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点茶在长安的兴起与传播

西安古道茶城

摘要

宋代点茶作为中国茶文化的标志性技艺，在长安的兴起与传播并非偶然，而是宋代政治格局、经济网络与文化传承共同作用的结果。

长安虽非宋代都城，却凭借西北门户的区位优势、关学文化的精神滋养与耀州窑茶具的工艺支撑，成为点茶技艺在西北传播的核心枢纽。

宋代点茶在长安的兴起，依托于茶叶供给的完善、市民阶层的消费需求与文人阶层的审美引领；其传播通过官方礼仪示范、民间茶馆普及、技艺本土化革新三维路径展开，形成了兼具宫廷雅致、市井趣味与地域特色的点茶风尚，不仅丰富了宋代茶文化的地域表达，更推动了点茶技艺的跨域传承。本文结合文献典籍与考古实证，系统梳理宋代点茶在长安的兴起动因、传播路径与文化影响，揭示其在宋代茶文化版图中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

宋代；长安；点茶；传播路径；茶文化

一、引言

宋代是中国茶文化的鼎盛期，点茶技艺以其“碾末注汤、击拂成乳”的独特流程，成为宋代饮茶的主流范式，宋徽宗《大观茶论》将其系统化、理论化，使其从饮茶技艺升华为兼具审美与精神内涵的文化活动。

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在宋代虽失去政治中心地位，却仍是西北区域的经济文化枢纽与丝绸之路的起点，其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多元的社会结构，为点茶技艺的落地与传播提供了肥沃土壤。

以往学界多聚焦于汴京、临安等都城的点茶文化，或福建建盏等茶具的研究，对长安地区宋代点茶的传播脉络关注不足。

事实上，宋代长安的点茶技艺既延续了中原主流范式，又融入了西北地域特色——关学“和”的思想为其注入精神内核，耀州窑茶具为其提供工艺支撑，蓝田四吕等士大夫家族则成为传播中坚。

本文立足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从兴起动因、传播路径及文化影响三方面展开论述，厘清宋代点茶在长安的发展全貌，填补宋代西北茶文化研究的空白。

二、宋代点茶在长安兴起的核心动因

（一）物质基础：茶叶供给与茶具工艺的双重保障

宋代茶叶生产的规模化与运输网络的畅通，为长安点茶提供了核心原料保障。

点茶以饼茶为主要原料，宋代江南、福建、蜀地的饼茶生产已形成体系，建州北苑贡茶“龙团凤饼”通过官方“茶纲”北运，蜀地蒙顶茶则经蜀道转运长安，《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陕西路茶课岁额三十万贯”，印证了长安茶叶贸易的活跃。

同时，长安周边陕南产区的茶叶也兼具品质，为点茶提供了本土化补充，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铜质渣斗中，残留有数十颗完整茶芽痕迹，既证明散茶饮用的并存，也侧面反映长安茶叶供给的多元性。

耀州窑茶具的工艺革新，则为点茶技艺的落地提供了关键支撑。

点茶崇尚“雪沫乳花”，茶盏需便于观察茶汤色泽与沫饽状态，耀州窑北宋时期烧制的斗笠形青瓷盏，器型规整、釉色纯正，成为建盏之外的重要选择。

国家文物局征集的耀州窑青釉“大观”铭牡丹纹碗，明确为徽宗时期宫廷点茶用器，黄堡窑址还出土“熙宁”“政和”纪年铭文茶盏，形制与宫廷用器一致，证明耀州窑作为御贡窑场，为长安点茶提供了高品质茶具保障 。

此外，茶碾、茶罗、汤瓶等点茶器具在长安手工业作坊的批量生产，进一步降低了点茶的门槛，为其普及奠定基础。

（二）社会动力：商品经济与市民阶层的消费需求

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坊市制度的瓦解，为长安点茶的传播提供了社会土壤。

长安作为西北区域经济枢纽，打破了“日中为市”的传统限制，夜市、草市兴起，《东京梦华录》中“茶坊每五更点灯，

博易买卖至晓即散”的场景，在长安同样盛行。

茶馆作为点茶传播的核心载体，呈现出多样化经营形态——大型茶坊“插四时花，挂名人画”，提供点茶、分茶等雅致服务，成为士大夫与商人的社交场所；小型茶肆面向平民，以廉价饼茶点泡，满足日常饮用需求，形成“无问贫富，皆饮之”的消费格局。

