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分配那些事

心若止水

又到了大学生忙着找工作的时候，要找到理想的工作越来越难。想起80年代我们毕业那会儿，工作是国家包分配的，是否称心姑且不论，省心是肯定的。

记得当年开学的第一天，系主任就在大会上和我们这批新生说：大家放心，只要你们努力学习，毕业后都会被抢着要的，工作的事别担心，学校包分配。他还说我们系今年毕业生人数和单位需要人数的比例是1：6。四年后等到我们毕业时，大学生供不应求的状况虽没那么突出，但也没有分配不出去的。

其实我们也没学会什么，无非是些空洞的计划经济理论，表面上看它与当时社会上正盛行的经济实践却是匹配的，加上那时刚组建的单位不少，急需充实岗位，于是大大小小的管理机关、大专院校、各类企事业单位年年都来学校抢人，全是“铁饭碗”。

虽说毕业后工作是有着落的，可是去哪里干什么事先却是未知数。加上那时全社会人员流动极其困难，往往是一次分配就框定了一个人的终生。因此到了毕业季谁都难免有些忐忑，但像我一样既没家庭背景又不会走关系的都显无能为力，只能干等着。好在分配工作是正规的，系里及时召集我们开了会，宣布会综合考虑每个人的政治表现、学习成绩、个人志愿、用人单位需求等因素公平公正地来分配。

印象中学校在做分配工作时很讲原则，特别突出讲政治。

班里有位张同学，大三时从中文系转来经济系，他平时戴一付厚厚的黑框眼镜，虽然说话时常夹着之乎者也，但很有思想，文采飞扬又激情澎湃，因在“86学潮”中写了份《告校长书》，白纸黑字龙飞凤舞用了好几张大纸，张贴在9号楼东侧的墙上，围观者陆络绎不绝。白发苍苍的邓校长也被引去仔细观看，还拿出笔记本作了记录。

张同学后来被分配去了海南，大家都觉得有点发配苏轼去儋州的意思。这个结果他自己大抵是想不到的，以他的个性自然十分抗拒，在那个年代谁又奈何得了呢，大家见了面唯有好言相劝。这位愤青却从此消沉，职业生涯和人生道路坎坎坷坷，这也是我们没想到的。

我们这届已经不须支边（到新疆、西藏等地工作），上届还有少数支边名额，据说少数学生干部得知有同学自告奋勇报名去了的消息后，竟假惺惺地联名向系里递请愿书，想在离校前再搏取点“光环”，被人愤怒地揭发，临了干了件偷鸡不着蚀把米的蠢事。

那时的分配工作不光讲原则，也很人性化。

事先说好谈恋爱的原则上不保证能分到一地， 但结果他们大多成双成对欢欢喜喜地走了。我上届的一位师兄是温州人，谈的对象是烟台的，他俩想去杭州，最后不但成了还都去了省级单位。

我们班青岛籍的大奎，家里帮他联系好了山东省某进出口公司（总部设在青岛），这是时髦的单位，犹如今天搞IT的都想去头部大厂一样，不是学生干部或学霸是轮不上的。那时用人单位按规定又不能指定要哪位本科生，大奎知道自己经常逃课没给老师留下好印象，怕被人顶了名额，某天中午趁大家午休，悄悄地拉我陪他去拜访管分配的高老师。路上我看他手里拿着一份用报纸包裹的东西，问他里面包的是啥，他说是两条希尔顿香烟。这小子平时闷声不响的，不知什么时候学会了送礼，出手还挺阔，这让我很是惊讶。后来我暗自观察，用书包装点土特产或罐头之类的东西悄悄地往教师宿舍跑的人也还有，学生气很重的我对此自然嗤之以鼻，但也没去揭穿他们。

大奎最后还是如愿的，可惜的是没过几年国家取消了进出口配额，国营进出口公司成批地倒在了市场经济的滚滚浪潮中。当年和大奎一样分配去进出口公司的同学，有的选择开公司单干，有的举家出了国，时过境迁风光不在，令人感慨万千，三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个结果谁又能想到呢！

致于单位好坏，各人心中却是标准不一，北方的同学好像对行政级别特别关注，有的一门心思要去北京，想直接跨进部委办的大门。来自南方的同学大多想回原籍，我感觉不是思乡心切，受蠢蠢欲动的市场经济召唤的成分更占上风。

同学来自五湖四海，毕业后各奔东西，大多散落到各行各业。有意思的是也有扎堆去同一单位的，他们在学校时是同一宿舍的上下铺，到了新单位又成了集体宿舍的室友，据说在工作单位相互竞争还挺上劲呢。

分配方案敲定前夕，管分配的高老师专门问了我的个人意愿。他是一米八八的高个子又姓高，为人谦和，老师同学都称呼他“老高”，他总是笑呵呵地应承。大概是我们常在一起打球甚至打牌的缘故，这时的我就只把他当朋友了，没把他当老师看，毫不客气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第一，我想回浙江，最好能留在杭州，我自以为这是符合“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要求的。那一届我们系只招了两名浙江学生，另一位李同学是宁波人，我俩各方面差不多，他明确想回宁波，所以不仅杭州的名额归我，单位还可以挑一挑，高老师操作起来一点也不为难。我说的第二点是大专院校坚决不去，自己才半桶水去了学校会误人子弟；科研单位太过务虚也别让我去，最好让我去财经类的机构，大企业也行。高老师默默地听着，时不时地点头。

此后高老师还问起我杭州有哪几个区等情况，见我答不上来，丢下一句：这样吧，那个区级行政单位你就别去了。他是典型的“宰相门前七品官”拥趸者，2班班长老贺放着山东某省局机关不进，非要回老家进该局下属的烟台市局，高老师就指着鼻子和他说，以后你就是做了市局局长，省局同学即使是个办事员下来检查指导工作，你都得毕恭毕敬地迎接。此话还真一语成谶，若干年后当年分配到省局的老韩同学下派到烟台当局长，老贺是作为开发区局的代表列队迎接的。这种“当官就要当大官”等观念像是爱吃大蒜一样，早就刻在山东人的基因里了。

最后方案公布，我分在了浙江某局机关，不算行政单位但带有管理职能，无论是单位性质、所在地方还是即将从事的专业都算是称心的。

离开学校前我去向高老师告别，他在留言本上给我写下“师生、球友、朋友”六个字，还叮嘱我去单位报到时一定要剪去长发，换掉牛仔服。临走时又半开玩笑地和我说：下次到你们杭州，可别用那种小碗让我吃饭，我可吃不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