱德总司令审定后，于1945年1月交美军考察组转送罗斯福。同年2月，美空军轰炸机指挥部将该图改制成英文版，取名为《敌后中国抗战图》，印刷后供美空军执行任务使用。在绘制该图时，测绘科科长徐良图、副科长周秋野表现突出。毛泽东对此非常满意，给徐良图、周秋野各奖励1万元“边币”，周秋野还被评为“军委机关模范工作者”。

1944年7月22日，美军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部派戴维·包瑞德上校率美军观察组由重庆飞抵延安。为了方便向美军观察组介绍情况，叶剑英指示测绘科，绘制了《中国抗战敌后战场形势图》。8月3日，叶剑英利用该图，向美军观察组直观详细地介绍了敌我双方态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各根据地的范围，军区、军分区的划分和战场形势等情况，使美军观察组认识到中国抗日的中坚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绘制该图时，叶剑英多次把科长徐良图叫到办公室进行研究，对绘图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指示刘邓制印江南各省地图

　　1944年7月，叶剑英陪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会见美军观察组成员（来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47年3月18日，面对国民党军对陕北的进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在西北野战部队的掩护下，安全撤离延安。29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转至河北省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随后，中共中央又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后委），在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

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发给八路军国内已测地区的军用地图，其中有江南地区的1︰5万和1︰10万地形图。撤出延安时，这些地图转移到临县山区的一个窑洞里。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随后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9月，叶剑英致信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示尽快组织制印江南各省地图，要求派人到中央后委去取图，以备后用。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制图科接到指示后，即派测绘参谋都爱国和通讯员张天保去中央后委领取地图。出发前，制图科整理了已绘制、翻印的部分地图，给中央军委送去。

9月底，都爱国、张天保从驻地武安县冶陶镇出发，10月中旬到达中央后委驻地临县三交镇双塔村。到了临县，两人抓紧领取、清点和整理地图，领到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省的1︰5万、1︰10万地形图共1388幅。期间，叶剑英先后3次接见都爱国、张天保，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称赞制图科是一所培养参谋人才的好学校，做着“无名英雄”的工作。

11月8日，都爱国、张天宝带着叶剑英的嘱托，带着总部首长对前方同志的关心和问候，带着领到的这套南方地区地形图，踏上返回太行山的路途。11月中旬，两人安全返回驻地后，在科长张国器的带领下，全科人员克服冬季条件制印作业的各种困难，夜以继日作业，于1948年7月完成这批地图紧急制印任务，及时送往前线。

要求参谋人员会读地图熟记地理

　　1955年11月，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演习总导演叶剑英利用地图指挥大规模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叶剑英对地图与地理在军事上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要求参谋人员会读地图熟记地理，把军事地理学列入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1948年6月，华北军政大学正式成立，叶剑英任校长兼政治委员。早在当年2月，他特派军委作战部第一局局长童陆生，率调查组赴晋绥和晋察冀军区调研参谋工作，以便向中央军委提出创办参谋大学的建议。叶剑英明确指示调查组：参谋人员应该是要读、记和思维，即要会读材料、读地图；要熟记我军各种情况、敌军各种情况和兵要地理情况（地形、物产、交通、河川等），有了敌情、我情和地形，便有了指挥员定下决心的基础；记了以后要思维，不读不记本子上的材料是不起作用的，有了读和记，加上思想就有用了，加上军事思想便成为参谋。

1955年4月，叶剑英任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1958年3月，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61年7月，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工作。他明确提出军事地理学是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指示尽快研究撰写出反映现代战争特点的军事地理学。1963年1月，他在广州军区参谋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了参谋人员“有的不会调制要图，甚至不会用地图”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参谋人员必须“具有全面的参谋业务知识和必要的技能。能熟练地拟制各种作战文书和工作指示、计划，调制各种图表；会使用现代的通信器材和计算工具；会识图用图，熟知作战地区的兵要地志。”

1964年5月，叶剑英观看北京军区部队参谋人员标图业务表演后，提出“参谋业务的基本功，除了要会画、画得好，会写、写得快，会传、传得准以外，还会读、会记、会算”，明确“会读，就是要会判读地图。地形是敌我决定作战行动的基础。参谋人员对到过的地方的地形要记得很熟，对没有到过的地方的地形，凡是和自己部队作战有关地区的战役、战术要地和重要的城镇、乡村，对军事行动有重要意义的山脉、河流、道路、桥梁、港口等等，都要通经常读地图把它们的关系、位置记得很熟。对于地图上的比例尺、标高、坐标、各种地形地物的符号等等，都要搞得清清楚楚。”叶剑英的这些指示和要求，对促进参谋人员识图用图的基本功训练，推动军事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71年9月，叶剑英重新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对战备测绘工作极为重视。仅在1972年1～7月，他在总参测绘局的报告上就作过4次批示。当时，测绘部队正在执行青藏高原测图会战任务，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7月14日，他在总参测绘局《关于对青藏高原无图区测图安排的报告》上批示：“力争在1975年以前完成，如有困难，可设法解决。”1971～1975年间，兰州、成都、新疆军区测绘部队及配合作业的测绘部队，每年平均出动3600余名测绘官兵，奋战在这块地球上海拔最高、测图最困难的地方，按时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青藏高原测图会战任务，最终消灭了青藏高原地形图空白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基本比例尺地形图陆地国土的覆盖。这是中国测绘史上最宏伟的工程之一。

注：本文综合《中国测绘史》《叶剑英传》《叶剑英军事文选》和赖光勋、都爱国回忆录等资料编撰而成。2026年1月11日老村长（笔名）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