市民阶层的壮大与休闲需求的提升，进一步刺激了点茶的普及。

宋代长安城镇人口增长显著，手工业者、商人、小吏等构成的市民阶层，既具备消费能力，又追求闲适生活，点茶因兼具实用性与观赏性，成为市民日常休闲的重要选择。

流动茶贩“提茶瓶沿门点茶”的经营模式，将点茶服务延伸至街巷乡村，使点茶从固定场所走向流动场景，进一步扩大了传播范围，形成“穷日尽夜，殆成风俗”的饮茶盛况。

（三）文化助力：士大夫引领与关学思想的精神滋养

宋代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引领，是点茶在长安兴起的核心动力。

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策，使士大夫群体成为文化主导，他们将点茶与诗词、书画、琴棋相结合，赋予其“清、雅、和、敬”的精神内涵。

关学创始人张载长期在关中讲学，其“民族融合”思想与茶道“和”的精神高度契合，为长安点茶注入哲学内核。

其弟子蓝田四吕家族深度参与茶文化发展，家族墓地出土的茶碾、茶罗、黑釉盏等成套点茶器具，直观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对点茶的推崇，成为点茶在长安传播的中坚力量。

文人的理论总结与实践推广，进一步推动了点茶的规范化。唐末五代陕西彬州人陶毂所著《十六汤品》，系统总结点茶使水技艺，成为宋代点茶的重要理论渊源，早于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印证长安是点茶技艺的早期发源地之一。

苏轼、陆游等文人在陕任职期间，留下多篇咏茶诗文，苏轼“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的诗句，在长安士大夫间广为流传，推动了点茶技艺与文人审美趣味的融合。

三、宋代点茶在长安的传播路径与表现形式

（一）官方传播：宫廷范式与礼仪制度的示范效应

宋代宫廷点茶范式通过官方渠道传入长安，形成自上而下的传播效应。

宋徽宗《大观茶论》系统阐述点茶“七汤法”，提出“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旋而不动，谓之咬盏”的品评标准，其理论通过官方文书、使臣往来传入长安，成为官僚阶层点茶的遵循准则。

长安作为西北军政重镇，地方官府效仿中央礼仪，在朝会、祭祀、宴请等场合推行点茶礼，《宋史·礼志》记载“凡郡府宴集，必先设茶茗”，点茶成为官方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流程规范与器具使用为民间提供了示范。

宗室与官僚的私人茶会，进一步扩大了官方点茶范式的影响。

宋代长安聚居的宗室子弟与贬谪官员，将汴京的点茶技艺与礼仪带入长安，其私人茶会严格遵循宫廷范式：从茶饼炙烤、碾罗成末，到汤瓶注水、茶筅击拂，均追求“精行俭德”的雅致，这种“仿宫式”茶会在士大夫圈层中流传，推动了点茶技艺的精细化与规范化。

（二）民间传播：茶馆经营与市井文化的融合

茶馆是宋代长安点茶民间传播的核心载体，形成了雅俗共赏的传播格局。

大型茶坊多位于长安繁华地段，不仅提供点茶服务，还盛行“分茶”“茶百戏”等技艺表演——艺人以茶筅击拂茶汤，使沫饽形成山水、花鸟等图案，“须臾之间，白云苍狗全凭意象”，成为市民观赏的热门项目。这类茶坊还会举办斗茶活动，参与者以“沫饽洁白、咬盏持久”为胜，《都城纪胜》记载的“斗试茶品”场景，在长安茶坊中屡见不鲜，既提升了点茶技艺的普及度，也形成了市井化的审美标准。

小型茶肆与流动茶贩则推动点茶走向平民阶层。

小型茶肆简化点茶流程，以廉价饼茶碾末点泡，省略复杂的“击拂”环节，注重实用性与性价比，“每碗不过数文”，成为市民日常饮茶的去处。

流动茶贩携带茶碾、汤瓶、茶盏等简易器具，走街串巷为居民点茶，甚至深入乡村集市，将点茶技艺传播至长安周边地区，使点茶从士大夫雅事转变为“等于米盐”的日常消费。

（三）技艺传播：范式传承与本土化革新的结合

宋代点茶在长安的技艺传播，呈现出“主流范式+地域革新”的特征。

其核心流程严格遵循中原范式：先炙烤茶饼去除潮气，再用茶碾碾成细末，经茶罗筛出细粉，“罗细则茶浮，粗则水浮”，随后暖盏调膏，以汤瓶注水七次，边注边用茶筅击拂，直至形成均匀沫饽。

这一流程在士大夫阶层与大型茶坊中得到完整传承，蓝田吕氏家族墓地出土的茶碾、茶罗、汤瓶等成套器具，其形制与中原一致，印证了技艺传承的完整性。

同时，长安点茶也融入地域特色，形成本土化革新。

茶具选择上，除沿用耀州窑青瓷盏外，民间还流行黑釉兔毫盏，适配点茶“观色”需求，耀州窑的本土化生产使茶具更贴合西北民众使用习惯；饮茶口味上，部分茶馆在点茶时加入少量盐、酥油，兼顾西北饮食特色与点茶本味，形成独特的“咸鲜点茶”；技艺简化上，民间点茶省略“七汤”的复杂流程，多以“三汤”完成，更适应市井生活的快节奏，这种革新使点茶更易被普通民众接受，推动了其普及。

四、宋代点茶在长安传播的文化影响

（一）塑造长安独特的地域茶风

宋代点茶在长安的传播，使“雅致与实用并存”成为地域茶风的核心特征。

士大夫阶层坚守点茶的精神内涵，将其与关学思想结合，形成“以茶明志、以茶致和”的雅文化；市民阶层则侧重其休闲与社交功能，使点茶成为茶馆娱乐、邻里往来的载体，形成充满烟火气的俗文化。

这种雅俗共赏的茶风，既延续了长安作为古都的文化底蕴，又展现了宋代市井文化的活力，成为长安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发现印证了这种地域茶风的积淀：法门寺出土的宋代点茶银器，彰显宫廷与官僚阶层的雅致追求；蓝田吕氏家族墓地的成套茶具，反映士大夫的日常茶生活；而耀州窑大量出土的平民化茶盏，则证明点茶在民间的普及，三类文物共同勾勒出长安点茶“上下通融”的地域特色。

（二）推动点茶技艺的跨域传播

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成为点茶技艺向西传播的枢纽。通过沙漠丝路与草原丝路，长安的点茶器具与技艺随茶叶一同传入西域，游牧民族在接受茶叶的同时，也借鉴了点茶的基本流程，虽简化为“碾末煮饮”，但保留了核心技艺元素。

此外，长安茶商通过茶马互市，将点茶技艺传入漠北，与当地饮食习俗结合，形成兼具中原与游牧特色的饮茶方式，推动了点茶技艺的多民族融合。

向东传播方面，长安点茶通过关中平原辐射至中原，其本土化革新的技艺范式，为其他地域提供了借鉴。

耀州窑的点茶茶具还通过贸易传入汴京、临安等地，与建窑、汝窑茶具形成互补，丰富了宋代点茶器具的体系，间接影响了全国点茶风尚的发展。

（三）奠定西北茶文化的历史根基

宋代点茶在长安的传播，为西北茶文化奠定了“技艺传承+精神内核”的双重根基。

技艺层面，点茶的碾末、击拂等流程，为后世西北饮茶技艺提供了借鉴，明清时期长安流行的“盖碗茶”，其“分茶、观色”的审美追求，仍可见点茶技艺的遗韵；精神层面，关学“和”的思想与点茶精神的融合，使“以茶和人、以茶睦邻”成为西北茶文化的核心内涵，影响至今。

此外，长安作为“宋代点茶祖庭”的文化地位，通过文献记载与考古实证得以确立，陶毂《十六汤品》的理论贡献、耀州窑的工艺支撑、蓝田四吕的实践推广，共同构成西北茶文化的历史脉络，使长安在宋代茶文化版图中，成为与中原都城遥相呼应的重要节点。

五、结论

宋代点茶在长安的兴起，是物质基础、社会需求与文化引领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茶叶供给的多元性与耀州窑的工艺支撑提供了物质保障，商品经济繁荣与市民阶层壮大注入了社会动力，关学思想滋养与士大夫引领赋予了精神内核。

其传播路径呈现出官方示范、民间普及、技艺革新并行的特征，既完整传承了中原点茶的核心范式，又融入西北地域特色，形成雅俗共赏的传播格局。

宋代点茶在长安的传播，不仅塑造了独特的地域茶风，推动了点茶技艺的跨域传承，更奠定了西北茶文化的历史根基。

从宫廷礼仪到市井娱乐，从士大夫雅集到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点茶在长安的发展历程，印证了宋代茶文化的包容性与生命力。

在当代茶文化复兴的背景下，重新梳理这一历史脉络，对于挖掘地域茶文化资源、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长安茶文化研究